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商大会结束后，我便去了北京，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一去，就做了三台节目！

这些节目后来在中国的电视观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我在澳洲的发展更为国人所知了，我的澳中集团的名声也更大了。

第一个节目是中央一台的“世界华商论坛”。

这个节目是配合世界华商大会专门制作的，一共９５分钟。有好几个中国著名企业家都来了，比如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四川著名民营企业家刘永好，以及重庆力帆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尹明善等，一共八个，都是相当有知名度的企业家。海外有四个企业家，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

我在这个节目中主要讲了世界华商，特别是澳洲华商的发展历程、目前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

就现场反应来看，我觉得大家对澳洲华商的情况非常感兴趣。

记得那天是2001年9月19日，节目主持人是曲向东。

第二个节目是中央十台对我的专访，做了60分钟的节目。

我主要谈了我的澳中集团的经营战略与文化发展，以及我对澳中集团未来的总体设计和规划。

第三个节目是中央二台，也就是中央台经济频道2002年3月5日的“商界名家”。

这个节目实际上从机场就开始录制了，现在是去做后续节目。我记得，我刚一走下飞机他们就开始跟踪拍摄了。然后，我就停在机场的某一个地方，对着摄象机镜头侃侃而谈。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可能哪句话没说明白，或者是某个动作不大对劲，导演就得叫停，重来一次；如果还不行，还要再来一次。那一刻，我就象一个牵线木偶，导演叫怎么做就得怎么做。导演对我的配合很满意。我也觉得奇怪，我从没做过演员，哪怕是业余的，可是我很快就进入角色了。但做演员实在是太辛苦，太不容易。

到了“商业名家”的演播室，情况就好多了。我是这个节目的惟一嘉宾，是主角，主持人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镜头和台下的观众面前，我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和提问，可以说是对答如流。当然，谈的都是我在澳洲的故事，以及澳中集团的发展规划。对于这些，我实在是太熟了。记得主持人路一鸣曾问过我这样一句话：你在澳洲的第一个5年就赚了600万（人民币），第二个5年又买下了价值1.3个亿（人民币）的澳洲总工会大楼，到了第三个5年时已经拥有十几幢商业大楼和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总价值以达数十亿（人民币）；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在1987年去澳洲的时候身上只带了1000澳元和两箱书，这是真的吗？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吧？这个问题问得好！别的什么东西呢？有吗？我回答说：那就是中国人艰苦创业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我把它带去了澳大利亚。

这一年，好想中国方面要成心挽回我在前几年的名誉损失似的，我在参加了世界华商大会后回到澳洲不久，又接到全国侨联的邀请，中央领导要见几个海外杰出华人代表，开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

又是中央领导，谁呢？

参加座谈会的的只有12个人。很快，我们便被告之，要和我们谈话的是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我们都知道胡锦涛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很快就会出任国家主席一职和党中央书记一职。所以我们都很兴奋。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因为一共只有12个华商。

我被安排在座谈会上作20分钟的发言。为了准备这个发言，我想了整整一个晚上。我想，我一定不能只谈我的澳中公司的情况，关于澳中集团这些天已经谈得够多了。中国未来的掌舵者一定想了解更多的、更宏观的海外情况。到了凌晨的时候，我才大致准备好了第二天要汇报的内容。

我讲的要点是：中国的企业一定要走向世界。我说，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必须走向世界。同时，我还强调，中国的文化也应该走向世界，其中媒体的走向世界是关键，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优良文化，展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我举了一个例子，说西方不仅是物质产品进入中国，很多文化产品也大举进入中国，比如好莱坞的电影、电视剧以及各种软性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等等。这些文化产品既是商业的，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表现，世界大国都很重视文化的输出。因此，要鼓励中国媒体及中国文化产品往外走。

在我讲话时，胡主席不断的在纪录，我讲完后，胡锦涛副主席问我，在澳洲可以看到中央台吗？

我告诉他，可以！

他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还把我的回答记了下来。在他和我握手交谈时，我感觉他非常平易近人。伟人不仅是一个领袖，而且也是一个普通人，距离一下近了很多。

不久，2002年秋，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春，当选为国家主席；2004年９月，又接了军委主席的位置。同时，一些更加年轻的领导人也走到了前台，他们朝气蓬勃，知识丰富，一定会带领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回到澳洲后，我又获得一个荣誉——澳洲总理何华德和维多利亚州长简纳德分别代表联邦政府和维多利亚州政府，给《澳洲侨报》及我个人颁发了“国际志愿工作者奖”，以表彰我对澳洲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这是澳洲政府对我在澳洲多年所做的工作的肯定，我很看重这个荣誉。

我觉得，我得了这个奖，不只是我个人的荣誉，也为华人争得了荣誉。

志愿工作者，在西方社会是一个很常见的名词，在很多公共的场合都能看到志愿工作者，有的在为慈善团体工作，有的在为宗教团体或者是青少年组织工作。志愿工作者就是不要报酬，为社会工作，为大众服务。我获得“国际志愿工作者奖”，说明澳洲社会肯定了我的工作，说明我的工作不仅仅是赚取利润、向社会索取，还包含了回报社会、服务大众的内容。我为此感到自豪。

作为一种回报，我还组织了一次“州长与您面对面”活动。

我在墨尔本约请了10位发展很好的华人企业家，参加了这次有州长莅临的晚宴，大家一边吃饭，一边交流，气氛很好。通过这样的活动，在华人企业家与州政府之间开通了一个新的沟通渠道。

这些年我在墨尔本也算是搞出点名堂，也有了点名气。于是，有些高等院校开始打我的主意。干什么呢？请我去做顾问。

想想我离开大学已经有些年头了。

我一来澳洲就闯进大学，在迪肯大学经济学院谋得一个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后来，又陆续在两个商学院工作过；到了1990年，我甚至去了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深造，攻读学位，可惜后来因为生意太忙半途而废了。

说起来，这些年虽然我人离开学校了，但我一直和各大学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按说，我本来也想在大学里面好好干一番事业的，就凭我那两本轰动一时的书也不会丢饭碗；可我最后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一个商人。可能是我最初的愿望没能实现有点遗憾吧，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在大学里面参与一些研究和学术活动。所以，当有大学来邀请我担任顾问的时候，我立即答应了。

说来也巧，聘我担任顾问的不是别的大学，正是我报名读博士但又没读完的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绕来绕去，还是进了这所大学。不过不同的是，原来是想做学生，结果没做成；现在呢，回头来做顾问了！

我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中华研究中心的顾问。

中国是我的祖居国，我对她感情很深，所以，研究推广中华文化我义不容辞。

可能算是对我这些年来在澳洲拼搏所取得成绩的褒奖吧，不久后，维多利亚州政府又任命了我两个头衔：

第一个任命书：任命我为维多利亚州政府“中小企业顾问委员会”委员。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白人。这个职务，说实不实，说虚不续。主要指责是，参与州政府和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间的交流。我要在每一到两个月中，抽出半天的时间，参与维多利亚州政府关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立法咨询工作。

第二个任命书：任命我为维多利亚州政府“少数民族企业顾问委员会”顾问。

这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是来自世界各个民族（在澳洲，除英国人外都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是惟一的一个大陆背景的华人代表。这个顾问委员会的功能是，协助维多利亚州的少数民族企业进一步发展，帮助维多利亚州与世界各国联系，促进双边进出口与投资。我的任务就是帮助维多利亚洲与中国的联系与合作。

我相信他们选我进入这个委员会，一定是看到了澳洲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与经贸往来越来越深入和频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维多利亚州与中国有关省、市的联系与交流十分必要。担任这个委员会的顾问，我觉得责任重大，因为我担负着为华人这样的在澳洲的少数民族发展建言献策的责任，这是义不容辞的，也是我特别希望着力推动的。

因为担任这个顾问，我和州政府各部长们有了不少见面的机会，关系更加紧密了。

可以说，我因此成了反映和代表华人利益的华人代表。

当澳洲给了我很多荣誉的时候，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也给了我很多荣誉。

这年年底，我被任命为江苏省常州市政府顾问。常州是我的老家，我生在上海，可是我的父辈们都生在、长在常州，常州是我们家曾经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是我的真正的老家。所以，能够在老家的政府里担任顾问，能够为家乡的经济建设献计、献策，我感到了无上的光荣。

紧接着，我过去担任过顾问的大连又聘我做大连市政协委员。

第二年的１月４日，我从上海乘飞机去大连，参加大连市的政协会议。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的政协会议。我觉得会议开得很开放，很热烈，很成功。大家提了很多对大连市未来发展的建议和希望。我发现，现在的政协委员们都非常敢说话，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敢于建言献策。我甚至觉得委员们发言的情景和国外的议员在议会中的辩论差不多了。这说明中国内地参政者的素质在提高。当然，人民民主与科学执政的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会议期间，市委书记和市长曾多次会见我们这些海外的政协委员，并邀请我们经常“回家看看”。

随后，我又被聘为常州市政协委员，前往常州参加了常州市的政协会议。

在政协会议的大会发言中，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我有好几次来到常州，都看见常州火车站一副脏乱差的样子，看了很让人痛心。火车站应该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可是常州火车站不仅又脏又乱，拉客现象严重，而且治安情况也不好。作为常州市政协的海外委员和常州市政府顾问，我不能视而不见。我的原则是，聘我当政协委员，我就要实行我的监督权利，我就要提问题，不能只讲好话。于是，我就针对火车站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后来常州市政府对火车站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情况比过去好多了。

通过这些交往，我与常州市政协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我在常州曾经得过一次感冒，非常严重，又是发烧又是咳嗽，于是到医院看急诊。可是，常州市立医院急诊室的条件非常糟糕，卫生条件、就医条件和诊断条件都很糟糕，我竟然是在过道里打的吊瓶的！

后来，我通过一些渠道向常州市政府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国外这么多年，我们早已习惯医院或者是诊所的优越条件以及良好的服务水平。比较一下中国各地的大小医院，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的公共卫生领域太需要改革了，太需要提高了。

在中国的日子，我顺便去了苏州，完成了《澳洲时报》与《苏州日报》下属的《城市商报》的合作协议，两家报纸互换版面，增进双方面的信息沟通。

此外，在上海，我还和上海的澳洲研究会会长黄教授见了面，得到了他的高度评价，他认为我走了一条与一般留学生不同的路，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还抽空拜访了我的一个中学老师，回忆了我上中学时的情形，说什么也看不出我会有这么大的能耐！但是，她那时就发现我是一个好强的孩子，内心中总是有着一股劲头，不愿意服输。

是的，我就是个不服输的人。要不然怎么会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