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即得到京师来电：合肥相国，已于今日午刻逝世。得此噩耗，猛的如片石压入心坎之中，觉得眼前的百花，立时都颜色惨淡。听说两宫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随驾人员，乃至于太监、卫士，无不相顾错愕，如同大梁和柱子倒塌下来，骤然间失去了倚恃一样。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才开始知道元老大臣对于国家安危的分量。想来此时中外朝野，必会抱有同样的感想；即使平时极力诋毁之人，至此也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公道所在，决不是人力所造成的！公之隆勋伟绩，自然昭昭在人耳目。晚年因中日那场战争，虽不免于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然而自从此番再起，全国人士，都知道扶危定倾，拯救此次大难，毕竟非公莫属。渐渐觉得称誉多而毁谤少，黄花晚节，重见芬芳，这也是公(之事业)的回光返照吧。10

对于袁世凯来说，李鸿章之死则把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使他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变法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北洋新一代的领袖人物，所以老李的去世也就成为关乎袁世凯一生机运的关键事件了。

李鸿章的病危不仅在国内引起了不安，也使洋人感到担心，因为直隶总督例兼北洋大臣，负有对外交涉的重任，因而列强均希望能有一位既懂得外交，又对洋人友好的人出任此职，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都转向了袁世凯。11月6日，德国公使在武昌会见张之洞时，表达了列强希望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意愿；次日，张据此电告军机处“年来各国提督领事皆盼以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当天，李鸿章去世，遗折附片中也力荐袁世凯，说袁“足智多谋，规模宏远”，甚至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评语，褒奖可谓不余遗力，据说是出自当时在李鸿章幕府的于晦若之手笔11。袁世凯前一阵子嘘寒问暖，雪中送炭的效应极佳，太后对袁印象深刻，好感倍增，此时又收到这一内一外两封电报，当即电谕晋封李鸿章一等侯爵，谥文忠，追赠太傅，入祀贤良祠；由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张人骏为山东巡抚，另派王文韶接替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按通常作法，总督或巡抚出缺，例应由所在省份的布政使(藩司)暂时署理，等候朝廷选派的新官就任，直接调用外省巡抚署理总督越出了常规，表明朝廷人选已定。不久后，朝廷封赏有功大员，袁世凯因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划，均属卓著勋劳，自应同膺懋赏”，而被赏加太子少保头衔。据袁的女儿回忆，袁世凯特别喜欢这个头衔，“他最喜欢人们称呼他为‘袁宫保’。所以我们家的佣人们，在他没有做总统以前，是一直称呼他‘宫保’的12。”袁世凯此时的风头无人能比，太后对他的期望正殷，倒是他的那位老上司开始对他不放心了。

11月16日，得知清廷新的人事任命后，德国公使对张人骏出任山东巡抚表示疑虑，并授意张之洞电请以山东归并直隶，由袁世凯兼管，改称直东总督，但为荣禄所阻。

一日在军机堂，文忠(即荣禄)掉过头对先公(即郭曾�，当时兼任军机章京)说：“慰庭(即袁世凯，字慰庭)想要以直隶总督兼领山东，你的意思如何？在过去有先例吗？”先公悚然说：“过去鄂文端、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而全是因为用兵而暂时节制，不是今天所宜援引的事例。”文忠赞成他的话，既而叹息说：“这个人有大志向，我在，尚可以驾驭得住，然而将来终当出人头地。”13

庚子事变后，在惩办“闹教”的元凶祸首的交涉中，迫于列强的压力，载漪、载澜被充军，载勋、赵舒翘被赐自尽，载濂、载滢、溥静则被削爵，交宗人府圈禁，刚毅病故，裕禄、徐桐、崇绮自杀，启秀、英年、徐承煜被处斩。这样，太后训政后组成的那个老班底和守旧派圈子可以说是凋零殆尽，全面瓦解了。两宫驻跸西安时的军机处只有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四人，鹿、瞿二人为新进，“学习行走”；国家大政乃至朝廷的安危都握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些改良派大臣的手中。太后痛定思痛，也感到照老法子是没办法应付危局，治理国家了，于是“西宫锐意变法，急于求治”，亲自挂帅，当起改革变法的带头人来了。而作为军机领班大臣的荣禄，“为保全名声计，亦颇怂恿14”。1901年1月10日、10月2日、1902年1月1日，太后连颁三道懿旨，宣示自己变法图强的决心：“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15。”为了显示变法的诚意，1901年4月21日，朝廷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其组成人员为：庆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刘坤一、张之洞也“遥为参与”(稍后，袁世凯也被任命为督办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的职能则是“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评议，次第奏闻。…俟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16。”看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记起来，戊戌年光绪和康有为一直想开设的制度局和懋勤殿，不就是这么一个务虚和参谋决策的机构吗？历史仿佛转了一圈，又回到变法维新的轨道上来了，让人不能不感叹形势比人强，即使强横如太后者，也不能不顺应潮流。在督办政务处中，很显然改良派占据了上风，庆王只是个空头的领衔，大主意实际上全由李、刘、张三个人拿。在两宫回銮之前，清廷陆续出台的改革措施有：

5月26日，整顿各部部务，裁汰书吏；

6月3日，重开经济特科，命内外大臣保荐人才；

6月5日，整顿翰林院，编检以上和新科翰林均须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政治学；

7月5日，命出使各国大臣访察留学生，咨送回国，听候考试录用；

7月24日，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庆亲王为总理大臣，王文韶、瞿鸿?为会办大臣，瞿鸿?兼外务部尚书；

8月29日，诏自明年开始，乡、会试废八股，试策论；

9月11日，命令停止捐纳实缺；

9月14日，命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9月16日，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游学；

10月2日，太后再颁懿旨，责成中外臣工，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并将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随时择要办理。

这样，戊戌之后反动、保守的严冬已经过去，变法维新的春天再度来临。袁世凯在这种大气候中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在是难得的际遇，因为他不仅拥有了必要的权位，而且有了适宜的政治环境，使他可以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和想法付诸实践，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开启了一个改良主义的新时代——“北洋新政”的时代。我们在本章开头看到的奏章，就是袁世凯响应太后1月10日的懿旨，陈述自己对“应兴应革”诸事的意见，此时他还在山东巡抚任上，但“十条”已经是他自己未来从事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袁的“十条”，不为“繁重阔远之论”，而注重于“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看似“卑无高论”，但却“切而易行”。综核其十条建议，可以看出袁世凯变法的总方针是“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其要点在于“熟审治法，慎始图终”，即“(朝廷)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移。”其根本则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办事首要在得人，得人还在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让人才放手做事，则“其余理财讲武，以次递进，因时制宜。”(上所引均见于奏折)袁世凯不仅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从其北洋新政的实践来看，他也是这么做的。

袁世凯一生事业的成功，在决定的因素上是他重视并善于笼络和使用人才，北洋新政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从他所上奏的“十条”看，除第一条提纲挈领地陈述自己对变法方针的看法而外，后面六条都是从不同的方面讲人才的作育培养，后三条则分别论列吏治、理财和武备，重点显然是放在了“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上面。联系到直隶北洋新政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袁世凯是把“十条”中的想法完全贯彻于变法的实践之中了。北洋新政，其侔侔大者，在大办学堂，在振兴实业，在扩练新军。在这三大方面，都可以看到袁世凯知人善任和作育人才的杰出表现。

什么叫知人善任？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他们才能最得施展的位置上就是知人善任。下面我们来看看袁世凯的做法。

北洋新政最为人所称道的就是大办学堂，作育人才。袁世凯上任伊始，即把普及教育，作为“经国要图”，在布政、按察二司之外，设立学校司，作为全省兴办教育的最高管理机关。截至1906年6月，直隶所办大学计有北洋大学堂、高等学堂、北洋医学堂、高等工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五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相当于现代的专科学校)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胥吏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而半日、半夜学堂不计焉。合诸武备、巡警等学堂以及册报未齐者，总数不下十万人17。”仅就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所办的重要学堂就有：

北洋医学堂(1902年)；

北洋武备学堂、北洋巡警学堂、北洋工艺学堂、北洋大学堂(1903年)；

北洋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军需)学堂、图算学堂(1904年)；

天津高等女学堂、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宪兵学堂(1905年)；

北洋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测绘学堂(1906年)；

北洋法政学堂(1907年)。18

而且如此众多的学堂，绝大部分不是靠公费，而是通过民间募集资金建立起来的；“官绅协力，风气潜移。故以凋敝之余，而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办学成绩，蔚为可观。而这个成绩的取得，与袁世凯慧眼识人，放手任用严修等人是分不开的。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光绪癸未年(1883)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严修年轻时师事陈奉周，“奉周博文，通西学，深受讲贯之益。”此后严一直钻研西学，自修过数学、几何、音律、天文、格致、医学、化学和外语等多门新学，在贵州学政任上，创建了贵州第一座经世学堂，并把算学作为考试科目之一。学生入学后，须学习格致、算学等新学科目，在缺乏新学师资的情况下，他自己先行学习，然后为学生答疑解惑19。戊戌变法时严修因奏设经济特科而出名，梁启超曾评论此事说：“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稍足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20。”严修与徐世昌为翰林院的同僚，戊戌年四月，严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于守旧派官僚21，愤而辞官，返津后曾到小站拜访徐，得遇袁世凯，畅谈变法22，严“深佩其才及其强兵御侮之志。同时，袁氏亦主倡新学，于是引为知己23。”严辞官归里后，一心办学，认为教育是强国的基础，曾自费赴日本考察教育，后来天津著名的南开大学就是严修创办的。袁世凯设立学校司之初，委派布政使胡景桂为督办，但胡是旧学出身，对现代教育所知不多，因而袁力聘严修出长学校司。严就任学校司督办之后，于1904年再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实地参观各级各类学校，亲自到日本文部省听讲达十次之多。直隶学界在有了这么一位热爱并懂得现代教育的长官之后，面貌大为改观。袁世凯还聘请了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聘请了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袁世凯自己也带头捐银两万两赞助办学，清廷颁发给他“嘉惠儒林”和“兴贤育材”两块匾额以资褒奖。袁对严修十分尊重，放手使用，他曾对人说：“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情我自任之，办学的事情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24。”1905年，清廷中央机构改革，设立学部，袁世凯即保举严修出任学部侍郎。当时学部尚书由袁在山东时的另一熟人、军机大臣荣庆25兼任，荣、严二人都与袁有很深的渊源(袁任山东巡抚时，荣为山东学政)，而严修在学校教育上尤有心得造诣，故荣庆也乐于与之配合，二人和衷共济，相得益彰。此期间学部的措置兴革，都明显带有直隶的色彩。

北洋新政的另一突出成就在于兴办实业。袁世凯大力振兴工商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其推行新政和扩充军力筹措款项。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农业的收入微薄，是所谓“丰年仅止于温饱，荒年不免于沟壑”的产业，政府不可能通过大幅度提高税赋增加财政收入。中国甲午以来内乱外患不断，政府财政一直处于严重匮乏状态，甲午和庚子的战败又背负了高额的战争赔款，因而财力支绌到了极点。庚子之后，清朝的国防主力军——武卫军除袁世凯的右军之外，基本上已被打散击垮，京畿防务空虚，亟须重新组建新军，这个任务不用说又落到了袁世凯的头上。但编练新军，在在离不开金钱，可以说袁世凯自小站练兵以来，就一直为筹饷的问题所苦恼。现在他出任封疆，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拥有了地方行政大权，又赶上了改革的好年头，因而上任之初，就把自己在山东打算干而没有来得及干的事情，作为在直隶大展拳脚的重头戏来办。大办实业，广开富源，可以说是北洋新政的另一块基石。

庚子以前，天津由民族资本创办的企业不过四五家，资本额约为一百一十一万元；但自新政开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近代工业企业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五家，资本总额达倒二千九百二十万元。1910年农历五月，南京举办了全国第一次劝业会(相当于现代的博览会)，直隶提供的展品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件，获得特别优秀奖六个，超等奖八个，优秀奖十八个，金牌奖五十八个，银牌奖一百四十二个；会后得奖展品还送到国外参展26。当时以办实业知名，素来看不起袁世凯的张謇参观了直隶馆，也不得不承认袁办实业的成就，“颇觉得袁作为直隶总督之能任事，毕竟与人不同。(直隶展品)工艺真有独特高明之处，江苏不如也27。”

京津直隶在庚子变乱之后，百业凋敝，袁世凯为收拾这个局面，重用了老世交的子弟周学熙，这又反映出袁世凯在识拔人才方面过人的眼光和魄力。周学熙(1865—1947)，字缉之，号定吾，又号止庵，安徽建德人。光绪癸已年(1893)顺天乡试举人，此后屡次会试不第，遂弃举业转攻制艺。1898年6月，周受当时北洋大臣裕禄委派，会办开平矿务局，10月升为总办。八国联军进攻津、京时，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擅自将开平矿股权转让于英国墨林公司，周愤而辞职，转赴山东投奔袁世凯。周所以投袁，在于袁世凯与他的父亲周馥是世交，袁的堂叔袁保龄与周馥同在李鸿章幕府多年，交情很深，袁初入仕途时，周曾多方照拂。而周学熙在山东主要是帮袁开办铜元局，不仅成效显著，而且表现出了杰出的理财能力，正是袁世凯作为行政长官所亟缺的人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周虽生长于官宦人家，但绝无纨绔恶习，生活朴素，操守颇严。民国初年任财政总长时，仍穿着家乡的土布袜子，一向黎明即起，午前8时准时到部视事，“居官刚介，为杜绝干谒之渐，遂严禁子弟入公门。有过门入者，严厉呵斥不贷28”，使财政部风气为之一变。他“于往哲中，慕范文正(即范仲淹，文正为其谥号)之为人，尝以裨益民生为己任29。”而且“平日不作高论，惟脚踏实地，逐步施行，赴之以敏，守之以勤，持之以恒30。”由于周所具有的这些能力和品质，使他成为袁世凯在财政上最为信任和倚重之人。袁主政北洋时，很自然地将兴办实业和理财的重任交付于他，而周也确实不辜负袁的期望，为推动北洋实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在北洋的第一个主要贡献是稳定金融。天津陷落时，联军放手抢掠三天，将各衙门的藏银一掠而空，据说仅从长芦盐运使署就掠走了二百余万两白银。所以战后银根极紧，每千两现银贴水高达三百三十两，物价上涨两倍以上。袁世凯接收天津后，确定“首先维持市面为要务”，于1902年8月设立天津商务局，委托吴懋鼎、王宗堂等人为局董。1903年5月，批准设立天津商务公所，以天津知府凌福彭为督办，绅商宁世福、幺联元等为董事，采取缓偿新旧欠债、畅行钱票、设立银行、厘卡恢复旧章等四项措施，“一时全津欢声雷动31”。随后袁又设立银元局，委托周学熙为总办，赶铸铜元以取代原来的制钱，解决钱荒问题。铸造铜元是老李带的头，1900年7月，当时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鸿章决定仿照香港的铜仙(即铜币)，自行开铸铜元，进入市场后，“行销无碍，军民称便”，随后各省相继跟从。铜元发行之初，比价高于白银，一块银元只能换八十余枚铜元。袁、周看到铜元因量少而比价提高，有利可图时，立即扩充设备，加量铸造，当十、当二十的铜元一天的铸造量高达三十万枚；使铜、银差价这一项的余利，每年有七八十万元，不仅平抑了市面和物价，也为北洋新政提供了财源。

周学熙对新政的最大贡献，还是在发展实业上面。其侔侔大者，首在创办直隶工艺总局。1903年春，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三个月，周回国后即建议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总机关，该局“以提倡维持全省之工艺为宗旨”，“以诱掖奖劝全省绅民勃兴工业思想为应尽义务”，“以全省工业普兴，人人有自立之技能为目的。”8月，袁任命他为总办，周就任总办后，亲手制订局规，整饬员司“尚勤、尚实、尚公、尚廉”，表示要把“凡旧日官场痼习、繁文缛节、欺饰敷衍，一律严革尽净32。”袁之所以将兴办实业的全部大权交于其手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周与他兴办实业的思想一致。袁世凯操持新政的方针是：“凡创办一切新政，不过由官为之模范，任其提倡鼓舞之责，要(点)在民间风气渐开，始可普兴大利33。”也就是说，官方在办实业上不能越俎代包，只能起带头示范作用，提倡宣传，转移风气。周学熙所见略同，并将此方针贯彻于实业开发当中，多采用官督商办，或民办官助的方式进行；而且把开通观念，作育人材贯穿于兴办实业的全过程中。如办厂的同时兴学，如实习工厂、劝业铁厂、高等工业学堂等等。又如组织游学，袁、周认为振兴实业应先从开通民智入手，而民智不开实因官智不开，所以周呈请袁世凯批准，组织未赴任的实缺州县官员，上任前先公费赴日考察游历三个月，以开拓眼界(回来均须交上心得日记)。再如为实行劝业兴商，周开办工商研究所、工商演说会、天津劝工展览馆并组织工艺师下乡劝导地方发展实业。最后为推广、开拓产品销路，周还创设了天津工业售品所、天津劝工展览会等设施。新政期间，周学熙自己带头集资募股创办的大型企业就有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二家，以后民国时期又创办了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机器制造公司、玻璃公司等等，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官僚资本集团。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工商业均不发达，因而民间极端缺乏兴办实业的资本。李鸿章搞洋务，一开始只能走官督商办的路子，就是这个原因；袁世凯、周学熙自然不能例外。为了筹集办实业的资金，周学熙首先采用了盘活官库资金，将天津官银号银行化的方法。天津官银号设于1902年8月，是将各种征收上来的税金拨用前暂时收存的官库，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周学熙认为，“金融机关之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运营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开发生计，以致富强，固非甚难之事也34。”他的做法是首先将库款转为存款，月息五厘，半年以上，格外增息六毫；如此，官银可以以钱生钱，办实业则获得了难得的起步资金，一举两得。此外，他运用自己掌管银元局和长芦盐运使司的职权，每年把银元局七八十万的余利中的四十万、盐运使司盐斤加价收入中的八十万挹注于官银号作为资本金。有了这笔本钱，从1904年春起，官银号开始印发纸钞，在社会上流通，继之又发行银两、银元、铜元三种纸票在市面上流通，纸币银票取代硬通货，表明了银行信用的建立，不仅稳定了金融，而且可以吸引存款用于实业所需的投资。在取得社会信用之后，官银号自1905年起开始招揽吸收社会存款，办理多种储蓄存款业务。由此，官银号财力日丰，截至1910年9月，官银号改组为直隶银行时，除拥有一百零二万元的资本金外，还有一百八十二万余元的存款，三百一十二万余元的贷款，二十三万元的现金，八万多元的其他资产，七十多万元的有价证券。由于资本雄厚，又有官方信用，天津重要的钱庄票号无不受其控制。

有了金融资本的支持，周学熙等开始北洋实业的投资活动，并以官银号作为债权债务的中介信用机构。如1906年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唐山细绵土厂后，周看到国内正值铁路、港湾和公私民用建筑所需水泥巨增时期，是投资的大好机会，遂于自己主管的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中各拨五十万元，作为固定和流动资本投资注入启新洋灰公司，年息五厘，十年本息还清；结果获利巨大，只用了七个月就归还了官银号的贷款。为了及时把握住投资机会，对好的投资项目，周学熙均采用官银号先行低息垫付投资，而后一两年内，由民间募齐股金后还贷的方式运作资金，及时将金融资本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形成了一种“官商联资体制”，对北洋实业的兴办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周学熙的努力，“直隶工艺总局自成立后，到1907年袁世凯离任时止，计创办者有：高等工业学堂(初名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劝工陈列所(原名考工厂)、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种植园、造纸厂、劝业会场、北京第一、第二小学堂、工厂附设夜课所、仪器讲演会、工商研究所、工商讲演会、工业售品总分所及销售处、津益拍卖处；助办者有：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即肥皂)公司、牙粉公司、玻璃厂；提倡者有：艺德学堂两处、织布工厂八处、木工工厂两处、造胰工厂一处。又本省府厅州县工艺各局开设六十五处，须由总局传习指导，深入民间35。”

在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同时，袁世凯也十分注重农业的开发。在天津收回之前，袁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农务局，总司全省农业，袁还要农务局派员赴日本考察农业和蚕业，并在农务局下面附设了农事试验场，购买农业机械，聘请日本农学专家为指导；农务局还附设有农业大学堂和农业传习所，“专课蚕桑、森林，并讲授农政、农学要旨，以为兴办农会之预备。”1907年，农务局联合官绅成立了直隶农务总会，“志在联络官绅，讲求农务，使农产日形发达，以收裕国富民之效36。”截至1908年，该会编印发行《栽桑捷法》四千册、《养蚕捷法》三千册，翻译国外农学教科书十三种，所编《农话报》月销量达二千二百份。37

北洋大办实业如此成功，既要归功于周学熙等人的努力，也离不开袁世凯对他们的信任和放手使用。所以领导人光知道人才重要不行，光爱惜人才也不行，更重要的在于知道如何放手使用，使人才得以施展其所长。袁世凯在这方面无疑是高手，他之任用严修、周学熙就是明证。

北洋新政的第三个突出方面在于军制的改革上面。即改传统的募兵制为现代的征兵制，并将军制统一，把直隶杂乱的兵制统一为北洋常备军。在袁世凯的改革之前，清廷一直实行募兵制，在这种军制下，当兵并非社会义务，而是为了“吃粮”，成为社会无业人员和无法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民的一种谋生手段，其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北洋新政期间担任袁世凯军事顾问的日本军官坂西利八郎曾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中国通，他对晚清民初的中国士兵是这样评述的：

中国士兵的军饷普通是一个月六元钱，其中扣除伙食后也就仅能拿到一元或不到一元钱。有时还到不了这个数。作战时说是给增加军饷，但不仅增加不了，甚至连原来的饷也发不了。这样，当兵的慢慢也就学乖了。中国当兵的把军饷叫作“卖命钱”，士兵们经常是互相谈论着，“喂！你今天领到多少卖命钱？”“我们只拿到两毛钱！”到了战场上乒乓地放上两枪，“够上两毛钱啦！”大家就开始往回跑。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战争对士兵来说一无所得，为这个战死太不值得，要是能得到五毛钱或一块钱才好。但轻易捞不到一块钱，也就是三五毛钱，那就只好给多少钱打多少钱的仗。38

坂西的话固然带有帝国主义分子的偏见，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旧式军队的弊端：素质差、军饷低、战斗力低下。晚清军队在洋务运动过程中逐渐配备了洋枪洋炮，装备上并不差，但从甲午和庚子对列强的作战中，数量几倍于敌的中国军队往往一触即溃，再明显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庚子事变后，京畿成型的军队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一支，防务空虚，亟须重整军备，对此袁世凯责无旁贷，而清廷也对他寄予厚望。朝廷整军的最初目的是统一军制，“俾各省均归一律”，但袁世凯提出了更为重要的变革军制的建议，即学习列强，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现役军队统一为常备军，并建立预备役制度(即续备军制和后备军制)。即“不由招募，计丁抽练，入伍当差，是为常备兵；在营三年，遣回作为续备兵，又四年作为后备兵，又五年出伍为平民，不予征调。”为此，他奏请在直隶设立军政司，以统筹军制改革事宜。军政司督办袁氏自兼，下设三处：兵备处(掌管后勤军备)、参谋处、教练处(负责编练新军)，分别由其小站班底中的刘永庆(后为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任总办。为解决练兵扩军当中军官不足的问题，袁世凯还奏请设立了北洋行营将弁学堂，以雷震春为总办。1902年正月，袁世凯分派王英楷、王士珍等前往直隶各州县，会同地方官精选壮丁六千人“分领训练，兵必合格，人必土著，按名注册，由地方官备案，以便稽考”，称之为“新练军”。此后，袁所部改称“北洋常备军”，编制为军、镇(师)、协(旅)、标(团)、营、队(连)、排、棚(班)，基本上与国际上通行的军事编制相一致。常备兵服役三年后，转入预备役，成为续备兵，再三年，退为后备兵，续备兵和后备兵均为预备役人员，“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集操练一个月”，操练期间支付全额军饷。“续备、后备(之兵)无常饷，调操、出征给予薪粮、军械、子弹、衣履、战具，每兵必预先储备一份。……一有征发，立时齐集。平时抽练，可省饷2/3；战时征调，可骤增两倍之力。”“六七年后，续备、后备均已有人，则以五千人之饷，可养两万候调之兵。永无仓促招募、乌合成军之弊，于军政良有裨益39。”

常备军每军二镇，每镇二协，每协二标，每标三营，每营四队，另加辅助部队骑兵二标、炮兵二标、工程兵、辎重兵各二标，总兵力达到一万九千余人。袁世凯并上奏朝廷，“俟饷项稍为宽裕，再添练两镇四协”；到了1904年时，北洋常备军的兵力增加到了二万五千人。

袁世凯扩练新军采用的是双管齐下的方针，即在扩军的同时，大办各类军校，以培养、储备将才，为更大规模的扩军作准备。1902年6月，首先在保定(天津没有收回时，直隶总督衙门设在保定)开办“行营将弁学堂”，抽调直隶淮练各军营哨级官弁为学员，同时也代为培训山东、山西、河南等省选送来的学员；每期八个月，总共办了三期，毕业学员五百四十五人。此外还办有短训班性质的北洋师范武备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1903年秋全部并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这是袁世凯制订的系统培养军事人才计划的产物(即建立由武备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总计十二年的连续教育体制，系统培养将才)，在条件尚不具备时，先“兴办小学，以为造端之基，并拟别设速成学堂一座，以为救时之用40。”学堂督办先为冯国璋，后为段祺瑞，截至1909年并入保定军官学堂时，速成学堂已培养出了二千多名军官，大都在北洋各镇担任军职，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北洋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承斌、杨文恺、齐燮元、刘汝贤、孙岳、王为蔚、张砚田、李景林、张国威、张钫、李如璋、陈嘉谟、齐振林、陈光逵、李济臣、马湘、郑俊彦、张国溶、阎治堂、唐之道、魏益三等；蒋介石和张群也是由这里的留学生预备班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的。1903年11月，又开办了两所陆军小学堂，学制三年，每期招生一百名。1904年2月，又设立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四所专门学堂，学制3—5年不等。1905年2月，又从北洋速成学堂中考取一百名学员，加习师范课程，毕业后派往华北、东北和西北各省陆军小学堂，充当师资。同年9月，又开办宪兵学堂，学制1年，次年毕业的学员，组编成为中国最早的宪兵队。

对于在职军官，袁世凯在天津设立了北洋讲武堂，所有带兵军官均须到此学习进修，三个月一期，每期学员一百八十名，共培训了七百四十名在职军官。1906年6月，袁又奏办了保定军官学堂(即预计开办的武备大学堂)，分为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深造科三年毕业，学员由各镇军官或武备学堂学生中考选，督办为段祺瑞。这些学堂大部分集中在保定，当时的保定成为全国最大的陆军训练中心。1903年4月，慈禧太后曾亲自到保定视察，袁世凯率领各校全体学生一千多人于道旁跪拜迎接。平时，袁世凯则派冯国璋、段祺瑞常川驻在保定，“督理北洋武备各学堂事宜”。

如果说袁世凯有拥兵坐大，成为势倾朝野的权臣的野心的话，那也是在北洋时期萌芽的。他在北洋有了相当的权势和财力，得以广泛网罗各方面的人才加入其新政事业。除去原有的小站班底外，他还聘用了日本顾问，并将李鸿章原来的幕府人员全部接收为己所用。这时候有个叫杨士骧的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徽泗县人，进士出身。是李鸿章晚年的亲信幕僚。庚子和议期间随同李氏办事，颇为得力，由李保荐为直隶通永道，次年擢升为直隶按察使。杨士骧为人“敏活机警，善揣摩人意41。”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出长直隶后，杨向袁献策说：

曾文正(即曾国藩，文正是其谥号)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即左宗棠，湘阴为其籍贯，为尊称)，一为李合肥(即李鸿章，合肥为其籍贯，为尊称)。湘阴好说大话而不务实，所以新疆回部平定后，迁徙调革，就不再能掌握兵权，致使纵横十八省的湘军，几乎成为祭祀上的摆设(告朔饩羊)，仅仅剩下了一个名词了。合肥较能掌握淮军，连年频发事故，于是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如今公继之而起，如果能够尽竭全力，扩练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的重心，隐隐(望北洋)如泰山北斗(“望岱”)了。他时(业绩)应与曾、李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即张之洞，南皮为其籍贯，是尊称)算得了什么呢！42

袁世凯自小就立有当大官，做大事的大志，杨士骧这番话正好搔到了他的痒处，于是视杨为知己，对杨“深依赖之”。他常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即张佩纶，幼樵为其字)、徐菊人(即徐世昌，菊人为其字)、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即张謇，季直为其字)只能算是半个而已43。”此后，袁对杨器重之外，还极力保荐，在袁的提携下，杨短短几年之中，升迁迅速，由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山东巡抚，直到1907年继袁世凯为直隶总督。从袁杨关系上，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用人的另一过人之处，即他并不在乎他人与自己关系的深浅远近，只要有能力，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携不余遗力，把官职权位看得如同金钱一样无足轻重，不过是用以笼络人才的工具而已。这真正是做大事业人所应具备的素质，看一个上司是否有为，值不值得部下跟从，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惟亲就可以了。凡吝惜名器金钱，好搞小圈子的领导者，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原因即在于其本身器局窄小，心地偏狭，用人自然就难于惟能是举，五湖四海了。

袁世凯深解杨士骧话中的三昧，决心借练兵扩军这个大题目保住并扩充军权，确立自己的实力地位。但练兵扩军离不开钱，除去清廷下拨的专用经费外，袁还多方罗掘。通过大办实业，增加税赋，发行公债以充实地方财政外，据说袁世凯还得到了两笔意外之财。一笔出自李鸿章。1903年，梁士诒应袁世凯之邀，出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据他回忆：

我来到天津，住在总督衙门，有时也住在海关道衙门。在总督衙门与于晦若同居一室，甚相得。每月北洋编书局总办的车马费，全都由淮军银钱所送来。后来一想淮军裁撤已久，怎么还有银钱所的名目？当时只将车马费照收，不便详问。后来于徐颂阁师的宴席上见到王文韶，谈起李文忠(即李鸿章，文忠是其谥号)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举出事例说：“当甲午之后，李文忠赴日议约，离北洋大臣任，由我接替。(李)列册交代，有‘淮军钱银所’存银八百余万两。此系文忠带兵数十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者。如果是我王某人带兵，此款是否应当交出，尚且要费一番斟酌，然而文忠漠然置之。到后来既列作公款，我离任后，由荣仲华(即荣禄，仲华是其字)而至袁慰亭(即袁世凯，慰亭是其字)，中经庚子之乱，此款独能保存。今慰亭移作小站练兵之需，气象雄阔，是受李文忠之荫也。”我于是恍然大悟淮军银钱所送车马费的缘故，愈加佩服李文忠的廉洁，(身)当甲午(兵败)乙未(马关签约)的诽谤，而文忠不发一言(辩解)，其度量也非同寻常啊。44

所谓“截旷”、“扣建”均为清代军队中的专门术语，军队发生缺额，需要募兵替补，称为“顶名吃粮”，但顶补的日期不相衔接，差额日期的军饷须逐日扣除，这部分扣下来的军饷就被称为“截旷”；清代通行阴历，士兵月饷以三十天计算，遇到小月(只有二十九天)须扣减一天，小月又称“小建”，故因小月扣减下来的军饷就称为“扣建”。李鸿章任职北洋多年，积少成多，遂有了淮军银钱所这八百多万两的积累赢余。李氏本可以按当时官场对待陋规的惯常作法，把这笔灰色收入装入自家的腰包，但他把它作为公款列支，并将其全数移交给后任，难怪王文韶自叹不如，要称赞老李“公忠体国，廉介可风”了。北洋淮军银钱所这笔钱作为固定存款，利息应相当可观，以五厘的低息计算，每年也有四十万两的收入；我们上面提到的周学熙对唐山细绵土厂的投资就动用了银钱所的收入。另一笔意外之财，则是接收列强占领天津期间所经手的海关及杂税银两，数目也很可观。

九月，李文忠病故，调袁世凯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而以王文勤继李文忠办理和约善后事宜。十月袁到北京，由庆亲王致电行在(并与)王文勤会奏，派袁会同新升任山东巡抚的周馥，接收天津联军所组织的都统衙门。唐绍仪以天津海关道资格充当提调。地面接收之后，获得都统衙门所积存的关税及杂税银五百余万两，因此袁得以大肆挥霍。那一年，京师及行在各位官员，均得到袁、唐所赠送的大宗炭敬，因此颂扬之声载道。十二月，袁于正定府办理沿途行宫，供张侈丽，直到北京。45

所谓“炭敬”，即今天机关单位逢年节所发的红包一类的东西，在前清时，则是外官(地方官)或下属，送给要好或用得着的京官和上司，借以送人情、拉关系的手段。时逢庚子乱后，京官大都宦囊羞涩，拮据不堪，袁世凯的这笔炭敬也起着雪里送炭的作用，最能见情。联系到他在山东时带头捐资数千，为奉召前往行在(即皇帝和太后驻跸之处——西安)的京官们提供川资的事情，充分表现出袁世凯圆熟的手段和练达的人情。反正是公家的钱，花在公家的人身上，争取在京城有一个好口碑和好的人际关系环境，以减少、化解来自京城的阻力，对于他在直隶放手推行新政无疑是有利的。对于太后及庆王这类好货的亲贵，投其所好就可以了。袁世凯的女儿曾讲述了一则袁世凯如何敛钱供奉太后的故事。

当西太后和光绪帝“回銮”以后，由于宫内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亲陛见的时候，要他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当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摊派，也是缓不济急。他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即布政使，又称藩台)、臬(即按察使，又称臬台)、司、道等官前来商议。他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我父亲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接着，他便不动声色地派一个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的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八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个数字要多一些，一面仍同票号里的人继续蹉磨。票号里的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了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官个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给他看。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的存款数字，一共约有一百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我父亲。过了一两天，我父亲又把上面这些人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太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来招摇撞骗。为了惩戒他们，我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存款暂时借用了。”46

上面这则故事中的做法不像是袁世凯的风格(袁在其同僚下属中人缘极好，似不会做如此绝情的事情)，但此说出自袁三小姐，她又是得自乃兄袁克定，只好姑妄听之了。但慈禧的第一辆私人轿车来自袁世凯的贡献却是真的，轿车是德国的名牌奔驰，但老太后心高气傲，觉得司机竟然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于是名车也就成了宫里头的摆设47。袁世凯尽心侍奉太后和京城的亲贵大老是出了名的，所以能够放手做事，宠眷不衰。

袁世凯的新政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的善政，很多都是中国的“第一”。譬如，天津的电灯、电车就是他批准交由比利时的公司投资开办起来的。天津城的城墙毁于庚子事变之中，交还中国时列强的一个条件是不许再设城墙，于是旧城墙的墙基被重新规划成通行电车的道路。1906年2月16日，天津电车轨道建成通车，当天“搭客甚多，道旁观者如堵”；“电车开驶而后，旅行既便，票价尤廉，境内欢迎，……座间客满，肩为之摩，甚至有无甚要事，故意借口以为游览者。其为人所信任可知，而前途之发达更可知48。”天津的电车是中国第一条公共交通意义上的城市电车49，比上海开办电车运营早一年。电车是个新事物，也给天津人的生活观念带来不小的变化，人们开始有了公共秩序、卫生和交通规则的初步观念、也使天津初步具有了近代化城市的面貌。

又如1905年动工，1909年全线通车的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自筹资金，自行设计并独立施工修筑的铁路，而它就是由袁世凯提议并监修的，詹天佑也是由袁一手择定并保荐成为会办兼总工程师的。

再如咱们北京老百姓最早喝上的自来水，也是袁宫保提议并派周学熙筹办的呢。周学熙《自叙年谱》中记载了这件事情：

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先是，北京井水苦涩，而且火灾迭见，慈禧太后问袁公(即袁世凯)防火有什么好办法，袁公回答说是自来水，并且保举我(即周学熙)来主办，因此奉调来京筹备一切。查看水源后，勘定在东直门外建厂，引京东北孙河的水入城。(于是)订购机器，建筑房屋，招集商股。当时的人全都知道京城的井水水质差，认为自来水一设，必会获利无疑，所以招股时极为踊跃，三日之间，三百万股金全额收足，亟意进行(建设)，过了年即大功告成了。50

还有今天城镇中无所不在的警察，在中国也是袁世凯最先提倡搞起来的呢。列强交还天津的另一条件就是，城内和周边二十里内中国不准驻军。但城市治安不能不维持，袁世凯于是奏请朝廷，将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成巡警，分驻天津城郊，由于巡警不属于军队编制，列强也无可奈何。

由警政我们要说到袁世凯行政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其行政乃至变法的前提，就是“安定地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老百姓(或者说社会，因为社会也是由以老百姓为主体的人组成的)最怕的就是战乱，中国古时候有句民间谚语叫作“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讲的就是这种社会心理。大乱之后，人心思治，老百姓先要安居，而后才能乐业，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兴办教育，开发实业，推行新政。袁世凯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从一接手直隶，他就沿袭山东时的政策，以强力的铁血手段贯彻自己的意志。

当时的直隶，兵燹之后，民生凋敝，盗匪如毛。在南直隶广宗县一带，有武举人景廷宾挑头的武装抗捐(即各省分摊的庚子赔款和地方上摊派的教案赔款)活动，蔓延数县，震动京畿；北边有口外的马贼不断入境骚扰；全省各地因闹义和团和联军占领期间的无政府状态，使溃散下来的义和团、败兵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结成众多团伙，横行乡里，为害一方；天津则是五方交汇、华洋杂处的杂八地，混混儿(地痞恶棍)是出名的多。面对直隶战后的乱摊子，袁世凯采用不同的对策予以治理。对因抗捐而起的民变，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瓦解景廷宾的群众基础，一面派出得力将领段祺瑞、倪嗣冲、马龙标等率领精兵分别由保定、德州合围广宗，并亲自到前线督战，于5月8日攻破暴动者的大本营，两个月后抓获并处决了景廷宾；此后，又逐一平息了直隶各地的土匪变兵。对于都市里的土棍混混儿，袁世凯则以义和团余孽的名义痛下杀手，其实联军占领天津一年多期间，大肆搜杀义和团，拳民早已销声匿迹，袁将城镇里的土棍流氓指为义和团，是因为朝廷已明令“痛加铲除”，杀起来更为名正言顺而已。

自庚子乱后，拳匪余孽伏处天津，只要有人举发，全都交付营务处审决，大都处死。幕府娄椒生先生对项城(即袁世凯，项城为其籍贯，用作尊称)说，按法律应该从宽处理。项城回答他说：“这种人就像臭虫，孳生不绝，只能芟刈净尽，以遏乱萌。”大概是取《周礼》“刑乱用重”之义，所谓水懦火猛吧。不到二年，天津城市治安为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发生一起盗窃案的记录，西洋人也为之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