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丹丹出身于一个艺术氛围很浓烈的家庭，父亲是国内一位较有影响的建筑设计师，偏重于艺术建筑设计，母亲是一位颇具才华的幼教工作者，唱、跳、绘画，样样在行。姐姐学音乐，后来留校任教，黄丹丹酷爱绘画艺术，特别崇尚行为艺术与装置艺术。艺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了“北漂”的一员，来到了北京北郊圆明园福缘门，整天和一群长胡子长头发的艺术疯子们混杂一起，叫卖着自己的青春与艺术。
有人说这地方是艺术家的天堂，也有人说这地方是乞丐们的地狱，说天堂者认为这一带居住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超天才艺术家，与美国文化批评家考利写的那本风靡一时的《流放者的归来》中描写的格林威治村是全美国、全世界的艺术疯子朝圣之地一样，圆明园艺术村也是全中国艺术疯子们的朝圣之地。说它是地狱者则认为这里清一色的郊区农民简陋平房，铅灰一样沉重的天空，铅灰一样沉重的脸色，铅灰一样沉重的叹息，夏无凉风冬无暖气，有的是牛皮哄哄的酸气和臭气，实在与地狱相差无几。
黄丹丹初来这里时，也曾有过不太习惯的感受。但是这里房价低廉，吃穿随便，加之有一种刺激神经的特殊氛围，没住多久他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春节快到了，姐姐打电话要他回家团聚，说父母特想念他，而且还寄来一些钱充作旅费。
亲情也曾在黄丹丹的血管里燃烧了好一阵子，他也想回老家一趟，但最终他还是被一位朋友的脉脉温情拖住，没有回家。
这位朋友的名字叫达利（不知是不是“大力”的误称，黄丹丹没有告诉采访者），他是一位胡茬满脸、酒气满脸的诗人，似乎只有一脸的肮脏一脸的傲气，才能证明他是嚎叫派大师金斯伯格的徒子徒孙，但惟一能使不可一世的牛Ｂ诗人俯首帖耳的人就是黄丹丹了。
他们是艺术上的同行，他们是生活中的兄弟，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在众多场合显得有些出格。“出格”这个词儿在福缘门一带本就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们可以当着众人的面相扶相搀，相亲相拥，甚至那眼神儿相对相视时也那样发热发烫，似乎显得有些另类了。不过有一点儿例外，那就是倘若他俩去琉璃厂，去潘家园，那情形会发生变化，诗人也就真像哥哥，画家也就真是弟弟了。
春天到了，西山的晴雪开始融化，圆明园的衰草开始泛绿，生命的力量开始在江河、叶脉、血管中流动和喷涌。达利和丹丹走出了他们蜷居了一冬的灰色小屋，他们在寻找一块地方，那块地方既陌生又熟悉，他们要在这块地方生产他俩孕育了整整一个冬天的儿子。
这地方终于找到了。有山，有水，有草，有树。黄丹丹说这是一块美丽的孕床。
于是他俩带来了整整一万只避孕套，他俩坐在山下树林中的草地上，把一万只避孕套一只只吹胀，然后系起来，然后再在每一只吹胀的避孕套上写上一个字或一个词或一个词组，然后再把一大堆写着字、词、词组的避孕套随心所欲地组合排列起来，结构成一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长诗，诗的题目叫——《感情：从Ａ到Ｚ》。
几天几夜，他俩都是在这地方度过的，为了催生他俩生命的杰作，他们卧听风雨，坐看流霞，“兄弟”感情也有了质的变化——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俩已从弟兄情衍变成依依不舍的人生伴侣。
那时候在中国，“同性恋”这个词既不耳熟更不普及。黄丹丹和达利均以前卫自我标榜，似乎在同性恋这一特定人群中也常以先锋自居，从初尝新奇到不能自拔，完成了人性自恋情结从Ａ到Ｚ的演变。
他们的行为艺术作品《感情：从Ａ到Ｚ》的诞生，在圈子里产生了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那以后，来圆明园找他们的人也多了起来，有诗人、画家、记者，也有一些同性恋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一群笔名为山匪、村夫、寡妇、马贼、乳无房、性无错的青年先锋诗人声嘶力竭的喊叫震得人头脑发涨、心尖发疼，当黄丹丹和达利携手上台朗诵《感情：从Ａ到Ｚ》时，掌声一遍又一遍响起。有人当时就站起来大喊：“女人去他妈的蛋！什么叫爱？什么是爱？从Ａ到Ｚ万岁！”
黄丹丹清楚地记得当时嚎叫、尖哨、全场雷动的情景，他更记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达利的情景。达利滔滔不绝地说着、喊着、叫着，他的激昂超越了情绪感染着老外，老外不停地竖起拇指：“ＶＥＲＹＧＯＯＤ！”
夜里，与黄丹丹拥在一个被窝里的达利告诉黄丹丹，白天采访他的那个美国人叫理查德·赫德菲德，是美国安普顿大学社会学研究部的访问学者，曾是同性恋刊物《同志周刊》的主笔。末了，达利还诡秘地朝黄丹丹眨了眨眼说，理查德·赫德菲德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来中国的目的是想编一本同性恋诗选《我们和我们的身体》。
从达利的话里，黄丹丹似乎觉察到什么，一股难以言明的酸味儿冲上心来。
事隔不久，春天还没有结束的一个夜里，黄丹丹独守空房，等了达利整整一晚上，一直到凌晨都不见他回来。黄丹丹着急了，他当然清楚他是诗人，也是酒鬼，更是疯子。于是他到处找他，也没有结果。
本来，在圆明园艺术村这个艺术客栈里，潮起潮落，人来人往，失踪个把人绝不是值得声张的什么大事，可是对痴心已附魔体的黄丹丹来说那可真是要了命，没有了达利，黄丹丹怎么活得下去�
黄丹丹自达利不见了以后便日不能餐，夜不能寐，开始几天还四处转悠着寻来找去，没有多久便不再四处寻找了，静静地坐下来，痴望着那一大堆避孕套发愣。
他诞生了它，他又因他的离去而决定毁灭它。
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时，干打垒似的陋屋中便传出了劈啪有序的气球碎裂声。
整整十来个晚上，黄丹丹如同面壁参禅般虔诚地拍炸了一万只吹胀了的写着长诗《感情：从Ａ到Ｚ》的避孕套！
当最后一声碎裂声飘过之后，黄丹丹知道了达利跟着那个名叫理查德·赫德菲德的洋鬼子去了国外。在黄丹丹心中，达利肯定是移情别恋了。这个犹大——黄丹丹心中愤愤然骂道。
他决定出国找他，即使是天涯海角，即使是异国他乡，他发誓也要把他找回来！
黄丹丹认识了一名外国女子。
他认识外国女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异性的感情安慰与生命体验，而是希望从她那里找到突破口，找个名正言顺的借口出国去找达利。许多天来，黄丹丹最不愿意的最感厌恶的感情支出便是陪伴着那名外籍女子了。在他眼中，她甚至就是一堆行尸走肉——尽管她有不凡的淡吐和惊人的美艳。
黄丹丹终于圆了自己的出国美梦。
姐姐赶来北京为他们送行，实际上是代行父母之权前来北京审看审看她的这位洋弟媳。
姐姐看了之后当然满意：“丹丹，你俩啥时候结婚，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哟！”
弟弟极不愿意地瞥了姐姐一眼：“八字还没一撇呢！结婚？结脑壳婚！”
紧拥着黄丹丹的那位外籍女子当然听不懂黄丹丹突然冒出来的土言乡音：“丹丹，你——你刚才说什么？”
黄丹丹一愣，继而笑道：“没什么，我是在感谢姐姐为我们送行呢！”
姐姐不知所措，心里塞满一大堆乱麻：“丹丹怎么啦？”
姐姐当然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弟弟，既是一名圈子里人人皆知的前卫艺术家，更是一名圈子里人人知晓的同性恋者！
到了美国之后不久，两种必然的结果摆在黄丹丹面前：一是他根本无法找到达利；二是黄丹丹到了美国之后，与那位外籍女子共同相处了两个月便匆匆分手。
离开那名外籍女子之后，黄丹丹失去了经济支撑，日子过得相当拮据，靠给纽约华埠新都戏院画戏报招贴维持生计。戏院亏损严重，解雇了他，他开始流浪街头，为行人画素描头像打发日子。后来又被纽约华埠披露街的“东方文化事业公司”聘为业务员，推销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马的书刊和工艺美术品。
这段时间里，黄丹丹在感情上是一片空白。虽说美国是同性恋的肇始之地，但黄丹丹新来乍到，要在偌大一座纽约城里找到任何一种肤色的同性恋者却非易事。一天，黄丹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离他栖身地不远的“国王威廉”酒吧是一个同性恋聚会场所，于是他决定去看一看，能否在那里找到知心朋友，以填补达利离他而去之后的感情空白。
在“国王威廉”酒吧蓝色的灯光下，黄丹丹搜寻着他的目标。到这家酒吧聚会的同性恋者，大都有了自己的伙伴，三三两两，亲亲热热，谁也没有对他这张新面孔感兴趣，而那些暂时单挑的蓝眼睛们对他这张东方面孔颇有不屑与之为伍的感觉。黄丹丹自然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他决定离开“国王威廉”酒吧。
可是当他付完款站起来正要离开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东方人，一手端着高脚酒杯，一手亲昵地扶他坐下，从这个人那带着浓厚日本口音的蹩脚英语招呼中，黄丹丹料定找上门来的是一个日本鬼子。听父亲说过，黄丹丹的爷爷当年就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可是此时此刻，饥渴与忍耐已经使黄丹丹忘记了那些陈年旧账而不能自已，两个东方人在蓝色的灯光下、红色的酒液中尽诉衷肠，不到半小时工夫，黄丹丹便与这个叫伊藤奇郎的日本人搅在一起了。
伊藤带着黄丹丹回到他的住地，一进屋子黄丹丹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感，满屋子性用品和色情读物，男人的、女人的内衣内裤展览品似的悬挂于屋子四周，紧靠墙边的一架床，装饰得俨然是一个巨大的子宫，床边的饰品是一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充气物……
正当黄丹丹浏览伊藤的陈列物时，伊藤换了一身休闲服激情四射地走了过来，把黄丹丹拥倒在那个巨大的子宫床上。
“你的，台北？”伊藤一边抚摩着黄丹丹一边问道。
黄丹丹摇了摇头。
“你的，香港？”
黄丹丹还是摇了摇头。
伊藤如同被蜇了一样松开搂着黄丹丹的两条手臂：“你的，大陆？”
黄丹丹点了点头。
伊藤站了起来，系着已经松弛的裤带，嘴里嘟噜着什么，从那极端鄙夷的目光里黄丹丹也能领略一二。
伊藤也没有注意黄丹丹情绪的变化，反而得寸进尺地吐出两个字儿：“酸猪！”
黄丹丹终于被激怒了！
黄丹丹从那架子宫床上一跃而起，“啪啪”几拳打得伊藤鼻青脸肿：“老子操你日本人的姥姥！”
黄丹丹边骂边打，边打边骂，不解恨时还搬动那根男性生殖器充气物向伊藤猛烈横扫过去。
此时伊藤已经全然没有了刚才那种盛气凌人的模样，蒙着头跑进侧室，将门反锁，黄丹丹撞门时听见伊藤在屋内报警。
黄丹丹抓紧时间乱骂了几句猛踢了几脚后正欲离去，警察及时赶到，抓获了黄丹丹。
之后，黄丹丹被带到伊丽莎白街纽约警察局第五分局询问。经过七天训导，黄丹丹又重新获得了人生自由。
过了些日子，无所事事的黄丹丹来到华埠包厘街２４６号，参观“纽约中国历史博物馆”。这家博物馆楼高五层，馆内展品大都是中国历代皇朝留下来的有代表性的文化精品，如周代的土陶器、秦始皇兵马俑的复制品、铜车马、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的战鼓、宋元明清的名画以及陶瓷器等。就在黄丹丹站在一幅名画前认真揣摩其神韵时，一只手拍着他的肩头：“哈罗！还认识我吗？”
黄丹丹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多月前对他进行训导的联邦警察邓肯·法莱尔先生。他不知道这位警察的下一道程序是什么，只有傻痴痴地呆在那里等待着宣判。
邓肯·法莱尔笑了笑：“咖啡？还是中国茶？”
对于邓肯·法莱尔善意微笑之外的内涵，黄丹丹似乎也能读懂一些：“听你的吧。”
邓肯·法莱尔看了看表：“还有１５分钟我就下班，去‘国王威廉’，怎么样？”
“好，我等你！”黄丹丹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就这样俯耳听命的。
邓肯·法莱尔与伊藤奇郎完全不一样，他带着黄丹丹走进“国王威廉”，他给黄丹丹快乐与畅想，他还让黄丹丹很快融入了他们那个群体之中，此后黄丹丹再也不感觉寂寞与无聊。
邓肯·法莱尔的出现，使黄丹丹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再次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由于他与邓肯·法莱尔是朋友，较为容易地进入美国社会，在“国王威廉”酒吧里经常可以接触一些较有身份的同性恋朋友，他的经济来源也相对有了保证。这一点很重要，也正是由于经济稳定，他才又玩起了前卫艺术，因此进入美国前卫艺术家的行列。
正当黄丹丹离经叛道的艺术与匪夷所思的感情沿着自己心中的轨迹飞速发展时，姐姐来电话说父亲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要他立即回国。
这时候，黄丹丹正在格林威治村致力于他的一个现代艺术展。当地居民称格林威治村为西村，这里同中国圆明园艺术村一样，有许多艺术家、作家、雕刻家、作曲家、诗人和演员都拥挤在这个村子里，还有一些半边剃光头发的“朋友”以及各种各样身穿奇装异服的人在村里“作秀”、“自我表演”。黄丹丹的前卫艺术展借助一家古玩商店的门面，圈了一块小小的地方进行。邓肯·法莱尔为此次艺术展专门邀请了一批“国王威廉”的同性恋伙伴前来捧场。
谁知此时姐姐又来电话，说父亲已进入弥留阶段，要黄丹丹火速回国。
这一回黄丹丹真还急了，于是向邓肯·法莱尔请假。法莱尔一脸不悦：“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怎么还能走？”
“父亲病了。”黄丹丹淡淡地说。
“啪——”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黄丹丹的脸上！邓肯·法莱尔咆哮起来：“妈的！是你父亲重要还是我重要？！”
黄丹丹抹去嘴角的血丝，怒视着他曾经相依相伴的伴侣，他当然清楚自己柔弱的身躯无法与人高马大的法莱尔强力抗衡，只得啐了一口，拉开门扬长而去……
父亲对于黄丹丹来说，几乎是他生命的一半，确切地说，黄丹丹后来成为同性恋者，是他自幼便有的恋父情结衍变来的。父亲的病危在旦夕，黄丹丹犹如芒刺在背。一下飞机，便直接搭车回了老家。
见儿子平安回来，父亲久病僵黄的脸上有了几许生气：“你回来了！快，快歇会儿！”
“爸，我不累。”黄丹丹半跪于父亲病床前，“您老的病——”
父亲怜爱地看着儿子：“你回来了就好，你在身边，爸的病也好得快些。丹儿，多在家呆些日子，好吗？”
黄丹丹点了点头。如果没有邓肯·法莱尔那一记耳光，黄丹丹也许会想到很快赶回美国去。正是那一记耳光，把他从天堂里给掷了出来，他还没有想到回美国去，至少现在没有。
几天来，黄丹丹守在父亲的病床前嘘寒问暖，几乎寸步不离。父亲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似乎病也一天天好转。
“丹儿，这些年来你都在美国干了些什么呢？”父亲问。
黄丹丹苦笑着说：“爸，除了艺术，我还能干些什么呀？”
“没遇上个女朋友？”父亲又问。
“女朋友？要那玩意儿干啥？烦！”
“你妈也时常惦念着你，快二十六七的人了，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打算要个什么样的，不好意思跟你妈说，跟爸爸说也行。”
“爸，你不说这事儿行不行？我这一辈子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怎么行呢？假如当初你爸什么都不要，能有你吗？”
父亲还想嘟噜什么，剧烈的咳嗽已经使黄丹丹听不清楚父亲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意思。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母亲张罗了一大桌饭菜，黄丹丹问：“妈，今天有客人？”
“你爸告诉你啦？”母亲反问道。
“没有啊！是舅舅，还是姨妈？”
母亲摇着头：“都不是，别着急，待会儿见面你就知道了。”
门外传来敲门声，黄丹丹开门，姐姐和姐夫领着一个女孩子进了屋。女孩子身材高挑，肤色白皙，一看就知道是个万里挑一的美人儿。
“丹丹，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姐姐把美人儿推到黄丹丹面前，“她叫刘薇，你姐夫他们艺术团舞蹈队的台柱子——”
还未等姐姐介绍完，黄丹丹就已离去，弄得那个名叫刘薇的女孩子很是尴尬：“黄姐，我还是回去了吧。”
姐夫急忙挽留：“这怎么行呢？吃了饭再说吧！”
姐姐也劝刘薇：“我弟弟啥都好，就是脾气有点倔，只要大家混熟了，其实也没有什么。”
这是一顿艰难的午餐。作为主角的黄丹丹一言不发，另一主角刘薇自然不便多言。两位老人心里着急，姐姐姐夫百般周旋，怎么也打不开僵持的局面。
姐姐姐夫和刘薇走了以后，父亲终于忍不住了：“你究竟要找个什么样儿的？人家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学历不比你差；要说形象，你是搞艺术的，还能挑得出她的什么缺憾吗？我说丹儿啊，你可是过了此村就没此店了呀！”
冬天到了，父亲的病情加剧，只好告别家庭病床，又把老人送到大医院抢救。父亲清醒过来对黄丹丹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是丹丹处理好个人问题，我死也瞑目了。”
黄丹丹看着父亲老之将死的弥留状态，眼里涌着泪花。尽管如此，对于父亲的期盼，他依然没有能够表态。
父亲抱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人世。
父亲走了以后，黄丹丹哭得死去活来，但是没有用，人终究不会死而复生，连老人家最后的期盼都未能得到儿子的回应，即便是死而复生，那又有何用？
父亲走了以后，黄丹丹也病倒了，感冒发烧，咽喉有些肿痛。打了几针青霉素，吃了几粒感冒灵什么的似乎又好了许多。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黄丹丹又融入了社会之中。
父亲走了以后，这个家变得冷清多了，姐姐姐夫为了照顾失去伴侣的母亲，重又搬回家里来住，这才又让家成为了家，有了一点儿人间烟火气味儿。
黄丹丹失父之痛平静之后，又开始惦念起他的“国王威廉”酒吧里的那些弟兄来，时不时眼前还晃动着邓肯·法莱尔的健壮身躯，哪怕那一记耳光此时还在他心头震响。
他想重返美国，可又不好意思伸手向家里要钱。母亲是没有多少积蓄的，向姐夫要，又好像隔了一层什么，实在难以开口。姐姐看出了弟弟的心思：“爸爸走了，家里没人照顾，不去美国行吗？”
黄丹丹一言不发，只简单地摇了摇头。
姐姐知道黄丹丹的脾气，说了也是白说，只好劝弟弟过一段时间再走。黄丹丹当然同意，因为没有钱，他想走也走不了啊！
两个月之后，正当黄丹丹紧锣密鼓地筹款重返美国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蒙了他：达利死了！死在美国！！死于艾滋病！！！
得到此一消息，一连几个晚上，黄丹丹都难以入睡，一些影像老在眼前晃动：达利那蛊惑人心的演讲，达利那部撩人情思的美髯，还有那一万只刻着达利诗句的避孕套……不过，在黄丹丹脑子里出现最多的是“同性恋”、“艾滋病”这些词语，像轰然鸣响的奔涛，震撼着黄丹丹的心之堤岸！
对于艾滋病，黄丹丹在美国逗留期间就有风闻，而且他所崇拜的风靡世界影坛４０多年的好莱坞超级明星洛克·赫德森就是因同性恋染上艾滋病而死的。
他感到恐惧不安了，他自欺欺人地宁可相信别的同性恋者会因此而染上艾滋病病毒，而不愿相信自己因同性恋而染上艾滋病。更何况全世界成千上万同性恋群体中，绝不可能都染上艾滋病，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不会染病，那万分之一的就是他黄丹丹！
在恐惧和不安中，黄丹丹的身体又出现了一些问题，持续不断的低热低烧，稍不留神便患感冒，而且体质明显下降，体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竟减少了六公斤！到医院就诊，医生也检查不出来什么特别的问题，仍然按照常规用药、打针。
一天晚上，黄丹丹无意之中翻阅母亲订阅的卫生杂志，看到了一篇关于艾滋病情况介绍的文章，其中谈及艾滋病感染者的前期症状几乎与他的情况如出一辙。
不安与恐惧残酷地袭击着他。他万念俱灰。他想现在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环顾四周，企图找一两件能够很快结束自己生命的物件，可是没有。
他幽灵一般悄悄地溜出寝室，想去厨房看看，岂料被母亲看见了：“丹儿，你饿了吧？妈起来给你弄点儿吃的！”
姐姐听见了动静，急忙穿着拖鞋走过来：“妈您就别起来了，还是我给弟弟煮点吃的吧！”
亲人的关切使黄丹丹深受感动，他似乎又看到了活下来的希望，更何况自己是不是染上了艾滋病还很难说。自己万一不是艾滋病岂不是杞人忧天么？
姐姐正在厨房给他煮吃的，他此时才回过神，本来自己就不饿，还能吃什么呢？他让姐姐别给他煮东西：“姐，我不饿，你煮了我也吃不下。”
姐姐说：“你不吃怎么不早说呢？你看这——”
黄丹丹回到自己的寝室里，想了很多，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但同性恋伴侣就只有达利和邓肯·法莱尔两人。达利虽说得艾滋病死了，可是那绝对是他去了美国之后才染上的；至于邓肯·法莱尔，只需打电话问他一下就知道他是否染上了艾滋病。
于是黄丹丹拨通了越洋电话，那边没有声音。
黄丹丹有些急了，邓肯·法莱尔为什么不回话？他还在纽约第五警察局吗？他该不会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吧？后来黄丹丹又反复拨了几次，都未能接通对方的电话。他彻底失望了，他惟一的侥幸的心理防线被完全彻底地摧毁了。
黄丹丹抓紧自己的头发，面对黑色苍穹一次又一次问道：难道爱有罪？难道同性恋是万恶之源？不不！他不敢想象即将发生的灾难，他把头再一次深深地埋进被窝里……
黄丹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清醒过来的，他只知道是姐姐在床边摇醒了他：“丹丹，妈给你煮了点面条，你起来吃吧！”
黄丹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挪了挪身子，没有起床的意思。
母亲端着面碗，泪水啪嗒啪嗒往下滴：“咱家前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哟！老的刚走，小
的又躺下了！哎——”
姐姐也哽咽着说：“丹丹，你起来吧！妈的身体也不怎么好啊！有病咱们去医院看，好吗�”
黄丹丹很不耐烦地一掀被盖：“我有腿，我自己去！”
黄丹丹起床穿上衣服出了门，他临出门时那一声撞击门的巨响，犹如一柄利刃扎在妈妈和姐姐的心上。
黄丹丹出门之后没有去医院，而是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
在他眼里，满街的人仿佛都是达利和邓肯，仿佛都是青面獠牙的怪物！一辆轿车突然刹在他面前，就差半步，他就没命了！骂声和唾液使他清醒过来，他嘴里喃喃道：“我操——”司机以为他是疯子，重新启动油门绝尘而去。看着车屁股后面的蓝烟，黄丹丹欣赏起方才自己嘴里吐出来的那句北京土话，跟“牛Ｂ”、“傻Ｂ”、“我操你丫的”一样，这一长串地道京片子粗话，都是他在圆明园福缘门一带学来的。这些年在美国没用得上，现在倒还派上了用场。
“丹丹，你不是说去医院吗？”姐姐在大街上发现了他。
黄丹丹一时语塞：“我，我这就去。”
姐姐好说歹说终于把黄丹丹拖进了医院。
黄丹丹还很配合，向医生如实叙说了自己的病状。听完了病人的叙述，医生推了推眼镜：“你回国多久了？”
“三个多月。”
“这之前有过反应吗？”
黄丹丹不理解：“什么反应？”
医生解释说：“我是说这之前你有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状况一样的反应。”
“得过感冒，发过烧。”
就在黄丹丹回答时，医生已经填好了化验单：“验血。”
黄丹丹有些慌张：“用得着吗，医生？”
“必须验血！”
当姐姐搀扶着弟弟来到化验室时，化验室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抽完了血，医生对他说：“请你跟我来。”
黄丹丹脱口道：“去哪儿？”
“你的病情不稳定，需要住院观察。”
住进了医院之后，黄丹丹再也没能活着走出医院。
４８小时后，血液化验结果出来了：阳性！化验报告无可争议地宣布：黄丹丹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且现在衍变成为一名艾滋病患者！
姐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捏着那份化验单：“天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回到家里，母亲问：“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丹儿呢？”
姐姐的心尖在颤抖：“丹儿得了肺炎，他需要住院治疗。”
母亲死盯住姐姐的眼睛：“肺炎？这些天没见他发高烧呀？”
姐姐紧咬着嘴唇，努力控制住自己快要控制不住的情绪：“是肺炎，医生说的。”
就在姐姐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母亲知道黄丹丹染上艾滋病的噩耗时，整个医院已经传开了：甲－２号病床的黄丹丹染上了艾滋病！
黄丹丹住进传染病区甲－２室之后，完全成了一头困兽，既无法出去，更无法与外界交流，连医生前来询问病情，也是离得远远的。他知道自己染上了艾滋病，但他却不愿意相信这是现实：“医生，化验单呢？”
医生冷冷地：“给你家人了。”
“结论是什么？”
“你去问家里人好了。”
黄丹丹愤怒了：“你告诉我究竟得了什么病？血检呈阳性，艾滋病，对吧？！”
医生还是冷冷地回答：“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最后的石破天惊却彻底地将黄丹丹击倒在地。
姐姐来看他，他狂吼着不让姐姐进他的病房：“你不要进来！我是魔鬼！我是魔鬼呀！”
姐姐笑了：“丹丹，我是你姐姐呀！”
黄丹丹哭着嚷着对姐姐说：“我知道你是我姐，可你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吗？”
姐姐哽咽着点头：“我知道。”
黄丹丹睁大了眼睛：“妈妈知道吗？”
姐姐摇了摇头：“我告诉妈妈，说你患的是肺炎。”
黄丹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拜托你了，我的好姐姐，让妈妈知道我得的是肺炎！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黄丹丹是得肺炎而死的！”
心情坏，身体更坏，黄丹丹终于在甲－２号病房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
据医院护士说，黄丹丹临咽最后一口气时，嘴里还断断续续呼喊着两个人的名字：“达——利；邓肯——！”
一个因同性恋感染ＨＩＶ的ＡＩＤＳ患者罩着羞答答的面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死者生前从未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更未承认自己是ＡＩＤＳ患者。我们已经无法去窥探这例病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在那些痛苦后面，在那些酸涩后面，在那些面纱后面，究竟隐藏或滋生着什么�
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同性恋与艾滋病一样是一个不常见也不常用的词语。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它们“怪异”、“肮脏”而不可理喻，而当同性恋不洁的性行为成为滋生艾滋病的土壤时，相当数量的人们对此表现出了张皇失措，而不是正视它，防治它，遏制它的进一步蔓延。
正如艾滋病绝非“洋病”一样，同性恋亦非舶来品。在中国数千年正史野史里都有许多关于同性恋现象的记载。清代大才子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杂说称娈童始皇帝。”此话真实性如何，已无可考。但在我国殷商时便有“比顽童”、“美男破产（老）、美女破居”之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到了汉代，男风浩荡，竟成一景。有关资料记载，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有一个或几个美男做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孔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等，“分桃”、“断袖”等秽行艳话不绝于史书。唐宋时期因为资料匮乏，无以佐证。但到明代，男色之风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明武宗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在清代，福建、广东、北平等地，竟形成了同性恋的风会，女有“闺中腻友”，男有“契哥契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同性恋之于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到现代，更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据国家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等九家单位联合推出的《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报告》显示，在中国，“０．５％的城市居民和２．３％的农村居民曾有过同性性行为。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７．５％的学生承认有同性恋行为，其中只有０．６％有肛交史。”这份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会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仍然迫于社会压力，隐藏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１９９２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约有１０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名同性恋者。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据估计，目前中国男性同性恋者有２００—８００万人。”
同性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异态，关于它的存在和对它的认识的讨论从来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性恋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是主流社会所鄙夷、排斥甚至禁止和打击的对象。“同性恋解放运动”始于西方，２０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了带有同情心来描写同性恋的文学，并且为同性恋争取得到法律认可和得到社会尊重而进行的尝试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同性恋者了解到诸如柏拉图、爱因斯坦、达·芬奇等世界重量级著名人士也是同性恋者后更为自己的不公待遇而疾声呼喊，终于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７日爆发了著名的“石墙酒吧”同性恋风潮。当时在酒吧聚会的５０多名同性恋者不满警察限制其人生自由的行为而举行抗议游行，他们穿过曼哈顿向中央公园进军。一路上，不仅成人同性恋组织有代表参加，还有包括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校园同性恋组织参加进入游行行列，因此形成一股声势较大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他们要求废除管制同性恋的法律，期待获得同性恋与异性恋平起平坐的权利。自那以后，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对此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让步。同性恋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部分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权利。
但是为数更多的异性恋主张者则认为，同性恋是变态性行为，应予坚决取缔。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同性恋婚姻在道德上和意识上都不能容许；二是婚姻代表着人类自身的繁衍，其子女的生育与抚养，同性恋根本无法实现；三是婚姻结构自然地要求异性相互补充，并以此为前提。
对话没有共同点，因此失去了讨论的意义。但在目前�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舆论中，与异性恋相比较，同性恋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同性恋组织的畸形发展，即使在西方，给主流社会也带来“诸多”的麻烦，它的极端性、政治性倾向，决定了它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
对于没有偏见的眼睛，艾滋病的传播似乎是６０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性能量与性自由的隐匿副产品。同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乡村迁往城市——那经常是他们惟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能够不受指责地探索如此多种多样性机会的地方。更为独特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年轻男人经常在城里工作，周五晚上参加聚会，然后到乡下去和妻子家人过周末。
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一书中，劳里·加勒特写道：
２０世纪末期多伴侣性行为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地球上有５０多亿人在生活，其中城市居民比例在持续增长；空中交通与大批量运输可以使世界各处的人去往他们选择的城市；群众性青年运动在其顶峰时，会提倡性解放；活跃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女权主义精神，促进了女性的性自由；世界上有大量２５岁以下的青年——无疑这种世界性的都市能量在规模和戏剧性上都是空前的。
有些人带着比美国男同性恋者还大的热忱庆祝这新发现的自由。１９６９年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种感觉日益明朗化。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这成了同性恋解放与争取权利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的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成千的年轻男性投奔他们而去。例如在旧金山，在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吸引了大约３万名同性恋者，在接下去的十年间又增长了５万人。
每年与数以万计性伴侣的乱交，是同性恋者自由感觉的表现。无论这种行为是否典型，在７０年代它都是足够普通的，它在该人群中所引起的性传播疾病（ＳＴＤ）的增长远远地超过了整个人口中已经令人不安的偶然的ＳＴＤ上升。１９８０年，美国生理学家忧虑ＳＴＤ病例总数每年以１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在同性恋中间它的增长速度要快１２倍。一些疾病以各种方式猖獗一时：１９８１年下半年，旧金山卫生官员估计该城７３％的同性恋者已经患有Ｂ型肝炎。有些疾病为同性恋者所独有。１９８０年，国家卫生学院（ＮＩＨ）发现，美国２０％以上的同性恋者感染有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一种通常在发展中国家发现的水生微生物，可以导致肠内溃疡，并且能侵入并寄生在肝脏内。在１９７５年美国尚没有任何这种后天感染的病例。极为幸运的是，这些感染是产生很少痛苦的一种温和的寄生虫。“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只是即将在全世界同性恋中间出现的一系列罕见疾病之一。
在《拯救艾滋病》一书中，纽约歌手辛格·迈可尔·卡伦描述了当时同性恋者中间的反应：“我们对每种疾病都满不在乎。同性恋肠道综合症，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一种骄傲；现在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疾病，就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管子工和税务顾问。”肛交——在男人之间很容易转换“被动”与“主动”角色——很大程度上要为创造卡伦称为“日益被细菌污染的阴沟”而负责。肛交可以用生殖器、手、口进行。于是，身体的这些部分便成了把各种细菌引入直肠的港口，那是免疫系统防卫薄弱的地方。卡伦自己计算，在他十年出没于澡堂、迪斯科舞厅和其他病灶场所的同性恋生活中，曾有３０００多名性伙伴，并且：
作为后果，我也患有以下的性传播疾病，许多病不止得过一次：Ａ型肝炎，Ｂ型肝炎，非Ａ／非Ｂ型肝炎，Ｉ型和ＩＩ型单纯疱疹，疣，贾第虫病和阿米巴组织溶解寄生虫病，志贺氏菌病和沙门氏菌病，梅毒，淋病，非特定尿道炎，衣原体细胞肥大病毒（ＣＭＶ）和爱波斯坦·巴尔病毒（ＥＢＶ）单核白血球增多症，最后还有隐生孢子。
很明显，对于卡伦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同性恋者，这是自由的代价。
１９８１年秋，当亚特兰大的医学探士们将后来被称为艾滋病的奇异病症拐弯抹角地命名为“与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乏症”（英文简称为：ＧＲＩＯ）时，艾滋病便与同性恋结下了不解之缘，整个同性恋运动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道义和实质性的打击。
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
不管同性恋者们如何回避，如何辩解，如何羞羞答答欲盖弥彰，但事后ＨＩＶ三大传染渠道：即性（尤其是同性恋最为直接和显著）、血液、母婴无不证明了同性恋者是ＨＩＶ传染和流行的高危人群之一！
国家卫生部在“同性恋人群中ＳＴＤ（性病）／ＨＩＶ感染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感染了ＳＴＤ和ＨＩＶ尚不清楚。全国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ＳＴＤ监测数据显示，１９９４年男性同性恋中患ＳＴＤ比１９９３年增加了２６３％。在北京一所综合医院治疗的３８例ＨＩＶ阳性或ＡＩＤＳ患者中，１２人是因为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另一所医院则报告３３人ＨＩＶ感染者中有１０人是通过同性恋性行为感染。估计中国可能有１０％的ＨＩＶ感染者是由于不安全同性性行为引起的。”
这份来自国家权威卫生部门的调查报告还不无忧虑地表示，不使用安全套是诱发ＨＩＶ感染的最直接原因。“据报道，男性同性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各有不同。在被调查的同性恋者中，北京有２／３，云南有１／３，天津和重庆有１／４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安全套。然而，在流动人口和其他城市中，安全套的使用并不多。１９９３年，北京、天津、西安和重庆的调查显示７．５％～９．３％的同性恋性活动是口交或爱抚，５０％是肛交。另一项研究显示，１／３的男性同性恋者为肛交。半数被调查的同性恋者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５０个以上的性伴。部分人称一年中有１００多个性伴。四大城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约３８％的同性性行为是付费的。在某大城市的另一项研究显示，一些流动同性恋者是男妓。”
正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客观上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障碍，“在同性恋者的关系中，存在着许多复杂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由于这类活动不被广泛接受，他们的交往多是秘密的”，“对这部分人进行教育极其困难，特别是对那些经济收入很低的人群。异性恋卫生工作者很难被同性恋者所信任，仅有少数的医务人员能够与同性恋者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黄丹丹正是这样的同性恋ＡＩＤＳ患者。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一刻还不忘大声喊道：“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黄丹丹是得肺炎而死的！”
黄丹丹的死，难道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