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意识到，所有留学生中，我可能会是第一个被“踢出局”的。

Jack又来教训我，金凯平呀金凯平，你自以为聪明，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你还不给自己留后路，你这是自作自受啊！你怎么就不能象其它留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地去读书、去工呢？你是去大学讲了一堂课，你也签了一份工作合同，你甚至还有可能写一本英文书。可是，如果没有了签证，你就得滚回去。你要是滚回去了，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我对Jack说，我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还要游过去！

我就不信我真的走了一步最差的棋！

我认定，一定是那个移民官出国度假度昏了头才拒绝我的申请的。

我的事业还没有真正开始，我的澳洲梦还没有实现，就这样回国实在是不甘心。我不想就这么回去，我甚至想到，就算“黑”也不能这么回去！

记得当时我给父亲写信时也曾提到“黑”的字样。

父亲很快给我回了信，严厉地批评我，不许黑下来，不成就回国！还说现在上海的情况已经有所好转，政策越来越宽松，大家的干劲都很高……

也许我给父亲写信时谈到“黑”只是随便说说的，但实际上，我确实已经处于一种半“黑”半“白”的“灰色”状态了。尽管我的签证还有一个月，可是，由于我没去学校上课，我的出勤率是0％，不仅无资格延长我的学生签证，而且已经被OSO警告了。我知道，OSO随时随地都可能向移民局告发我，移民官随时随地都会带着警察敲我家的门，把我抓进拘留中心，然后再象押送犯人一样遣送回国。

我的确的确想到了“黑”这条路。

事实上，我真的是再一次想到，该出去躲几天了。

“黑民”的日子是最难过的。报纸上常常报导移民部官员带警察抓黑民的消息，有些躲在废弃的工厂的地下室里，有些躲在山里，也有胆子大的整天在外面晃，还打工，一不小心就给抓住了。移民部官员和警察动辄突袭餐馆，或者是制衣厂，而且每次都有所斩获；听说移民部之所以掌握如此准确的情报，完全仰仗工友的告密。

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在澳洲生活了许多年了的美国人，有正式工作，而且是办公室的白领，每天开着崭新的跑车上班，很是招摇。突然有一天，他车开得太快了，撞到一辆小卡车上。他的跑车撞坏了，人也受了伤。有人打了电话报警救急，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在他趟到手术床上的时候，移民部的官员也赶到了——警察在做现场调查时发现肇事者是个黑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实事：

一，如果你是个白人，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就算你是黑民也不易被人发现；

二，只要你是个黑民，迟早会被发现的。

黑民最怕听见的，就是呼啸的警车声。

那段时间，偏偏好象经常能听到这种声音。我对警笛声也变得越来越敏感，只要听到警车呼啸着开过来，就会想，警车来了，他们又在抓黑民了。一想到这个，那种恐惧感立刻涌上心头，而且一直笼罩在心头，很晚都不能入睡。

我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尽管还不是“黑民”呢，可就是怕警车。

12月4日的傍晚约6时左右，我从外面回家，大脑中还在想着写书章节的安排。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突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我身上的血“呼”地一下涌到头上。我意识到，是政府派警察来抓我这个黑民的，于是扭头便跑。我也不知道朝哪儿跑，只是想离开那辆警车越远越好！

我就这样来到公共汽车站，这时，我冷静了一下，我想不能硬来，先回避一下再说，了解了情况再做下一步打算。这时，一辆车开过来，我看也没看就跳上车。

坐到坐位上后依然觉得不妥，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我看，好象我的脸上就刻着“黑民”两个字似的。我恨不得能钻到坐位下面藏起来。我就这样一直做到了终点。

我没敢再上任何一辆车，我把领子拉起来，低下头，在街上匆匆地走着。

我不知道朝哪儿走，只是朝没人的地方走去。我走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的样子，来到一个离市中心较远的一大片菜地中的建筑工地。

天色已晚，工地上没有一个人，我想这里一定很安全。我从高高的围墙上翻过去，找到一个刚刚建起四堵墙的房子里，还在角落里找一块硬纸板，和一个空的酒瓶子，于是，枕着空酒瓶子趟下来。我觉得很累。是得好好趟一会儿了。

只一会儿功夫，外面就黑透了，只有远处的路灯了无生气地亮着。

我不敢睡，好象警察正朝这里走过来。

蚊子咬得我全身都很痒，我一面拍一面骂这可恶的蚊子。

又过了很久，我实在是太困了，终于模模糊糊地睡了过去。

当我一觉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远处传来几声狗和鸟的叫声，心中有一点凄凉。怎么办呢？当时还没有手机，而且周围也没有公用电话。更重要的是，我不敢冒然出去，担心一出去就会被警察抓。又过了几个小时，肚子饿了，我这才想起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一口东西没吃呢。一想到这，越发饿了，肚子也跟着咕咕地叫了起来。我于是决定出去找一户人家，要一点水喝，可能的话，再给Jack打一个电话，探听一下家里的情况。

我找到一个大房子，并敲开房门。

给我开门的是一个澳洲老太太，她躬着腰身，吃力地扬起头，挑开松弛的眼帘，疑惑地看着我。我看了看自己，才发现我的西装已经皱得不成样子，而且粘满泥土和干枯的枝叶。我想我的头发也一定很乱，我的样子一定很吓人。我扶了扶快要掉下来的眼镜，还整了整头发。我说，我是路过的，想要口水喝。

老太太又认真盯住我看了一会儿，说，你站在门外等着，不要进来。我取水给你喝。

我急忙点头说，好好好，我就站在门外等着，我不进去。

老太太转回身，“咚”地关上门。

过了一会儿，房门再一次打开。老太太递给我一杯水和一块面包。

我接过水和面包就吃了起来。我真的是很饿了。

老太太就那么躬着身子，站在门口，看着我吃完喝完。又问：还要吗？

我说，我能不能进去打个电话？

老太太果断地摇了摇头，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关上房门。

我只好又回到工地，看了一下表，已是早上9：30分了。

我开始想，怎么办呢？不能总躲在这里吧？可是，不躲在这里又能去哪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没了主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一些声响给惊醒。我吓得跳了起来。

我看到建筑工地的大铁门被慢慢地拉开了，那个澳洲老太太带两个警察走了进来！老太太指着我说：就是他！

我死定了！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连一句应付警察的话都想不出来。

我只是被动地等着警察走过来，给我带上手铐，关进拘留所，然后……

那是一男一女两个警察。男的很威风，女的很和蔼。

我注意到，两个警察的腰间都别着枪，还有手铐。

我很紧张。

对不起，先生，可以问一下您为什么躺在这里吗？女警察和蔼地问。

我……我……我是有点……我头疼……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总不能说移民官和警察正在抓我，我在躲他们吧？

男警察看我这么吱唔着着急，于是反问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吧？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笨到家了，警察给了我这么好的说词我都不知道往下接！这也难怪，我当时满脑子里装的全是移民部和警察正在抓我这样的想法。根本就跳不出来！

我说，我……我没喝酒……

男警察皱了皱眉头，说：请出示您的身份证。

我翻了半天，翻出一个学生证。

男警察看了看：哦，是个留学生……他刚要把学生证还给我，突然又问，哎，你一个学生呆在这里干什么？

我又没话说了。我说，我……我走迷路了……

我的惊慌和语无伦次使得两个警察真的怀疑我了。他们把我带去警察局。

一会儿，来了个约50岁的男移民官，用警车带我去移民部的拘留中心。

这位移民官已经掌握了我的一切情况：名义上的海外留学生，却没有去上过一次课，因此得到海外学生办公室的警告。移民官说，他处理了很多留学生生案子，还从没碰到象我这样连一堂课都没上过的学生呢。他说，他打算立刻取消我的学生签证，把我关在移民部的拘留中心，等机会遣送回国。

那一刻，我清醒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最后机会，绝对不能输！要抗争！这次要是输了，真的就是全盘皆输了。

我连一分钟都没用，就制定了战略战术。

首先，我抗议澳洲警察和移民官如此对待一个海外留学生。我是一个海外留学生，我是澳洲的客人，我有合法的签证，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里来？

移民官听后愣了一下，半天才缓过劲来：我……我立刻就可以取消你的签证！

我反过来问他，凭什么呢？

他说：就凭你来到澳洲两个多月了一堂课都没上。

我说，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为什么一次课都没上。是的，我是一个拿学生签证入境的留学生，可是，我同时也是一名澳洲急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我之所以一堂课都没上，是因为我正在写一本《中国贸易指南》的专著，我认为写一本澳洲急需的《中国贸易指南》比去学校学英语更重要；我之所以可以一堂课都不上：第一，我和校方打了招呼；第二，我已经申请了工作签证。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我的“说词”是否有理有据，是否能打动（或者是“吓住”）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移民官。我这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

中午12点，这位移民官告诉我说，要我先在“拘留中心”休息一下，然后去吃他们为我准备的午餐。我估计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去调查我所说的是否真实，同时向他们的上司汇报我的情况，请上司做决定。

午餐时，我遇到了几个“黑民”，我的难兄难姐，他们告诉我说，最好的办法是找当地的律师来担保。当时我还不认识任何律师，而且，又由于我好面子，不想请我在主流社会的朋友或者大学教授来担保我出去，我怕这样会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午饭主要是三明治，我只是添饱肚子，毫无味觉，因为我在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度日如年。此时，我心中的小马达再次发挥了作用，给我打了强心针，我开始思考着下午谈话的提纲。

下午1：30分，“拘留中心”来了三位移民官和我谈话，两个询问，一个做笔录。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询问了一百多个问题。我真的很惊讶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认真精神，通过那一百多个问题，我知道他们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我在澳洲的一切，他们还告诉我说，移民局在一个星期之前已经拒绝了我的工作签证。他们让我自己选择：自己回国，还是被遣送回国？我告诉他们：我选择留在澳洲。我说我要写完《中国贸易指南》一书，然后再回国。

我着重谈了以下几点：

第一，让我回国，那将是澳中经贸交流的一个损失，像我这种专门人才，澳洲需要花很多钱到国外去请，而我现在已身在澳洲，却要把我驱逐出境，这是极不聪明的做法；

第二，我在中国是一位企业家和经济学家，有着良好的信誉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三，我没去英文学校上课虽然有违留学条例，但是我有原因，因为我正在写《中国贸易指南》一书；

第四，我曾经向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Alevn请过假，并获得口头同意；

第五，我已向移民局申请工作签证，我拿的是过桥签证，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留学生了，我不去上学也就有一定的理由；再者，虽然上个星期我的工作签证被拒，但我仍有28天的上诉期，在28天之内，我仍然是合法的居留者；

第六，我提供了墨尔本大学Grame教授、迪肯大学Darrell院长和经济学家Breth等人的名单，他们了解我，而且愿意提供对我的担保；

第七，我已与迪肯大学签定了正式的工作合同，移民局若要送我回国应该先知会迪肯大学。

我最后告诉他们，若他们依然要强行送我回国，我会请律师为我辩护，同时还要请迪肯大学与媒体进行联系，把这件事情在媒体公开，让澳洲的民众来评定，象我这样澳洲急需的特殊人才是否要遣送回中国。我的义正词严使得他们的态度有些松动，他们很快便答应与两所大学的几位教授和英文学校的校长联系，并给我一个答复。

下午5：30分，三人移民官再一次来到“拘留中心”办公室，找我谈话。我发现他们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他们便告诉我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仍然违反了移民法和违反了留学生的管理条例。但是，鉴于我的特殊身份，他们征得移民局高曾领导的同意，要对我进行特殊处理：

第一，立即释放我，不遣送，也不要求我离开澳洲；

第二，每周到移民局报到两次；

第三，同意我再次申请工作签证，当工作签证获得后，则不必再到移民局报到。

下午6点，我离开移民局拘留中心。我算了一下，从我在家门口发现警察逃走，到现在，刚好是24个小时。这是恶梦中的24小时。

但是，我最终还是嬴了。我是唱着歌，带着小跑离开移民局的。

这次能在危难中脱险，不仅仅是因为我自信、坚持，敢于说理，还因为在我的背后，有着澳洲急需要发展经贸关系的中国，有着两所澳洲名牌大学的支持。

天堂与地狱的入口有时只相差微不足道的几步，可是这几步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当我回到家里时，Jack一见我就说，小金子，你昨晚哪去了？你可错过了一场好戏啊！昨天傍晚，警察突然包围了我们那个楼。我还以为是抓黑民的呢，结果不是，是抓毒贩子的！你知道谁是毒贩子吗？就我们楼上那个鬼妹！她妈的真没想到楼上那个小丫头片子整天跟我们哈罗哈罗地，竟然是个毒贩子！真是人不可貌相……

现在想想，世界上的实情是很怪的。本来警察来我家不是抓我的，可我心中虚，自己先怕了，跑了，结果反而撞到警察的枪口上。但是，危机又成了转机，移民局不仅没有把我遣送回中国，反而再次让我申请工作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