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说说《新移民》杂志以及中国留学生的“居留行动”。

我在前几章提过，《新移民》杂志是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在1991年创办的，她是一份综合性中文月刊，在当时华人社区特别是在中国留学生中影响非常大。

我们在1991年的３月26日这一天开始筹办，9月份正式出版。

办这个杂志的起因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澳洲读书。

他们刚来澳洲，无论是在定居、找工作、开办一些小生意，还是处理各种法律和商务纠纷上，都需要帮助。而且，大部分移民对澳洲的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还不够了解，特别需要中文媒体来给他们提供信息咨询。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1987年到1993年前后来澳洲，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从大陆来到澳洲的华人留学生一共有10万人之多；而随着留学签证的到期，这些人中间的大部分人实际上都成了“黑民”，所以，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解决身份问题。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的情况确实非常危急。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黑下来了，估计有好几万人，他们终日生活在一种害怕被遣送回国的惶恐之中。另外还有许多人仍然在每天交给五花八门的学校不明不白的学费，只是为了延长签证，而不是为了真正求学。

在留学生中间，到底是留还是是走，根本拿不定主意。

留学生中间显然需要一个能够代表整体利益的组织，那时虽然也有很多学生组织，但是多各自为政，无法团结所有的留学生；或者换个说法，留学生需要象老华侨社区那样能够凝聚在一起，一起讨论，一起交流，一起行动。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组织，也没有形成这样相对稳定的社区，那时的留学生基本上还是一盘散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新移民》杂志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她有可能是把留学生凝聚在一起的媒介。

《新移民》杂志创刊之后，立刻受到了中国留学生和华人移民群体的欢迎。

很快，她又成了我们一直期待着的那种能够使大家凝聚在一起，并能经常凑在一起发表意见，交流信息的媒介。她代替了留学生组织，甚至形成了留学生社区——一个虚拟的中国留学生社区。

《新移民》杂志的内容十分丰富，通过大量的事实报道，和澳洲政策法律方面的信息批露，获得了留学生的普遍认可，每期都可以发行数千份之多。

通过这个杂志，我们做了大量的帮助留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工作。

有些留学生想做生意但又不敢，怕申请工作签证被拒，就会来电话向我们咨询。

我们杂志社也经常接到告急电话，说某某留学生又被警察局或者是移民局给抓去了，希望我们尽快伸出援手解救他。

有一天晚上10点半，我们编辑部接到一个姓刘的中国留学生从非法移民拘留中心里打来的电话，说他在里面已经被关了一个星期了，不知该怎么办，因为不懂英语，所以没有办法请律师，也无法获得保释，觉得前途渺茫，精神快要崩溃了。他从另外一个关在一处的中国学生处找到了一本新移民杂志，于是，打电话到编辑部。编辑部主任立即打了我的手机报告，当时我正在家里附近的海边上跑步，我立即赶回家中，同时拨了一个澳洲大律师的手机，请他出面保释刘。他说，没问题，但律师费谁支付，我告诉他刘支付，若有问题，我解决。第二天上班，他就去拘留中心解救了刘。

这件事我一定要帮忙。因为我也曾被送到拘留中心。我知道人被送到那里后的恐惧心情。

这样的事情我们干了不少。

当时的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处在澳洲社会的最底层，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的主要来源一般有三个：上海、北京和广东。而老华侨移民则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那时，留学生和老华侨之间沟通得并不好。我也希望能通过这本杂志，让新老华人能够慢慢地相互了解。

在办《新移民》杂志的过程中，我迫切地感觉到，很多大陆留学生，对澳洲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期待，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各种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澳洲相关法律法规，他们都想了解。我们的《新移民》杂志，就适时地承载和担当了这样一个发布澳洲主流社会信息的媒介的角色。

说起来，我办《新移民》杂志期间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我给当时的澳洲联邦政府的总理基廷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很重要，是和近10万名大陆留学生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那是1992年初，工党年轻有为的副总理兼财长基廷通过党内斗争，战胜了连续担任澳洲联邦总理长达十三年之久的霍克，坐上总理宝座。基廷总理上任后，引起留学生们的不安和担心。现在，好心肠的霍克下台了，年轻气盛的基廷上台了。大家关心的是，基廷会“按（霍克）既定方针办”吗？

此时，我们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读者来电，询问相关事宜，心情的迫切可见一斑，我真的理解他们，没有合适身份的焦虑，同是炎黄子孙，应该互相关照。当我将把准备写信给霍克总理的想法告诉编辑部的几位同仁时，大家的想法参差不齐，有一位还关心的说，这些人的身份与你关系不大，你已加入澳洲籍，还去操那心干嘛，不要去漟那混水，另一位则说，你给基廷总理写信，一定是打水漂，有去无回，但大多数编辑支持我，他们说不防一试，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你还可以创造一个奇迹，是阿，我就像创造一个奇迹，为中国大陆同胞做一件好事。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坐在书房内，看着窗外的大海，波涛汹涌，一浪高过一浪，我决定给新任的总理基廷写一封信，争取他的支持。

我在这封信中主要讲了以下三点：1、许多华人团体非常关心这批中国留学生，希望澳洲政府给予关注；2、我以《新移民》杂志社社长的名义，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基廷总理能代前总理霍履行诺言，让这些中国留学生留下来；3、这批中国留学生是一批人才，是宝贵的财富，他们留在澳洲对澳大利亚，对澳中关系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我最后还要求基廷总理能给我回信，澄清他所领导的工党政府在中国留学生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

当时给基廷总理写信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只是凭借一种强烈的感情冲动，希望澳洲政府能够贯彻自己的多元文化共存的主张，让数目相当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留下来。

当时，身份问题是中国留学生的头等大事，他们都生活在一种惶惑不安之中，他们情绪极不稳定，终日彷徨，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他们希望澳洲政府能尽快解决一直悬而未决的中国留学生问题。

所以，我这封给基廷总理的恳求信，可以说是代表了留学生的心声。

当我信写完的时候，太阳刚刚跳出了海面。

没想到第8天（1992年3月24日）便得到了基廷总理的回信。他在信中承诺，将继续执行霍克的政策，给予四年居留，在四年居留期到期时，有可能给予永久居留。

我立即把这封信在《新移民》杂志上发表。

刊发这封信的《新移民》杂志立即被中国留学生人手一册买走了，杂志很快脱销了。大家纷纷传看，奔走相告，象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第二天，几乎是澳洲所有的主要中文传媒和英文传媒，均对新任总理基廷的这封信做了不同程度的引录，并大肆渲染。中文传媒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一醒目通栏标题和诱人的语句报导了基廷总理的承诺。英文传媒也不甘示弱，墨尔本的《时代报》打出的标题是《中国的留学生可以永久留在澳洲》，悉尼的《晨锋报》则打出《澳洲欢迎中国留学生》的题目。反对党也立刻行动起来，作出一系列争执层面上的反应。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公民的居留问题，因了这封信，再次轰动整个社会。

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我要提醒澳洲政府不要忘记他们的承诺，也要让整个澳洲社会不要忘记这些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唤起他们的同情。

这个结果来得这么快，这么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觉得自己为数万中国留学生的居留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比我挖到第一桶金还要高兴。

当然，这一天最热闹的还是刊登了基廷总理回信的《新移民》杂志社，从早到晚，电话铃一直响个不停。当时编辑部有四条电话线路，六部电话机，竟然没有一部闲着！几乎是所有的中文媒体都打电话过来，希望能得到基廷总理回信的原文，就连平时少有业务往来的英文媒体也不时来电询问。当然，更多的电话是读者打来的，希望确认被媒体渲染得火热的“中国留学生永久居留”的传闻，人马希望再读一下基廷总理的原文。于是，一封封基廷总理的回信的复印件便从《新移民》编辑部传出去……

就在中国留学生沉浸在欢愉之中时，突然又有事情发生了。在墨尔本一家中国留学生常光顾的商店的橱窗上，贴出了一张手写的“公开信”。该信坚持认为，基廷总理的信与过去霍克的承诺大不相同。他坚持认为，前总理霍克对中国留学生的承诺是“无条件的”，而新总理基廷对中国留学生的承诺是“有条件的”。

所以作者要求所有拿“四年临居”签证的留学生都站出来，发起一个“签名运动”，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然后是集会签名的时间和地点。

4月24日下午一点，唐人街。《新移民》杂志派了记者去现场采访。

只有100多个中国留学生参加了集会。“签名运动”无疾而终。

那么，到底前总理霍克和新总理基廷的承诺有无不同呢？《新移民》杂志立刻在接下来的一期中组织了讨论。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虽然基本上肯定了霍克和基廷的承诺并无不同，但是，四年临居结束后的“留下来”也还是有条件的。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争取居留运动便在全澳上下展开了。

我也觉得，光有基廷总理的这封信还不够保险，一定要大造声势，要基廷总理乃至整个澳洲社会产生共识，必须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道理很简单，如果这批中国留学生在澳洲连续生活了四年，就已经适应了澳洲社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失去了在中国的机会。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回中国，不是害了他们吗？

但是，怎么办呢？我想了想，决定利用我经常和主流社会打交道的优势，通过不同的渠道，利用不同的场合，游说澳洲的国会议员，希望他们支持中国留学生留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Bill突然出现了。

相信大家还记得这个Bill，刚来澳洲时，我们曾四男两女挤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后来他和一个叫做Rebecca的北京女孩同居，并搬了出去。再后来，Rebecca为了身份跟一个领失业金的澳洲艺术家跑了。Bill一心想读书，最后终于争取到奖学金，进了墨尔本大学。“六四”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学生领袖。

Bill来的很神秘，还把我约到一个密室里进行密谈。

密谈内容是这样的：Bill以及和他一直保持联系的墨尔本、悉尼、布里斯本及坎培拉等地的学生领袖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前总理霍克还是现总理基廷的承诺都是不够的。（我表示同意。）必须要采取行动。（我也表示同意。）

接着，Bill引用了《国际歌》中的一句著名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Bill在引用这句著名的歌词时，表情异常庄严。把我都感动了。

接着，他透露了一个重大的计划：悉尼有一位学生领袖，叫杨军，他计划联合全澳中国留学生，集资打一场官司。

打官司？告谁呢？我问。

告澳洲政府！Bill斩钉截铁地说。

告澳洲政府？为什么呢？我没有问下去。我只是在心地暗暗地捉摸，告澳洲政府什么呢？或者说，他们犯了什么罪呢？再换一个角度，澳洲政府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还是义务？

Bill继续告诉我说，杨军已经在悉尼成立了留学生居留组织，我称它为“居留会”，声势很大。现在，杨军希望能得到墨尔本方面的支持。如果悉尼和墨尔本的中国留学生团结在一起了，就会带动全澳的中国留学生。Bill摸出一个计算器，边说边算，我们计划集资一百万，假如每个人出资500……这个钱，我们相信大家还是拿得出来的……（按计算器）那我们就需要有2000个人参加集体官司。我们想想看，无论是悉尼还是墨尔本，找出千把个愿意集资打官司的还是不难的……

Bill希望我能在墨尔本牵这个头，因为我的声望和《新移民》杂志。

我没有答应Bill。我告诉了他我的打算，我说我的计划是游说国会议员。我认为游说国会议员也很重要。我希望我们能从不同角度，一起行动，一起给澳洲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

说做就做，这是我的性格。

我把中医诊所和《新移民》杂志的工作都安排好，便开始了我的游说计划。我在两个月内，游说并嬴得七位联邦参议员的支持，他们是参议员SidSpindlev,KarinSowada,CherylKerrot,VickiBouurne,MegLees和JohnCoulter。在澳洲，参议员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在澳洲的国会里，有这么多参议员支持基廷总理的政策，支持中国留学生留下来，中国留学生的命运就会好多了。

在澳洲发展，我痛感中国移民在澳洲的政治层面表达意见和表现力量的微弱。而其他欧洲后裔的移民，比如意大利裔、希腊裔等等，都比我们华人移民在争取自己族群的利益方面主动得多。

只关心赚钱，不在乎政治地位，这是有些海外华人的主要生活原则。

我不赞成这样的生活原则。

这段时间，杨军领导的“人权会”声势越来越大，几乎惊动整个澳洲。他们真的集到一百万，请了澳洲最出名的大律师，扬言要把澳洲政府告上法庭。此举令朝野震惊！

这场还没有粉墨登场的官司被冠以“百万官司”。

杨军也成了一时无两的风云人物，号称“杨百万”！

说老实话，仅仅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有能力集资一百万，仅仅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扬言要把澳洲政府告上法庭，就已经足够了，确实给了澳洲政府很大的压力。

在杨军的“居留会”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又有一个叫做韩尚笑的人拉起了另一支队伍，成立了“自救会”，要用更激烈的行动争取居留。中国留学生真的行动起来了。

韩尚笑摇身一变成了“韩上校”！发动了一批自救会成员，浩浩荡荡杀向坎培拉——到国会大厦前绝食去了！

悉尼的留学生去了，墨尔本的留学生也去了。

从悉尼开车去坎培拉要四个小时，从墨尔本开车去坎培拉要七个小时！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可能是在餐馆里洗盘子，可能是在办公楼里做清洁，也可能是在流水线上象机械一样装零件，连休息都顾不上，就去了坎培拉。

有一辆车在路上出了车祸，撞到迎面对开过来的一辆载重卡车上。车上一共五个人，全部罹难！据到过现场的人说，车子已经被撞成了一个小小的“铁蛋”，拯救人员用电锯锯开车体，拖出残缺的肢体，惨不忍睹！

多大的代价啊！

本来就悲壮的行动越发悲壮了！

他们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前集会绝食。

“韩上校”含着热泪，在现场用手动打字机打出一封“致澳洲国会的公开信”。

一天。两天……终于有人倒下了。

救护车开到现场。记者也云集现场。

坎培拉的大主教第一个来到现场，他流泪了。然后，他就走进国会大厦，责骂澳洲政府……国会的每一个议员都被震动了！

已经不记得“难民自救会”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前的绝食是怎么收场的了。

死了五个人，饿伤了几个人。这已经足够了。何况还有大主教的责骂呢！

舆论足够了，压力也足够了。

另一边，“居留会”的“百万官司”还在继续“骚扰”着澳洲政府。

而我，还在继续游说国会议员。有了“百万官司”的压力，又有了“绝食”的壮举和大主教的责骂，很多国会议员都受到了震动，我的游说就容易了。我依然认为游说是非常重要的，澳洲是法制国家，玩的是议会政治，如果没有议员的支持，无论是霍克前总理还是基廷总理，都帮不了中国留学生。

后来，总部设在悉尼的两个争取居留的学生组织，“居留会”和“自救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主要是两个组织所代表的学生群体不一样，操作方式也不一样。

我没有参与悉尼的争吵。我只是不断地游说国会议员。

再后来，又出现了“居留会”的经济问题。

先是有人捅出杨军擅自动用打官司的钱，把钱送给了当时澳洲国会的移民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鲁博士。这下事情搞大了，行贿受贿可是大问题，澳洲国会开始调查本来一直同情中国留学生的安德鲁博士。杨军还被要求去做证。

接着，“居留会”领导层也开始出问题了。甚至有人愤而退出。

再后来，有人揭发，经常在赌场看到杨军……

中国留学生就这样走过最黑暗的1992年。

后来，澳洲的老华侨社区开始转向支持这批留学生，悉尼“中国留学生福利会”会长黄肇强医生（后来组建团结党，做了新南威尔士州上议员）等近二十个华人社团组织联名声援，要求澳洲政府留下这批中国留学生；墨尔本的李锦球、陈文山等侨领也行动起来，动员墨尔本很多个侨团支持留学生居留，和悉尼华侨界遥相呼应。

澳洲政府开始任职考虑留学生问题了。

最后，澳洲政府终于在1993年11月1日做出正式决定：凡在1992年年３月1日以前来到澳洲的中国人，都可以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权。给予87年－93年前后抵达澳洲的中国人都可以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权或变相的永久居留权。

这个消息一经批露，澳洲墨尔本、悉尼等地的留学生都开始了通宵狂欢！共同举杯庆贺！他们认为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在黑暗中看见了光明。不少留学生打电话给杂志社，或者我本人，感谢我们所做的巨大努力，有人甚至用功臣来形容我们，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中国留学生问题终于解决了！

“居留会”的“百万官司”、“自救会”的绝食，以及游说国会议员，是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运动中最突出的三个亮点。虽然“百万官司”出现了经济问题，虽然绝食途中出了人命，但是，这一切都不容质疑地推动了整个居留运动。

我的《新移民》杂志一直伴随着留学生居留行动的全过程，她为居留行动推波助澜的同时，也扩大了她在社区中的影响。

有关《新移民》杂志还得做个最后的交待。

我在开始创办《新移民》杂志的时候，就有不少朋友劝我：在澳洲办中文媒体完全是自杀行为，是主动破产。挣钱的机会这么多，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不是很相信。

我在澳洲几年得到了澳洲社会各界朋友的帮助，使我的事业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现在许多中国留学生也需要帮助，我应该回报社会，尽力为他们做一点事，而移民及各种主流社会的信息时他们最需要的。

我们的杂志的主打就是贴近中国留学生，解答中国留学生在澳洲居留和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做留学生的好帮手。所以，中国留学生几乎人人都看《新移民》。

我们杂志几乎每期都有澳洲移民部的独家专访，这是我们的重头戏。

在这个关于移民部的专访当中，通过我们自己的渠道，我们可以详细地定期地从澳洲移民部那里，获得关于移民问题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信息，而这一点，正是很多身份不明确的中国留学生所特别关注的。

当然，我们杂志社还为新移民们来澳洲创业提供各种各样的具体帮助。

我曾在《新移民》杂志上大力倡导澳洲华人要自强不息，要尽快出现新移民中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这篇文章里，我还更加大胆地预测：今后五年之内，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中间，将要产生一批百万富翁。

我的这个论断，当时在华人当中引发了不少的议论。因为我的这个倡导和预言一下子把不少华人给吓坏了，他们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生存还没有解决，谈什么“百万富翁”？我还亲耳听到一些老华人说，这些年轻人，太轻狂了，太不现实了！这批留学生能打个FullTime工（全职工作）就不错了，还要当百万富翁？笑话，再等二十年吧！

听到了这样的议论，我悄悄地笑了。

其实，新移民的百万富翁已经产生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只是他们还不知道罢了。

《新移民》杂志后来还设立了“新移民奖”，专门用来奖励和培养新华人移民企业家、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我们还在杂志上开创了中小企业版块和专栏，介绍在澳洲如何做生意，提供各种信息和咨询。

我特别希望新移民当中能出现一批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杰出人士。

《新移民》杂志伴了我将近七年，昔日的留学生已经安居乐业，消费水平提高了，对传媒的质量要求也提高了，他们渴望得到更快、更新的信息。这样，一份一个月才出一期的综合性杂志，显然已经不再适合新形式的需要。于是，周期上更快捷、内容上更丰富的周报便应运而生了。我忍痛关闭《新移民》杂志，办了一份叫做《澳洲侨报》的周报。

这又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