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啊！这是需要有勇气的。特别是对那些人——眼角早生了皱纹、头上早添了白发的人。有多少人，让回忆的小舟停泊在最后一个幸福的港湾上，就再也没有驶出的勇气。勇士，还是不要畏惧那一段凄苦的水域吧！
二十年前的“方块儿”，二十年后还是“方块儿”，这是凄凉；如果各自被另外的东西——谁也不能预料的东西所填充，那又岂止是凄凉！
偶然受到的外界斧痕，往往能够很快弥合；心灵温度的慢慢减退，却要铸成感情的巨大裂隙。
郑君颖在一所偏僻的、兼收藏汉子女的山村中学里任教，尽管她的学生中有的还有拖鼻涕的习惯，也常常把一种刺鼻的羊膻味带进教室，尽管有的女孩子发起痒来就往椅背上蹭她的后背，乘老师不注意便把手伸进衣服和皮肤的比邻处摸出一个虱子来，但她还是真诚地骄傲了好几年。就是说，她二十八九岁了。尽管二十八九岁离三十岁——人类“而立”之年只是一瞬间的事了，尽管镜中出现的脸已经被日晒、风沙变得黧黑而粗糙，但她还是没有感到悲凉。因为，她至少在一个人——一个很不庸俗的人——的心里，仍是美人、女神。
脸黑了、粗了，并不是什么耻辱，但将头发半留半剃的“阴阳头”赏给一个女人，而且是她亲手教的学生干的，这就不能不使她悲凉了。不用说，这样的年代是“文化大革命”。郑君颖索性将“阴阳头”照片寄给朱允函：
……寄此照片，是让你可怜我吗？你猜对了。因为世界上尚能可怜我的，怕是也只有恩公您了！
现在，我无权命令你，只是请求你——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神通，使尽浑身解数，把我调回北京！要快！在那里营建一个温暖的小巢，是我后半生的归宿……
先生！别再忙着写你的小说了，还是务些实际——救救你的“夫人”吧！若是我的父亲不倒霉，也不会求你……
其实，在这样的狂飙时期，朱允函哪里还有写小说的兴致！到处都是比任何小说都离奇的情节、场面！
不写小说干什么呢？他抬眼一看，却也没有要干的事。批斗别人，他没兴趣；救别人，他没能力。他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弃文习“武”——学做起木器家具来了。当然，这也是在实践郑君颖的预定方案。没想到，连这些权利也不是永恒的。
“破四旧”的风潮兴起以后，他所在的那所“北京X中”，小将们在查抄“四旧”时，不仅翻了老师宿舍，也光顾了教师的家庭。他的《父辈》第二部手稿也被抄去了。起初，这些纸页被丢在垃圾堆一样的“四旧仓库”里，任凭老鼠和蛀虫去抢先“阅读”它。后来，“支左”的解放军进校以后，为了清查暗藏的阶级敌人，这些可疑材料才被一页页审查。
没过几天，他被两名解放军战士领走了。因为“我们首长要亲自问你话”。他被带到专案组，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标准的审讯气氛。主位上坐着的，是本地几所中学“支左”解放军的联合指挥部负责人。这是一位五十八九岁的营级干部，不知为什么，朱允函一见他那斑白的两鬓就想起了自己那死去的父亲。虽说下面是被审讯，但心里首先产生了热乎乎的感觉。
这位营首长一指桌子上一堆发黄了的稿纸，冷冷地问道：
“这堆东西，是你写的吗？”
“如果题目是《父辈》，那就是我写的。”
“好，你再听听下面这些反动言论，摘录得真实不真实？”
营首长一递眼色，旁边一位政治教师变成的专案组女秘书，立即用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语调念起了几十条反动言论。每条言论之前，都冠之以“朱允函写道”。老实说，这些言论的反动性，不仅是不容怀疑的，而且是吓人的。这样的言论，他朱允函就是喝上三斤酒、醉成了泥也说不出口。
“态度要老实，”营首长冷冷地问道，“这些反动言论是不是你写的？”
“不！不可能！我怎么会有这样该死的反动思想！”
“哼！真是顽固透顶！在确凿证据面前还抵赖！难道还要我们给你指出在第几页上？”
哦，朱允函想起来了，这些“反动言论”，难道不是他小说中反面人物的话吗？他分辩道：
“这是我小说中反面人物的话呀！”
“不要说废话！”营首长瞪了他一眼说，“你就老老实实地说，这些反动言论是不是出自你的手？你的笔？”
“我还是要说，那是文艺作品中反面人物的话！体现作者思想的是正面人物的思想、性格……”
“都一样！别绕弯子！是你写的，你就得负责！”
营首长起身走了。临出门，对女秘书说：
“让他签字。”
“首长！”朱允函叫着，“你……应当了解我！我父亲……”
营首长非常鄙夷地说：
“你还有脸提到你父亲？我倒奇怪，一个烈士的儿子，怎么会堕落到反党反人民的泥坑中去！”
此后他被施行了“群众专政”，受的折磨自然是不必说的。再后来，一位师首长来这个“支左点”检查工作，提讯了朱允函。朱允函刚刚分辩几句，师首长扯过他的定案材料一看，说了声“乱弹琴！”第二天他就被宣布自由了。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郑君颖那封要他“使尽浑身解数”把她调回北京的信，当然也见到了那照片。
应该！完全应该！看那脸变得多粗糙！看那头发，说明她受了多少罪！她回到北京，让陶然亭的暖风吹出她那乌黑的头发，吹嫩她那美丽的脸，吹尽她眼中的阴郁，难道不是十分应该的吗？何况现在，一个人生活在哪里，都无实在的革命意义——哦，朱允函似乎也不浪漫了。
可他毕竟是书呆子呀，求谁呢？他用半个月的时间四处奔走，只是打听到了什么部门经管此事，以及此部门在什么地方，叩门之后获得的回答是：“没有这方面的政策。”
君颖：
我实在要请你饶恕我的无能了。关于详情，不必告诉你，总之是没有办法的。我只能想出一个有某种希望的方案——你我对调……
朱允函同志：
领教了您的方案，实在啼笑皆非！亏您想得出——对调！那有什么意义？弄不好，一个没调成，又搭上一个牺牲品！我看你还是没有尽力！先生，把你设计小说情节的能力拿出来吧！你看，我都求您了！
君颖：
你骂我吧，在这方面，我实在连黔之驴都不如……
是的，你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书呆子！此外你还会什么！你曾自诩要干一番什么有益于人类的事业，然而连即将成为你老婆的人也救不了！简直是个窝囊……
过了一会儿，冷静下来，郑君颖对自己突然产生的这种心理表示惊异，甚而有些自责、羞愧。但是，否定它又是很难很难的……
既然调到一起毫无希望，结婚就很渺茫。频频通信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什么也不想，让心情平静些的好。过了些时间，真也奇怪，郑君颖连写一封信的兴趣也没有了。再过些时间，她甚而不太希望朱允函有信来，怕的是让一个无用的书呆子扰乱她的安宁。可他还是要写信的：
君颖：我们的事到底怎么办呀？总得就现在的基础，想些进一步完成的措施呀！我实在是个没主意的人，一切由你发令，我坚决执行就是……
你向我讨主意？我向谁讨去！亏你是个男子汉！“进一步完成”？哦，结了婚，两地生活，男人倒是福气！一年一次探亲假，住够了就走，家里成了你的客店！女人呢？有了孩子，又工作又当保姆……何况，我在这荒凉的鬼地方！
郑君颖变得这样实际，连自己也觉得不奇怪了，突然，又一个奇异的瞬间心理闪动：我已经完全对得起你了！当初到这里来，就有代你牺牲的因素。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呢？好，事到如今，还不如……
后来，天赐了郑君颖一个“良机”；学校的总务主任给她说媒来了，一位解放军的团后勤干事就要退役，据说退役后的安置是转业回原籍，而他的原籍又恰恰是北京。按规定，他是可以带家属的，他的爱人早在两年前就去世了，身边只有一个三周岁的女孩。
啊！北京！此时郑君颖想起北京，就觉得它更有迷人的魅力！其实，北京在她记忆中留下的迷人王国，说开来，就主体上说不过是陶然亭公园的幻化而已。
啊？跟这位有着胖胖的脸，对烹调、置办家具有浓厚兴趣，只承认世界上有一部好小说——《封神演义》——的人结婚？他无疑是好人，心肠实在而善良，但这是结婚呀！结婚，就是说——哦，好像过去有谁说过。那是“两颗心脏按一个拍节跳动”呀！难道让我跟胖胖的脸、烹调……
不！不不！不……
啊，北京，北京，北京……
“老郑，”这位热心肠的总务主任已经不止一次地给她开导了，现在又至赤至诚地小声对她说，“人家那边儿下了最大的决心，决定回北京后就把小孩送给孩子她姨，她姨正好没有孩子，想抱养一个……”
最刺心的就是这个“老”郑啊！
“老”而浪漫，那实际上不是莫大的讽刺吗？
她不耐烦地说了声：
“别啰嗦了——就依他！”
她和他结了婚。婚礼是非常热闹的，但在人散后，她哭了。
丈夫是温存、善良的，操持家务是勤快的，对她那张忧郁的脸，频频吹着温暖的春风，用日日接近的“回北京”来安慰她。见她的笑又少、又不自然，丈夫生气了：
“人，总得有些良心。我这个人就讲实打实，人家对我有思，我就得对人家有义！你也不想一想，你充其量不过是个教员儿，父亲的‘走资派’、‘叛徒’帽子还没摘。也就是我，不像别人那样死心眼儿就是了……”
哦，他成了我的恩人了！但是……难道不是吗？他毕竟为我提供了回北京之路……
一天丈夫挑战性地拉开柜子的抽屉，从中取出十几张姑娘的照片送到她跟前，委屈地说：
“你看，人家给我介绍了多少！一提我每月一百零九元工资，又是党员，差不多都同意！我呢，自从看中了你，有文化，长得又大大方方，有风度，对别的就都回绝了。大地良心，要说我对你没有爱情，那真是屈我的心。”
丈夫流泪了。郑君颖第一次用手给他擦去了泪，并说：“好，好，我爱你，还不成？”
大约半年以后，她随转业的丈夫回到了北京。丈夫被安置在一个大型百货公司当副经理。她有一段时间，倒是“安于”做家庭妇女，并不急于办理工作问题。她常常用这样的话安慰自己：“大家不都是这样生活吗？经济上宽裕，丈夫温和而体贴人——又有一定社会地位，不是有人想如此还不能吗？痛苦是自寻的，何必……”
但是，有两件事又把她刺激得发呆了！
一是父亲被彻底平反、恢复职务之后，她曾去探望过父母一次。母亲说：
“其实，就是你不结婚，我们也会把你弄回北京的！因为我们俩老了，身边无人。根据政策，当然也得托人……”
她哭了，向母亲提出了抗议：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都怪你们……”
另一件事是：一天，丈夫带她去医院检查胎位，归途正好路过陶然亭公园。丈夫非要带她进去看看，起初她说没兴趣。但是进园之后，丈夫又几乎是追着她走了。她。失神地疾走着，沿着湖畔，穿过小桥，径直朝“那张椅子”走去……
今天，她才像一个失盗者，第一次清查了失去的东西，那样多、那样多……
回到北京，她不敢打听朱允函的消息，但又非常敏感于朱允函的消息。生小孩后，她从几位来访的同学那里，知道朱允函已经和某玻璃厂的一位女工结了婚，不禁问道：
“他……结婚了？他们……怎么认识的？”
“什么‘怎么认识’！无非是经人介绍，见面儿，互相想想自己和对方条件……齐了！你不想想，老朱都多大了？三十八九了！他还挑什么！对方要不是过去挑花了眼，三十五六岁了，会瞧得上他！”
“这女同志为人怎样？”
“看来心眼儿倒不坏，对老朱也满体贴。就是——凶！老朱一回家，就用一堆家务折腾他！还有一个毛病——‘醋罐子’！要是有哪个女同志去看老朱，这位夫人的眼就瞪得像猫头鹰，人一走就骂骂咧咧，简直是神经病！这不，老朱快调到咱们母校——师范学院了，他说那里房子富裕，索性住校，晚上搞些东西……”
郑君颖不再问了。她强制自己这样想；双方都有了家，旧债总算了结了！
当市劳动局给她安置工作时，提出了几个地方，其中有师范学院，她几乎失神地说：
“当然到师范学院去！”
她到了师范学院，报了到，教务处同志问她：
“住宿吗？”
她说：
“我把孩子安顿一下，要住宿。”
因为，就连那间宿舍，也是二十年前她住过的地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