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5日，我来到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问题研究中心上班。

我们的研究中心只有一间办公室，办公人员也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头衔是项目主任，我是又做元帅又当兵，与我写书的合作者Breth教授是兼职主任。事实上，我所拥有的只是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机。

还是那套上下不配套的中国西装，也还是那只仿皮的小公文箱，我就这么来了。

这是我不同于别的留学生的路的开始。

在这个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的“研究中心”里，我有四大任务：

写书，讲学，咨询服务和筹备大型学术会议。

我很快就找回了在国内时的感觉。

在国内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也和这差不多，主要就是办报纸，搞讲座，科研成果的转让，咨询服务和筹备各种贸易交流会议等。

我是大学校园里非常少见的中国职员，在经济学院，就只有我一个中国职员了。为了尽快适应澳洲社会及大学生活，我也和其它职员一样，去教师和职员专用的餐厅用餐。去餐厅用餐当然比自己带饭要贵许多，而且我的工资又不是很高，可我仍然坚持这样做。我在墨尔本大学的校园里认识了几个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读研究生的，他们都是自带午饭。

我常常利用吃午饭的时候与其他老师和职员交谈，谈论的话题，多是关于中国的。

那时，澳洲的民族电视台正在播放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估计是那些年澳洲播放的第一部来自中国的电视节目。澳洲人第一次领略到，原来东方女人可以如此漂亮！他们赞美东方美女的身材，眉眼，服饰以及神态……他们甚至纷纷表示，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娶个东方美女做老婆！

不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以为现代中国人依然穿着如剧中人一样的衣服！依然是老牛耕地的贫穷的中国。

我向他们详细解释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七十多年来中国的变迁，还特别讲到中国近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上的飞跃，澄清了他们头脑中对现代中国的误区。

当然，我也在学习西方文化。

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出过一些笑话。记得有一次，我在餐厅里就餐，一个服务员问我：请问先生要咖啡还是茶？我说要茶。服务员又问：请问您要黑茶（blacktea）还是白茶(whitetea)？我从来没听说过“黑茶”和“白茶”，想想也不敢试，就问她：你们有绿茶吗？我想要绿茶！我这个“绿茶”把服务员搞了一头雾水，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还以为我在和她开玩笑呢。后来我才知道，当服务员问你“要黑茶还是白茶”时，指的是你“要加奶的茶还是不加奶的茶”。

我那时和一些大学老师们交流时，还是有语言障碍的。于是，我就不得不采取连说带比划的办法，使我们彼此能互相理解。这样几周下来后，我的英语就有了迅速的提高。

我的办公室虽然不大，但是对于一个来到这里四个多月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很奢侈了。

坐在办公室里的感觉很好，非常惬意。

突然有一天，Jack跑到学校来看我。他看到了我的环境，都有些不相信，就说：哎呀，金凯平！你这个人还真是有点子办法嘛！我们每天都在拼命打工，洗碗、擦地、搬运东西，你却一个人拥有一间办公室！还在这里埋头沉思，不用打工，我真羡慕你呀！

那天，Jack没象以往那样叫我“小金”。

我笑了笑，说，你也不错吗，还是“国营企业”呢！

Jack突然站起来，把嘴凑到我耳朵上，悄声说，我骗你们呢，象澳洲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国营企业”呀？

我又是一笑，说，我早就知道……不过，你工作的地方确实是个大企业啊。

Jack不再谈什么“国营企业”了，重新坐了下来，很认真地看了看光洁的墙壁和干净的地毯，然后把双手放在沙发椅的扶手上——好象他是这间办公室的主人似的，长长地出了口气，然后说：办公室的感觉真好！

是的，办公室的感觉当然好！

在迪肯大学，我除了加紧写书外，还有讲学的任务。

1988年4月11日，我应墨尔本大学之邀给20多位教授上了一堂课！

墨尔本大学是澳洲的一流大学，它的排名在澳洲是数一数二的，在全球的大学排名中也非常靠前，大约在20几位。而我，却要为这所大学的教授们上课！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会是实事。当经济学院院长Darrell教授和我商量这项工作时，我象是听错了一样，反复问了他好几遍：您是说让我为墨尔本大学的教授们讲课？

Grame教授说，是的，虽然他们都是教授，可在中国经济问题上，您是专家。

那一天，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学识渊博、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学者们，突然感到紧张了。我来到澳洲到现在为止，类似的讲座已经讲了20多次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紧张。我不想出任何差错，我要让他们看一看，我这个中国经济和贸易专家是货真价实的。

当然，我也感到了自豪。

我还想，能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很多，也许还从来没有过呢。

我一定不能怯场。

我知道，眼前的听众都是对中国经济问题感兴趣的大学教授们，他们的年龄一般都在50岁上下，有的已经白发苍苍了。可是那时候的我，只有30岁。

一想到此，我还是有点胆怯。

后来，我突然想到，他们来听我演讲，实际上是要听我背后的祖国——中国的情况。想到站在我背后的中国，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

演讲开始了。

我用拿破伦那个名句开头：中国，是一只沉睡的巨狮……

然后，我又说，现在，这只巨狮已经醒了！

我看了看台下，教授们似乎对我的开场白有点兴趣，有的甚至拿起笔来。于是，我的英语开始逐渐流利起来。

我给他们讲了一些什么呢？我讲古老的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我讲中国蕴藏着的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正在迅速提高，这也是中国市场正在迅速增加的同意语；我讲中国和澳洲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彼此合作的广阔前景……

我告诉他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伟大的古代文明，虽然近代有一些落后，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一定会让世界再一次震撼。

记得，我是用圣诞节那天我在StKilda市政府秘书长White家互换礼物的故事作为结束语的：我送给他们景泰蓝钢笔、绣花真丝头巾和京剧脸谱，而他们则送我一只玩具考拉熊。我说，这是我做成的第一桩澳中贸易。

教授们立刻开怀大笑起来。

而我，就在这笑声种结束了讲演。

演讲结束了，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虽然我谈的都是一些基本的情况，然而，根据他们的表情，我知道我的演讲已经震撼了这些对中国并不了解的著名教授们，也震撼了古老的墨尔本大学。

那一瞬间，我感到很自豪，甚至很激动。

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潜意识中把一个成功的讲座和对祖国的思念结合在一起了——那是一种特别激荡和甜蜜的情感。

我在中国经济贸易研究中心工作，还有两项任务是筹备大型会议和进行中国贸易咨询。

这就需要我去寻找一些客户，我是通过广告来招揽咨询业务的。需要向我们咨询的人都是想去和中国发展贸易的。广告在报纸上登出去之后，陆续有了一些客人上门求教。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位华人妇女，她说也是看了报纸上的广告专门来找我的。

我问她，想从事什么样的贸易业务啊？

她支支吾吾地不大愿意说。

我觉得很奇怪，如果你不说出想做什么样的贸易，我怎么可以给你咨询呢？

可她还是不肯细说，而是东拉西扯地聊了半天。后来，她终于觉得可以谈了，就诡秘地问我，你能不能搞到中国的名贵动物？活的死的都行！我们都要，你会非常赚钱的！

我立刻明白了，我告诉她，我们不做违法的生意。

她还是不死心，又转弯抹角和我谈了好久，我依然不为所动。我心里想得很清楚，把中国的珍贵动物弄到澳洲，我成了什么人了？不成了罪犯了吗？

那段时间，除了写书，做咨询之外，我还一直坚持为澳大利亚一流的报刊写文章，内容都是指导澳洲人如何进入中国市场的。有一篇《如何与中国人做生意》发表在澳洲唯一的一份全国发行的报纸《澳洲人报》上。我在文章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和中国做生意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比如，当时中国的产品质量还不行，我就告诉澳洲人，选择合作伙伴和进货渠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中国的区域化问题，一般东部省份，像是浙江、江苏、广东的产品质量就好多了。还有，要找到正确的中国公司里面具体和直接负责的人，而且最好和他通了电话，这样才可以做生意等等。

我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强调文化差异，《在中国，朋友是最基本的》一文发表在澳洲最重要的财经报纸《金融综述》上，我告诉澳洲读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做生意虽然是买卖关系，但是，人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

此外，我还在墨尔本最重要的报纸《时代报》上发表了《如何进入中国市场》，讲述中国市场和澳大利亚市场的区别和互补性，以免澳洲生意人盲目地和中国人做生意。

我的这些文章在澳洲主流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看到这些文章纷纷发表，连我合作写书的迪肯大学经济学专家Breth教授都感到很奇怪。他想不通，一个初来乍到的华人，怎么可能像澳洲本地的一流学者那样，经常在澳洲一流的媒体上发表文章呢？这个小个子的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在墨尔本大学工作的那段时间，我还参加了“中国研究论坛”的创建和组织工作。这使得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澳洲的经济研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在和这些经济研究学者的交流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不过，在和澳洲学者们的交往当中，我发现很多大学教授其实是蛮清贫的，他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也是非常注重节约的，无论吃饭和社会交往，他们在金钱的算计方面，也是十分仔细的。

有一次，中国文化部长王蒙来论坛演讲，演讲结束后，我们有近30人一起宴请王部长，最后每人仅付了12澳元，我心里想着太简单了，太没面子了，太小气。可这就是现实，和中国的宴请真是天壤之别。

这一点，和讲究面子的中国人真是不一样。

在迪肯大学的那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工作基本满意，但我依然在寻找新的机会。

好，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说说我在澳洲的第一本书——《中国贸易指南》。

我就这样一边讲学、给报纸些文章、咨询、筹备大型会议，一边写我的书。在我来到墨尔本大学工作的第二个月，也就是三月份，我顺利写完初稿。

我的初稿要Breth教授能看懂，而且没有异议。这样就可以交给他，让他进行文字润色和修改。就是说，我的主要功夫，是花在让Breth教授能够读懂上，我根本不必考虑语法问题、修辞问题，更不必考虑语言习惯问题。这些都由Breth教授来完成。我在前面说过，我的英文水平还不够好，在表述时可能还会不够准确。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和Breth教授坐下来讨论，直到他真的弄懂我的意思。

我们和出版社商定的最后截稿日期是４月份，我在3月份完成初稿，给Breth教授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里，Breth教授顺利完成文字润色及修改工作，完成稿如期交到了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的手里。

当我们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后，我的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想，我该好好休息几天了。

在这段时间，我们住的地方又发生了一些变化，Bill和Rebecca搬走了。

Bill和Rebecca的搬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Jack逼的。Jack是结过婚的，对男女之间的事格外敏感。而Bill和Rebecca搬到一起又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每天晚上都有节目，并且弄出些许响动。Jack就让他们搬走了。

Bill和Rebecca这么一走，就剩下我和Jack两个人了。我和Jack互相谦让了半天，都想让对方搬进睡房里面住，自己留在客厅里。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决定一起搬进去。

Bill和Rebecca走时，把他们的大床留了下来。他们的大床其实是两个单人床！我们把并在一起的两个单人床往两边一拉，就搬了进来。然后回到客厅，把Jack原来那张一翻身就咯吱咯吱响的床垫，以及我那用来做床用的八个牛奶箱都拖到后院去了。

客厅突然宽敞起来。

我们就这样告别了连客厅里都睡人的窘迫日子。

坐在拣来的沙发上，我重新打量这个不算很大的客厅，已经无法想象当初怎么会塞进四个大男人！先是李刚走了，然后是小玉搬走，Bill从客厅搬进睡房和Rebecca同居；现在，连Bill和Rebecca也搬走了。

床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一直想拣一个洗衣机，可是就是拣不到。于是和Jack商量，我们买一个去吧。

我说买一个洗衣机，不是买新的，而是旧的。我们的旧洗衣机不是在二手商店买的，而是在GarageSale买的。Garage是车库，Sale是销售。所谓的GarageSale是指在自己家里出售一些自己不需要的物品，由于出售地点一般多设在Garage，所以就叫了GarageSale。一般搞GarageSale时多在家附近的电线杆上张贴一些小广告，说明时间地点，甚至有何种物品出售等等。

那天下班回家，我看到这样一个GarageSale的广告，其中就有洗衣机。我们按广告注明的时间，找到那个地址一看，洗衣机是全自动的，而且还挺新的。房主要价100澳元。我们觉得太贵了，设不得买。房主看了看我们，猜到我们是留学生，于是主动让价，只卖给我们60澳元，还开着车子帮我们送到家。

在路上才知道，房主是马来西亚华人，两年前从马来西亚按“特殊人才”（他是个澳洲严重缺乏的数学教师）移民澳洲，拿了两年PR（就是澳洲永久居民，也就是还拿祖居国护照，但是允许永久居住在澳洲，除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与澳洲公民没有实质性区别）后，刚刚加入澳洲国籍。现在在澳洲站稳脚跟了，又要回马来西亚发展。所以才会变卖家具。

我突然就觉得这个洗衣机买的值，因为房主启发了我——我也应该申请PR（永久居留－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