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74页。

2�穆麟德，原为德国驻天津领事。卸任后，适逢朝鲜壬午兵变平息后清廷帮办朝鲜海关关务，经李鸿章推荐出任朝鲜商务协办。

3�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0页。

5�《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33页。

6�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348—3349页。

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9�同上。袁所提出的“监国论”，实滥觞于张謇。张于1882年壬午兵变后即上书李鸿章，建议“对韩事，请援汉玄菟、乐浪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连东三省为一气。”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347页。

1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2页。

1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13�同上。

14�同上。

15�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87页。

16�《容庵弟子记》卷一。

17�《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51页。

18�《容庵弟子记》卷一。参见《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1636页。

19�但在形式上，袁之使任还是依程序办的。“命以知府分发，尽先补用，候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加三品衔。”

20�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71页。

21�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82页。

2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611页。

23�《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59页。

24�《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58页。

25�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第295页。

26�《李鸿章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2861—2862页。

27�1886年9月，“朝鲜国王咨礼部：致俄文凭，系小人捏造，永作废纸，已照会各国公使声明。”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808页。

28�同注26，第2863页。

29�《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3374—3375页。

3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725页。

31�《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140—2163页。

32�《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882页。

33�同上，第883页。

34�同上，第886页。

35�同上，第915—917页。

36�同上，第861页。

37�同上，第919页。

38�同上，第919页。

39�同上，第920页。

4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页。

41�同上，第124页。

42�同上，第129—130页。

43�同上，第167页。

44�同上，第168页。

45�同上，第174页。

46�《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825页。

47�《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204—205页。史纳机作为中国总税务司外籍高级雇员，如违背清廷意志，将失去任满后重回总税务司任职的可能和退休时应得的丰厚退休金。穆鳞德即因其在朝鲜的作为不得志于总税务司而蹉跎一生。

48�同上，第231页。

49�同上，第232页。

50�同上，第212页。

51�同上，第409页。

52�同上，第482页。

53�同上，第526页。

54�同上，第521、524页。

55�刘彦：《中国近世外交史》，第192—193页。

56�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31页。

57�《中朝关系通史》，第615页。

58�《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165—3166页。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28页。

59�《中朝关系通史》第629页。

60�《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40页。

61�同上，第681页。

62�日本先后通过驻朝使馆译员郑永邦、代理公使杉村等，以动乱损害商务，韩国无力平定，清应代其戡乱，日不会干预等语告袁世凯，袁亦转告李；且清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在给李的电文中判断，日本国内“官民争执日益加剧，……决没有再外生事之余力”。李等由此决定出兵，落入日本所设的圈套。

63�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3页。

64�《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52页。

65�《庚子西狩丛谈》第109—110页。

66�《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98页。

67�陆奥宗光：《蹇蹇录》，参见《中朝关系通史》第632页。

68�《中朝关系通史》第637页。

69�《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6页。

70�如驻朝清军统帅叶志超鉴于日本不断增兵，且开始派小队日军在牙山周边侦察，6月25日(旧历5月22日)电告李鸿章：“我愈坚定，彼愈猖獗，不添大兵，摄以威势，恐养痈成患，一溃难收。……务求中堂主持，将彻底情形转达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但李复电认为，“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嘱其“仍坚忍，勿张皇”。7月1日(旧历6月9日)，鉴于局势日益危险，叶再致电李鸿章：“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且军士既无战事，久役露处，暑雨受病，殊为可虑。”李认为“现正与日商，未便遽派大军，致生疑阻。”对于中策，则“虑示弱”，请示清廷决定，清廷亦犹豫不决，遂使前敌清军陷于不战不走的困境之中，丧失了军事上的主动。李鸿章想避战，在开战之前撤军是惟一的选择；日本初占朝鲜，控制消化需要时间，可为清廷赢得战备的时间。参见同上，第724—725页，763—764页。

71�日本屡次欲同朝鲜建交，均为朝鲜拒绝。1871年9月，清廷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1873年3月，日本借换约之机，试探清廷对日本欲与朝鲜建交的态度，清廷竟答复说：“中国对高丽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政与和战，皆高丽自主，与中国无关。”1875年江华岛事件后，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与其谈判，朝鲜推说自己为清属国，不能自主。日本遂派森有礼来华交涉，当时中俄正进行归还伊黎的交涉，不愿多事，主持总署的恭亲王竟放弃宗主国的责任，答复日使：“朝鲜虽隶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日本以后就据此不承认朝鲜为清之属国，并强迫朝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以后清廷又授意朝鲜对外开放，与西方列强建交通商，试图“以夷制夷”，牵制对朝鲜有野心的日本和俄国。美国著名外交史家马士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对清廷的这种做法评论说：“按照西方行事的照例办法来说，中国应看作是对朝鲜未尽责任。它既是宗主国，那么它就必须保护它的藩属，使之免于内忧外患。……这种不干涉政策竟然执行到那样的地步，致听任朝鲜随意和外国做条约上的安排。”参见该书第三卷第29页。此后清廷又转而实行全面控制政策，粗暴干涉朝鲜之内政外交。当日本派兵赴朝与清廷争夺朝鲜的控制权时，清廷无军事上的把握，一味求助于列强的调处，而当德、英等国提出由中、日、俄或多国订约保证朝鲜中立之时，清廷又以“不合体制”为名加以拒绝，失去了外交上的转机，最终陷入自己并不情愿的战争。

72�《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8—710页。

73�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二。

74�参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37—741页。

75�参见同上，第752—753、758页。

76�7月11日，袁发烧躺倒，电告李鸿章：“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病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致害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优智略，明机宜，确有应变才，与韩西员均熟，必不至误。”《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73页。

77�袁世凯去年已被清廷实授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即道员)，故简称袁道。

78�7月18日(旧历6月16日)，清廷下旨调袁回国。李鸿章当日电告袁世凯：“总署午电，本日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鸿。”《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88页。

79�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117页。

80�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7页。

81�宋恕(1861—1910)，字平子，号六斋，小名燕生，浙江(温州)平阳人。出身儒生世家，幼聪颖，通经史，16岁进学，后在书院任教。宋是当时著名维新派人士，曾以变法维新干谒张之洞、李鸿章，但因所论多为社会伦理、经济改革，未受重视。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宋怀有大志，有文才，与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为同志，然其志不得伸展，郁郁而终，年仅39岁。

82�即吴长庆，武壮为其谥号。

83�孙宝暄：《忘山庐日记》(上)，第307—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