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是2000年到来的那一刻，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我考虑的更多。

我开始考虑成功、财富和社会的关系。

财富是什么？是花花绿绿的纸币？还是金灿灿的黄金？抑或是银行帐户上不断增加的数字？也许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不动产？

说到底，财富只是一个数字，或者是一堆东西。

再多的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走，也还是一种身外之物。

一个企业家，不管他有多么成功，他的所有财富其实都是取之于社会的，在他的企业发展的时候，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他的资本都是要获取最大化的利润的。因此，任何企业行为，都会或多或少地损害到社会或其他成员的利益。只要是竞争，就有胜者和败者，胜者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败者则失去了他原本并不想失去的东西。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当你的财富聚集到了一定的程度，你就必须把一些财富反馈给社会。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这种回报，需要索取的反过程。

你的财富最终都是属于全社会的，最终都要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重新回到这个社会中。很多杰出的企业家和商人都这样做了，比如美国的超级富豪比尔盖茨。

一个成功的商人、企业家、实业家，成功之后回报社会，搞搞慈善事业，为突发事件捐款等方式都是很好的回报社会方式，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自我心理平衡的方式。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会有一种欣慰和喜悦。

我牢牢地把握着这样一点：我不光为自己赚钱，还要为社会作贡献。

我一定要出钱出力，并且，不求任何回报。

如何看待金钱，其实是每一个商人都需要仔细思量的问题。

仔细想来，赚钱不忘社会，从我来到澳洲的一开始，就一直这样实践着。

回报社会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比如我曾经创办《新移民》杂志，最初的宗旨就是为了华人在澳洲的利益而呐喊，也是为了架起澳洲政府与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就是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

几年前，由于我忙于中医和地产，顾不过来，就把《新移民》杂志停了。当然《新移民》的停刊还有其它别的因素，主要是它的出版周期太长，无法适应已经获得澳洲身份的中国新移民的需要。事实上，澳洲的几份中文杂志，包括悉尼的《大世界》的《满江红》都相继停刊了。

这几年我就一直捉摸着再办一份报纸，继续为中国新移民鼓与呼。

我想，现在时机成熟了。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件大事，我又创办了一份报纸——《澳洲侨报》。

很多人讲，办报纸等于自杀，在英语国家里办华文报纸，就更是等于自杀了。

可是，办报纸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却是金钱很难买到的。报纸是社会公器，是大众传媒，是社会信息传递的渠道以及和社会公正的呼喊与监督。我认为这是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我是为了宣传中国的发展与前进，宣传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时也为了架起澳洲政府和华人之间的桥梁，当然也为了扩展澳中集团自身在澳洲的知名度，才创办了这份报纸的。

这份报纸我一直办了下来，而且是墨尔本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也是全澳洲发行量最大的免费周报。

讲一个中国内地商人来澳洲投资的故事。

这个中国商人并不了解澳洲的房地产市场，选了一个越南华人聚集区，投资1000万美元，购买了一块地。他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他选错了区域。他买下来这块地之后想盖高级花园洋房，价格在40-50万，而实际那个区的平均价格在20万左右，连建筑材料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可是他根本不懂得澳洲的整个房地产运做程序，也不太了解澳洲的相关法律法规。于是，这块地在他的手上折腾了六、七年，最后他房子也没有盖成，这块地也赔了100万美元卖了出去。

华人在澳洲投资一开始总是比较容易犯错误，因为不了解当地的市场和社会环境。

如果我们有一份报纸，如果我们在报纸上能及时介绍一些有关澳洲的社会环境，帮助中国新来的华人投资者更多地了解澳洲的市场、法律和相关制度，他们就就可以少犯错误。

办报在我看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回报社会，同时对提高澳中集团公司的知名度有一定的帮助。

我不断地呼吁新华人移民，不能仅仅依靠勤劳致富了，而应该更多地依靠知识和智慧，才能够赚大钱，才能够更好地回报社会。

我办《澳洲侨报》时获得了各界的大力支持，全国侨联主席林兆枢先生，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朱训先生都曾给予我很大的支持。中国驻澳洲大使和驻墨尔本总领事，都给我们的报纸题了词，显示了他们对我的这份华文报纸的支持。

我几次回到中国，曾经受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赵启正主任的亲切接见，还和中国国务院侨办的文教司司长、中新社的总编辑，建立了很好的对话渠道和友谊。

《澳洲侨报》的发行庆典是与澳中工商会成立七周年纪念酒会同时举行的。

酒会的规模很大，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我在酒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主要是强调我们新华人移民一定要大胆地和澳洲文化融合，同时要在各个方面团结一心，努力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不忘回报社会，不忘自己的根。

在澳洲，有十几种分别代表各种观点的中文报纸，左的、右的、中间的、亲大陆的、亲台湾的或者中立的，不一而足，我们《澳洲侨报》的生存状态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立足澳洲，为本地华人服务”。

关于“澳中工商会”也是值得一提的。经过了七年的风风雨雨，我担任会长的“澳中工商会”已经走向成熟。我们团结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新华人企业家，也给大家创造了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使不少华人企业家觉得自己有了家的感觉。

我们感到骄傲。老华侨用一百年的时间成立了一个商会，而我们新华人只用六、七年的时间就成立了一个商会。现在是信息社会了，如何运用信息、把握信息，更上一个台阶，是我们新华商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课题。

鼓励澳洲的华人参政议政，也是我着力推动的社会事业之一。

2000年3月26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很有影响的“华人参政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鼓励华人参政，地点在《澳洲侨报》会议厅。有三十多位各界华人领袖参加了我们为期一天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我们都深切地感觉到，目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无论是澳洲还是非洲，海外华人在本地企业的发展和在科技领域的拓展已成坚强的事实，是一种很强的经济力量和族群力量。但是，由于中华文化的传统影响，海外华人一般不喜欢参与政治，在所在国参政议政方面，还仅仅是开始。

而这一点实际上对华人在所在国的发展，是不利的。

美国华人在政治层面上涌现的华人政治家越来越多了，像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女士，美国华盛顿州长骆家辉先生，还有以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为首的华人团体“华人参政，地点在《澳洲侨报》会议厅。有三十多位各界华人领袖参加了我们为期一天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大家踊跃发言。我们都深切地感觉到，目前，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无论是澳洲还是非洲，海外华人在本地企业的发展和在科技领域美国百人会”，都是一些华人参政议政的例子。

澳洲新华人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我们十分需要能在政治层面上发出族群的声音。

我记得那次座谈会开得十分热烈，与会者在很多方面都达成共识。许多华人社区的领袖人物都来了，陈之彬，HongLim议员，蒋天麟医生等等。

在会上，就有人跃跃欲试了。

果然，在两年后，第一位新华人移民市议员诞生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蒋天麟医生在一个城市议会选举中当选为市议员。随后，一批来自中国的华人被选为一些城市的市议员。

再后来，老华侨社区也积极参政议政，而且成果显赫，黄慧贤女生当选联邦参议员，黄肇强医生和曾筱龙先生当选新南威尔士州上议员，苏震西先生当选墨尔本市长。

回报社会还有一个常见的方式，那就是慈善事业。

新华人移民社区由于来澳洲比较晚，开澳洲后一直忙于生存，一直没有机会组织慈善机构。当有意外发生时，比如天灾人祸什么的，我们通常是通过中文传媒呼吁一下，大家帮忙捐款。行善积德一直是中国商人的美德，也一直是中国商人自律与关怀他人的方法。这样的事情做过几次之后，成立一个慈善组织的呼声就越来越高了。

这一年的8月12日，墨尔本的一位中医师突然生了急病，经济出现危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最需要我们华人组织伸出友爱之手的。我急忙主持召开了一个恳谈会，希望华人社会能够给予这个华人中医师家庭以经济援助。就是在这次恳谈会上，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

我们先是通过澳中工商会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为这个家庭募捐了近一万澳元，帮助他的家庭度过了一时的难关，留下了佳话和美名。

在此之前，澳洲工商会还在上海资助了10名孤儿，负责到完成中等教育。

随后，经过了接近一年的筹备，2001年5月6日，“澳洲华人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会长。

这是澳洲新华人史上的一个创举。

澳洲华人慈善基金会成立酒会十分盛大，有300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首次筹款活动。

我带头捐了二万澳元。然后，与会者纷纷解囊，场面十分感人。整个捐款活动共收到四万澳元的捐款，可以说是非常可观的。

刚好中国政协代表团成员正在墨尔本访问，他们参加了澳洲华人慈善基金会的筹款酒会，而且每个政协委员都参加了捐款，把100澳元的零化钱捐了出来，引起在场华人极大轰动，并击以雷鸣般的掌声。

看到这个热烈的场面，我很高兴，也很感动。参加捐款的人里面，都是这些年辛辛苦苦在澳洲打拼，白手起家的。今天，他们也有能力来捐款救助他人了。我们彼此会意地微笑着打着招呼，内心之中其实藏有很多感慨和岁月的沧桑。

我们都依靠自身的力量站起来了！

澳洲华人慈善基金会成立之后，我们很快就给一位广东夫妇提供了紧急援助。这个家庭中的太太被查出患了脑瘤，需要我们的支持。基金会经过商议，决定捐款一千澳元作为应急款项，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以后又为一些需要紧急援助的提供了帮助，还包括从香港来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