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和万家相识多日，有这样一封信作结，我自认为是赢得太多而支付太少了。我真想把这封信配上乐曲每天唱给自己听。我似乎第一次感到，地球是可信赖的，我们作为耕耘者是无权失望的。莫小看地球上的土层吧，你就是种上最缥缈的两个字——“未来”，它也会长出实实在在的根、茎、叶、花、果来。

见了这封信，我当然很想再找万四姑娘谈一谈，并设想了谈话主题：劝她从有些愤然的不定心境中解放出来，镇定而勇敢地走一条新路。但是，没有来得及。

这又要“感谢”我那位姑妈了。她离开中国大陆后，到了香港，不知胡说了些什么“反华言论”，特别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据说还有几句是直接为我“鸣冤叫屈”的。想不到她这样一闹腾，帐还要算在我身上。市文教局政工组暗中通知我的学校，要求对我“采取必要措施”。

据说，几位校头头在研究我的处理方案时，最激烈的仍是万金玲。她又是满腔阶级义愤，一叠声喊着：“他太美气了！他太美气了！这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味儿！把他重新揪出来！”

当初对我的解放就不热心的军宣队长、工宣队长，这一次却对我的重新被揪出也不热心了。尤其那位大胡子连长，现在简直没有了什么火气，平日间也喜欢一个人发呆、愣神儿。据说，万金玲发了言后，他只是冷冷地瞟了她几眼。没有说话。工宣队长只是嘿嘿地笑，支支吾吾地说着模棱两可的话：“慎重研究，慎重研究……”

——这些情况，当然都是后来我从别的渠道得知的。

反正，这一次处理方案下来，比我预想的要轻得多，我只落了个“问题不清，暂不能从事教学工作”的结论。市文教局在百里外一个荒野的河滩上设了个“五七干校”，任务是用铁筛子筛砂石，为全市教育系统挖防空洞在里面搞水泥加固时充作制拱材料。我又光荣地成了“五七战士”，另一个说法则叫作“内部监督对象”。

临走前夕，镇革委会文教部为了给我们一行数十人“送行”，又开了个“茶话会”。不过，领导者似乎也知道在这里空喝茶、说虚话没味道，还是进行一点思想教育吧！什么方式最相宜呢？听忆苦、吃忆苦饭。

此会由“满大废物”满得财主持。五分钟以前他还在隔壁一间屋里不知向什么人示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五分钟以后走进这间屋，已是满脸神圣了，挥着手对手下的办事人员喊：“快去请万大妈！快去请万大妈！她是主角儿呀，她不来怎么开戏！”

遗憾的是他的岳父——万金玲的爸爸万世宝已经死了，不然，他也应在被请之列。

被派去请万大妈的人回来说：她为作忆苦饭忙了一夜，病倒了，不能来。

“那，忆苦饭呢？”满得财着急地问。

“万家那四丫头帮我用车推来了，在门外。”被派去的人说。

“那好，我讲两句话，就开始吃忆苦饭。”

满得财，这位平日经常用零食把腮帮子撑得鼓鼓的、热衷于到别人家“开一顿”的人物，今天却给我们这些人讲起了“艰苦意味着光荣，怕苦，就想想旧社会……”

对我们这些人讲话，他也索然无味，远没有找些女同志去示范“葡萄皮儿”有趣，所以讲了几句，就一挥手说：“吃忆苦饭吧！”

两大桶分辨不出成份的黑糊糊的窝头被抬进来，万四姑娘也随着进来。她进了门，两眼先扫寻我，待扫寻到了，又只能凄苦地把脸扭过去。但她不想走，选了个座位坐下，反正这会上有八九位专门来陪我们这些人座谈、吃忆苦饭的“革命群众”，她坐在其中很不起眼。吃忆苦饭开始了，满得财带头，他抓了一个大窝头，但尚未往嘴里塞，就借故有人找他出去了。待他再进来的时候，已是二十分钟以后，他手中的窝头不见了，嘴还在蠕动。

这屋里唯一没吃黑窝头的就是万四姑娘。

满得财进来后，笑着对万四姑娘说：

“怎么，四妹没吃？那怎么行，受教育嘛。”

“吃不起！”

“你这是哪里话？”

万四姑娘赌气站起来，从兜儿里掏出一些钱拍在桌子上，说道：

“为了做忆苦饭，我们求东家、拜西家、找糠、麸子、菜叶子、蒲根，人家谁也不给。你说是政治任务，就是花钱买也得买！我妈一赌气跟你要了四十块钱，你以为剩好多？家家要高价，只给你剩下三块五角钱——给你！”

满得财脸红了，一个劲儿地支吾：“下去说，下去再说……”

万四姑娘把钱从桌子上推过去，嘟哝着说：

“这顿饭花了三十好几块钱，请大客都够了，可偏偏让大家吃糠，吃麸子，吃野菜叶子——真不知犯的哪门子傻！往后，这事再别托我家了！花上高价钱买蠢，这事我们再不干了！”

万四姑娘退了钱，就向外走，但她那眼睛还是瞟了我好几次。

花上很重的代价去购买两个字——愚蠢，这句很富有哲理的话对我的刺激很重。是的，我们做过多少这样的事呀！

万四姑娘正式宣布她家不干了，我感到了极大的欣慰。

当晚，我只来得及对前来送行的二奎交待一下看好房子和画具的事，接我的卡车就在门外鸣笛了。……

虽然我在“五七干校”呆到第二天，就遇到了时代的重大变革——“四人帮”被粉碎，但由于很多“五七战士”都被请回去落实政策，干校的十几间房空了下来，我一个人在那里看守兼作画实在是一大福气，我便向镇领导、校领导声称：留下来看“庙”是我心甘乐意的。由于我的无足轻重，被批准也是爽快的。

转眼间，三年多过去了。

但是，我的安宁又一次被破坏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成了无价之宝，成了小镇、学校非请回去不足以显示，“重视人才”的对象。

说来真有点可悲，这原因有二：

一是我的父亲——外市某中学校办农场的常驻代表，他当年在教学之余写的那几篇宣扬摩尔根、孟德尔遗传内因论的小文，本是作为他不尊重米丘林、李森科因之倒了毒的祸根，谁知近期有人翻查出来，说他是“被埋没了的童第周”，连省科学院都几番派人请他，近日还被纳入了出国考察人员名单。我的父亲也实在变俗了，虽然就我所知他后来用了较大精力研究米丘林，并由衷感受到米丘林的生物外因论也含有真理，但现在他隐瞒了这一点，而且欣然地接受了突然而来的幸运。他有他的想法：应该用自己那一点余光去照耀一下尚在潦倒中的儿子。

这一喜刚来，第二喜又接踵了！

我们“五七干校”的原成员中，有一位华侨老美术教师。当年我和他有很深的友谊，我不但亲自给他画过头像，而且在他一次回镇时，我特意给二奎开了条子，允许他进我在镇上的画室里去随便看。两年前，这老教师出国了，从他哥哥那里分得了一个小职衔——国外一家美术出版社的编辑。这老教师不忘旧情，竟把他当年在我画室里拍摄的上百幅画稿照片，汇集成册，冠之以《中国青年画家唐X画集》，还请某位意大利画家写了序。我疑心那些吹捧性的语言是和老教师重金相聘分不开的。这序言由国外及香港，由香港及中国大陆，我成了如果再在河滩呆下去便有损国光的人。

我首先被请回了小镇，人们说那只不过是我的跳板，很快就要飞起来。

可惜，我虽不十分热爱那个河滩，并不发狂地热爱着小镇，但我更不爱非我个人赢得的意外幸运。因为我知道，失去了自我尊重的人才是最贫穷的人，才是永久自豪不起来的人。

回镇就回镇吧，教课就是了。别的，还是另找渴盼施舍的人吧！

荣誉、地位如果不是遇上着迷者，而是遇到冷漠者，那它本身也会闹腾一番就渐渐冷却下来的。我逐渐又恢复了原始形象——一个本无什么大本事、因之上不去的平平常常的人。

也好，这多好，安静就好。

寂寞总是有一点的。万四姑娘于两年前考上了市里的初级师范，尚需两年毕业。见不到她，我寂寞。

袁良栓——老军人的去世，使我更寂寞。他的葬礼简单极了，好多在十年前经常出入他家的人都没有光临。

我没来得及参加他的葬礼，现在回来，补也来不及了。我只好把当年给他画的那张头像放大、着彩，挂在我住处的墙壁上。抬头一望这位共产党员那严峻而又闪烁着嘲讽式微笑的脸，我就觉得他也是法官，小人是走不到他跟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