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允之骑兵师的哗变迹象已经很明显，形势十分严峻。

在整训指挥部内，前来视察工作的许军长脸色铁青，他本来是想听取孟庆伦汇报的，但孟庆伦还没有说话，候登魁便夺席谈经，煞有介事地介绍起冯允之这个师的“反动本性”来：

“问题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太手软！既不敢揭露这个师的反动历史，也不敢针锋相对打掉他们现在的反动气焰！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我们必须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

许军长只是听，不说话，面色如铁。

侯登魁讲了好一段时间，见许军长不表态，心中有些不安，于是也就止了口。

“你去忙你的去吧！”许军长不动声色地说，“找个人把我的马遛一遛。唔，那马认生，最好由你亲自去。”

“是……”侯登魁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许军长站起身，走到窗前，一直等到侯登魁走远，这才回过头来冷笑着对孟庆伦说：

“我真有点弄不明白了：你们这儿到底谁是主任？是你还是侯登魁？”

“唔……老峰同志常常提供一些宝贵意见……”

“啪！”许军长拍了桌子，“胡说！他是干什么的？管勤务的！他的任务就是给你遛马！备饭！打洗脚水！正经事哪有他插嘴的份儿？他那张蝎子尾巴似的臭嘴，四下里伸，四下里嘀咕，前边那个老佟就是被他搞糊涂的！换了你，怎么也招架不住他？你应该在他面前拿出上级的架式来，让他有自知之明——他就是个跑腿的、当差的！真是怪了，你好像还怕他三分！他自称什么‘地下革命’，屌！妈的整个儿是个兵痞……”

这几句话，一下子使孟庆伦松爽了许多，好像从捆绑中被解放出来。

许军长继续说：“当初你从那个地主家庭挣脱出来，投身革命，走的是一条光明磊落的路。就凭这一条走到哪儿也应该把胸脯子挺起来，为什么一见侯登魁那样的东西，你倒好像有什么把柄攥在他手里？从今以后不许这样！他是什么？兵痞！不要以为他给我当了几天警卫员，就成了仙！对他，我知底！”

孟庆伦激动得掉下了热泪。

他从衣袋里摸出了那份碑文，递给许军长。许军长把纸条撕了，一挥手说：“我不看这个，我要看真的石碑！而且，要把这东西当成吴孚民的一段光荣史来看！要全师瞻仰！”

孟庆伦虽然在感情上能接受这样的想法，但还是自惊自扰地觉得这事有些不妥。

“没出息！”许军长一挥手说，“当年日本人给我们这个军——那时还是一个团——送来的兵败自谦之词、恭维奉承之语，我们都放在自己的军史陈列室里，为什么日本人出于崇敬敌手的心理给人家吴孚民立的碑，倒要成为人家的罪状？难道仅仅因为立碑的人是日本人么？那好，我给你讲一个故事：1940年，抗日英雄张自忠将军战死在襄樊，日军出于对这位‘敌人’的敬畏，便为张将军进行了隆重的礼葬仪式，鸣枪致祭。做为军人，被敌方敬畏是一种光荣！这一点，小肚鸡肠的人是不了解的！不要以为碑文上有几个‘天皇武士’、‘大和英魂’之类的词儿就犯嘀咕！日本人想把吴孚民的勇敢精神拉扯到日本人自己头上，这有什么难理解的！”

许军长继续讲出一种道理，他认为军人就是军人，能打胜仗本身在什么时候都是优点，方向错了归方向错了。一听到“投降”两个字就头疼，就不想活，这正是军人的心理本能！人家打败过我们一次，我们便像小人得势之后耍威风那样凌辱人家，非要人家戴上“败兵”、“投降”的帽子才甘心，这不是共产党的胸怀！而且，要闹出乱子！懂吗？

说完，许军长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孟庆伦。信是冯允之送呈傅作义将军的，傅将军又派人转给我方。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冯允之可以承认当年投在傅先生麾下，为所谓“党国”效力，是站错了立场，劳而无功，但很难承认我师包括已故吴师长是贪生怕死的懦夫，很难承认我师是毫无军事素质的乌合之众，尤其不能承认当年在日寇面前有首鼠两端之举。当年我师曾与共军许部对阵，我部胜之。作为军人我将永引为自豪。一年前奉傅先生之命，率部起义投共，此是上峰旨意，非战之过也。今日接受整训，于理也当，但共方代表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视我部为降兵降将，殊难共事！更何况以“查历史”为名，陷我师当年于“通日嫌疑”之境，每思此耻则夜不能寐、茶饭无心。现在，部下弟兄骚乱之象横生，殊难弹压。我一定不违傅先生殷殷之训，尽力平抚。倘若一旦事发，我则尽揽罪责于己，以死相贷，切勿再辱我部官兵。到那时，望傅先生不要为我开脱，应将一切“反动”、“顽固”之罪名织于我身，以使共方诛我一人而施惠于全师……

孟庆伦看了这样的信，一下子丢弃了所有迂腐，还原成了他自己，一跺脚说：

“千条万条，我们必须认准一条——即使专从‘比德’的事上而论，我们共产党也不能让任何人比下去！”

“这话就像革命者的话了！”

这时，外面有人喊“报告”。

进来的是姜和尚，五花大绑，进了门便单腿跪在地上说：“报告长官，姜和尚前来领死！”

孟庆伦走过去问：“怎么回事？”

“三营弟兄只放我一个人回来，要我给冯师长报信儿——准备动手！我已报完了信儿，但我个人的罪并没有了结，特意找人把我捆上，前来领死！”

“你有什么罪？”

“报告长官，兄弟被侯科长格外栽培，提拔为‘积极分子’，可是，兄弟我不识抬举，癞狗不上墙，一连违了两次军令，论法该毙！”

“你违了哪两次军令？”

“报告长官，兄弟陪长官您回乡，暴打了贫雇农侯登榜——唔，侯主席，犯了‘立场’……”

孟庆伦这一次不再蠢了，他一边扶起姜和尚一边说：“你打得好！妈的侯大瓢算什么贫雇农！他是泼皮、无赖、混帐王八蛋！请你记住，我们党旗上绣的是正正经经劳动人民使用的农具、工具，不是讨饭花子用的破瓢、打狗棍！以后遇到这样的坏蛋为非作歹，你还应该像那天那样见义勇为！”

许军长笑着说：“这话有马列主义味道！”

姜和尚呆了，他觉得盂庆伦说的话虽然跟侯科长说的不是一个味道，但是很中听。

“你比我强……”孟庆伦难过地说，“我见了亲人遭人凌辱，却没有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那样挺身而出，反倒像戏台上的戏子背台词儿那样，心里总惦记怎样‘演’成一个党员，这就是装相，而不是真革命。”

许军长抢过话头说：“和尚，你要认的第二条罪，大约就是击毙罗行舟那件事吧？我已经了解过了。是他举枪瞄准德田惠美的动作在前，你的射击动作在后。而且，德田惠美当时的行为在意向上很明显——她是想制止一场流血事件的。因此，在这件事上你根本无过……假如德田惠美真的死了，现在的局面会恶化得多……”

孟庆伦微笑着说：“和尚，我倒有一点不明白——你的许多行为好像只是出于本能，你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报告长官，我什么也没想。”

“那为什么会那样干？”

“报告长官，兄弟是当兵的，傻！”

许军长要姜和尚先出去，然后便和孟庆伦研究起正事来。许军长建议：“先写一篇表扬姜和尚的稿子，登在《整训通讯》上。要快，要发号外！”

孟庆伦理解许军长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