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有三四千人口,只有一条主街,总计不过三里路长。看来,谁要是和谁有过瓜葛,后来虽然中断了,要想从此不再相见,不在心中勾起往事,实在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和一个姓万的人家——由一个寡母和四个女儿组成的家庭,只因八九年前有过一段短暂的瓜葛,后来相遇时虽然彼此都有意躲闪,但双方的心其实都难以平静下来。
谁也想不到,把我和万家母女扭到一起的媒介,竟是万里之外、栖居他邦的一位陌生人——我从未见过面的姑妈。
对于这位不相识的姑妈,我从懂事时起,就几乎天天暗中诅咒她:盼她在太平洋上翻了船,喂鲨鱼!要不就在基隆、香港或纽约的街头出车祸,碎了尸!
此恨有因:四十年前,她美滋滋做着国民党少将夫人兼某城市集邮友人会名誉会长时,我还没有从无机盐、有机物转化成蛋白体——生命,更没有出世。当然,对她后来随夫潜逃台湾,我就也来不及表态。不过我敢百分之百地担保自己没有给她出谋划策,就连做婴儿时的哭声也绝不是什么对她的“哀鸣”。然而,六四年我在美术学院毕业,四五位名画家兼本院教授都预计我会留校做教师,或到美协、画院去从事专业创作,但我却被抛到这小镇的一所中学做了美术教师。
我来之前,美术教师原是由一位只会画体操示意图的体育教师兼任的。他特别擅长“一笔画”,例如一笔画出个公鸡,一笔画出个“尼克松”等等。我接课后,让学生画铅笔素描,画木方,画皮球。为了学生的乱堂的问题,某副校长还找我谈过话,要我向那位体育老师请教。我大约也说了些不太合时宜的话。
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是个失业多年的大学毕业生,解放后才有了正式工作,在外市的一所中学里当生物教师。他的兴奋像小孩子,他的世故水平也像小孩子。当时由于中苏关系颇似“铁哥们儿”,生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几乎都被米丘林的“冬别里梨”和李森科的“小麦密植”、威廉士的“土壤改良”所占据,而我的父亲却偏偏在谈起摩尔根的“遗传内因论”时来神儿,大赞其孟德尔在遗传学研究中的“豌豆试验”,结果,自学校建了农业基地后,他就成了常驻代表,负责土地深翻和底肥配比。大约是由于心情不好的缘故吧,他常常摆弄一厚册邮票。其实,他对一大厚册邮票无非是随便翻翻,只把眼睛较长久地停留在几张人头像上:达尔文、摩尔根、孟德尔、巴甫洛夫,对米丘林,自然也要投上崇敬的几眼的。
我幼小的时候,只把邮票当玩具。例如,什么异形——桃形、菱形、叶形——邮票啦,什么异质——金属的、尼龙的、赛璐珞的——邮票啦,我都做了书签,或悬在脖子上当长命锁;就连邮册上用小字标着“二百美钞”的中国第一套邮票——清代的“飞龙”邮票的一张,我也曾恶作剧地贴在自己的脑门上四处跑。什么大不列颠的女王头像,什么塞拉利昂的椰林邮票,我都没给予过应有的尊重。而且,假如我父亲那时就透露出这是我姑妈遗下的,我说不定还要往上吐几口唾沫,甚至把它投进炉火中的。爱屋及乌,恨她也就难免株及邮票。
但当我成了美院学生的时候,邮册却成了我的宝贝。不到一方寸的小小纸页上,多么清晰的缩印了举世闻名的美术珍品啊!《最后晚餐》、《莫娜·丽萨》、《给土尔其人的信》、《太阳和土地》……
人有了职业,就有了职业神经。在美院学生的眼中,整个世界——无论大自然或人间——几乎都是由美好的图画构成的。没有图画,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乏味的。在我们看来,毁掉敦煌的一张壁画,烧掉法国罗浮宫墙上的一张油画,推倒俄国冬宫中的一具石雕,在心中引起的懊丧是不低于听到某省水灾或某省旱情严重的。不错,这有点迂腐,可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迂腐和赤诚,精明和轻佻往往很难分清。当我从父亲手中接过这一厚册邮票时,老实说,就是他突然告诉我这东西是强盗、响马、土匪丢下的,我也不会放手了。只要我瞟一眼列宾笔下的《给土尔其人的信》,瞟一眼那从透视学、色彩学、光谱学中闪烁出的艺术家才气,就再也不会松手了。
但是,就是这本集邮册,因为有人从我父亲那里追溯出了它早先的主人——我的姑妈,也就成了我在“文革”中酿成所谓“罪行”的酵母。
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借着“现行问题”一发酵,我本人生活的图画,就不可能是优美的了。集邮册成了我“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铁证”。旬日之间,我逐级被加冕为“专政对象”。而这样的无妄之灾加诸我的头上,不觉也有好几年了。
镇上的清洁工忙于“革命”,没人再扫街,而街又是必须有人扫的。新的“清洁工”便要从各单位的“牛栏”中去物色。荣幸得很,我算一个。
早晨,扫过街,还要到镇革委会大院去点卯,听取这一天的安排——主要是听一听今日有无批斗会之类。
就在这里,我认识了万氏一家的户主——万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