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５年６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他是一位外籍人士，跟随旅游团前来中国旅游，在旅程中发病，后被确诊为ＡＩＤＳ患者。此人不久便不治而亡。恶魔的敲门声随着首例ＡＩＤＳ患者的离去哗然而至。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不断有入境的外国人被查出是ＨＩＶ携带者，到１９８９年已有２３名外国人因此被限期离境。

１９８８年９月，浙江大学一批新入学的外国留学生例行体格检查，一个非洲来的学生对艾滋病的抗体呈阳性反应，北京的有关部门专门对他进行复检，结果是确切无误。杭州市当局立即加强控制他的活动，并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他的国家。可是，这个死到临头的非洲人为了“及时行乐”，竟然丧尽起码的良知和道德，在回国前的两三天内，以金项链为诱饵，同当地两名女子发生了性接触。幸亏中国是一个比较注意登记、存档的国家，有关机构很快根据留学生宿舍的“来访登记”，查出了那两名杭州女子，并立即将她们送去医院检查，尽管检查的结果是阴性反应，但是对于潜伏期可以长达十年的艾滋病来说，没有任何专家可以断言她们幸运地避过了灾难。

大陆居民第一个被确诊为染上艾滋病的是北京的一名男售货员。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卫生部防疫司一位负责人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神情严肃地向观众报告，大陆发现了首例因性接触而染上艾滋病的中国居民，这个北京一家商店的男售货员，有同性恋癖，从外国籍的性伴侣处染上了这种世纪绝症。从这时开始，中国大陆再也不是没有艾滋病的净土了。

继北京之后，云南也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不是一例，而是几十例！

再之后河南、四川、广西、新疆、广东等省市也相继发现了艾滋病疫情。

１９９８年６月，青海省最后报告发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至此，ＨＩＶ和ＡＩＤＳ成功登陆了中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卫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发布了截止到２０００年９月底中国关于艾滋病的官方数字：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ＨＩＶ－１感染者２０７１１例，其中病人７４１例，死亡３９７例。

艾滋病专家学者指出，这类数据还不能描述艾滋病蔓延的险恶，“这在流行病学上毫无意义，只能错失抵抗艾滋病的良机”。专家们还举例说，１９９４年以前，艾滋病传播超出了云南省，迅速向全国扩散。短短几年时间里，ＨＩＶ和ＡＩＤＳ就覆盖了整个中国。专家们估计的ＨＩＶ感染者人数直线上升。１９９３年为１万，１９９４年为３万，１９９５年为１０万，１９９８年是３０万，１９９９年是５０万，２０００年６０万！而上述专家估计的数字还是相当保守的，因为ＨＩＶ－１有潜伏期长的特点，要准确地把１３亿人口中的ＨＩＶ－１感染者的数量进行较为详实的统计是完全不可能的。

艾滋病发展一般分为传入期、扩散期、增长期三个阶段，中国艾滋病疫情现在处于快速增长阶段，ＨＩＶ感染者的统计数字逐年上升，增幅较大，目前居世界１１位，亚洲第４位。

如果这些数字仍然不能引起我们对艾滋病恶魔的足够警惕的话，那么我们再从《南方周末》报曾公开刊登的关于广东和云南两省的疫情报告看看艾滋病疫情在中国造成的危境。

广东从１９９２年开始在孕妇和血站中设监测哨点，１９９５年开始在性病门诊、妇教所和戒毒所中设监测哨点，至２０００年监测哨点累计达３８个。据各监测点监测数据统计显示，１９９７年ＨＩＶ－１阳性率比１９９６年上升１２０％，１９９９年上升率飚升至４３０％！

１９９０年，广东只有两个县报告发现了ＨＩＶ－１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到１９９９年报告的县是４７个。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广东省处于ＨＩＶ－１／ＡＩＤＳ传入期，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处于扩散期�１９９８年则进入了快速增长期。据广东省流行病防治研究所预测，以目前的速度，广东将于２０１０年进入泛滥期，ＨＩＶ－１感染人数将达到２１—３４万。

广东报告的ＨＩＶ－１感染者与ＡＩＤＳ患者人数在全国排第五位。云南排第一，占全国ＨＩＶ－１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总数的４３．５％。云南艾滋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官员周曙明说，云南的数字之所以在全国排第一是因为云南在艾滋病监测预防方面在全国搞得最早，监测系统最完善，提供的信息最准确。但据国内外专家判断，实际情况云南未必是最严重的。

云南在地域上的传播规律是这样的，先在局部地区流行，然后到流行中心向周边地区，沿交通发达地区扩散；人群的传播规律是，先从外来人员开始，然后是本地吸毒人群和暗娼，再是他们的配偶，最后到一般人群，如长途司机等。

从１９９８年到１９９９年，云南ＨＩＶ－１的流行完成了从散发期到低流行、经过中流行进入高流行的过程。有关资料显示，云南的泛滥期将出现在２００７年，其发展轨迹与联合国在全球重灾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调查出来的速度非常相似！

广东和云南的流行状况大致可以说明全国的状况，以中国１３亿的人口基数看，中国目前仍处在ＨＩＶ－１的低流行阶段，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在全世界最大。中外专家都指出，中国现今的流行速度已经超过了非洲！

恶魔敲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便明目张胆地登堂入室了。

由于宣传不深入，中国大多数人都认为艾滋病是“洋病”、“丑病”，所以对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不理解、不尊重，甚至掩盖疫情真相，导致艾滋病疫情的延缓上报，对艾滋病人的防治起到了消极作用。

个体如此，群体更是如此。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或村、乡、镇、县、市（地、州）、省行政区划，对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更多的是守口如瓶，这些单位或行政区域的

头头脑脑不愿讲，不愿多讲，不愿如实讲。据说这些单位和地方的负责人的主观意愿是好的，大都不愿因“洋病”、“丑病”的外泄影响到本单位本地区的脸面。说白了，这也是这些单位的“形象工程”。

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爆发和流行经媒体曝光之后，曾引起海内外一片震惊，之后一些单位和地方对艾滋病疫情更是采取“掩”和“捂”的态度，客观上对艾滋病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华尔街日报》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曾以醒目标题报道：中国黑市卖血后果严重！

这篇报道称他们通过与陕西罗峪沟的村民交谈，得知这里的农民多年卖血的人数达到数万人，甚至更多，这里爆发的艾滋病令人胆战心惊，他证明河南省的危机正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

这篇文章还说中国可能还不清楚艾滋病正在多大范围内传播，因为大多数艾滋病疫情都发生在边远山区，但涉及的人数却不少。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病毒传播问题专家琼·考夫曼说，中国面临的“不是广义的流行病，而是小范围内的流行病”。这位专家还指出，据信中国有五六个省包括陕西在内，有类似河南省的黑市卖血行为。中国及国际艾滋病专家估计，中国有１００万或者更多的人可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这篇报道还说北京已经开始重视艾滋病的威胁，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却在继续掩盖真相，从而使病人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治疗和教育。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还说有关艾滋病的说法是夸大其辞和谣言。某县卫生局的一名官员就说过，有关人们通过卖血生病的报道“完全是道听途说”，之后遮遮掩掩地表示，“疫情发生的消息必须由政府来公布”。

在陕西省商洛县，县卫生局曾采集了卖血村民的血样送去检查，事后他们说至少有一些村民的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卫生局却没有公布检测结果。后来证实，发现有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但卫生局官员却不愿透露多少人接受了检测或受到了感染。他们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没权公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他指出真正的问题出在邻省山西省，采血者在那里很活跃。

美国《纽约日报》１２月３１日以《毒品和艾滋病的幽灵笼罩着中国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报道了四川省凉山州的艾滋病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报道了凉山州有关部门和领导对艾滋病问题从遮掩到正视的心路历程。在连接缅甸同中国北部一些城市的一条贩毒交通要道上，布拖及其附近的其他城市已经成为毒品交易和吸毒的中心，艾滋病的幽灵也在这里游荡。那些贫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以吸海洛因排解烦忧，而且他们也发现，走私毒品是一条致富的捷径。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这个有着一万人口的小镇，一名官员估计每年有２０人死于吸毒，有数百人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从毒品和艾滋病的角度来看，布拖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它最突出的不利条件。它恰恰坐落在既可以进行合法的商品交易又可以进行非法的毒品交易的一条交通要道的交汇点上，而且恰好是从四川的成都到云南昆明的中间站，云南与盛产毒品的缅甸和老挝毗邻。许多对生活绝望的穷人干起了基层一级携带毒品走私的活儿，最终他们也成了吸毒者，也有一些吸毒者自己走私毒品以满足自己的嗜好，尽管许多吸毒者开始时是吸海洛因，但他们很快就转向注射毒品，共同使用针头还可以省钱。

大约三年前，一项对这里吸毒人员的调查显示，在布拖吸毒的人群中，有１０％感染了艾滋病。布拖传染病防治中心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说：“这里艾滋病的蔓延趋势日益严重。当我们９０年代第一次发现这种病时，只是吸毒传播，现在通过性交传播也是一个重要途径。”

凉山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最初试图否认和无视艾滋病的存在——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这仍然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是到了１９９９年，由于艾滋病已经在布拖蔓延，他们又缺乏控制蔓延趋势的知识和资金，于是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截然相反的新方针，即承认布拖存在严重的艾滋病问题。

凉山自治州一位负责人实事求是地对记者说：“起先我们不希望谈论艾滋病问题——我们对它充满恐惧——我们当然也不愿进行检查，看看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３００人很快就会扩大到３０００人。艾滋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些地方十分贫困，他们需要帮助。”

对于ＨＩＶ和ＡＩＤＳ，回避它，３００会变成３０００；不重视它，３０００会变成３００００；不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它的肆意蔓延，３万会变成３０万、３００万、３０００万乃至更多！到那时候，我们交得起这个学费，负得起这个责任么？！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谈及艾滋病问题时说，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正在逐渐从高危行为的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张部长还说今年上半年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６７．４％，发病人数与死亡人数也有较大幅度增长。性病的发病也是持续增长趋势，性病病人中艾滋病病毒人数不断增加，目前艾滋病疫情仍呈迅速上升趋势。

在谈到目前我国究竟有多少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时，张部长说，我国自１９８５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人，迄今已有１６年。到２００１年９月底，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２８１３３例，其中艾滋病人１２０８例，死亡６４１例。

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３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宣布，我国面临的艾滋病防治形势严峻，到去年年底，全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超过６０万人。调查监测表明，经静脉吸毒感染是目前的主要传播途径，其流行范围逐渐扩大，其他途径在我国的艾滋病传播中也占一定的比例。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还说，感染人数以１５至４９岁的青壮年为主，男女比例为５：１。据吸毒人群哨点监测表明，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从１９９５年的０．０４％上升到１９９９年的４．９８％，是我国目前艾滋病上升率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经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速度近年也在不断上升，暗娼中的平均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从１９９５年的零上升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３２％。

从上述国家正规渠道得到的消息反映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数字：２．８万——６０万。它们之间的差距是２０多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南方周末》的记者曾在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３日第一届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闭幕后独家专访了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女士。沈主任在谈到２．８万与６０万数字异同误差多大时说，“我们每年都要估计一个数字，由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专家组以及一些省里搞监测的专家，在一起用一些办法，如‘组分法’，‘德尔菲法’等估计出来。去年年底估计的是６０万，现在肯定超过６０万了。因为监测是要花钱的，我国资源有限，监测网络还不健全，现在中央级的监测哨点大约１０１个，也有些省级监测哨点，我们就是根据这些监测哨点，还有高危人群的感染率调查，作为分析的依据，推测现在是什么情况。”

在谈及两个官方数字即２．８万和６０万的差距为什么这样大时，沈洁主任说，２．８万是经“疫情报告系统”上来的，６０万是每年专家都要做一个实际感染人数的估算，一年一个数。

紧随２．８万和６０万之后，还有两个数字通过新闻媒介传遍了全世界。一个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１００万以上；一个是法新社的估计：１５０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报告中对中国的艾滋病状况描述如下：据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２０００年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人数约为６０万，但这一数字实际很可能超过１００万。

法新社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发自香港的消息说：“中国、印度、柬埔寨这样一些国家正坐在定时炸弹上。”这条消息还说，“据估计，中国的艾滋病例已经上升到１５０万。到今年１１月份，上海的感染率上升较多。”

沈洁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如果控制不力，到２０１０年，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将会超过１０００万人！

１０００万是什么概念？

１０００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测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６０万—１００万时，国家经济损失可达人民币４６００亿元到７７００亿元。照此推算，当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达到１０００万时，国家经济损失将高达７７０００亿元！

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以２００１年度支撑国家大厦的全国税收１．５万亿为例，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五年的税收！

如果我们现在不紧急行动起来，用你、我、他的意志、信念和行动去组织起我们新的长城，抵御艾滋病恶魔的恣肆泛滥，十年以后，中国还是我们大家共同至亲至爱至尊的母亲吗？

对此，曾毅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不迅速采取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灾难！”

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以非洲活生生的现实语重心长地告诫国人说：“你看现在非洲怎么样——全球活着的３０００万感染者，有２０００多万在那儿。有的地方，每５个人中就有一个。在津巴布韦、博茨瓦纳有个调查，教师队伍中感染率是３７％，一般人群是２３％，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包括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影响。所以艾滋病这个东西，只要你不去防治它，有点低估它的危害性，将来，它的苦果总是要吃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到２０１０年左右，亚洲艾滋病的流行形势将比非洲严重！”

非洲的现在有可能是亚洲的将来。

在艾滋病恶魔面前，中国的未来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