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们住的公寓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同住人数上的变化，我们已经从最初的6人个减少到4个人。李刚被Jack骂走了，小玉被一个老华侨“拐”走了，只剩下Jack、Bill、Rebecca和我。我们每个人分担的房租也从最开除的15澳元，上升到22.5澳元。

其次，同住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小玉走后，Bill就搬进去和Rebecca同住了，这样，只剩下我和Jack住在客厅里。

再次，我们填了些“新”家具。

我们发现澳洲人都有一个生活习惯，不愿意保存旧家具，有了新的就想扔旧的。地方政府为了方便管理，规定每几个月有一次扔家具时间，到了那天，大家就会把自己不喜欢的旧家具扔在门口，等着政府派来的收垃圾的人来收走。

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大陆来的穷留学生来说可是一个好消息。

那天Jack下班回来就喊我，快！小金子！跟我拣家具去！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在中国我从没捡过旧的家具，相反我会很看不起来我家附近捡垃圾捡破烂的人。现在自己沦为了捡破烂的人……同时我又没钱买新家具，目前怎么办呢？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此一次，以后一定要花钱买，而且要买新的，一年后我做到了。

我们先后拣了一台冰箱，一台电视，一个床垫和几把椅子。

冰箱拣的时候就知道是好的，扔家具的人在冰箱上留了个字条：此冰箱是工作的。可是电视就不知道好坏了。Jack说，管他呢，抬回来再说！我们抬回来，插上电一试，没影。正想再扔出去，Bill回来了。Bill说他可以试着修修。结果Bill三弄两弄就弄好了！

有了电视，冰箱，我们的家终于有点家样了。

1987年的圣诞节就这样来到了。

这是我们在澳洲的第一个圣诞节。我的心情很好，因为工作签证拿下来了，我可以在澳洲呆一年的时间。我们同住的其它几个人的心情也都不错，Bill和Rebecca同居了，Jack找到了稳定的工作。我们都想轻松一下。Bill和Rebecca结伴去了墨尔本南部的企鹅岛去看小企鹅，只剩下我和Jack在家。

Bill和Rebecca的同居挑起了Jack对性的渴望，于是建议我和他一起去看脱衣舞。

我们住的Elwood属StKilda市管辖。我以前介绍过，墨尔本由市中心区和周边的大小几十个行政市组成，StKilda是墨尔本南部的一个比较繁华的行政市。StKilda有两样东西在墨尔本有些名气：头一样是我来墨尔本第一天就看到的那条又长又宽又直的办公楼街——StKilda大街；另一样就是有一个脱衣舞厅比较集中的红灯区。

我不是很想去，我对那种地方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感。在我的理解中，红灯区应该是妓女云集，毒品泛滥，黑社会横行的地方，也许进去的是两个，活着出来的就只剩下一个了。

我有这样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前几天，墨尔本的主要媒体都曾报导过一名16岁的妓女被杀后弃尸街头的故事。警察是在红灯区背街垃圾箱的后面发现被害者的，被害者被剥得一丝不挂，乳房和臀部的皮肤被残忍地剥掉。这个案子在墨尔本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为什么一名16岁的女孩会去做妓女？为什么会被杀害？为什么又被剥掉乳房和臀部的皮肤？这些都成了市民们那些天最关心的话题。后来，有一个匿名者打电话给电视台，纰漏了一个惊天大案——有人用人皮做灯罩，牟取暴利！据说一顶人皮灯罩在黑市上标价数千澳元！举报人还说，人皮灯罩之所以能买出如此高价，一是因为人皮来源奇缺，二是因为人皮比任何动物皮都细腻。后来，又有人提供情报说，如果人皮灯罩所用之人皮是活人皮，如果那张活人皮又取之于未成年女性身上最细腻的部位比如乳房或臀部，这顶灯罩就可以卖到上万澳元的好价钱！

虽然后来警方证实，关于人皮灯罩的故事只是源于一个神经病患者的臆想，但还是把淳朴的墨尔本市民吓坏了，16岁上下的女孩都不敢一个人外出。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Jack，劝他不要去。可Jack执意要去，他说他打工的那家“国营企业”的所有工友都看过脱衣舞，只有他还没去看过，太丢份子了。他说开始他也怕，可是工友们都说，红灯区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不仅有很多警察，就是黑社会也要维护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赚钱。

Jack就一个人去了。

我很佩服Jack一个人敢去红灯区，我觉得Jack自从去了“国营企业”打工后，人变的比原来自信多了。

Jack走后，我突然就有些想家了。

来到澳洲快三个月了，我好象是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想家。难道就是所谓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吗？其实也不全是，想想这三个月，又是忙于联络搞中国经济和贸易讲座，又是忙于谈判写《证明贸易指南》，又是忙于推销《餐馆指南》赚钱，又是忙于办工作签证……真的是连想家都没空啊！

我开始留恋上海的家。

我的家在静安公园转角处不远的一条新式弄堂里，那是一幢三层的小楼，共有三户人家。我家住是2楼，有3间房，是标准的市民家庭。说起来，那也是一幢水泥罩面的小洋楼，楼梯很窄、很陡，是红木的，油漆虽然早就脱落了，可是岁月把它摩擦得光彩依然。父亲对我们兄弟三人要求一直很严格，要我们不仅要用功读书，还要帮助大人做家务，一个雷打不动的项目就是三兄弟每天轮着洗碗，我那时还小，经常端着一罗要洗的碗在下楼时摔倒，把那些碗打碎……

大哥结婚搬出去不久后生了小侄子，于是把小侄子送过来住。我和小侄子一起住，他住下床，我住上床。他总是缠着我讲故事，后来我们长大了他又总是缠着和我下棋，他玩不过我，输了总是哭鼻子，可是哭完了再下……我这个人很怪，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下棋也是一样，明明棋艺比小侄子高一筹，却又从不肯让他。我的这种禀性虽然总是让小侄子哭鼻子，可却训练了他的棋艺，他现在已经比我下得好了。每天放学后，楼下的邻居天天与我下围棋，互有输赢，这等于是我每天的回家作业。

上海的天气是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冬天，要咬着牙钻进被子里才行，家里只有一个热水袋，总是给小侄子用；夏天热了我们就要打开窗子，在邻家的酣声中入睡。

过几天就是元旦了。元旦过后一个月，就又是春节了。

当然，春节总是最热闹的时候。爆竹，门联，秧歌，还有年夜饭……

父母的身体还好吗？小侄子还下棋吗？上次父亲来信说他在谈女朋友，是原来上海滩一个资本家的女儿……

不知道西方的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有什么区别，也是要家庭大团圆吧？也是要大鱼大肉地吃上几天吧？也是要互送礼物吧？

我现在只是一个人，没有团圆，没有大鱼大肉，也没有礼物。

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过节：给自己放一天假，不再点灯熬油地写任何东西。

突然闲下来，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我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拣来的沙发上。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是White先生。

White先生是StKilda市政府秘书长，为了写《中国贸易指南》，我曾去拜访过他，他也为我推荐了几个本地区最优秀的企业家，让我采访。他帮了我很多忙，后来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White先生邀请我去他家过节：金，你是一个人在这里，来我家过圣诞吧。

来澳洲时带了一些小礼品，一直没有机会送出去。我从中选了几样东西，给White先生准备了一只景泰蓝钢笔，给White太太准备了一条手绣真丝头巾，给White先生5岁的儿子小Peter准备了一组京剧脸谱。

我的礼品令White一家人分外惊喜。他们也送了礼物给我，是一只玩具考拉熊。

我开玩笑说，我们互增礼品的过程很象一次澳中贸易。

White先生便笑我三句话不离本行，连圣诞节都不肯放过。

圣诞晚餐就在这样和祥的气氛中开始了。

White家里装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上面挂满了五彩斑斓的饰物，下面堆满了包装精彩的礼品盒。晚餐就在圣诞树下举行。

长长的餐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主菜是火鸡。

当White太太带着棉手套从烤箱里拖出那只巨大的火鸡时，我的心被彻底震撼了。

我不禁回想起中国过春节时的种种事情。离中国愈远，愈是思念，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