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好事成双。

1988年的6月底，我刚刚获得了永久居留身份，7月初，我的呕心沥血之作——《中国贸易指南》又出版了！

正是澳洲的深秋季节，这样的季节总是意味着收获。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收获了这么多、这么丰硕的果实！

那一天，迪肯大学经济学院院长Darrell教授带着我和Breth教授一起参加新书首发仪式。我穿上了在澳洲买的第一套西装。那套西装很漂亮，当时在店里我一眼就看中了。那套西装花了我350澳元。相信大家都还记得，我当初闯澳洲的时候，只带了1000澳元，这1000澳元支持了我在澳洲最初几个月的生活。即使是我在墨尔本大学找到一份工作，这350澳元依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我还是买了下来。我的书马上就要上市了，我要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我相信，新衣服象征着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

Grame教授看到穿上新西装的我，眼睛“呼”地亮了一下。我知道，他肯定是想到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我穿着一套上下不是一个颜色的西装，而且，中国的裁缝做得也不是很合体，再加上在衣箱里的挤压，摺摺巴巴的，又没有钱去干洗，去熨烫……

Grame教授想了一会儿，终于说，现在，我们已经站到同一水平线上了。

新书首发式是在墨尔本图书馆举行的。

墨尔本图书馆是墨尔本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之一，那是一幢典型的欧式古典建筑，有着高高的阶梯，回环的长廊，奢侈的窗饰，拱形的屋顶和精美的浮雕。很多重要的新书首发式都是在这里举行。

我和Grame教授、Darrell教授和Breth教授一下车，以及当时贸易部中国局局长，澳纽银行总裁Peter等一批社会人士，就被记者围了上来。

Grame教授做了揭幕讲话，然后是Breth教授，然后是我。

然后是记者询问。

尽管我的英语最不好，可是我却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我明白，这是由于还从没有过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澳洲出版英文专著的缘故。

记者的发问自然也是老生常谈，无非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本书，这本书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还会以相同的速度飞速发展吗？

说句轻浮的话，我那天是出尽了风头。

《中国贸易指南》的出版，在澳洲的媒体上掀起来一个小小的关于中国经贸介绍的高潮，。一时间，澳洲有数的几家电视台，７号台、９号台及２号台（国家电视台，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纷纷来采访我。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类似的由中国人写的书籍在澳洲出版。

这本书的出版，并不完全只是一本书的事情，它之所以广受媒体的关注，我很快明白了它背后的“玄机”，原来是我的这本书打开了澳中贸易的一扇窗户，使很多澳洲商人看到了和正在改革开放并且在快速崛起的中国之间做生意的可能性。

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我表现得非常自如。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我——一个刚刚来到澳洲才10个月的中国留学生，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甚至没学士学位的普通大学专科毕业生（我曾读过两个大学专科：计算机和英语，加起来是四年），一个在此之前不仅没出版过英文著作也没出版过中文著作的普通人，何以如此自信呢？何以能在摄像机前表现自如呢？何以能在英文比自己好一百倍的记者面前侃侃而谈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二，我是真的把自己当做中国经济和贸易问题专家了。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中国经济和贸易问题专家。

我是说，澳洲人误认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那么，难道是我在欺骗澳洲人？也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澳洲那时还没有（准确地说是可能有但是还没有出现）真正的中国经济和贸易问题专家，但又急需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初生牛犊的我，就山中无老虎，“牛犊”称大王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是民间最早一个系统地把中国经济和贸易介绍给澳洲的人。

我很自豪我曾扮演过如此重要的角色。

我胆子很大，尽管英语并不算好，可是我就是敢说。我讲了很多对我们是常识，可是对澳洲人来讲却很新鲜的文化差异。比如，我在电视上介绍中国文化时说，在中国，许多事情比如生意合作等，都是在餐桌上最后解决的。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方式。

听我这么说，许多澳洲人都感到非常新奇。

我就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把中国方方面面的情况介绍给了澳洲人。

我要把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伟大的中国介绍给澳洲人；把中国人的自信心，以我自己的身体力行，展现在澳洲人面前。

我想我达到了这个目的。

很快，一场媒体大战开始了，各家报纸竞相报导我这本书。我成了澳洲的新闻人物。

传媒的竞相报导引起澳洲州府的关心，很快，澳洲贸易部长给我发了一封贺信。

一位联邦贸易部长给一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发贺信，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连我那些澳洲合作伙伴们都有些不相信，他们纷纷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看着他们眼前的这位年青文弱的中国人。

至此，奠定了我作为一名有影响的中国经济与贸易专家的地位，并使得我有可能有机会参与澳洲州府有关亚太战略和澳中贸易的研讨和决策。

至此，我完成了在澳洲的形象塑造，并为自己的未来王国升起了第一面旌旗。

事实上，由于这本书的出版，由于报纸与电视台的竞相报导和炒做，我突然在澳洲有了些知名度。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在迪肯大学经济学院，有一个中国经济与贸易问题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主任是个年轻的中国人，叫金凯平，他和迪肯大学经济学院的Breth教授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贸易指南》，他在做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咨询工作。

于是，便有人慕名而来了。

那一段时间，我的咨询工作突然多了很多。来我这里咨询的有些是大学的教师，有些是政府官员，但更多的则是一些一心想和中国做生意的生意人。就是说，那一段时间，我陆续认识了很多人。这对我后来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那一段时间也让我明白了我的长处在哪里。

有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讲电话的是个男人，听口音是中国大陆人。他自报家门说他是Bill，想咨询一下如何同中国人进行商业谈判的问题。我说好吧，你过来，我们好好谈谈。

不一会儿，就有人敲门了。竟然是我们一起住过的那个Bill！

原来Bill已经到墨尔本大学计算机学院念研究生了。他很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原籍台湾的华裔教授的奖学金，便辞了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作，来读书了。

他说在电视上看到了我，于是顺藤摸瓜，找到这里。

中国留学生中你是干得最好的！Bill说。

我说，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我们每个人走了不同的路。你选择了读研究生，Jack在工厂打工收入也不错，小玉则选择了嫁人……对了，你有李刚的消息吗？就是那个抢了Jack工作的那个李刚？

他还在那家中餐馆洗碗，也还是每个小时5澳元。Bill说。

这么说，李刚抢了Jack的工作，对Jack说反倒是个好事了！

可以这么说吧。有一天晚上，我去那家餐馆吃饭时看到李刚了，他系着个油呼呼的大围裙，正往外送碗呢！别提有多惨了！

哎，忘了问你了，Rebecca呢？你们还在一起吗？

行了，你就别提她了！

怎么啦？

跟一个鬼子跑了！

鬼子？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说出来非气死你不可！一个在家领失业金的艺术家！

我听了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呢？

你问我？我问谁呀？这年头就这样，谁他妈的有身份谁就是爷！……哎，金凯平你还别瞪眼睛，你现在就是一爷！告诉你金凯平，你那PR值银子呢！

你也可以办嘛。

就是吗！你瞧我这研究生也念上了，怎么说将来也得是个白领呀！她Rebecca怎么就不能在熬几年呢？等我硕士学位一到手，咱也办一个技术移民。不就是一PR嘛……

这么说，在Rebecca眼睛里，只要能给她身份，就什么都不顾了？

现在的人哪，都他妈的疯了！

Bill走后我的心一直没能平静。不是关于研究生，也不是关于Rebecca，我是突然想到Bill给我打电话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要和我咨询一下如何与中国人进行商业谈判。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选题啊！

马上，我就有了下一本书的名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业谈判》。

7月的墨尔本，天气开始转凉，进入初冬季节。

早晨起来，我打开电视，听了一下天气预报，白天最高气温是零上19度，晚上最低气温是零上7度。听朋友说，在墨尔本很少看到雪。

我穿上在新书首发仪式时买的那套西装，又拎上在广州上飞机前买的仿皮小公文箱，走出家门。我看到树木已被秋霜打得色彩斑斓，红的枫叶，绿的松枝，黄的桉树，白的桦林……

我和往常一样去上班，不过我要先去一趟“国际英语学院”。

不知道这所英语学校还算不算是我的母校，三个月的学期早就过去了，可我只是第一天去报了到，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我没有上过一次课。我的出勤率是0％，我的成绩单也应该是一片空白。

我只是靠着这间学校，拿到了进入澳洲的三个月签证。

这间学校只是我进入澳洲的一块跳板。

昨天晚上不知怎么就想起，应该去学校看一看。

我已经坐进火车，车厢里坐满了上班的人。是八点半。我每天都是这个时候乘火车。八点半乘火车的多是白领，坐办公室的，男人都是西装革履，女士的装扮就多姿多彩一些，但仍不失庄重、典雅。我喜欢这样的环境。

Jack告诉我说，同样是一列火车，早晨六点半的乘客就都是蓝领，牛仔裤，T恤，运动鞋。蓝领比白领早上班两个小时。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所学校。

也许，只是为了了结一件事情？

我对面的一位系红色领带的男士正在读当天的《时代报》，非常巧，正对着我的那版刚好有我的一篇文章——《中国人在饭桌上谈生意》。我真想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叫做Kai-PingJin的作者。当然我没这样做。

挨着我坐的一位女士在看一本时尚杂志，封面女郎很漂亮，几乎是完美无暇。

男人喜欢读报纸，而女人喜欢读杂志。报纸是时事，杂志是时尚。

我突然意识到，澳洲这个社会是非常有序的，每一个人都在预定的轨道上做着自己的事情，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那所叫做“国际英语学院”的学校依然是门庭若市，随处可见那些刚刚下飞机的显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们——他们的衣服比较新，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新奇。

我找到接待处，接待处的小姐已经换了人，是个有马来西亚口音的华人。

我说，我要见校长。

那个女孩看了看我笔挺的西装，就接通了校长办公室的电话。

校长极其热情地把我让进他的办公室。

我刚一坐下，校长就告诉我说，我们一直在找你。

我听了一愣，为什么？

校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印制精良的纸来，递给我：喏，你的毕业证书。

我听了真的是大大地吃了一惊：怎么……他们竟然……早就准备好了我的毕业证书！我可是一堂课都没念的啊！

我接过证书一看，上面说，我的英语学习期满，成绩优秀，准以毕业，特发此证。

这时，校长笑了笑，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来——是我的《中国贸易指南》！然后说，您是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学生！帮我签个名吧，金先生。

当我走出校长办公室时，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很可笑。

当然，这个想法只是在我的脑海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当时感觉最深刻的是，我很兴奋——我已经成了名人了啊！

就在我沾沾自喜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一个中国女孩。是的，一定是个中国女孩。

是她那双聪慧的眼睛吸引了我。我停了一下，然后向她走过去。

接下来的故事比较浪漫，甚至可以写成一部电视连续剧，可我不想现在就写出来，还没到时候。不过，可以先透露一下结局——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也成了我的事业伙伴。

跳过这段浪漫的故事，很快就是圣诞了。这是我在澳洲的第二个圣诞。

1988年12月25日。当这一天来临时，我成了孤家寡人。Jack在圣诞前搬了出去。

Jack在他上班的地方认识了一个叫做Stephen的工友，是个越南华侨，。Stephen那年27岁，已经是来澳10年的老江湖了。他十几年前随父母漂洋过海，去了香港，后来被澳洲接收为难民。Stephen来到澳洲后读了一年的中学，由于英文不大好而没考上大学，就来了这家公司做工人。由于年头久了，Stephen在公司里也蛮吃得开的。Stephen在仓库里开铲车。开铲车是好活，不累，而且挣钱多。Stephen告诉Jack，老板不敢随便开除他，他已经在这间公司干了快十年了，开除他的话得付他一大笔差遣费。而对于他来说，由于有开铲车的执照，到哪儿都能找到活做。所以，Stephen很牛。

前一段时间，Stephen和家里吵了架，就生气搬出来一个人住了。Stephen找的房子离公司不太远，每天开车上下班，日子很是悠闲。可是他觉得一个人住孤独，于是叫Jack搬过去，和他一起住。Jack搬过去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搭Stephen的车每天上下班，二是Stephen只是象征性地收Jack一点房租。

Jack开始是舍不得离开我，后来又张不开口和我说这个事。

直到有一天我看出了问题，主动问他，他才说出实情。

我很感激Jack对我的这一片真情。可是，我还是对Jack说，我们迟早是要分开的。

于是，Jack就在圣诞前搬了出去。

Jack搬走后，我把房间好好收拾了一下。

现在，我也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睡房里有席梦思床（Bill留下来的）、衣柜（二手家具店买的）、五屉橱（后来拣的）；客厅里有沙发（以前拣的）、电视（拣的坏电视，后来Bill修好的）、录像机（新买的，这是我买的唯一的新电器）、桌子和椅子（原来拣的）；厨房里有电冰箱（原来拣的）；洗衣房里有洗衣机（GarageSale买的）……

第一次一个人住一套房子，突然觉得这房子其实是很大的。

一想到这房子从前住了六个人现在只住我一个人就觉得浪费。于是我就想想到要好好利用一下子呢？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做生意。什么生意？当然还是我的老本行，中国经济与贸易咨询。

对，就这么办。我的想法是，一边在墨尔本大学做中国经济研究，一边自己做咨询生意。

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我完全可以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走下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那么点不甘心。我隐约中意识到，我似乎不是一个愿意天天坐在书斋里的人。

于是决定小试身手，先在家里开展我自己的生意。

我买了一台传真机，放在我的客厅里，开始了我的贸易咨询业务。

因为《中国贸易指南》的出版，我已经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只有把他的长处发挥到最大，把他的短处减少到最小，成功的把握才会增大。我知道自己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和研究极其有限，就是说，有那么点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也知道，一直留在迪肯大学并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自己出来单干是迟早的事。那么，我就应该利用一下他们对我的“误解”，来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突然发现人总是不容易满足的，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其实，这不是一个人的缺点，而是是一个人的优点；因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会不断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