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治理民乱的严酷做法在朝内引起了非议，说他“纵兵扰民”，还被人起了“屠民”的外号；朝廷也将参奏的折子抄寄给他阅看，有遥示警告之意。7月，袁上《复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针锋相对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欲安民则扰民者在所必去，欲利民者则害民者在所必除”。他举出庚子事变以为教训，说自己是“不得已而以杀止杀”，并以曾国藩“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的话自我辩解，表示“远之有粤、捻诸匪，近之有庚子拳匪，岂非皆由乱民起事而成的吗？臣虽至愚，也知道煦仁小惠，足以见好于流俗。只是利害关乎大局，则毁誉不应当只考虑个人。区区之心，只知道利国，不知道其他。”对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将领的要求，袁则一口拒绝，表示“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贻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52。”结果，段祺瑞、倪嗣冲等人不仅未受查处，反而由他奏保，加官晋爵，赏戴花翎了呢。
说到袁世凯以杀止乱的政策，我们要介绍另一个此时加入袁世凯班底的重要人物，他就是赵秉钧(1859—1914)。赵是河南汝州人，字智庵，文化水平不高，只是个童生。早年投军，后在山东任巡抚衙门巡捕，追随袁世凯到直隶，从低级官员一直作到直隶保甲局的总办。袁世凯创办警政，首先起用的就是与他的治乱思想一致的赵秉钧。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说赵“素谙津俗，莅事以猛为治。捕获会匪棍徒，以红封达知总督后立即处决，日杀数十人。凡拳匪、溃兵余孽，诛戮略尽，民赖以为安。当光绪癸卯、甲辰年间(1903—1904)，析津繁盛，几乎道不拾遗；没有秉钧的着力整顿是做不到的53。”赵在袁世凯的班底中是个酷吏式的人物，但袁世凯在地方行政上面，主张“治乱世，用重典”，而赵秉钧的作风正对他的胃口。袁世凯对他的评语是，“才长心细，为守兼优，”、“智略兼优，长于缉捕”，保定、天津的巡警都是他协助袁世凯一手操办而成，故袁加以重用，并不断加以保举提携。在清廷推广北洋经验，在中央设立巡警部时，赵被委任为侍郎(相当于副部长)。赵秉钧一生追随袁世凯，说得上是忠心耿耿，袁对赵也提携有加，民国初年，赵继唐绍仪、陆征祥之后出任第三届内阁总理，后来由于牵涉暗杀宋教仁案而引咎去职。
袁世凯在山东、直隶以严酷手段镇压义和团，当时、后世都为人所诟病，论者或责其滥杀，或站在“阶级斗争”立场上，称其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那么论者想过没有，如果当时你处在袁的位置上，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吗？像毓贤、裕禄那样放纵义和团，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赔偿，损失更多的权益，难道就好了吗？袁世凯能够顶住朝野舆论的压力，按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乡愿式地迎合大众的好恶，正表现了政治家所应必备的素质。
鲁人(即山东人)恨教民的欺凌，多同情于拳众的排外思想，见袁氏竭力压迫他们，全都大愤，而以“汉奸”、“二毛子”诟骂袁氏；街巷间也时有大书咒骂袁的文句的，就像今天的贴标语呼口号一样。等到津京的祸变酿成之后，大众才一下子改变了论调，而歌颂袁抚台不停口了。京津官绅避难者，麇集济南，全都有到了乐土的感觉。济南城的市面，繁荣气象，倍于平日。说到袁抚台，没有不说他是山东的福星，中国的伟人的。54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一国之君或地区的行政长官，其首要的责任是给天下百姓一个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治国为政的“大德”，而好行小惠，姑息养奸则足以偾事，诸葛亮的名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呢。
袁世凯在直隶所推行的另一项行政措施是，刷新吏治，改革陋规。所谓陋规者，即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是有清一代的一大稗政。清代官员的正式官俸十分低微，不足以维持与官员身份地位相符的体面生活，只够勉强养家活口而已。而为官行政所必须的办公费和聘用幕僚的费用，公家是不管的，只能自己想办法筹措，怎么筹措？自然离不开手中的权力，“于是禄入既甚微薄，而办公用度又甚浩繁，乃不得不取给于属吏。于是订为规礼，到任有费，节寿有费，查灾、查保甲有费，甚或车马薪水，莫不有费。此等风气，大抵各省皆然”，久而久之，见怪不怪，“明目张胆，昌言不讳，送者俨然以为是成例，受者取之而不觉其非”，就是所谓“陋规”了。陋规的存在，给贪污受贿蒙上了合法外衣，是导致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袁世凯初到直隶，想乘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契机，“将从前积习痛与刷除，务期兴利除弊，以维大局55。”袁整顿吏治的办法是厚俸养廉，“当此修明内政之时，必以整饬官方为当务之急。然而平情而论，又必须先有以养人之廉，而后可以止人之贪。”具体的作法是，不用公款额外支出，而是将现有的陋规化暗为明，化私为公，将各类陋规收入折合成一定的数额，作为各级官员现有正俸和养廉银外的合法收入，按月取领。此后上下级之间严禁“私相授受之事”，再有这种事，即作为贪赃论处。“如此一转移间，化暧昧为光明，廉吏既不病难为，墨吏更无所借口，长官不必有额外之需索，自可洁己以正人，下僚不敢作非分之钻营，相与奉公而勤职，庶几大法小廉，而吏治可期蒸蒸日上56。”袁的这一做法，很得朝廷的赏识，并将这个做法推广到全国，9月14日颁布谕旨，“著各督抚仿照直隶奏定章程，将各项陋规一律裁革，仍酌定公费以资办公，务期弊绝风清，认真考察属员，俾吏治蒸蒸日上，用副朝廷实事求是之至意。钦此57。”
袁世凯在刷新吏治时也不忘人才的作育，他喜新而不厌旧，新老人物一概收而用之，对现任及候补的职官，则以考课、培训外加游历(即去外国考察观光开脑筋)来改造提高官吏素质。譬如在总督衙门下面先后设立了考验处、课吏馆、幕僚学堂、吏胥学堂，以考课并培训在职与候补的官、幕、佐贰乃至杂佐人员，以求“扩其故步，瀹以新知”。此外，为开通风气，使地方官绅拥护新政，他分批派遣官绅赴日本考察学习，并以天津为实行地方自治的试点，创办自治局、议事会，设立宪政研究会、自治研究所，吸收地方士绅入会听讲，为将来的宪政作准备。联想到他十年后一心想作皇帝的那股子执迷劲儿，一般人还真想不到世凯也曾是政体改革的先锋呢！
由以上对于北洋新政的简略介绍中可以看到，本章所选奏折的十条建议中所涉及的作育人才、理财兴业、振兴武备和整饬吏治等四个方面，袁世凯是一一落实在北洋新政的实践中了，证明北洋时代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干家。袁氏变法“十条”中首条所论，即详谋于前，力行于后，一旦“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北洋推行新政，并非没有阻力，时人称他“作事谋始，奋然兴举，大僚之牵掣，群吏之非笑，一概无所顾虑，而一意独行其所是。等到行之有效，(反对者)始服帖不再反对，而四方来参观新政者，冠盖云集于天津，也都啧啧称叹于其初行时的不容易58。”此时的世凯，尚未被官场的“大酱缸”(借用柏扬先生的术语)腌透，事业上朝气、锐气十足，是个说到做到的干家子呢。
当然，袁世凯北洋新政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延揽、任用人才，北洋的局面远非当年的小站可比，因此“小站班底”已不敷足用。为此，袁世凯广泛延揽中外人才，开始在更大范围内组建“北洋班底”。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严修、周学熙、杨士骧、赵秉钧等人都是北洋班底中的佼佼者。徐世昌曾评论说：“就幕僚方面，项城在北洋，有于式枚、傅增湘、杨士琦等。于等只办公事，杨士琦则能办其私事，庆军机(奕�)诸权贵皆由杨勾通。杨虽未任职务，固坚决主张君主(制)者，项城令其居住中南海万字廊，始终运筹帝制帷幄之一人也。其次为张一鮕、沈兆祉、闵尔昌等59。”现在简略介绍这个班底中的其他重要成员。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县人，杨士骧之弟。光绪壬午年(1882)举人，后以道员身份在直隶试用，1901年随李鸿章入京和谈，担任李鸿章与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之间的联络员。尽管二位“全权”之间心存芥蒂，由于他富于机变，巧于周旋，故李、庆双方都很赏识他，这在官场中是需要高难技巧的。李鸿章去世后，杏城向新总督进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略，成为袁的公共关系特使，专司官场幕后交际，尤其是在结交庆亲王等满族亲贵重臣、李莲英等宫廷内侍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凯以他为督署洋务总文案，倚畀极重，“事无巨细，尽以咨商60”，有“智囊”之称。后来的南北议和、洪宪帝制等重大事件，他都是重要的策划和参与者，是袁世凯主要的谋臣策士之一。
袁世凯对杨的评语是：“志虑沉毅，操守谨严61”，“心精力果，体用兼赅62”。所以袁常把一些难办的事情交给他办理，如从俄国人手中接收关外铁路，接收盛宣怀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事业，南北和议，筹办帝制等等，他也随袁一路高升，由候补道员而关内外铁路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京张铁路帮办、商部右参议、右丞(副部长)兼会办电政大臣、官制编制馆提调等要职。民国以后，杨很长一段时间留在江南为袁从事幕后活动，后来回京担任政事堂左丞(相当于副国务卿)，是洪宪帝制的主要策划者。
这样一个专干幕后勾当的人，一般人会以为其为人十分不堪，孰知他却是一个满腹诗书，才华卓越的才子呢。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说他“居恒言笑不苟，竟日端坐阅书，无惰客。不事交游，朋辈同僚酒食游戏相征逐，不与也。”“工诗古文辞，…于史喜《通鉴》，于诗喜工部(杜甫)、玉?(李商隐)、临川(王安石)、遗山(元好问)，于小说家言喜《世说新语》。”公务之余，最喜欢的就是读书自娱，而不事交游与酒食征逐63。古人讲，“腹有诗书气自华”，杨杏城手不释卷，自然满腹经纶，气象高雅，民国初年的名记者黄远庸就称其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很俗的事情经他的手办理，品位也高了，而且游刃有余。这是一个其行为与个性存在很大反差的人物，是我们在读历史时所要特别注意的。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荪，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学于佛山书院，光绪已丑年(1889)恩科，二梁同榜中举。次年会试，梁士诒落榜，回乡途中，广购西书，从此开始研究财政、河渠、农业等实用知识。甲午年(1894)再试，中进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1897年后入国史馆供职。1903年，清廷首开经济特科，梁氏应考，成绩突出，被拟为一等第一名，然而复试时竟遭人中伤，说他是梁启超之弟，连名字都起成“梁头康尾”(康有为名祖诒)，其人品可知，因而大为慈禧所不悦，遂落第。梁氏经此蹉跌，心灰意冷，孰不知峰回路转，另有遇合。袁世凯为在直隶推行新政，正急于延揽人才，经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同乡唐绍仪推荐，袁遂聘梁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主持北洋兵书的译纂。梁氏由此结识袁世凯，并与“北洋群帅，类有相知之雅。”但梁在袁世凯幕府为时仅一年，次年唐绍仪被清廷委派为议藏约全权大臣，唐奏调梁为参赞，12月随同出国办理交涉，历时将近一年，回国后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参与中日东三省(日俄战争)善后交涉。1906年春，以办理外交得力，梁氏奉旨以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参丞上行走。唐绍仪接替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梁协助唐裁撤公司，归并商部。同年10月，清廷改革官制，设立邮传部，统管铁路、轮船、电报、邮政，梁氏负责接收铁路事宜，后成为五路(铁路)提调。陈璧任邮传部尚书期间，梁建议设交通银行，官商合办，以总理轮路邮电四政，收回利权，经奏准施行，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北洋另一大财政金融集团——交通系，梁士诒则为此集团的领袖人物。梁士诒在北洋的时间虽短，但却是在唐绍仪、陈璧64等北洋集团重要成员的卵翼下成长发迹的，为北洋与南洋(即盛宣怀集团)争夺实业和财政金融大权的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受到袁的赏识和倚重，并在政权更迭之际和民国之初成为袁世凯集团的重要成员和“财神”65。
张一鮕(1867—1943)，字仲仁，江苏苏州人，晚年号“古红梅阁主”。张早年倾向维新，光绪辛已年(1881)，年方十四就于乡试中名录副榜，次年8月考中举人，与李鸿章养子李经方为同年，此后以坐馆课徒为生。癸卯年(1903)在首期经济特科考试中名列第二，主考官为张之洞，对其以亚当·斯密《原富》所言“引证周详”，极为欣赏，录取后即拟分发湖北，而“袁世凯当时方开府北洋，欲收罗人才，因……与文襄(即张之洞，文襄是其谥号，为尊称)力争，遂分直隶，为仲仁与袁遇合之始。到省仅数日，即委任仲仁为督署文案，与阮忠枢、于式枚、傅增湘、金邦平诸公，同见信任66。”所以，张是袁从张之洞手中夺来的人材，故爱惜非常，没有按惯例分发到地方作知县，而是一开始就放在自己身边观察任用。张一鮕干得也很勤奋，“从早到晚，整理份内的公牍，时刻不停。其书写文案，既工整又敏捷，往往他人数百言表达不完的事情，他仅用几十言即可了结。偶尔晚间，袁(世凯)找不到想找的幕友，看到仲仁仍在自己的房间中办公，于是召他来谈话，命他起草文稿，于是对坐疾书，十余稿立就。人们夸赞他是枚皋67，自那时起常参与机密，并兼任河防同知。”袁就任军机大臣后，“更倚重仲仁，批答草拟(文稿)多出于其手68。”袁世凯罢官下野之后，张回南方，辗转于浙江、江苏巡抚幕府中作总文案。袁世凯复出后召张回到身边，任机要秘书，“时政事堂秘书长为梁士诒，仲仁为秘书，位居梁下，而机要事全交予仲仁办理，设机要局，遂简任为局长69。”
张一鮕为人正直，虽为袁世凯所信任，参与机要，但并不攀附求荣，他不赞成搞帝制，被从机要局调任教育总长，看似高升，实际上受到袁的疏远，但在袁世凯失败后，并不标榜自己，而是多作恕词为袁辩解，可谓是袁世凯的“诚臣”。
于式枚(1859—1915)，字晦若，广西贺县人。光绪庚辰年(1880)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散馆后任兵部主事；后入李鸿章幕府，任总文案多年，老李遗折及保举袁世凯的附片即出自他的手笔。李鸿章去世后，他继续留在北洋幕府做文案。后来由袁世凯保举，历任督办政务处帮办提调、京师大学堂总办、译学馆监督、鸿胪寺少卿、广东学政、广西提学使等职。1907年出任邮传部侍郎(副部长)，后出使德国，任考察宪政大臣，归国后历任吏部、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国史馆副总裁诸职；民国后退居青岛，以遗老自居，后被袁任为参政院参政，(未到任)，旋因病去世。
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晚年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光绪戊戌年(1898)进士，入选庶吉士，散馆后任翰林院编修；后出任贵州学政，又返直隶任道员，为袁世凯罗致入幕任文案，后派赴日本考察学务，回国后成为袁世凯办学方面的助手。学部成立后，严修调任侍郎，傅接任直隶提学使(相当于原来的学政)，“治事详慎，颇调停新旧学”。其为人“恂恂儒雅，不隶党派70”。曾随唐绍仪参与南北和议，民国以后历任约法会议议员、肃政厅肃政使、教育次长、总长等职。徐世昌任大总统时，出任总统府顾问，后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图书馆馆长。此后，傅增湘即长期从事版本目录学之研究，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
在实业金融方面，除去周学熙、梁士诒外，孙氏兄弟也是袁世凯的重要助手。孙多鑫(1865—1906)，字荔轩，安徽寿州人，光绪年举人。孙氏门庭显赫，其父是当朝大学士孙家鼐，其母为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之女，李鸿章是其外叔祖。寿州孙家是有名的富商，孙家兄弟也都富于商业头脑。孙多鑫年轻时即在江苏、上海一带经商，曾赴美国考察面粉工业，并购置机器，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面粉厂，不久就以质优价廉夺占了江浙一带的面粉市场。袁世凯为推动直隶实业发展，要周学熙注意物色实业人才，经周推荐，孙于1904年北上投入袁世凯幕府。“袁与孙见面交谈后，备极赏识，立即委任为奏折秘书，凡袁世凯所上清廷重要奏折，大部出自孙手。自此袁与孙见面无虚日，言听计从，不久更委为直隶官银号总办，天津造币厂督办，显赫一时。”孙多鑫为人低调，善于在幕后出谋划策，沉默寡言，不喜欢出头露面。而北洋的大型实业，孙多鑫都有所参与策划，“北洋早期出现的大规模实业，是以袁世凯为后台，在孙多鑫的策划之下，由周学熙出面，三人进行合作的结果。今人只知周而不知孙，主要是孙在幕后的缘故71。”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为孙多鑫的二弟。1906年孙多鑫病故后，他奉袁世凯之召北上，成为北洋实业中另一重要人物，被任为启新洋灰公司和滦州矿务局协理、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总理均为周学熙)，周学熙调京后，他继任直隶工艺局总办。1909年袁罢官归里，不久后周学熙也因丁忧暂离北洋，“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前二年，孙多森实为代替袁、周掌握当时北洋各个官督商办企业的主要人物72。”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起用孙多森为财政部国家银行事务所会办、中国银行筹备主任、总裁等职。1913年6月，被袁任命为安徽都督兼民政长(相当于省长)，旋遇二次革命，被软禁，后逃回北京。袁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后因梁士诒出任财政总长，粤系得势，孙失势辞职。直到1915年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时，孙也出任官商合股的通惠实业公司总裁，此后历任中孚银行、中国银行总裁。徐世昌曾对北洋实业和理财人物作过如下评论：
就财政方面言，项城在北洋以周学熙、孙多森为主干。周学熙系建德周馥之子，孙多森系寿州孙家鼐本家，皆有深厚渊源，其在北洋办理启新洋灰、开滦煤矿公司，成效卓著，根据实业而言财政，自然较为踏实，故项城信任之。以其为皖人，故曰皖系(当时并无派系，因后来有粤系，乃有此称)。梁士诒也是项城属意之人，清末在邮传部即暂露头角，后又掌握交通银行，于交通具有历史(渊源)。辛亥议和，项城利用其与唐绍仪、伍廷芳联系，梁则依靠交通银行，为项城公私两方面筹挪款项，项城也驱使他，然而个中秘密，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他以(总统)府秘书长地位而扩张其财政势力，于是有“梁财神”之称，其部下叶恭绰、赵庆华等也都是一时的人才，于是形成了交通系，因为他们是广东人，所以称为粤系。其实项城所亲信者，仍然是周学熙一派。73
袁世凯接手北洋之后，处处以李鸿章的衣钵传人自居，行政上也效法老李大办洋务新政。“(袁)公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新。市容规划，街衢整治，全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了74。”国外史学界对北洋新政有很高的评价，而以往国内研究近代史者，往往略过不提，颇失史家之风范。其实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运动，其声势固然不如激进的变法和轰轰烈烈的革命，但却在实际上悄然而稳步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其于中国贡献孰多孰少，后人自会有公允的评价。现在袁世凯已死去了近百年，应该是放弃仇恨偏颇的心态，心平气和并力求客观地回顾历史、评价人物的时候了吧。
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这是老掉牙的历史箴言了吧，但是口头上承认容易，实践中做到很难。原因多种多样，与人的胸怀、见识、抱负、个性、好恶等等全都有关系。能得人才者必在上述诸方面素质良好，天生是做大事的“卡里斯玛式”的人物，袁世凯无疑是这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直隶在战后，百废待兴，在废墟上建设新政，最缺的就是人才，袁世凯为此还同资望高于他的改良派的老辈人物张之洞，展开过人才竞争呢。
光绪宣统之交，中国政治形质，正在起重大变化，所谓“新政”，所谓“宪政”，已非纯八股出身之官僚所能应付，故重用留学生，渐渐成为风气。开其先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第一批留学生考试及第之翰林金邦平，即为袁的幕宾。张南皮(即张之洞)于袁虽有微词，但罗致幕府人才，亦不甘居袁之后，……只是南皮虽喜欢接纳士流，而为儒家“不党”之说所蔽，保荐人才，极取严格主义，故怀有政治抱负者，多舍张而就袁。75
张之洞是同治二年(1863)的老进士，自命为李鸿藻、翁同騄之后的清流领袖，多年出任封疆大吏，在李鸿章死后，资望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自视甚高，架子极大。胡思敬曾论及张何以难在人才上与袁世凯竞争的原因。
之洞自任京官起，直到入参军机大政，举荐提拔人才不过道府丞参的位置而已。因此热中功名又有才能的人不太依附于他。再有性骄好谀，士人登门求见者，有去七八次不得接见一次的；或引到花厅等候，一等数小时见不着面；或虽见面，略为询问数语就打哈欠呼人端茶送客。幕僚侍立禀白公事，小有失误，呵责之声已达于户外。因此君子也都望风远避，平时赏识提拔的仅是一二个浮华浅露的人士而已。76
而在袁世凯那里则大不相同，“出其门者，用不了二三年就能出掌方面。”胡思敬称之为“北洋捷径”，并举例说明：
光绪末年，热中功名者用以猎取富贵的捷径有二个：一个是商部，载振为主；一个是北洋，袁世凯为主。全都是内靠奕�而借二杨(二杨，即杨士骧、杨士琦兄弟)为交通的枢纽。袁世凯初莅北洋时，梁敦彦才任天津海关道，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朱家宝任天津知县，杨士骧、赵秉钧均以道员在直隶候补。不过二三年，敦彦官至尚书，家宝、士骧均位列节镇，福彭升藩司，秉钧内召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攀附而起者，严修以编修在籍办天津学堂，遂擢升为学部侍郎；冯汝�与世凯联姻，遂擢升为江西巡抚；吴重熹为世凯府试受知老师，遂擢升为河南巡抚。唐绍仪以前随从世凯驻朝鲜，甲午之变，出死力保护袁归国，所以对他更好。既夺取盛宣怀的路政交他主持，邮传部设立，又用他为侍郎，一手把持部务，案卷合同全由他收藏，尚书张百熙虽与世凯是亲家，也不能与之抗衡呢。绍仪既得志，又引用其同乡梁如浩、梁士诒、陈昭常等，全都位列显要。士骧又援引其弟士琦入商部。……世凯不由科目出身，遇到投帖子称门生者，大为高兴，必着力提拔。定成晚入其门，也出掌了大理院。在他势力兴盛时，端方、陈夔龙、陈璧、袁树勋等没有不依附于他的。77
胡思敬是旧派文人，对张、袁二位新派官僚存有成见，所以说的难免过分。其实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北京朝廷里用什么人，他可以运动，可以举荐，但决定权在太后那里，胡所列举的那些人都是因能力出众，治绩非凡而快速升迁的。但胡的话也明白道出了张、袁二人在用人上的不同风格。张重资格出身(也就是今天的学历)，对人求全责备；袁则不拘出身、不论资格，不分地域，不限流品，上至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惟才能是举，恨不得全天下的人才都为我所用。其办法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不吝惜金钱权位，推举拔擢下属不遗余力。在历史上，这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汉高祖、汉武帝、曹操等的一贯做法，放在他们身上，被当作用人不拘一格的美谈；而在袁世凯这里，则被称为“滥交污取”，其实袁世凯用的也都是一时的人杰，区别在于曹操把皇帝留给儿子作而且作成了，袁世凯则是自己作结果失败了。成则英雄败则寇，一样的作为，就有了如此不同的评价。袁世凯的做法在领导学上应该是一种启示：做领导人的不光要会用人，还要及时给下属以机会，别人跟你干才会觉得有奔头。仕途上的人都是“政治人”，本能地追求升迁，跟着袁世凯干有奔头、升官快，北洋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袁世凯的用人，北洋时期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量使用留学生，一是大量聘用外国顾问。袁世凯作过驻外使臣，深知懂外语、通外情的人材的重要，所以一直非常注重罗致留学生。在他的北洋新班底当中，留过学的人员不在少数，这里择其较重要者略作介绍。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唐绍仪是曾国藩、李鸿章发起的、同治年间由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那几批官费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个，是留学生的老前辈了。少川出国那年(1871)才十三岁，先入康涅狄格州立中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文科。光绪七年(1881)，朝廷担心孩子们从小到大地在美国生活、学习，最终会被“洋化”，于是提前召回，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少川回国后读了一段书，次年就作为北洋选派朝鲜的海关会办、德国人穆麟德的秘书前往朝鲜，这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1884年，朝鲜爆发了日本人和开化党策动的“甲申政变”，王室的亲信大臣闵泳翊在宴会中被砍伤，混乱中被救到穆麟德的寓所。袁世凯闻变后立刻带兵前往问询，“及门有一人持枪当门，不听入，意气凛然。(袁)公勒兵稍退，询其名，乃局员唐绍仪也，时由北洋帮办税务。公告以故，乃让公入见78。”在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场面中相识，想必给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袁出任清廷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大臣后，即调用唐绍仪为自己的秘书兼西文翻译，成为追随世凯最早的幕府人员。少川熟谙洋务，办交涉老成练达，世凯倚之如左右手，回国述职奔丧期间，均委唐代摄其职。甲午中日开战前夕，唐持枪只身送袁世凯脱险，并在公署坚持到最后才避入英国公使馆，乘英船回国，可以说是有勇有谋、忠于职守的干才，也与袁世凯结下了患难生死之交。
战后，经李鸿章推荐，唐再赴朝鲜任总领事，继袁之后办理交涉。后因丁忧回国守制，服满后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道员资格任山东交涉局总办，协助袁世凯处理山东各地教案的对外赔偿问题，在交涉中“再四驳斥”外方的非分要求，将洋人百余万索偿金额压减到十七万九千两，并顺利了结全案，被袁世凯称赞为“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确实是洋务中的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在是罕有其匹79。”袁继任直隶总督后，唐随之出任天津海关道的优缺，并通过与联军的谈判顺利收回了天津。
1904年，英人荣赫鹏入侵西藏，强迫噶厦签订不平等条约，试图分割西藏，清廷鉴于事态严重，特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人办理交涉，但因英人的蛮横无礼而中断。次年回国后，唐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副部长)，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京重开谈判，最终迫使英国与中国签定条约，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袁世凯的举荐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使少川宦途顺利，此后历任京汉铁路会办大臣、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督办沪宁铁路大臣、会办税务处大臣并兼邮传部左侍郎，集外交、铁路、邮政、海关诸权于一身，仅次于北洋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身兼九职)，新政时期，二人因能力出众而成为朝廷不断加码和鞭打的一对儿“快牛”。
1907年，东北建省改制，唐外放为奉天巡抚，实行袁世凯联英、美以制日、俄的方针，拟向英美大举借债，开办银行、改革币制、修筑铁路，但因日本的武力威胁而中辍。次年4月，美国国会议决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唐奉派以专使赴美致谢并交涉退款程序，并讨论从美国大规模贷款的计划。袁遭罢官回里，唐回国后也被免去奉天巡抚职务，蛰居天津。武昌起义后，袁复出为内阁总理大臣，随即召派唐绍仪以全权代表身份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展开和议谈判，为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扫清了道路，唐也成为中华民国首届内阁总理，二人之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巅峰后面必定是下坡路，少川早年所受的美式教育此时发生了作用，他醉心于按西方的模式实行“责任内阁制”，同时为了协调南北关系，拉拢国民党人积极参与共和建设，他还加入了同盟会。这就使醉心于集权的袁世凯不满和疑心了，搞政治少川哪里有世凯老道？唐被迫辞职，跑到上海搞保险业去了。后来因反对洪宪帝制，少川加入了反对派，又参与了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以后就和国民党走到一起去了。但在与老领导分道扬镳之前，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梁如浩(1863—1941)，字孟亭，广东香山人，少川的老乡，也是与唐同批出洋的幼童留学生，撤回国后也留在北洋，1883年也作为穆麟德的随员，到朝鲜筹设海关。1885年起成为袁世凯的幕僚，甲午战争时撤回国内，此后供职于铁路，曾任北宁铁路总办。1902年袁世凯接掌直隶后，梁奉命接收关外铁路，据说每月能给袁提供八十万两白银，袁世凯在财政上深得其力80。此后中国进入铁路大开发建设时期，梁也任职于各线铁路和各地海关道，后来先后担任外务部参、丞、邮传部侍郎等职。民国以后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因不愿签订丧权辱国的外蒙条约而辞职。
唐梁二人之外，袁世凯夹袋中老辈的“幼童留学生”还有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等人。通过他们，不少广东籍的官僚和新留学生加入了世凯的北洋班底。如上文提到过的梁士诒。再如梁敦彦(1857—1924)，字崧生，广东顺德人。留美一期幼童生，后入耶鲁大学，撤回后分发福州船政学堂，在北洋任职于天津电报学堂；此后一度任两广、湖广督署文案，1904年任汉阳海关道，旋继唐绍仪接任天津海关道。1907年后历任外务部侍郎、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会办税务大臣等要职。袁世凯复出后，任内阁外务部大臣，民国后历任政治会议议员、交通总长等要职。又如凌福彭，广东番禺人，历任天津知府、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布政使。陈昭常，广东新会人，光绪甲午年进士，后由翰林院编修外放广西，因与岑春煊不和，改官直隶，由唐绍仪援引加入北洋班底。后历任吉林知府、关内外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丞，后官至吉林巡抚、都督兼民政长(即省长)等职。
当时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并不多，其中多数都投奔了北洋，如上文中提到的金邦平(1881—？)，就是留日学习法学的学生。当时的留学生，学历回国后不被承认，仍须经过考试方能给予“出身”，金邦平即考试优等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者。金字伯平，安徽歙县人，“人颇雅饬，没有留学生的习气。”袁世凯亲自上奏朝廷，将他要到北洋，专办对外法律交涉事务，“受知袁氏，内参密勿81。”在北洋历任督署文案、督练处参议、直隶自治局督理、资政院秘书长；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政事堂参议、农商部次长、总长等职。又如黎渊(1880—？)，字伯颜，贵州遵义人，以举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受任于北洋，任督署文案，是袁世凯在办学和推行宪政方面的得力助手。在教育方面，曾任北洋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在宪政方面，黎是袁氏起草各项宪政文件的执笔者之一，历任直隶自治筹备局、宪政筹备厅、修订法律馆参事、咨议等职，民国后历任大总统府秘书、宪政研究会委员、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诸职，是袁世凯在法律和国会问题方面的参谋。此外如施肇祥、章宗元、富士英、曹汝霖、陆宗舆、李士伟等留美、留日大学生均被罗致于北洋，受到重用。
当时的留学生在国内可不像今天这么吃香，甭管你是美国的耶鲁、康乃尔，还是日本的早稻田、东京帝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按规定在国内也得等个八九十来年才能获得咱们中国的“举人”、“进士”和“翰林”的出身呢。没有这个出身，你在官场上会遭人歧视，不好混呢。一般的官僚心里头先就存了“二毛子”之类的成见，对留学生爱搭不理的。袁世凯则不然，可能是没有所谓“出身”的负担吧，他不仅延揽重用留学生，积极为他们奏请“出身”，而且礼敬有加。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了军机大臣后，与庆王等另外几位军机一同接见前来参拜的留学生，别人都傲然不以为礼，惟独袁“必鞠躬伸双手，表示接头还礼82。”当时太后为着变法图强，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学人才，开办经济特科，可在心里头拿它当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新学人才有着很大的疑虑。
1903年7月首届经济特科的初试，梁士诒为一等第一名，杨度为一等第二名；在复试前，守旧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见时进谗言，说此次参加考试的多为新党(即康梁一党)，不可取用。太后当即更换阅卷大臣，将原定的录取名额削减了3/4以上。看准了太后厌恶新党的心理，守旧派的吴逢甲、魏光焘又参奏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是革命党，其实全是莫须有的谎言。但梁就此落第，杨东逃日本，所以，那时侯袁世凯任用留学生，还真要有些魄力，担着点儿惹太后生气的风险呢。
回过头来再说用外国人，袁世凯在这上面与他的恩公李鸿章亦步亦趋，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主持北洋时，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汉纳根、丁家立等，在当时清廷重臣中是独一无二的。李鸿章是开风气者，袁世凯则干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鸿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凯用的则大多是东洋人。据日本学者统计，当时全中国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隶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袁世凯为何要聘这么多日本人？原因有两个。一是俄国自强租旅大以来，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变时占据的东北三省，一直拖着不肯交还，清廷此时对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没有力量，于是打算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抵制俄国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见着俄国人轻易地霸占了全东北，又急又恨，于是转过头来对中国“亲善”，明里暗里地拉拢中国，说黄种人都是一拨儿，同文同种，应该联合到一起对抗俄国的侵略。中国原来在军事上是学德国的，但胶澳事件使两国关系冷却了下来，而且多数大臣都觉得日本国情与中国相近，也是由落后中变法图强，所以应该近学日本，风气一下子就转了过来，从“西化”转成了“东洋化”。
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军事和教育两方面。军事方面，袁世凯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参谋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后来晋升为陆军大将)为练兵顾问，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别担任军政司参谋处、教练处和兵备处的顾问，参与北洋的军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请在北京担任使馆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职务，当时中俄密约规定中国军队只准聘用俄国教官，所以这些顾问全以“兵书翻译官”的名义出现。这个坂西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发辫，取了中国名字，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他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前后达十年之久，与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因此这里对他略加介绍。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诸侯家臣世家，后举家迁往东京。坂西190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两年后作为参谋本部的特派人员前往中国，此后直至1908年，他明里是助理武官和北洋军事顾问，实际上还肩负着日本参谋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拢中国，为日本在满蒙地区同俄国的角逐刺探情报。袁世凯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针就是利用日、英与俄国的矛盾来收复东三省，所以袁世凯在对付俄国人方面与日本很合拍，也因此与坂西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坂西、青木(日本驻华武官)，他对日本军事上的动向也很了解。十年前的死敌，如今成了共同对敌的合作伙伴，然而十年之后，当袁世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那么合作了的时候，青木、坂西又翻脸成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积极策划支持宗社党打内战，颠覆袁世凯政权。历史就是这么变幻无常，证实了“外交上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的真实和残酷。
坂西在袁死后曾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印象，认为袁“毕竟是个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严风采。与中国的其他达官贵僚不同，他不吸鸦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律，是与当时所谓的‘大官派头’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还回忆了袁世凯给他取名的经过：
到中国后过了两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在即将开战前，有一天袁世凯特意把我叫去说：“交战国的军官在中立国的军队任职不妥，所以在战争结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国名字？我来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后给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释说，班志超是引用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类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汉语中发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间加了个“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虑事情异常细致，并且是个爱诙谐的人。84
袁世凯聘用的日本军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个军事学堂做教习。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
袁世凯1901年11月7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8日实授，1907年9月4日调离，实际主持北洋的时间不足6年，却能将一个战乱之后残破不堪的直隶，建设成为一个“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86”的新政模范，使人看到他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也不得不承认他善于罗致和使用人才，展示了自己“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北洋之六年，也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下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