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想再三，决定办培训班，专门培训那些想去（或正在）和中国做生意的澳洲人。

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也给我提供了机会从他们中间寻找将来的合作伙伴。

我在墨尔本最大的报纸《时代报》（TheAge）上每周花200澳元刊登广告：中国贸易专家、《中国贸易指南》作者金凯平，举办“如何与中国做生意”讲座。然后是时间、地点和联系电话……

广告刊登出来以后，我便开始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未来的学生上门了。

大概有十几个人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又在电话里对培训班的计划做了些解释。

可我还是没有把握到底会有多少个人能真的前来听课做我的学生。

开课的日子终于到了，我数了数，人不算多，但是也不能算少——一共６个！

我把家中的小客厅改成了临时教室，我的澳中贸易咨询业务短训班讲座就这样开始了。

我的培训课一共有10讲，每讲3小时，分为中国贸易机构介绍，中国商业文化，与中国商人谈判技巧，中国区域的比较，合资与合作，中国经济的过去与改革等等。当时澳洲的公司和中国内地公司之间的贸易往来存在很多问题，有的是制度缺陷，有的，则是文化差异。

我给他们讲解中国外贸系统的构成，还告诉他们，中国外贸公司有不同的类型，而不同地区生产的产品质量是不一样的，诚信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沿海地区省份的产品质量都不错，东北和西北省份的就差一些。

在细节问题上，我告诉他们，联系生意的时候，必须和部门经理这样的负责人打电话联系，再就是必须把具体的经办人员落实好，这是十分关键的。还有，在商讨价格的时候，澳洲人往往喜欢直接发个传真，可是，中国的习惯却是直接要在电话里面谈。还有，有的工厂只是生产产品，没有出口权，出口权在外贸公司等要害问题。

在办培训班的时候，讲解中国和澳洲的文化差异问题，是首当其冲的。比如，西方人喜欢直来直去，而中国人则喜欢含蓄甚至绕圈子；西方人非常自信，总是说“我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东方人总是觉得谦虚是一种美德。

我的“中国问题专家”身份是响当当的，我的学生对我几乎是言听计从。

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我比较喜欢吃萝卜，特别是萝卜干，被我的一个学生看到了，觉得很奇怪，就问我，这么吃萝卜，你的胃怎么能受得了？

我就顺口说了句，中国人相信萝卜是小人参。是滋补人的身体的。

结果，我屋子里的萝卜干立刻被那些澳洲人抢了个精光。

我办班的收费很便宜，每人200澳元（按常规每人要至少收500澳元），当他们通过我的培训和中国做成了生意后，才会收取较高的费用。

第一期结束之后，有两个学生做成了生意。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笔咨询生意成交后，我得到的报酬是500澳元。

那是在1989年的3月份。我的培训班种有一个学生是橡胶行业的老板，此前，他与中国橡胶业的公司联系了3个月，一直做不成生意。他来找到了我，只一个星期，就获得了中国方面满意的答复。他立即付给我500澳元的咨询费。

我一下子拿到了500澳元！我的手里拿着那几张崭新的澳元票子，心情很激动。因为这钱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

整个培训班的课上下来，我是既教学生，又拜老师，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得赶紧找老师解答。培训班的情况，总的来说是很好的，可以说是师生协力，共创大业，一些学生最终依靠我的点拨，和中国做成了生意。

很多第一期的培训班学员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商业伙伴。

培训班结束时学生大都送我礼物做纪念。记得有一个学生送我了一盆生机盎然的发财树，现在还活着呢。

第一期培训班结束后，很快就有了第二期、第三期……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

我自豪地把他们称为“黄埔一期”、“黄埔二期”、“黄埔三期”……

有一天，我正在给“黄埔二期”的学生们上课，突然溜进来一个人，是Jack！

我刚要打招呼，Jack朝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管他，继续讲课。然后，他就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下了。记得那天听课的学生大概有二十几个人，整个客厅里都坐满了。

那堂课，我讲了中国特定的商业文化——回扣。当时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公司和机构都是国营的，而且都设有采购员，有时候，你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他们，就得行贿采购员，一般的行贿方式是，按货款的百分比提成。听课的都是很纯正的澳洲人，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做法。我费了很多口舌。课讲完了，他们还围着我问个不休。

后来Jack告诉我，他看到那么多看上去令人敬畏的澳洲企业家和商人在我面前象些小学生似的，毕恭毕敬地请教我，他为我自豪。

我告诉他说，别看他们都是总经理、总裁什么的，也别看他们各个衣着笔挺、发型讲究、风度翩翩，其实不见得比我们聪明。至少在心算这方面，他们比我们差远了！他们没有“小九九”，算起乘法来非常费事，连一位数的乘法也要想半天！这些在中国，连小孩子都会啊！

Jack听的一愣一愣的。

我说，我不是成心贬低他们，事实上，他们可能比中国人更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只是想说，每个人都有至少一种专长，你Jack也是。换句话说，如果你Jack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他们也照样会对你毕恭毕敬的。

说到这里，Jack也来了情绪，大巴掌往腿上一拍，说，你说得太对了！我在我们那儿也发现了这一点，那些工人笨的要死！说实在的，我们除了英语比他们差，可能什么都比他们强！

我于是动员Jack出来和我一起做，Jack想了想，最后还是拒绝了。他对自己没信心。

那天Jack是出来办事，刚好路过这里，于是决定进来看看，看看我金凯平又在搞什么新花样。他手里依然有我房子的钥匙，也没敲门就进来了，于是有了上面的一幕。

临走时，Jack把钥匙还给了我。

我于是知道，我和Jack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但我珍惜这友谊。

在接下来的日子，我一边教授学生，一边自己也开始了实践。

两个月后，我自己做的第一笔进出口业务也成交了！我一下子拿到了一万澳元的收入！

那是在1989年的５月。一万澳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当那笔钱进入我的帐户后，我的心中很不平静，这些钱在当时的中国，不知道要干多少年才能挣到啊！

我辛勤的劳动，终于结了硕果。

我作为中国经济专家的名声越来越大，找我来做中国生意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从不间断。

我自己也随着咨询客户，进入到了仪器、仪表，玻璃、文具、千斤顶、橡胶，室内家俱等等各种进出口贸易领域。经过了我的咨询和点拨，我的学生们促成的进口额在大幅上升，我获得的咨询费也在水涨船高。

我一边从事着贸易咨询，一边想着开发新的业务领域。澳洲人也是相信“活到老学到老”的，所以，成人教育非常兴旺发达。

这年的５月，我决定进军墨尔本成人教育中心。

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先后举办了8次“中国贸易指南”和“如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谈判”的讲座培训班，每次10个课时，放在10个星期里，每个星期一课时。可以说是培养了很多澳洲贸易人才，特别是帮助那些对中国当时还不甚了解的澳洲人开通了一条可以走进去的路。

为了进一步促进澳中两国贸易，我以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的名义在1989年10月举办了第一界全澳中国贸易研讨会，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举办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讨会开的非常成功，有100多位专家、学者和许多大公司，大财团的总裁和总经理都参加了，中国驻澳洲的商务参赞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澳洲的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局局长也参加了会议，发表了讲话。这次研讨会，主要进行了澳洲与中国投资合作问题的一系列探讨，以及澳中贸易合作的广阔前景展望。我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

（一）与中国做生意，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巨大的市场是澳洲所需要的。同时，澳洲的原材料，高新技术，矿资源也是中国所需要的，双边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

（二）与中国做生意要了解、研究中国的文化，要懂得交朋友；

（三）在中国做生意要选择正确的区域，正确的公司，正确的人；

（四）澳洲要培养一批了解中国文化，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去开拓中国市场，从事澳中贸易。

在若干年后，Burwood商学院新增了中文和商业的双学位专业。

通过这次研讨会，澳洲工商界、学术界对中国的兴趣更大了，我在工商界的知名度也更响了，而且我还认识了工商界、学术界一批知名人士，在我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发挥了影响。

我常常想，对于追求成功的人来说，毅力与坚持，是相当重要的。你坚持的时间越长，你获得的价值就越高，你过去的所有劳动就会升值。一个人除了有梦想之外，还要能持之以恒一步步地去实现它，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总是特别敬佩那些成功人士，我也非常喜爱读名人传记，希望能从成功人士的身上有所借鉴。

还是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乃至崇拜一个来到上海的犹太裔英国人哈同。他刚到上海时身无分文，后来成了上海的首富。他主要是靠地产发的家，他修建的“哈同花园”就是上海一个很有名的建筑。

他成功的秘密是：智慧与坚持。他说这两点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人有的时候，不能总是挑好走的路走，可以尝试走一条相对艰难一些的路，这样成功的几率困难会更大一些，因为最终你会得到一种别人没有的磨砺。

我和哈同一样，都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也都是身无分文。

他能成功，我也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