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第三击：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个工作签证
经过这24小时的虚惊后，我觉得我的签证问题越发显得紧迫了，必须尽快解决。我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一天，反复想，我申请的是工作签证，墨尔本大学又即将聘任我为中国经济与贸易问题研究中心经理，可移民局为什么就不批呢？
拒绝信上说，不批准的原因是：我申请工作签证的理由不充分。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不充分？我觉得挺充分的。
于是，我决心去移民局了解一个究竟。
到了移民局后我才明白，工作签证的申请几乎是所有签证申请中难度最大的一种，仅次于移民申请。为什么呢？因为澳洲政府要保护本国公民的工作机会。澳洲的失业率一直是比较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澳洲移民部为什么要给一个并非澳洲公民的人签发工作签证呢？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个人一定是某种专才，而且在澳洲本国公民中找不到（至少是很难找到）。
听到移民官这样解释了之后，我立刻告诉他，我就是个澳洲急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移民官自然不相信，他笑了笑，说，就你所提供的材料，我知道，你只是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换句话说，你是来澳洲学习的。一个尚且需要到澳洲接受教育的留学生，怎么可能会是澳洲社会特别需要的专才？我们移民部怎么可能给你签发工作签证？
我怏怏地回到了住处，感觉自己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从那个晚上起，我失眠了，即使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一身冷汗。
“黑”这个字眼再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也再一次否决了这条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黑了，就真的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我相信我的路还没走到尽头！
不就是要向移民局证明金凯平是澳洲急需的、又一时找不到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吗？
我办得到！
我重新准备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资料，包括了我在中国的简历以及中国经济专家和学者的推荐信，还有我和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签署的工作合同以及经济学院院长Grame教授的亲笔支持信。我知道这些还不够，最好能再争取到澳洲工商界重量级人物甚至政府官员的支持。
接下来，我马不停蹄地拜见了三十多个重量级的经济界、学术界人物及政府官员，我向他们推荐我自己，描述我将在澳洲贸易这台大戏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告诉他们，澳洲现在急需要了解中国，急需能帮助澳洲企业家与中国做生意的人才，而这种人才，目前在澳洲本国公民中几乎是没有的，只能从中国留学生中找，而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是最适合的！
我的自信赢得了他们的支持，最后，我终于成功拿到包括澳洲政府的商业部长及维多利亚州工业厅高级经理在内的三封最重要的支持信。
此外，我还附上了我在澳洲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
所有这些都在证明我是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澳洲急需的人才。移民局应该为我签发一个工作签证！
在我的第一次申请被拒绝的第八天，我又向移民局递交了第二次工作签证申请。
之后，我便每天查看信箱。我们那个楼共有八户，也就是说有八个信箱，排成两列。我的单元是1号，排在上面一排的最左边的位置。每次拿到信后，一看没有移民局给我的信，就会很焦虑，一会儿担心邮递员会不会把我的信放进别的信箱，比如我下面的信箱，或者是我右边的信箱；一会儿又担心我的邻居会不会错拿了我的信。有时，我还会去查看我的右边邻居和下边邻居的信箱。如果他们的信箱里有信，而且没有移民局给我的信，我就会多少轻松一点，然后去等明天。可是如果哪个邻居的信箱里没有信，我就心里没底了。现在想想真可笑。
终于有一天，12月16日，移民局的信来了。移民局的信上面印有澳洲国徽，我一看到澳洲国徽心里就紧张起来——移民局的信！是批准了还是又拒绝了？
我甚至不敢打开那封信！
我把那封信拿回屋，放在我用两个牛奶箱搭成的“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放好，认认真真地望着，我的心在剧烈地跳着，我的手在剧烈地抖着……
我甚至在想，如果又拒绝了怎么办？黑了？回国？
我不敢想下去，只好打开信封——批了！移民局批准了我一年的工作签证！
压在我头上的巨石终于移开！
我估计，这可能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第一份工作签证！
我常听人说，工作签证的下一步就是永久居留，永久居留两年后就可以转为澳洲公民。
在当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要是想留下来，只能与澳洲人结婚，或者和已经有澳洲公民身份的越南人或华侨结婚，除此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渠道可以留下来的。小玉走的就是这条路。
可我，是靠自己的努力留下来的。我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是小马达带着我战胜了恶运，带着我度过了人生中又一次坎坷。
工作签证的获得使我重新恢复了自信，是的，只要努力，是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
我选择了一条与别人完全不同的路，我到底成功了！
12月份的墨尔本比较热，气温有时高达40度。
我就在这炎热的夏季里，每天坐在屋子里，写啊写。我已经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签证问题解决了，工作也有了着落，应该安心写书了。
只是有一个问题，手头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即使是算计着花，省着花，要维持到明年2月份去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的中国经济和贸易中心上班，也还是比较紧张的。
还应该想办法赚点钱，以解燃眉之急。
Jack给我出了个主意：你不是在来到澳洲的第五天就去墨尔本大学讲了一堂中国经济问题讲座吗？墨尔本大学不是还给了你45个“刀勒”（澳元的英文读法）吗？接着干哪，小金子！墨尔本有多少间高等院校？总有十几二十间吧？你就一间间讲下去……我给你算算啊，一间45个“刀勒”，十间就是450个“刀勒”，二十间……操那！二十间就是900个“刀勒”了！你小子这样不就发了吗？！
于是，我就一边写书，一边联络墨尔本的高等院校，一边到处去开讲座。
还真就叫Jack说着了，在1987年结束前，我以中国经济研究学者的身份，把墨尔本的二十多所大学大专几乎全讲了一遍！
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很忙，有时我真的希望自己要是有三头六臂就好了。
开讲座早已是轻车熟路，不过，又要联络又要去讲，时间搭进去不少。
关键是写书的任务比较艰难。我所踏入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一边写，一边感觉自己的知识不够用。另外，我的经济专业英语词汇量远远不够，我一边写一边翻字典，写作速度象老牛拉破车一样慢。为了以后创作方便起见，有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背诵几个常用的专业词汇。这些都要在保证书稿按照计划进度正常的情况下完成的。
为了写这本书，我还需要访问一批澳大利亚的企业家。
我的英语一般用用还说得过去，但是在和这些企业家做深层交流时就不胜任了。为了使我们的谈话能进行下去，我就尽量向他们多提问题。我的英语，一着起急来就乱了，有时一个长长的句子稀里糊涂地用了好几个动词。我的洋泾浜英语常常使得被我访问的企业家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另一方面，我的听力也有障碍。虽然我出来前曾在上海的英语角磨炼了许久，那时什么样的口音都听过，英国的，美国的，都听过，唯独没听过澳洲英语。我认识的那个澳洲人Peter其实是个英国人。澳洲人的英语有很重的当地口音，非常难懂。所以，我和采访对象经常处在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的窘境。尽管如此，他们没有一个看不起我，反而因为我的执着，而真心佩服我这个中国留学生。
澳洲人是宽容的友好的，这也是澳洲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也是我澳洲梦成功的一个外部条件。
我写得很累，每天写完了一段，就必须去外面散步，要不然就写不下去。
我在外面散步时，常常能碰到一些澳洲人。我发现澳洲人一般都很礼貌，老远看到你就堆出一脸笑容，象认识你多年的老朋友似的。有的时候他们还会停下来，和你聊一会儿。他们十分想了解中国，可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在他们的眼睛里，中国是个非常神秘但又非常贫穷的国家。是的，我们那时确实很贫穷，但远没到他们想象中的地步。他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中国有电视吗？中国有冰箱吗？你们在中国也穿这样的衣服吗？对于前两个问题，我会告诉他们，电视和冰箱虽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奢侈品，但在城市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我有时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愤怒：中国人怎么了？我们也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现代人，我们也穿衣服裤子鞋子，难道我们是生活在原始部落的野人？草鞋皮裙？茹毛饮血？
我便越发觉得肩上担子的艰巨。
我要让澳洲人了解中国，我要在澳中两国架一座桥梁。
开始和澳洲人接触的时候，觉得他们多彬彬有礼，有教养，有同情心，为人宽厚；可是时间久了，发现他们始终与你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冷也不热，不占你的便宜，也不给你太多的好处。我越发了解了西方人和东方人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