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认真捉摸PR的事了。
首先,我算不算“特殊人才”呢?
记得在申请工作签证时,我就是按“特殊人才”申请的,而且,为了证明我确实是澳洲急需的“特殊人才”,我还准备了那么多的文件。
既然申请工作签证成功了,为什么不试试PR呢?
凡事不怕不成,怕的就是你不敢想。
在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是很少有人想这样的问题的,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能办成,那就会是一个新的天方夜谈。
我想我有把握,因为我来到澳洲这几个月里,一直在走着一条和大多数留学生不一样的道路,虽然是十分艰难,可是也算是有惊无险,屡闯难关。
我难道不正是澳洲需要的那种“特殊人才”吗?
我现在申请PR,希望在澳洲永久居留,其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想到我有可能办下来永久居民身份,我就很激动,于是很快行动起来。
尽管我认为我申请永久居留的成功率可能会高达90%以上,但是基于第一次申请工作签证被拒的教训,我还是要认真准备材料,而且不能出半点纰漏。我决定采取第二次申请工作签证的方式,给澳洲移民局提供一批(不是一个)能证明我是澳洲所需要的“特殊人才”的文件。
我首先获得了聘任我的迪肯大学的担保。学校认为我的确是一个中国经贸研究的人才,而且他们也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继续从事中国经济与贸易的研究,给大学增加新的学术成绩和荣誉,因此十分愉快地为我提供了这个担保。
接着,我又开始四处拜访澳洲政界、学术界和工商界一些重要人物,希望他们给我写支持信,推荐我作为特殊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这一点也不难办到,因为我在搞讲座时认识了很多教授,又在写那本《中国贸易指南》时采访了很多工商界知名人物,所以,我很快便获得了一些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信。由于我最近一个时期在墨尔本大学的中国经济与贸易问题研究中心工作认识了很多重量级人物,而且他们也在工作中了解了我,所以获得的支持信比上次申请工作签证时多了两倍。
有了这么多的支持信,我认为是万无一失了,就把申请递了进去。
三天后,我接到了维多利亚洲工业部商业投资处处长Jenny的电话,她告诉我,她为我准备了一封支持申请永久居民的信,让我去拿。Jenny一见到我就告诉我说:我曾经在报纸上读过你写的介绍中国经济的文章,而且我弟弟就是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三年级学生,他听过你的讲座,对你评价很高……她一边翻着我的申请一边说,你的材料很硬,很充分,也很好,你就是我们需要的“特殊人才”,你一定会留下来的!你一定会留下来的!你若不能留下,谁能留下?我为你准备了一封支持信,代表维洲政府工业部商业投资处支持你。
Jenny象医生一样拍了拍我的手,放心吧,金先生,我干这一行已经快有十个年头了,我心里有数……如果……你还是不放心,这样吧,维多利亚州移民局副局长Lisa女士是我的大学同学,她刚好负责这个事情,我把你的材料直接转给她处理。这回你放心了吧?
听她这么一说,我高兴极了,真想好好感谢她一下。
我就这样回了家。我一路都在唱着歌,因为这回可是十拿九稳了。
不过,回到家后我还是有些不安——怎么会这么容易呢?难道是天上掉馅饼了?
我就这样等了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我什么都没干——其实是什么也干不下去啊!
一个星期后,我又打电话给Jenny。Jenny说,她已经和移民局副局长Lisa联系过,并让我直接打电话给Lisa副局长。Lisa副局长接了我的电话,肯定地告诉我说,我看了你的申请材料,我个人认为,你完全够资格申请特殊人才类别移民。我已经把你的申请交给负责具体办理永久居留签证的移民官去办理,只是履行一下正常手续。你就在家等候好消息吧。
这下我放心了。移民部的负责官员都说可以了,那还能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真是欣喜若狂,见到谁都想要告诉人家:我就要拿到PR啦!
刚好那几天我在唐人街遇到小玉。小玉和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华侨拖着手,很亲热的样子。小玉刚看到我时,还有点不好意思,甚至急忙把手从老华侨的手中抽出去。
我们寒暄了几句后,小玉就急不可待地告诉我,我已经拿到PR了!
我想了想,说,我也快了。
小玉听后,不相信似的把一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瞪得圆的:可能吗?你该不会去和一个越南人结婚吧?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移民部的回音——我的申请被拒绝了!
我的永久居留申请被拒后,我真的是想不通。为什么?!为什么啊?!Jenny不是说可以了吗?移民局的副局长Lisa女士不是也说可以了吗?怎么又不行了呢?是他们在骗我,还是另出了什么差错?
我急忙去了州政府工业部商业投资处找Jenny。
Jenny告诉我说,Lisa已经打电话向她解释了事情的缘由。Jenny非常遗憾地说:你的永久居留申请没批完全是因为技术问题。那么,是什么技术问题呢?这里有个签证转换问题,澳洲移民部规定:学生签证不可以直接转换为永久居留签证。
我连忙补上说,我现在拿的是工作签证啊!
Jenny又耐心地解释给我听,是的,表面上看,你现在拿的是工作签证,但是,你的工作签证并没有被激活;所以,从签证上看,你仍旧是个留学生。什么意思呢?这样说吧,因为你是持学生签证入境的,持学生签证入境的留学生学成后必须离开澳洲,不可以直接办理永久居留。
听了Jenny的解释之后,我当时就懵在那里了。
Jenny非常同情我,看着我难过的样子,她甚至要流出泪来。是的,她知道我确实是中国经济与贸易问题专家,她还看过我在澳洲主流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她的弟弟甚至听过我的讲座……可是,法律就是法律,这个古板的移民法不允许我申请永久居留签证!虽然她在州政府工作,可是移民部是联邦政府管的,她帮不上我什么忙!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州政府的,也不知道是怎么找到公共汽车回家的。
我只是下意识地离开州政府,又按原路回去。我的意识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我的工作签证怎么是个死的呢!我明明是够资格按“特殊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签证,可是我的学生身份又不允许我申请!
我一下子陷入如“第21条军规”般的魔窟。
那几天,我真的是绝望了。
我一直在走和别的留学生“读书加打工”不一样的路,我几乎没去过英语学校,也几乎没打过苦工,因为我相信我为自己设计的路一定会成功。是的,我几乎就成功了,我先是拿到工作签证,然后,连移民局的副局长Lisa女士都说我够资格申请“特殊人才”永久居留签证……可是,怎么一下就给判了死刑了呢?
是的,是死刑。只要学生签证不可以直接申请永久居留签证这“第21条军规”挂在我的头上,我就永无翻身之日!因为我确实是一名留学生啊!
燃烧在我心头的希望的火苗,就这样子一下子被一盆冷水给浇灭了。
我不知道将来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办不成永久居留,就和其它留学生一样,这么混下去?混一天算一天?我的那个“没激活”的工作签证虽然不能帮助我拿到永久居留签证,不是依然有效吗?我不是依然可以留在澳洲吗?我不是还没“黑”吗?但是,这和大多数留学生所走的路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
我一直标榜要走不同的路,要走能更快达到目的地的路。现在我彻底输了。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一些不怀好意、等着看我的笑话的人的嘴脸来:哈哈,金凯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想搞PR,怎么样?碰壁了吧?!你整天西装革履地,还拎着个小皮箱子,装得象个人似的,好象比谁高明多少似的,还不是和我们一样的结局?要么继续交钱读书往下混,要么就“黑”下来!
是的,我一直以为比别的留学生先走了一步,现在看起来并无任何优势可言,我们还是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甚至……甚至还可能比其它人还低一些,因为我一直忙于办讲座、写书、拜访名人,并没赚到多少钱。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那时,我的情绪低到了谷底。我很害怕,我害怕我会掉入一个无法挣脱的深渊。
我在“深渊”旁徘徊了三天。我决定再去试一试。
我要去找那个移民局的副局长Lisa女士,我就不信一个被移民局副局长肯定了的“特殊人才”就不能移民!如果澳洲的移民法有漏洞,就应该及时修改,那个高悬在所有留学生头上的“第22条军规”就应该把它摘下来!我要找Lisa女士,即使是对我的申请毫无帮助我也要和她理论一番!要不然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我没见过Lisa女士,不过我相信他会见我。因为:一,有Jenny的推荐;二,我们通过电话,而且聊得挺投机。
Lisa女士是个希腊人,小时候随父母移民澳洲,她不苟言笑,办事极其认真。
她再一次认真地看了我的档案,然后,抬起头来:金,你的确是我们需要的“特殊人才”,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同时,我们的移民官在处理你的申请时,也没有犯任何错误。
您不认为这很矛盾吗?我盯住Lisa女士问。
Lisa女士依然扳着面孔,表情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是的,是很矛盾。但是,移民法摆在那里,我们谁也不能越过它,就是这样。
那……这对我很不公平。我又说。
是的,确实对你不公平,Lisa女士说,事实上,虽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公平的。
看着Lisa女士那严肃的脸,我绝望了。
绝望之中,我还是企图抓住哪怕是一根稻草,我试探着问她: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您一定有办法……说到这里,我偷偷看了看Lisa女士的脸,可是我没有从她脸上看出任何松动的表情。我只能孤注一掷了,干脆说了出来,Lisa女士,您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路?
Lisa女士什么也没说,只是认真地看着我的材料。
我知道,她这是在用看材料掩饰他的内心。她肯定在考虑,要不要帮我。
我不去打扰她,耐心地等着她。我猜,她同情我,而且有能力帮助我;唯一令他犹豫的可能是,作为一个资深移民官,法律不允许她这样做。一方面是人性,一方面是社会责任,她要在两者中选则一样。
我相信我等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终于,Lisa女士抬起头来,把申请材料还给我:拿着你的护照,出去旅游一趟吧。
我听了觉得莫名其妙:Lisa女士,您什么意思呀?干吗叫我出去旅游一趟?去哪里?
Lisa女士肯定地说:去哪里都行,只要能离开澳洲。
我一听更急了:干吗让我离开澳洲?您不是要把我驱逐出境吧?
Lisa女士第一次露出笑容:为什么要把你驱逐出境啊?您可是我们澳洲急需的人才啊!
我更糊涂了:Lisa女士,您能不能把话讲明白点?我真的不懂您的意思。
Lisa女士又恢复了原来严肃的面孔:离开澳洲,然后再回来,你的工作签证就激活了。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对呀!出去再回来,我就变成拿工作签证入境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申请办理永久居留了!
我这不是绝处逢生了吗?!
我这可真是遇到贵人了!我激动地拉住Lisa女士的手,不停地说谢谢。
我这样谢了半天,Lisa女士又问我,你打算去哪里呢?
我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Lisa女士说,我建议你去附近的国家,比如新西兰,或者斐济,那边的风光都很好。
我重新振奋了起来,回到家里后立即订票,收拾行装。
第三天,我就踏上了去往斐济的飞机。
我要去度假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来到澳洲刚刚半年,我就要去度假了!而且去的是第三国!细细想下来,这么多年来,我还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真正度过假呢。
那天,Jack请了一天的假,专程送我去机场。
我说我又没带什么行李,你还送我干什么?
Jack说,谁知道你这一去还能不能回来?
我说,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
Jack很认真地告诉我,说真的,我真不敢离开澳洲,我怕呀!我怕一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斐济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岛国,很小。我在海边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住下来,每天到海滩上晒太阳,或者到大海里面游泳,非常惬意。
我准备在斐济多住几天。
就象Lisa女士说的那样,既然去了,索性好好玩几天。
这些日子除了写书就是忙签证,而且频频出现意外,动辄心惊肉跳一把,都快搞出心脏病来了!是得好好休整几天了。
岛国斐济上的黄种人特别少,岛上除了原住居民之外,主要是印度人。第一次为我服务的服务员们,总是好奇地问我,请问先生是日本人吗?
我说,不是,你再猜猜。
那,您是南韩人?
我笑了,不,我是中国人。
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个中国人!
在斐济我也领略了印度小商人的本领,他们推销商品的能力绝不在华人之下,我在想,有一天世界也许会被印度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三分天下。
我从斐济回到澳洲的第三天,就拿到了PR——永久居民身份!
这一天是1988年6月30日,从我到澳洲闯荡那天算起,仅仅只有9个月!
我就这样成了中国大陆留学生中首批获得特殊人才身份的澳洲永久居留的人,说不定还是第一个呢!
通过这个事情,我对澳洲社会运做一些事情的方法,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因为认识了Jenny和Lisa女士,才“曲线救国”拿到签证。看起来,澳洲这样的法制国家也有变通的时候,也讲人际关系。假如我没有通过Lisa认识了这个在移民局做副局长的Lisa女士,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就是说,在澳洲,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的时候也起作用。所以后来我也很注重建立人际关系。
当然,任何变通都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人情才能起作用的。假如我确实不是他们认为的那种“特殊人才”,我也没有表现出自己有这个才能;那么,哪怕我和Lisa女士的关系再好,她们也不会给我永久居留签证的。
机会是对有准备的人而言的,机会有一个关键点,如果你不早作准备,机会就会与你擦肩而过,二条线永不相交。当你到达交点的时候必须抓住你面前出现的机会。在机会面前来不得半点犹豫,因为机会很快就会溜走。当你到达交叉点的时候,必须抓住你面前出现的机会。我的这些想法可以用下图形象说明。
准备
机会
澳洲是个移民国家,她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精英;澳洲也是个宽容的国家,澳洲倡导多元文化,多民族和睦相处,共建国家,所以才能在立国不到100年(澳洲联邦于1901年成立,到1988年才97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
虽然澳洲也讲人情,但和中国不同的是,任何人帮了你,都是不索取报酬的,甚至也不要求你回报。一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他们一般都不会记得,即使是帮了你天大的忙。当我拿了永久居留后,想去感谢Jenny时,她已与丈夫一起去度假了。Jenny休假回来后,我再次打电话去她的办公室,约她一起吃饭,她的告诉我说,Jenny已经下海,帮助她的丈夫一起做生意去了,而且Jenny已经离开了墨尔本。
在我拿到签证的那天晚上,我和Jack去了唐人街最大的一家餐馆吃饭,我请客。
那天Jack喝了很多酒。他一个劲地夸我,把我捧成澳洲最棒的留学生。
我这个人,不抽烟,也不喝酒。那天晚上高兴,才勉强陪Jack喝了一杯啤酒。Jack见我这样,就开始教训我,说我这样可不象是个要搞澳中贸易的人。我说,那我们就等着瞧。
后来,Jack不知怎么就突然哭了起来。
Jack一哭,我就慌了,忙问他出了什么事?Jack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他想儿子了。
Jack出国的时候儿子才刚刚满月,算下来,再过两个月就要过周岁了。Jack又哭了半天,才囔囔地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儿子的面,也不知道儿子还会不会认他这个爸爸……如果为了能留在澳洲,而失去了儿子和家庭,这个代价可实在是太大了……
我突然意识到,我也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了。
可是,我的那个她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