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为了挽救颓败的国势，慈禧太后不得不重新启动变法，而守旧派阵营的瓦解，使改良派成为新一轮变法运动的主导力量。本章开头所选奏折就是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就变法问题向朝廷提出的十条建议。李鸿章之死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在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袁世凯依照他上陈朝廷的“十条”变法方针，广泛招揽人才，在教育、实业、军制、吏治等诸多方面开展了全面、扎实的变法维新活动，在不到六年的时间内，从战后的废墟上把直隶建设成为“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的模范省份，充分表现出袁世凯非同寻常的行政才能，展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一面。“得人才者兴”是句老掉牙的古训，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袁世凯的北洋新政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正在于他重视人才并能知人善任，因材施用，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袁世凯罗致了大批人才，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北洋班底，从而为其事业的发展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出长北洋的六年，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北洋新政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作为李鸿章之后的新一代改良主义领袖是名至实归的。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1

(1901年4月25日)

奏：为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恭折缕晰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等因。钦此。伏读之下，钦悚难名。仰见皇太后、皇上宵旰焦劳，惩前毖后，咨儆百尔，一意振兴，诏求嘉谟，训词深痛，薄海臣庶，感动奋发，靡不涕零。环球列邦，共睹共闻，当亦同深钦服。臣忝膺疆寄，渥受国恩，值此时艰，莫能补救，夙夜愧愤，无地自容，敢不勉效一得之愚，仰恭圣明采纳。

臣维全局至重，庶政弥繁。当积重难返之秋，为改弦更张之计，因革损益，各有所宜。现或苦于人材之不敷，或绌于财力之不足，而又有浮议挠之，痼习蔽之，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其亟须变更者，又贵乎明断力行，不为庞言所动。核其要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乃能图终。探其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乃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以次第施，因时制宜，兴利剔弊，而成效乃可得而言也。臣愚虑所及，不敢为繁重阔远之论，谨就言之易行，行之易效者胪列十条，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一、慎号令。号令者，国之大权，臣民之所钦仰也。必精审详度，计天下实可遵行者，而后毅然出之，决无反汗，期在必为，始可风动四方，日臻上理。倘不慎之于始，或发一号而窒碍多端，势将半途中辍。或施一令而流弊丛出，又将易辙而行。甚或破除积习，不便贪庸，群起撼摇，多方阻格。持之不坚，终将废置。迨号令频更，众情疑惑，遇有善政，亦且相率观望，视若具文，不肯力行，安能收效？现值国家变通政治之初，号令所颁，中外竦企。窃以为事欲经久，先在于法可通行。在朝廷博采旁咨，群策辐辏，凡遇臣工条陈事件，自必详加讨论，择善而从。然言之匪艰，行之惟难。设其中尚有应待推究之端，似宜饬将该条陈发还上言者明白详复，或发交资深望重诸疆臣妥议具奏，内外合谋，不厌精详。迨至禀承庙谟择定施行，便成万钧不移之势，无论如何为难，亦必坚持定见，始终不渝。臣下知其无可迁延，无可规避，自然奉行惟谨，奋力图功。于是明定赏罚，以示鼓励；限定岁月，以立程期；严申考成，以核功过。勤者有不次之擢，惰者无或贷之刑，庶人知劝惩，而百废不难俱举矣。

二、教官吏。人才登进，向重正途，究之释褐2之初，用非所学，类多娴于文艺，拙于政事。又自咸同军兴而后，保举捐纳，阶进日多，流品益杂。京员半受成于胥吏，外官恒借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济世之变者百无一二，即求其能称职守，了然于分内应为之事，亦甚难其人。似亟须有以教之。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达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门，精选品学敦实，才识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习，课以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国约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学之所习，分门别类，各专其业，严定课程，考其殿最。其优异者，即按其所执之业，而试以所宜之事。其志趣远大者，或派令出洋游历，以验其造诣而求其精实，回华之后，优予奖擢。并请饬下各行省，分设课吏馆，专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择要辑书，发令候补人员学习。按月扃考，择其连取优等者，酌予委用。不过一二年间，京外官吏，皆知讲求实在经济，临事因应，自易措手。方今时艰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学校大兴、人才辈出之后，方使之莅官任事，势必有所不及。但就现有之官吏，设法造就，俾皆成为有用之材，彼既无废弃之忧，则鼓舞兴奋，收效必速。济急之方，莫先于此。

三、崇实学。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事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拟请饬将京师本有之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饬下各行省厚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依次推广。务使僻壤穷乡，皆有庠序。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延师讲授，分门肄习。但目前师资无多，惟有译书之一法，最为便捷。似宜专派大员，考核各国书史，其已经译出者多刊广布，其未经译出者，精选译员译成汉文。一面分咨出使各国大臣，随地购书，选择咨送。近年来日本译书甚多，而洋人之久在中华者亦多有译本，均可搜罗印证，汇集成编，发交京外各学堂循序讲贯，以期学术一律而免分歧。并可酌聘洋员，为之教习。迨所学渐有门径，再分别资遣出洋，以资历练。将见风行海内，而才彦不难蔚兴矣。

四、增实科。夫当世无深明大事之人，故人才今不如古；当世无博达时务之人，故人才又中不如外。然近日取士，如必广求兼通古今中外之人，非但无此本末兼赅之士子，恐亦无此体用兼备之考官。虽立法极其精详，势必有所不行，即勉强行之，亦终于有名而无实。旧学似暂宜量为变通，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旦全废，但将各省岁科乡会各试取中定额，先行核减二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所减之额，作为实科取中之数。拟请先饬沿海各省如南北洋、两广、闽浙各督臣会同妥议条规，按中西各学分门别类，募考实学。各省风气不一，暂不必拘定籍贯，亦不必分省限额。荟萃聚考，先仿佛童试规模，由该督臣等精选试员，认真校试，择优异者作为附生，再定期复试，取中者作为举人，再咨送礼部。由礼部会同总理衙门遴调试员，并奏请简派考官订期会试，中式者为进士。但各试虽皆以经济时务为重，亦必须能明四子书大义及有宋诸大儒理蕴，方准取中，以免趋末忘本之弊。成进士后，一体殿试，试以时务策论，不拘格式，不避忌讳，恭呈睿定，赐以出身。内用者各就所学专门，分法六部观政。其精通各国语言文字及熟谙各国政要者，发交总理衙门、出使大臣差遣；外用者发交各省督抚分别委用，并由各堂官、使臣、督抚等认真察看，一年期满，出具切实考语甄别，不准视为具文。倘有品行不端、心地难信者，随时参革。其旧科中额，每次递减二成，实科递增二成，以六成为度；使士子知所趋向，争自濯磨，皆渐勉为有用之材，以求奋于功名之路。迨三科之后，学堂中多成材之士，考官中亦多实学之人，即将旧科所留四成帖括中额概行废止，一并按照实科章程办理。而实科亦不必另行一途，仍旧各省一律举行。如此逐渐转移，而士风不难丕变矣。

五、开民智。中国腹省风气未开，士民囿于一隅，每至寡闻鲜见，一遇洋人，非存畏避之心，即起仇视之意。畏则甘受欺侮，仇则激生衅端。且于敌情国势，物产民风，窥察无从，隔膜必甚。亟须启其智慧，广其见闻，始可期彼此相安，兼可益民商生计。而开民智之法，各国重在报馆。惟中国各报馆，大半有文无行之士，作奸犯科之徒，依托洋商，影射煽惑，迹其�张为幻，几使官家无之如何。似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遴派公正明通委员董司其事，由省局分发外邑村镇，俾各处士民均得购览。并申明报律，将一切雌黄不经之说，暨干犯忌讳之词，概行禁除，专以启发民智为主，庶几风气日辟，耳目日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消弭教案。迨官报盛行，购阅者众，且可抵制各处托名牟利之洋报。纵各洋报馆未能一概禁闭，而销售渐滞，主笔者自有戒心，亦不敢再逞无稽之谈，以惑民听而乱人意矣。

六、重游历。春秋战国之世，晋文在外，晋悼游周；赵武灵入关而瞰秦王；滕文公过宋而见孟子，皆不惮远涉，视为故常。至于会盟之役，国君亲行；聘问之使，亲贵并遣，征诸往策，不可胜数。固以敦交邻之谊，亦以察与国之情。近今泰西各邦，储君亲王，遨游列国，尤为习见，揆其用意，实于古合。拟请简派王公，分赴外洋各国，慎选留心时务之京朝官随从游历，考究各国政治、学术、风土、人情，既资以广见闻，亦借以觇敌势，濡染既久，智慧日生。外洋情形，均得要领，回国任事，自善措施；遇有交涉，更无难于因应。各国见我风气日开，必渐见引重亲近。且彼之底蕴，已为我所洞悉，亦可稍戢横暴，不致任意欺凌。至京师各衙门人员，如有情愿出洋者，准其报由总理衙门详加考察，实系志趣正大，才堪造就者，亦可在出使经费项下，酌予川资，遣诣外洋游学。回华后切实考询，视其所得之浅深，以判优劣，而定黜陟。倘若亲贵中有以海外风涛为虑者，不妨先赴日本或中国通商各埠，就近游览，亦足以通知时局，稍识洋情，未始非成材捷速之一途。

七、定使例。各国凌我贫弱，遇事要挟，惟在办理交涉人员善为因应，以免失机偾事。是出使人员，关系绝重。查各国使例，英为最善。公使一途，重谙交涉；领事一途，重习商务。虽统名为使员，而其中实隐有区别。凡膺出使之任者，必为其政府所素信，及洞悉各国情事，始可充选。抵任后考究该国风土、政治，一切利弊与其意向动静，随时刺探，据实报明本国。职掌既重，任用尤专。其阶资迁擢，率不外乎本途，类由书记、翻译、参赞以次考功递升。常有数十年不离一国，亦有终其身专膺使命者。按其年限给假休息，差俸仍旧。有时外(交)部缺员，亦由使员内选调任用。故内外情通，洋务娴熟，交际之间，应付咸宜，而本国利益，在在均占先著。中国遣使，向无专途，随带人员，尤多冗杂。而任满受代，永难熟悉，似宜精选使才，先令在总理衙门当差，稍加历练，再因缺派往各国。其随带各项要差人员，均由总署在于实科登进之各司员内考取派充，概不准随意携带，亦不许无故调换。自使臣以下，均以久任为主。有时使臣易人，而所属各员，仍可照旧供差。仿照英例，立限给假休息。总署需员，亦分别堂司在使员中调用，庶总署使员，联为一气，呼吸相通。任久职专，情形透彻。遇有各国事案，自可算无遗策。且使员得人，敌情了然，既有诡谋，亦得以预为防范。使该员并可藉其土著，嗾嘱煽动，使他国与我为敌者，互相疑忌，藉以缓我祸机；又可相机联络，以分敌国之势。其中无形之作用，裨益良多。

八、辨名实。京外各官，禄入素薄，每不足以资赡养，而经理财赋厘税各差缺，率视为肥美之区，委之者名为调剂，任之者善于中饱。积习成风，牢不可破。而名实之混淆甚矣。夫薪俸之获，自公家者有限，而赢余之入私橐者无穷。推究其故，皆由无以养人之廉，遂亦无以禁人之贪耳。然此风不除，终难核实。虽欲振兴百度，力图富强，恐一法行而人皆缘法为奸，利尚未兴，弊已先伏，欲治之成，其道无由。似宜将京外各官廉俸，从优厘定，计足以资事畜养。又量差缺之优绌烦简，酌定经费以资办公。其散职冗员，无所事事者，分别裁并，节其薪俸以供挹注。而经手理财人员，不妨格外从优以杜侵蚀。此外凡财赋厘税所入，涓滴之微，锱铢之细，亦必列为公帑，不准稍有损耗。盖明予之千金有所不吝，而暗取之丝毫在所必严，有坐赃者尽法痛惩不贷。果能事事核实，不但赋税可期倍增，即将来仿行各国兴利致富诸法，亦可期有成效。综核名实之道，必当以此为先务。而理财得失，关键亦即系于此。昔原宪辞禄，孔子止之；圣人之用心，其必不肯导人以贪也明矣，盖虑远思深而维持者大矣。

九、裕度支。各国财政，途径纷繁，大要在采矿产、造铁路、兴商务、通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利国利民者，靡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大信，历久不渝。故上下交孚而利源日辟。其税则綦重，名目亦多，如人口、间架以逮印花之类，莫不有税。然其教民、卫民并为民代谋生计，实属无微不至。又事事核实，推诚布公，故重取于民而民不怨，多为之名而民不扰。近年来路矿邮政诸务，中国皆已举行，而收效尚需时日，非目前所能取济。似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现各省亦多有设立商务局者，不过具文，无裨实济。盖由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虽多，徒滋纷扰。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是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口(岸)，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至洋人以银元畅行内地，而中国以宝银反复熔铸；人(家)享大利，我受耗损，所亏甚巨，流弊实深。似宜亟照迭次议定成法，通饬各省购机设局，赶造银元。每元通按库平(银)一两制造，小者递减。务使天下一律，不得有参差搀杂之弊，并可造纸币以辅行之，设官商合办银行以流通之。其解部放饷各款，均依次改用银币。但能办理得法，士民见信，则铸钱之提减成色，银行之出入子母，纸币之现存腾挪，自可周转不穷，坐获厚利。至各国税重且繁，欲仿行之，先宜慎择。拟请饬下出使大臣，访查各国税章，择其裕国而不病民，可以推行中国者，汇录奏闻。再发交各疆臣，各就地方情形会议增减，以期行之无弊。迨利源日拓，库帑日充，然后因富求强，势自顺而事自易矣。

十、修武备。各国士农工商兵，均有专学，而兵学尤重。盖诸强国犬牙交错，势均力敌，各怀吞并，亟图自保，不得不竞修武备。往往穷通国之全力，殚数十年之经营，竭千万人之智巧，以切究而精求之。又互相师法，兼长弃短，日新月异，几无止境。故能出奇制胜，美备聿臻。考其兵事之根原，大都植基于学校，凡军中应用之物、应有之义、应知之理，无不逐一讲求。将皆知学，士皆素练，兹其所以强也。中国兵事，本无专学，应试士子，向取弓、矢、刀、石；用之今日，既非所宜，而营兵之执持枪炮者，又多不知运用理法。将弁半起家于卒伍，但凭血气，绝少谋略，斯其所以弱也。似宜通饬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才。凡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器械以及技艺、工程各学，均须切实讲习。其南北洋各省学堂原有之生徒，业经学有规模者，即仿照文场实科取士办法，酌减各省武试定额二成，移作武备生徒中额。每次按成递互增减，俾天下挽强引重之士，皆变为技精略裕之材。而武试旧科，亦将不废而自废。至各省军政，必须划一。拟请简派知兵大员，详订营制操法及选将募兵各条规，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随时特派大员分往查阅，严定赏罚，不稍假借。又宜分调各省军营弁目，按省份之大小，定人数之多寡，以二百人至五百人为率，萃集一处，遴派大员，督率训练。择武备切用学问，分别教授二三年后，稍有成规即遣回原省转相授受。再另调新班，更番轮练。各省操法，自易一律，遇有调发，亦易收指臂相使之效。至器械为士卒之卫，固贵精利，尤忌参差。现新约将订，增购军火自属为难，然既不能取资于人，即当反求诸己，断不可因噎废食。似宜饬下向有制造各省，重资募匠，先讲求锻炼钢铁各料之法，再仿造机器，逐渐推广，以制军火器械。考定一式，俾免歧异。各省需用，备价购取。如有粗窳等弊，准由购取省份指实严参，追回原价。但能实力兴办，多方奖掖。华人技巧，不让西人，且华工之糊口外洋者甚多，亦可设法招徕优豢器使。国家悬的以求，士民望风奔赴，将见良工巧匠，辐辏并进。行之渐久，考之愈精，必不乏精械利器以供捍卫之用。惟司其事者，必须慎选精通制造理法，而又性情坚定、不惮烦难者为之，方可提纲挈领，始终经理，以底于成。自强之要，不外是矣。

以上十条，虽皆卑无高论，务期切而易施，敢竭愚忱，恭应明诏。抑臣更有进者，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甚矣。复当大衅，创巨痛深，财绌力殚，益贫益弱。忧时之士，咸虑不支，臣独以为未也。在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卒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切实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补我所短，行见事半于人，功效倍之。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度，行之以渐，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臣至愚极庸，愧不能上分主忧，下裨时局。然而天良具在，忠愤难忘，惟有勉殚血诚，力图振作。尤当凛遵公尔忘私、实事求是之圣训，以时时儆于厥心，冀可稍答高厚生成于万一。

所有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由驿缕晰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1901年9月7日(旧历七月二十五日)，庆亲王、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十一国代表签订了《辛丑和约》十二款，签字当天，七十九岁高龄的李鸿章已经是“力疾”扶病出席了。9月17日，联军完全撤出北京；但事情并不算完，天津还处于联军都统衙门的管理之下，这是要在赔款付清之后才能交还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东北，东三省在俄国人手里，要想收回来不那么容易。俄国人的要价很高，正在等着开谈判，不用说这又非李鸿章不可了。不满足俄国的要求，东三省收不回来，那可是大清的发祥地和祖坟所在；答应俄国的要求，闹不好列强会再次群起效尤，中国很可能就此被瓜分。列强的逼迫威胁，内部的分歧掣肘，太后的遥控牵制，终于把为大清这辆破车驾了一辈子辕的老马给累倒了，10月30日，李鸿章肝病发作“呕血”，11月7日，撒手人寰。

裴景福曾在鸿章手下作官，老李离粤北上之前，曾向他透露过自己的心曲。“庚子六月，文忠(即鸿章)奉命入都议和。是月21日，自广州登舟，裴前往送行。其他官员全都不见，独以乡里后进召裴入见。当时十分炎热，文忠穿着细葛蓝布短衫，足着山东式样的鞋子，靠着一架小藤躺椅。”在谈了一阵地方上的政务之后——

裴(景福)说：“公已调补北洋了，诸位领事们(指各国驻广州领事)今晨已得知电报，全都额首相庆呐。”文忠忽然捋着胡须自言自语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过了一会儿又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师遭难，根本虽已动摇，然而慰亭(即袁世凯)支撑着山东，香涛(即张之洞)、岘庄(即刘坤一)全都有确定的见识，必会联络保全，不至于一蹶不振。以各国兵力论之，京师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功亭(即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军已经零落，牵制(联军)必不得力。日本调兵速度最快，英国人再帮助它，恐怕七八月(京城)已不保了。”说到这里，潸然泪下，说：“内乱怎样能止得住呢？”久久没有其他的话。裴将要告辞而出时，文忠止住他说：“潮水还没有来，先不用着忙。”于是自己喝牛奶，而命以荷兰汽水待客。裴又开口问道：“万一都城守不住，公进京打算怎么办？”(李)回答说：“必会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惩罪魁以泄愤，先以此二者要挟我，而后注重兵费赔偿，这是势所必至的。(至于)兵费赔款数目的多少，此时尚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研磨(拖延商讨)，展缓年份，还不知做得到做不到？我已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总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不响了，和尚也就死了。”说话间涕下如雨。裴亦怆然，于是告辞。文忠命取相片来相赠，送到舱口，仍拉着手再三叮嘱说：“地方要紧。”裴答应着登岸，而安平船遂起锚而去。3

老成谋国，不计毁誉，心态苍凉，闻之令人鼻酸。而老李之死的主因，除了为太后和义和团闹出来的庚子事变善后，累得心力交瘁而外，就是俄国人的要挟逼迫了。东三省的交涉与李鸿章之死，与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关联，所以我们先要简单补叙一下庚子事变中俄国的表现。

庚子事变期间，联军在京津正面战场上的部队总数不过六万六千五百人左右(包括瓦德西所率领的、没能赶上战斗的二万二千五百人的德军，他们是在北京陷落一周后，才在大沽登陆的)，这其中的俄军只有四千八百人。但在不那么引人注意的东北方面，入侵的俄军竟达十五万人之多，很显然，俄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所刻意经营的，是其处心积虑已久的中国东北。

在这之前，俄国虽已骗走了大半个东北(这里是在蒋廷黻先生所说的“大东北”涵义上使用“东北”一词)，但在黑龙江右岸还有若干属于中国的飞地，有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和生意人在那里居住。东三省(当时东北尚未建省，统称满洲，由于是所谓“龙兴之地”，对外不开放，由几个满族将军带兵驻守)的将军们都是满族人，对太后编练义和团打洋人的上谕奉命惟谨，盛京(即今沈阳)、吉林也小规模地闹起了义和团，这就给了沙俄极好的借口，实施其攫夺更多权益的计划。

7月中旬，俄军从海兰泡(位于黑河对岸，原名孟家屯，今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越界渡江；次日起，在海兰泡居住的六千多(大多是做生意的)中国人，被分批押解到黑龙江边，强行驱赶入水。掉队或拒绝泅水者，被俄军用斧子、刺刀砍杀。游过江的中国人仅八十余人，大部分人被杀或在江中淹死。

同时，俄军将中国人集中居住的“江东六十四屯”(在瑷珲对面，黑龙江以北)焚掠一空，居民或被砍杀或被驱赶进江中溺死，惨死七千多人。8月14日，俄国阿穆尔省总督宣布黑龙江右岸土地全部并归俄国所有。希望国人不要忘记黑龙江畔这些同胞的冤魂。

俄军过江后即分三路向东北纵深挺进。8月28，黑龙江城(即齐齐哈尔)失守，黑龙江将军寿山自杀。另两路俄军分别由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哈喇苏苏(又称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和中朝边境的珲春入侵吉林，吉林将军长顺奉清廷之命“停战讲和”，9月21日俄军进入吉林，收缴全省所有枪支和官府的现银。俄军的南路，由屯驻旅顺的俄军北进，8月1日攻陷盖平和熊岳，以后相继攻陷海城、牛庄、辽阳、铁岭等地，10月2日占领盛京(沈阳)，偏师直下山海关，与关内的俄军会合。至此，东北全境基本上落入俄国的掌握之中。

11月9日，逃到义州的盛京将军增祺派部下周冕与俄国总督阿莱谢耶夫(Alexieff)的代表在旅顺订立了《奉天交地暂且约章》(简称《增阿暂章》)，主要条款有：允许俄国建立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中国交出军火炮台，解散军队；营口暂由俄国人管理；俄国派官员驻盛京参与“紧要大事”；俄派兵协助地方上的治安巡捕等等4。16日增祺与阿莱谢耶夫批准了《增阿暂章》。但是由于当时交通通讯不通(太后一行正在“西狩”途中)，增祺此举未能事先请示朝廷，因此当太后知道他竟敢与洋人私订约章，大为恼怒，次年(1901年)1月18日，命驻俄公使杨儒向俄国外务部声明不予承认，并将增祺交部严加议处。

其实，《增阿暂章》不仅慈禧不满意，俄国那一头也不满意。清廷既然不予承认，俄国乐得同意废除《暂章》，并由外(务)部尚书拉姆斯独夫向杨儒提出了一份更为苛刻的“东三省交地事约稿”，主要内容是：一、俄允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二、留兵一部保护铁路，至地方平靖及中国将本约末四款办到之日止；三、如遇变急，留驻之兵，全力助中国弹压；四、中国允于路工未竣及开行以前，不设兵队，他日设兵须与俄国商定数目，军火禁入满洲；五、凡将军大员办事不合邦交，经俄声诉，即予革职，满洲内地可设马步巡捕，与俄商定数目；六、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七、划金州于旅大租借地内；八、满蒙新疆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非俄允许，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行筑路，除牛庄外不得将地租与他国人；九、此次俄兵费、各国赔款，均应清还，俄人赔款数目期限抵押，与各国会同办理；十、被毁铁路，及公司工(程)师被劫产业，及迟设路工赔费，均由中国与公司商赔；十一、上项赔款可与公司商定，将全数或分出若干，以他项利益作抵，该利益可酌改旧合同，或另让利益；十二、照中国前允成议，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另造一路，直达长城，照现行路章办理。5

由于俄国所提条件大有独吞满蒙权益之意，引起了视东北为其“国防外线”的日本的极度恐慌和不满。于是日本拉俄国的老对头英国和德国共同向中国施压，劝中国勿与“别国”(即俄国)另定割让土地及独享利益的条约，一切条约应与各国公同商办。清廷的态度是以夷制夷，利用英美德日劝阻俄国，中国则尽可能地两边都不得罪，总的原则是“因应机宜，善为操纵”。俄国公使格尔思则威胁李鸿章说，中国如果听信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满洲必永为俄国占领，此事与各国无关，应置之不理。3月18日，俄国发出签约的最后通牒，限令中国26日之前签字。李鸿章的对策是拖，后来又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提议先定公约，后议专约，将此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由于想在“公约”之外谋求更大的特殊利益，俄国向清廷秘密提出的条件，都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清廷于是通过刘坤一、张之洞等向英、日等国透露俄国的要求，激起了这些国家的强烈反弹。迫于压力，4月12日，俄外务部向英美德三国公使否认俄曾向中国提出过特殊要求。之前(4月8日)，俄驻日公使也通知日本外相加藤，中俄立约作罢，东三省仍照以前办理，加藤当即转告清廷驻日公使李盛铎，并叮嘱俄若再有诱逼情事可随时与英、日密商。诚如张之洞所说，中国此时的生机全赖“各国牵制”四个字了6。

但是，俄国是不会无代价地将东三省璧还的，其他列强当然也不甘心俄国独吞东北的权益，尤其是日本，在它看来，俄独吞东北，对日本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列强在中国问题上，本来就是矛盾重重，根本就不可能形成一致的对华政策，是太后闹义和团把它们闹到了一张床上。即便如此，列强仍然是同床异梦的，其中俄国尤其狡诈。庚子年的闰8月初4日，在马上就要拿下盛京，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时，俄国忽然向其他列强递交了一份照会，宣称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俄军及其公使馆人员将一并撤退到天津，等候清廷派出的谈判代表。这对原想团结一致压迫清廷做出最大让步和赔偿的其他列强，分明是拆台；对清廷而言，则是示好。他们为什么要撤到天津？因为负责谈判的全权大臣李鸿章要从那里上岸，而李鸿章被俄国视为“亲俄派”，奇货可居，所以一下船就被俄国派兵严密保护了起来。相对于李鸿章，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则被认为是亲英日的，但在外交折冲方面，他还是个小儿科，老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据荣禄在京的眼线张翼向他密报说，在与列强的谈判中，老李主持一切，“大权独揽，左右无人也”，“甚至电奏照会竟有先发行而后知会者，一切独断独行，决无与庆邸(即庆亲王)就商之时7。”尽管与朝廷往来的电文公函，庆亲王由于地位尊贵，名衔始终都列在老李前面，但老李功在国家，有本钱倚老卖老。太后简直把大清的江山和自己的命运全押在了老李一个人身上：“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8。”

俄国人原以为老李收过他们的钱，这次也会像强租旅大那次一样合作，不想老李亲俄不假，但在关系国家重大权益的问题上，还是顶住了压力。1901年10月10日，俄国公使向李提出以俄华道胜银行名义办约，以避列强耳目，他拒绝了。此后俄使又不断威逼利诱，直到老李去世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榻前逼他签字。所以老李之死，一是让太后搅得一团糟的国事给累的，一是让列强尤其是俄国人给逼的。平心而论，明知道必会丧权辱国，背上历史千载骂名(像“汉奸”、“卖国贼”这类骂名老李至今已经背了一百多年)的这类谈判，别人避之惟恐不及，老李虽不情愿，但为挽救神州于陆沉，“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忍辱负重的勇气和老成谋国的责任感，令人佩服。要知道，那些一向骂老李“汉奸”、“卖国”的翰林和御史们此时都如“久旱之望云霓”，盼着他来收拾好残局呢。“于时列国军队尚纷屯京、津间，两宫西狩未还，生民喘息甫苏，中外喁喁仰望李相若长城。顿闻噩耗，举国惶骇，朝廷亦怵然9。”得知李鸿章的死讯时，太后一行正在回銮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当时随从扈驾的吴永描述了行在的场面和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