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要立即解放我，这消息是真的。

那时的“专政”，看起来是法力无限的，实际上又是十分脆弱的。我被“专政”，主要是取罪于我有个原为国民党少将夫人、后又随夫潜逃台湾乃至国外的姑妈；而我的被“解放”，竟又是由于我有这么一位姑妈！

原来，她的名字在我国报纸上“爱国华侨观光团”的名单里出现了。据说，她回国后便把一厚册《中国邮票谱系档》赠给了祖国。那里面，从中国第一套邮票——清代的“飞龙”邮票，到后来的慈禧头像邮票、光绪头像邮票、袁世凯洪宪邮票、国民“剑刺王冠”邮票，以及解放后发行的麦穗齿轮邮票、中苏大团结邮票、黄山风景邮票、鲁迅纪念邮票……几乎应有尽有。据知情人说，这一部集邮册在国外是很多集邮者想要猎取的对象，有人最高出过四万三千美元的代价。

我这位姑妈确也多事，一回国就向公安部发了有关我父亲和我的查讯信。很高级的领导为什么要尊重我姑妈的情绪，我实在不得而知。反正那封查讯信盖上有关部门的公章辗转传送到我的小镇、我的学校以后，许多人不仅没有在“转过思想弯子”上花费半小时以上的时间，而且一下子就对我表示了由衷的羡慕与崇敬。

我不但被火速地“解放”了，而且有关领导还笑嘻嘻地要我理发、洗澡、换衣服，准备去见我姑妈。

兴致勃勃向我通知这一切的主要人物，是本校革委会副主任万金玲。

读者也许疑惑：怎么又是姓万？

是的，她叫万金玲，就是大名鼎鼎万世宝的女儿，万老太太的夫家侄女。

万金玲二十五六岁，原是学校教师食堂的厨师，人长得还算精神，心眼儿也颇机灵，嘴上会说会道兼也敢说敢道。所谓会说会道，指的是对书记、校长以及上级教育局来的领导。这些人到食堂买饭时，她总是嫌盛菜的勺子小。随着一大勺子肉往这些人的碗里舀去，脸上是媚媚的笑，嘴上是甜甜的话。所谓敢说敢道，是指对普通教师。你敢对她盛的菜量不足稍有微词，她就敢对你甩出一串粗野的嘲讽。你把她惹急了，她就敢跳着脚地骂，乃至入奶奶、入祖宗。无疑，稍有书呆子气的教师都难免成了她的手下败将。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野派人物，在“文革”兴起后，特别是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后，她在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竟一跃而成为罕世之宝。

她的发迹过程是这样的：

工、军宣队进校后，茫然而谨慎的工宣队长和豪爽而粗犷的大胡子军宣队长因为不了解情况，盲目支持又怕犯错误，便召开了一次全体教师会，让每个教师自己讲述自己的情况，给自己估个大体面目——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然后由大家（主要是二宣队员）评定，算是自报公议。

知识分子就是呆，又有虚荣心，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贡献说一番，以博好评。这个说他曾写过什么什么教育论文、教学论文，那个说他曾出席过什么什么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代表会议，还有的说自己教过的班升级率、升学率如何如何高，至于少数优秀者，例如某体育教师则介绍了自己某年某月被任命为国家二级裁判，某美术教师——其实就是我——也介绍了自己的某张画曾参加了市级美术展览，还给某一本书画过几幅插图。

然而，越是这样自我标榜，工宣队员就越瞠目，军宣队员就越是显出一种疑惑戒备的眼神。老实说，越听就越像右派。

这时，女厨师万金玲听得不耐烦了，猛地站起，对教师们破口大骂：“啰嗦个啥？啰嗦个啥？妈的，无非是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这么一贴金，你们就是革命的啦？妈的！甭细问，只拿眼粗粗一看，你们就他妈的不是什么正经玩艺儿！男的瘦得像麻杆儿，女的青黄蜡色，像是打过八次胎的！枪扛不动，锄头抢不起，还革他妈的命呢！你们看人家工人同志、解放军同志，那个肩宽体阔的劲儿！脸蛋儿红润润的，一看就知是干革命的好材料儿……”

她这番粗野的话，虽然把在场的工人同志、军人同志都逗笑了，但那笑里也充满着放心之意，似乎单凭这语言风格，就够个左派。不像知识分子，连沉默都是令人多疑的。何况，她有个过硬的出身——“我爹在旧社会，实打实的是房无一间、地无半垅。你们谁敢跟我比出身，有一个算一个，摆擂台都成！”

知识分子的先天不足之一就是不少人都出身差些，谁敢跟她比呀！

不久，她就以“工人代表”的身份被“结合”进了学校的领导班子，主管学生思想教育，再后来又升为革委会副主任——可折合个副校长。第一把手则由工宣队长兼任。

万金玲成了典型文明机关——学校的主宰者，确也显示了大将风度。一千多学生列队，乱哄哄，那时，任何一个处在忍气吞声地位的教师都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只见万金玲几步走上台，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台下喊叫；“妈的吵啥？妈的吵啥？连我都不怕了？连我都不怕了？哼，别看那些教员怕你们，那是因为他们出身腌臜，本人又有问题！我可没有那么好欺侮！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横线竖线儿都敢跟你们比，有一个算一个！不过我这个人讲面子，你让我过得去，我就让你过得去！——小三子！你在那儿叫唤啥！你爹新近出了啥事你不知道？还不老实？想上台站着，现成！——二嘎，你出什么洋相？回头我叫你爹抽你，不把你屁股打肿三寸才怪！”

说也怪，经她这么一咋呼，台下便慢慢安静了。为此，她受到工宣队某些同志的赞叹：“人才就是人才，比窝囊的知识分子强多了！”她自己也自负地说：“哼！我顶瞧不起知识分子！他们那点能耐，我抽个零头儿跟他们比，还有富裕！”

我为什么要对万金玲作如此详尽的介绍呢？因为我的命运变化与此人有着不可低估的关系。“文革”前，我为了使自己的画技不致逐渐蜕化到一个蹩脚美术教员的平庸地步，很想画画人体素描。为此，我和当时任副镇长的佟老先生——一位由中学校长提拔上去的干部——透露了意思：想请男女模特儿，不惜花较高昂的代价。佟老先生平日就喜欢与我聊天儿，对我的为人也了解，便同意有他老伴在场的情况下可画女模特儿的素描。传老先生的老伴为我找来的第一个女模特儿就是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待业的万金玲，她父亲也是爽快地同意了的。不过，这女模特儿很不理想，特别是她那不严肃的筹笑实在有损形象，未画一次，我就辞了。后来，万金玲到学校作厨师后，见了我总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她每次卖饭给我的时候都要往我的碗里多盛些菜。“文革”初，万金玲还没有对我格外地发狠。后来，大约是因为她听到了一些人的嘀咕，说什么她与我有“暧昧关系”，觉得有损她的左派形象。她急了，一跺脚说：“妈的，是左是右，斗争中见！”我被揪出，她是有大功的。当然，当年画像那段事，便被她形容成我是如何耍流氓、她是如何向我进行英勇斗争了。就在第一次批斗会上，她就赏了我几个嘴巴。

话说回来，今天我的被意外解放，就是她宣布的。

这天午后，我被几个红卫兵很客气地请回了学校，进了革委会办公室。

工宣队长低头沉吟，没有什么异常表情；军宣队长眨着眼睛望着我，眼底还游移着几丝不平之气。老实说，我从这两位同志的神情中，并没有预感到我的命运要发生什么意外可喜的变化。

倒是坐在主位的万金玲，使我产生了疑惑。

她朝我笑着，好像过去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地那样笑着。不，比那还要笑得甜美。

“好，先不提正事。”她说，“有几句话得先跟你说清。这就要看你是不是糊涂人了。你要糊涂呢，准会恨我们。其实你稍微明白些，就会想得通：咱们就是调一个过儿，你不是也照样整我吗？恨谁呀？我看最可气的还是你自己，当初你就没把你姑妈——唐女士的事说清。”

这一番没头没脑的话使我发了懵。

“愣啥？”她热情地笑着说，“还不快去理发、洗澡、换衣服！跟你说，要是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你可得负责！”

我还是不懂。

军宣队长——大胡子连长气呼呼地站起来对我说：“你解放了！……乱弹琴！”

说了这句话，他就出去了。工宣队长见他起身出去，朝我嘿嘿讪笑两声，也跟着出去了。看来，他们过去对我的揪揪斗斗，是诚心诚意的，毫不包括捉弄的意思。今天，上头一封信，要求立即对我进行开脱，这两位同志本身倒觉得似乎有些受了捉弄，难怪要嘟哝一声“乱弹琴”的。

万金玲似乎从不会陷入这样的苦恼。屋子里只剩她和我的时候，她故意压低了声音，装成诡秘的样子说：“看得出吧？——刚才走了的那两位，在解放你的事上还有气呢！也难怪嘛，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外来的人，比不得咱们是一个单位的。说不亲，还是亲！反正，我替你说的好话不少，有没有良心，就在你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领导意图”，便转身要走。

“哎呀急啥！”万金玲说，“我知道你小子在这种时候是要提一大堆条件的。好，提吧！我要求你的就一条儿——明天见了你姑妈，嘴上要积德，该瞒下的事就瞒下，替国争光嘛！”

条件，我是提了：退回我那间私房，退回我的画册、集邮册，退回我的石膏像、画箱、画板、画笔……

是的，我是要理发、洗澡、换衣服的，但绝不会去见我的什么姑妈！我对于她，还是像过去的态度一样：盼她死掉，至少是从她侄子的档案中抹掉！

啊，谢天谢地，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又可以作画了，又可以在灯下欣赏我的邮票了。逝去的幸福似乎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糊糊涂涂地成了镇上最自由的公民，既不必上班闹革命，也不再去扫街、挖臭泥，睡觉有床，吃饭有饭馆，画画有屋子，真是此乐何如！

当然，作为一个几乎整整三十岁的人，一个独身的人，总还是感到缺些什么。缺什么呢？为了怕破坏自己的崇高感，我不愿认真深想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倒是老朋友——袁良栓来看望我时，用话一搅，竟使我有些沉不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