中原大地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大地。

仅在过去了的世纪短短１００年时间里，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上，至少有两次毁灭性的灾难震惊了全世界！

整整一个甲子。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２年夏至１９４３年春，河南发生大旱，大旱之后又

遇到蝗灾。“水旱蝗汤”袭击了河南全省１１０个县，３０００万河南人饿死了３００多万，逃荒逃走了３００多万，剩下２０００多万人，靠吃树皮（树叶吃光了）嚼草根（草叶吃光了）甚至吃人肉活下来。旱魃掠劫之处，寸草不生，人烟全无，赤地千里，饿殍满地，中原腹地河南以几百万生命、几百万流民为旧时中国绘出了一幅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图！

３７年前，灾难再次降临中原大地，３号台风在台湾登陆后，向西北推进深入大陆，在河南南部形成世界罕见的暴雨。驻马店、许昌、南阳三地区５—８日四天倾泻了相当于全年的降水量，四天中降雨超过１０００毫米的有１４８０平方公里，超过４００毫米的达２００００平方公里。淮河上游在河南的板桥、石漫滩等６２座大小水库纷纷崩溃，洪水如猛兽一般横扫豫南１２０００平方公里土地，摧垮村庄，淹没城镇，冲毁铁路，７３万公顷农田颗粒无收，４００多万人流离失所，直接死亡８５０００人，经济损失１００亿元！

笔者手中有一份当时的灾情原始记录的情况通报，因为太长，只摘录与本文有关的几个县、乡的情况：

８月１３日——

……上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１小时２厘米，全区２００万人泡在水中。

……上蔡：６０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正大队４０００人已把树皮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３００人六天七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

８月１７日——

……上蔡５０万人仍泡在水中，党店公社堤上７０００人，公路上４５００人，树上、筏子上３１０００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６个孩子，３个孩子光身，３个只有裤头。

……新蔡：用大锅煮红芋片救济群众。

……全地区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上蔡２５万。

８月１８日——

平舆、上蔡、新蔡尚有８８万人被水围。

……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５６０００人仍有２１６００人泡在水里。刘连正村８户围一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作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２１人。刘庄大队１１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有，１１日死。和店王妮１３岁生病无药，１７日死。全社脑炎死３人。

８月１９日——

……上蔡：水中仍有４０万人，病死１５人。

……新蔡：水中仍有４万人，病死２０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

８月２０日——

全地区尚有３７万人泡在水中。

……新蔡：发病人数２２．８万，占４１％，２０人死亡。

……上蔡：７３人病死。

……

在６０年前和３７年前的那两场浩劫中，上蔡损失多大，死了多少人，无人统计无从查考；新蔡损失多大，死了多少人，也无人统计无从查考。我们仅能知道的是，３００万和８．５万死亡数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归属上蔡和新蔡。

笔者不厌其烦地回忆曾经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两次举世震惊的大浩劫，绝非刻意渲染灾难和死亡，亦非执意与上蔡、新蔡的昨天过不去，执意要在上蔡、新蔡的伤口上撒盐。回忆是一本很实在的教科书，它能教会我们如何总结过去，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展望未来。

从笔者上述引述中不难看出，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奇灾大难，大抵都是自然所为。而此次在河南境内爆发的艾滋病疫情，却是人为所致。

这既是笔者着重引述的目的，也是笔者需要表达的内容。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示与反思。

蒲林尼一世在《自然史》中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话：“给人类带来最多灾难的就是人类自己！”

从政府部门考虑，假如血液管理紧些、严些，假如打击力度早些、大些；从普通群众考虑，假如另谋出路不以卖血为生，假如献血时不去非法血站、地下窝点，ＨＩＶ还能像今天这样在中原大地上胡作非为、恣意横行吗？

中国不止一个河南，河南不止一个上蔡，上蔡不止一个文楼，文楼也绝不止现在被实际发现的２４１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据有关资料显示，文楼村卖过血的村民１６００多人，占全村总人口一半以上。青壮年卖血者的比例更大，高达９０％以上。按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河南省卫生厅调查组公布的有偿献血员艾滋病病毒阳性率４３．４８％计算，仅一个小小的文楼，ＨＩＶ感染者就可能近千人。文楼即将出现的毁灭性恶果由此可见！

与６０年前那场旱灾和３７年前那场水灾相比，目前肆虐中原大地上的艾滋病疫情是一场无声的屠杀。

我们需要擦亮眼睛，这场无声的屠杀并没有因其毒齿利牙已被发现而寿终正寝，ＨＩＶ还在人们体内潜伏，还在人们体内吞噬着日益减少的免疫细胞。潜伏期一过，这场无声的屠杀还将加剧！

我们怎么办？

难道仅仅是文楼？

正当全世界恐惧、仇视艾滋病的目光全都投向文楼，投向豫南平原上的这个小乡村时，凶残至极的恶魔又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其他一些地方。

比如新蔡，比如新蔡古吕镇某村（至今当地干部和村民都不愿意外界报道其真名）的状况就让人揪心担忧。

这个村虽离县城不远，但实际情况却像海天之间的一个孤岛，有点儿与世隔绝的味道。虽然出村有路，进村有路，但进出这个村子的人还是很少。

据说这条弯弯曲曲的路上，已经有两年多时间里没有留下过新媳妇的脚印了。尽管县城就在它身边，尽管它曾经拥有过生机与繁华。

亲戚间很少走动，村里村外的人，很少流动，因为至少没有谁愿意进这个村子里来，也没有谁愿意让村子里的人出村子去。当然，笔者上列描述的情景是两年多以前的情况。

现在好多了，有人来了，而且进村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了。这里的村民僵黄的脸色也有了一些新鲜的颜色，几乎见了每一个进村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问：“是不是给我们送药来了？”

村民们的眼界也随着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的人扩展了许多，他们甚至还能叽哩哇啦喊外国人的名字，在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语汇中，又平添了“艾滋病”、“疫情”、“血检”、“阳性”、“免疫力”等许多从未听过但是又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名词。

一些志愿者和一些专家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个村庄的艾滋病疫情，为了搞调查，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他们悄悄地进村，问一些情况，作一些记录，发一些药片，留一些安慰，又悄悄地走了。

村民们很感激这些回去报不了差旅费，吃自己带的干粮的人，因为他们来了，总是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希望。

终于有一天，这个村庄的村民感到大祸临头了，他们望着头顶上悬着的那轮白炽的太阳，觉得是一枚其他星球飞来的炸弹，顷刻之间就会在他们休养生息的土地上空爆炸！

因为他们知道了一个不能逃避的现实：这个村庄２０００多村民中，有６０％以上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卖过血，其中感染了ＨＩＶ的高达数百人。

因为他们还知道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病毒，感染率１００％！

如果把已死者和将死者分摊到这个村庄的每一家每一户去，每户人就有１—２名已死者和将死者！

该村村口有一座小学，小学里有１６０多名学生，倘若有陌生人到学校调查或者采访，学生们会立即拥上来，回答客人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你们村子过去卖血的人多吗？”

“多了！每家每户都有！”

“林菊仙一家６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卖过血，就她跟弟弟人还小，没去卖。”

“采血的都是哪个单位的呢？”

“单位也有，个人也有，有些血老板还跑到家里来采呢！”

“还有的开汽车来采，早上来，晚上走，一天要采多少血啊！”

“李秀芹她爸一天抽了３次，挣了１００多块呢！”

“采血的针头干净吗？”

“人少时，还用水给洗洗。人多了，忙不过来，就不洗了。很多人用一个针头，抽了这个人的又抽那个人的。”

“村子里的人知道非法采血可能染上病吗？”

孩子们摇着头：“不知道！”

一个同学说：“我们知道４００ｃｃ血能卖４０多元钱！”

一个同学说：“李秀芹她爸晕过去一回，喝了点水又转过来了。”

“你们知道什么叫艾滋病吗？”

“啥叫爱子病？”

“不是爱子病，是艾滋病。”

“我知道！爱死病，是不是爱死了就病？”

调皮学生的回答引起一阵哄笑。

当问到近两年来，谁家的父母或其他长辈去世了时，孩子们的情绪一下子冷却了下来，不少孩子眸子里都飘忽着盈盈的泪花。

“不愿回答，也可以举手表示。”

空气凝固了半晌，有人举手了，１个，２个，３个……

一位老师过来说：“咱们村的孩子，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辛酸账。那年月没钱花，卖血。谁又事先知道卖血能够卖出个大灾大难来呢？有的家庭父母走了，孩子留下了。无依无靠，留下来的还不都成了孤儿�有的父母得了病，虽然没有走，那也快了。没钱医，也没法医，最后还得撒下孩子不管自个儿去见了阎王。哎！惨啦！”

新蔡县这个村子的艾滋病疫情发现得晚，向外界披露得也晚，所以它不像１００多里外的文楼村那样名声在外。

“名声大了有好处，也有坏处。”一个村民感叹道。

“为什么？”

“人家文楼村出名了，国家来人了，省里来人了，这儿拨款，那儿救济，尿样检查，血液检测都不给钱，得了病严重的，吃药还不给钱。文楼的情况，真叫咱们村羡慕死啦！”

“你们村不出名儿的好处呢？”

“嘿嘿！不出名的确也有好处。比如说咱们村在外打工的，拿身份证一亮，就行！听说上蔡县文楼村出去打工的，一亮身份证，看见‘上蔡’、‘文楼’几个字，就像躲瘟疫一样，人家不要。打工打不成，挣钱挣不了，未必在家等死啊！”

村民的一席话，说得人人心好酸好寒。

又一个文楼！

在河南成千上万个村庄里，还有没有第三个第四个第若干个文楼？

这个数字没有人去统计，也无法统计，就算统计了也不会让它公之于众。

也许我们能从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的答记者问中窥见冰山之一角。

王副站长说，目前河南省每个地方都发现了艾滋病人，自１９９５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全省共有患者６３６例，显然这一数字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王哲承认，这个数字是各级卫生防疫部门层层报上来的，肯定会有漏报的病人，而且数字很可能要远远不止掌握到的区区６３６例。

据报载，上蔡县卫生防疫站一位自称正处火山口上的负责人私下里说，单单一个上蔡县，艾滋病感染者就将近一万人。他想把实情说出来，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又害怕吃不了兜着走。

来自第一线的声音，也许是我们的一帖清醒剂，使我们每一位有良知有危机感和使命感的中国人身历其境地触摸到那里艾滋病恶魔的残忍与疯狂。

几年前，新蔡县古吕镇周围的一些村庄就开始流行着一种村民们叫不出来名字的“怪病”。说这病怪，其实也很普通，开始时感冒咳嗽，低烧不退，拉肚子，浑身乏力。说它怪，是指它犯了就医，医了就好，好了又犯，反复折磨，无穷无尽，直至把人折磨得只剩下几把骨头，不治而亡。

新蔡县人民医院离这些犯“怪病”的村民不远，村民们看病不远，还算方便。来来往往

，进进出出，怪病见多了，医生也不明白究竟是啥病。反正是感冒了就吃感冒灵，拉肚子就吃泻痢停。

几年来，这个小村落就有２０多条生命被“怪病”折腾致死，有的家庭甚至父母双亡，留下老人小孩独守悲怆与凄凉。

三年前，彭丽娟就得了这种“怪病”，开始时以为没有什么，吃几包西药，喝几副中药，应付应付也就得啦。谁知这病沾上身后竟像恶魔附体一样赶不走，治不好，把彭丽娟折腾得皮包骨头，把好端端一个家折腾得如同秋风扫过一般，女儿豆豆还因此失了学。

豆豆是班上的干部，学习刻苦，成绩名列前茅，六一节学校表彰大会上，豆豆还抱了张大奖状和几个作业本回家，爸爸妈妈都希望豆豆将来有出息。

可是放暑假时，省里来的医生为彭丽娟进行特诊，在血检中发现彭丽娟的ＨＩＶ抗体呈阳性。自那以后，一家三口的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父亲要为母亲跑医跑药，母亲躺在病床上需要人照顾，加之经济状况恶化，学校新学年开始时，再也见不到豆豆的影子了。豆豆很想读书，常惦念她的同学，谁谁的作业完成没有？谁谁的课文背诵了没有？特别是她在班上比较喜欢作文，老师总是隔三差五地要把她的作文拿出来评讲，同学老师们都夸豆豆还行，将来准能当个作家什么的。

“当作家？没想到。我只是把我平常看到的好的词语和句子用到我的作文里去就行了。哎！现在妈生病了，我也读不成书了，我这不是坐家了吗？”豆豆说。

老师也想豆豆继续读书，豆豆在班上能够起到表率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是她能够组织好同学学习，使老师省很多心。

“豆豆，跟我回学校上学吧。”老师跟豆豆说，语气中有恳求的意思。

豆豆说：“刘老师，你跟我爸说说吧，我一边读书一边照顾妈妈，行不行？”

豆豆的爸爸实际上也是一名ＨＩＶ感染者，前期症状都有了，只是他不愿意检测，不愿意知道自己得了“怪病”，这个家还得他撑着啊！

“刘老师，你别见笑，我们家实在是不太像家了，能变钱的都变成钱，给她妈治病了，豆豆读书的事儿……”

“我给校长说了，豆豆的学费全免了，至于书本费嘛，在我工资里扣出来就是了——”

“刘老师，太感谢你，太感谢学校了！”豆豆的爸爸眼里泛着泪花。

豆豆又走进了学校的大门。

经过学校老师的同意，豆豆每天最后一节课不上，赶紧回家帮爸爸照顾妈妈的病。而且老师安排课内课外的作业，豆豆也可以把它带回家去做。在妈妈病床前背诵课文、做作业，妈妈心里高兴，豆豆心里也踏实。

就这样豆豆的学习也没有拉下来，只不过班上前几名的名次时而在前，时而在后而已。期末，学校又把大红奖状颁发给了豆豆。

正当豆豆捧着奖状兴高采烈回家向爸爸妈妈汇报时，屋子里传出的哭声，在豆豆眼前掠过一道不祥的阴影。等她跑回家时，只见爸爸伏在妈妈身边成了一个泪人！

豆豆明白了什么，立即扑了上去：“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喊摇撼着这个没有阳光没有温暖的冬日。那张大红奖状飘落在地上，妈妈再也没有机会看她一眼了。

“爸，妈究竟得了啥病死的？”爸爸处理完妈妈的后事，豆豆问爸爸。

“咳嗽，发烧，是感冒吧！”爸爸无可奈何地说。

“爸，你也在咳嗽，你也在发烧，你怎么不去医院治一治呢？”

“我这里有药，”爸爸从抽屉里找出一包止痛片来，“医院里还不都是开的这些药！”

“爸，我知道妈妈得啥病死的，你不去医院检查，我不上学了！”

“傻丫头，你都听外边瞎说了些啥呀？再说，就是我去医院检查了，也知道了得的啥病，咱们家又哪来那么多钱治啊！”

又过了些日子，省里有医生又来村子里了，豆豆把几个医生引进了家里。

爸爸接受了检测，结果同豆豆妈妈一样，爸爸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豆豆又失学了。尽管学校还是给她免了学费，尽管刘老师还是答应为她支付书本费，但豆豆要救爸爸，豆豆要给爸爸跑医跑药，豆豆要给爸爸端茶递水。更重要的是，豆豆要在自己的地里种些蔬菜瓜果，成熟后挑到城里去卖，换些钱来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

这一年，豆豆只有１３岁。

１３岁的生日刚过没几天，爸爸的病又犯了，而且来势凶猛。３０多岁的汉子下床走路都艰难，豆豆只好借来一架木板车，拖着爸爸进城看病。

几天之后，医生把豆豆叫到一边，留下一句冰冷的话：“艾滋病，晚期，治也没用，你还是把他拖回去吧！”

虽在意料之中，但极不愿意看到的现实，还是疾风暴雨般朝豆豆迎面吹来。

“医生，你不能救救我爸爸吗？”豆豆噙着泪水追赶着医生。

医生回过头，双手一推：“我们这儿没办法，要治也得去北京。”

豆豆知道去北京的路好远好远，好长好长，凭她稚嫩的肩头，怎么也不能把爸爸扛去北京的。

只有回家。回家不久，豆豆与爸爸有过一次谈话——

“爸爸，你跟妈妈的艾滋病究竟是怎么得来的？”

“人家都说它是洋病，脏病，风流病，可你爸爸妈妈从来都是一个正经人呀！”

“这我相信。”

“医生说这病输血卖血也可能得，我跟你妈妈都卖过血呀！”

“为什么你们要卖血呢？”

“供你读书呀！”

“读书——？！”爸爸的话像一根针刺进了豆豆的神经中枢，她那幼小的心开始了一阵又一阵痉挛，老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早知道这样，我就当一辈子农民！”

“豆豆！”爸爸有些生气了，“当农民也要有文化啊！你不能像你爷爷奶奶和我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呀！”

豆豆哭着、喊着：“也不能让你们丢了生命供我读书啊！”说完，豆豆“哗啦——”一声把书包里的书啊本啊笔啊倒出来扔了一地。

“豆豆，你疯啦！”爸爸伤心至极，惨然倒在地上。

豆豆这才知道自己闯了祸，急忙扑向爸爸：“爸爸——”

爸爸缓过气来，指了指满地飞扬的书本：“你，你……”

豆豆把爸爸艰难地扶到床上，一边拾掇地上散乱的书本一边抽泣着：“爸爸，我错了！往后……我，我要好好……读书！”

爸爸笑了笑，问：“豆豆，今天的课文你背了没有？”

豆豆点了点头：“爸爸，我给你背行不？”

爸爸眨了眨眼睛：“你……你背……背了就行——”

豆豆当着爸爸的面，开始背诵《一个村庄的故事》。豆豆的声音那么稚嫩，那么忧郁，似乎浸着泪水：

“在一片河坡上，早先有一个很像样的村庄。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把锋利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谁就拎起斧头到山坡上去，把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不管怎样，河坡上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

“……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８月，大雨没喘过气儿……可是，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向了何处。

“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