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推销《餐馆指南》时虽然没获得成功，可这段经历仍然对我很重要。

我在这一个月里学会了怎样去面对对你有成见的人，也摸索出了一点“推销术”。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后来开中医诊所，向主流社会“推销”中医的时候，我的所有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想法，都来源于那段并不成功的推销《餐馆指南》经历。

就是那个道理：失败乃成功之母。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不曾有过那段推销《餐馆指南》的磨炼，是不可能那么快就成功地向澳洲主流社会“推销”了我的中医诊所的。

回过头来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中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话虽这么说，当时我的内心却是十分紧张的。因为我的学生签证就要到期了，因为我递交的工作签证申请一直没有下落。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去一趟移民局，询问我的签证申请，但从没得到过任何有用的、确切的消息。从那个时候我就看清了，澳洲的政府机构非常庞大，而且也非常官僚。每一个移民（或签证）申请案子都是由指定的移民官分管的，如果分管你的案子的移民官病了或者是去度假了，你的案子就得压下来。我的运气就不大好，处理我的案子的移民官去印尼的巴厘岛度假去了，就算我是移民部长的亲兄弟也是无济于事。

我只有等下去。

屋露又遭连天雨。就在我焦急地等待工作签证的时候，突然收到OSO寄来的警告信！

OSO是OverseasStudentsOffice（海外学生办公室）的缩写。这三个字，说来也怪，我怎么看怎么象是国际通用的那个海上呼救信号SOS。说老实话，当时我们海外来的那些留学生还真就象怕SOS一样怕OSO来信，因为OSO就是管我们出勤率的，一来信肯定没有好事，不是警告你出勤率太低，就是通知你，因为出勤率不合格，签证即将被取消。

按封警告信虽然措辞优雅、客气，但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清晰的——我必须马上回学校上课，否则他们将通知移民局，取消我的签证！

接到警告信后，我先吓了一跳。可是认真想了一会儿后，决定不理睬它。

为什么呢？

第一，我觉得学校只是想通过OSO吓唬吓唬我，并不会真的通知移民局；

第二，即使是我现在马上回学校上课，也保证不了85％的出勤率；

第三，我寄希望于我的工作签证能在最近顺利批准。

我虽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心里仍不踏实，总觉得移民官会带着警察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几天我总是做恶梦，梦到我被移民官抓进拘留中心，最后被遣送回国……

被梦惊醒后，我睡不着了，我甚至开始考虑，是不是找个地方躲几天再说？

那是我在澳洲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虽然我很自信，虽然我相信我选择的路是正确的，肯定会成功的；可是，我毕竟还没成功。而且，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留学生走的都是和我完全不一样的路。为什么他们不走我的路呢？是他们没看到，还是不想走？我走的路真的会比他们好吗？凭什么我就比别人高明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走的是一步死棋？

我开始怀疑自己了。

我就这样，一边自信地走着自己的路，一边又犹犹豫豫地观察着别的留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留学生都找到了工作，我看到他们辛辛苦苦但又高高兴兴地去学校、去工厂、去餐馆，一边学习一边打工。他们既保持了出勤率，又赚到了钱，他们很充实，而且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定可以再续签证，继续留在澳洲。他们追求的核心目标就是留在澳洲，只要能留在澳洲就行，不管通过什么途径，也不管这个“留在澳洲”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他们毕竟已经看到了结果。而我，似乎是没有结果的。

当我在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看我，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并为我担心。

我没有给自己留退路，我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

我总是在鼓励自己，现在是最难的时候，金凯平，你一定要用平常心来面对刚刚开始的困难，失落和孤独……虽然现在很艰苦，但是只要选择正确，就要一无反顾地向前走，痛苦就成为幸福的来源，我就一定能达到心中的目标。

很快地，我又恢复了信心，我甚至忘掉了OSO的警告信，我开始全部身心投入写作。

说到写英文书，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的英语虽然有些基础，可是一上来就写英文的专业书籍，还是非常吃力的。说老实话，辞不达意是常有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推销《餐馆指南》期间，完成了一份详细的写作大纲。

Brenth教授对我的写作大纲评价很高——当然指的不是我的英文水准，而是我的思路。

Brenth教授的肯定给我以极大的鼓励，铺开稿纸，就一章一章地写下去了。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的身体又出问题了——这完全是个“计划外事故”。

在澳洲的这三个月，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都是认真筹划、精心设计过的，几乎什么情况都考虑过了，就是没有考虑我的身体。为什么？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好，从没出过问题。可谁想到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问题呢？

开始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并没在意，也没去看医生。

我们都知道，在国外留学什么都不怕，就怕得病。怎么讲？因为在澳洲这样的发达国家看病是非常昂贵的。虽然我们来时都买了医疗保险，可是真的得病了去看医生后才知道，医疗保险只是保证了你可以免费看医生，但是看完病去药房拿药还是要自己掏钱的。澳洲的药非常贵，随便一盒可以吃一个星期的药片都要十几澳元——这是我一周的伙食费啊！哪个留学生舍得花这个钱？

这样看了医生又舍不得拿药，不看也罢。

再者，每个留学生出来时都会多少带一点药，什么伤风感冒啦，头疼脑热啦，跑肚拉稀啦，口干舌燥啦，吃点药就顶过去了。这样，就养成了不去看医生的习惯。

我的征兆是什么？有点象感冒，浑身不舒服，关节酸痛，头昏眼花，爱打喷嚏，而且鼻涕眼泪一块流，晚上睡觉时总觉得七窍哪儿哪儿都堵住了，喘不过起来。这样，我不仅白天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无法写作，而且晚上也因为呼吸问题导致睡不好觉。睡不着觉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不仅晚上痛苦，而且整个白天昏昏沉沉地更痛苦。

我自作主张地吃了一些感冒药——我是说，长时间服用不同的感冒药，但是没有任何改观。

我就只好硬挺下去。我这个人，本来就长得比较瘦弱，再加上我说话的声音有点沙沙的，所以没病也象有病似的；现在真的病了就更不成样子了。我猜别人看到我那时的样子，一定觉得我很可怜。

这样几天下来后，我身上元气大伤。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挺不下去了。

我说挺不下去不是指的体力，而是脑力。要说体力，也许我还可以挣扎着坐起来，爬在两个牛奶箱搭成的“桌子”前接着写我的书；可是我的脑力彻底垮了，脑子象是给什么东西塞满了一样彻底木掉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就这样陷入了绝境。

签证一直没有消息，OSO来信警告，身体又搞垮了，我的澳洲梦即将破灭了……

喷嚏越打越频繁，眼泪鼻涕也越来越无法控制，我整个人也变得气急败坏起来。

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会因此二发疯，把一直不停流眼泪的眼睛挖掉，我就仰面趟到由八个牛奶箱拼成的“床”上。

这时，Jack回来了。

Jack是兴冲冲回来的，他一回来就直奔我而来，看那意思是想告诉我点什么喜讯。可他来到我的床前，一看我的脸，愣住了：我说小金子啊，病了吧？

我没理Jack，因为我只顾不停地打喷嚏，擦鼻涕，抹眼泪。

Jack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又扒开我的眼皮看了看，然后命令我：张开嘴……

我没有理Jack，甚至觉得他有点烦，就翻了个身，把背对向他。

我一转过身去，立刻爆发出几个惊天动地的喷嚏来。

你得去医院了，小金子。Jack这样对我说。

Jack的话令我很生气，去什么医院？钱多了烧的？不就是感冒嘛，吃药不吃药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Jack没生我的气，象是自言自语那样说了句，象是花粉病哎。

我一愣，仔细瞧了瞧Jack：你怎么听上去这么专业啊？

Jack又笑了笑，你怎么忘了，我是上海静安医院的门诊医生啊！

Jack陪我去了医院。还真叫Jack说对了，我得的是花粉病。

所谓的花粉病，顾名思义，就是由花粉引起的。十一月份，墨尔本已经进入初夏，初夏是花粉病的高峰期。因为鲜花怒放，使得我们的周围到处都充满了飘散的花粉。有的人不适应空气中的花粉，就会得花粉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来到澳洲后会得花粉病，就因为墨尔本的花多吗？

吃了医生开的药，病兆暂时被压抑住。

Jack这才想起要告诉我他的好事。

Jack找到工作了！

Jack这次的工作是自己找的，不是“买”的。

下午，Jack只有一节课。他一下课就去找工作。

一个同学告诉了他墨尔本的一个工厂区，说那里的工厂一家连着一家。

Jack按照同学的指点，坐上火车就去了。Jack看到一家工厂门口挂着澳洲国旗，他听说挂国旗的都是“国营企业”（后来才知道是讹传），是大企业，一定有工作。于是Jack就走了过去。

其实大企业也有大企业的缺点，机构庞大，手续烦琐。比如是个小工厂吧，一步走进去，管他谁呢，撞上一个就问：I’mlookingforajob。如果那人是老板，就算你撞着了；如果那人不是老板也没关系，那人拉直了脖子一喊：老板，有人找工作来啦！可这大企业就不一样了，无论干什么你都得先去接待处，可是接待处又不管招工。大企业的接待处只是个门面，一般就放两个长相漂亮的女孩。你一说：I’mlookingforajob。得，人家一个电话，喊一个人事部门的人过来对付你。人事部门的人对付你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给你一张工作申请表：填去吧，填完寄回来。其实那就是把你打发走了。

这种故事Jack已经听上一万遍了，所以Jack根本就不去接待处，而是东绕西绕地绕到后面去了。大企业都是这样的，前面是办公室，后面往往是仓库或者是车间。Jack在后面找到一扇大门，一看，也有门卫。Jack知道，如果他跟门卫说I’mlookingforajob，肯定会给支到前面接待处去。于是他就站在那儿等机会。等了一会儿，一辆车开过来，他趁着门卫盘问司机的时候，一闪身，就溜进去了。

Jack闯过这一关后，就长驱直入了。很快，他来到一个仓库里。他看到有一些人在开着小铲车在装卸东西。他正捉摸着该找谁说话，这时走过来一个人，问：请问您找谁？Jack说：我谁也不找，我找工作。那天也是巧，Jack碰上的恰好是仓库的值班经理。值班经理一听，这还了得，找工作的人都找到仓库里来了！门卫是怎么搞的？！

可是Jack进来了就不再想出去。不管经理说什么，他就一句话：I’mlookingforajob。

Jack就这样赖在仓库里足足有一个小时！这期间，经理先是跟他解释：对不起，我们现在不需要人；后又告诉他：找工作的话，你得到前面接待处去；然后又说：我没有权力给你工作；最后，经理给逼急了，说：再不走我叫警察啦！

可是，无论经理怎么说，Jack就一句话：I’mlookingforajob。

最后经理没辙了，只好答应他：明天来上班吧。

接下来，Jack的日子好过了，而我的日子则变得不好过了。

我在前面说过，到明年二月份正式进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上班之前，我还有两个月的“断档”。本来计划找一份临时工作做做，可是那份推销《餐馆指南》的工作我实在是做的不成功，连我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干了一段时间赚了800澳元的钱，就主动辞职了。

本来想再找一份临时工作，可是身体又出了问题。

我认真算了算，觉得不找工作，靠那点存款也还能活，还是可以坚持写书的。

没有收入，只好坐吃山空。刚来的时候带过来的那点钱其实早已所剩无几，为了能维持到明年二月份，我只好降低生活标准。我给自己确定的伙食标准是每周10澳元。还记得我在前面讲的那个故事吗？和我合作写书的那个迪肯大学经济系的Breth教授家中的一条狗的伙食标准是每周100澳元——刚好是我的10倍！

每周10澳元能吃什么？只好省吃俭用，熬过一天算一天。为了省钱（也是为了节省时间），我总是去超级市场买成袋的土豆——土豆本来就便宜，成袋的土豆更便宜。

我就这样，严格控制花钱，每天吃着最简单的伙食。

好在我这个人是受过苦的，1976年我在江苏一个乡下地区的海边上插队比这还苦。那段生活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会在后面讲到。

一天晚上，小玉又在厨房里煎鱼。

小玉在厨房里大张旗鼓地煎鱼简直就是对我的一个挑战。我上顿下顿地土豆，她却在煎鱼！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前几天Jack告诉我说，小玉最近是越来越不象话了，她现在已经不去上学了，天天趟在家里睡大觉！可一到晚上，她倒来精神了，天还没黑就开始打扮了，紧身上衣超短裙，长筒丝袜高跟鞋，描眉毛，画眼睛，涂口红，还要洒上令人销魂的香水！他妈的！她打扮这么妖艳干什么呀？准没好事！你知道吗？这一出去就是一个晚上！要天亮才回来呢！

你别看Jack如此数落小玉，其实心里蛮羡慕她的，因为他每次骂完都会加上一句，妈的！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就不用这么拼死拼活地打工赚钱攒学费了。

其实，关于小玉颠倒日夜的作息时间我也有所察觉，我天天闷在家里写书，也见过她大白天的穿着睡衣迷迷瞪瞪地蹿出来上厕所，或者是去厨房喝口水什么的。不过，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书上了，根本没在意。记得有一次小玉去厨房喝水路过客厅时，还凑过来看了一眼。她一见我写的是英文，就叫了一声：哟！敢情你一直在家里学英语啊！

不过，小玉为什么不去上英语课，为什么不在乎出勤率，以及每天晚上都出去干了些什么，并没有人真的清楚。Jack猜测说，她肯定去做鸡了！可是Bill不同意Jack的说法，Bill说，小玉应该是去和那个矮个子越南人约会去了。Rebecca基本同意Bill的说法，不过她又提供一个线索：那个矮个子越南人家里是有老婆的，他跟小玉不过是想换换口味临时玩几天罢了。

Rebecca说话的口气明显地听得出来是在嫉妒小玉。

确实，小玉比Rebecca有姿色。Rebecca是北京人，人高马大地象个男孩子。

所以，当今天晚上小玉没象往常一样精心打扮，而是穿着睡衣在厨房里煎鱼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奇怪。几个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Bill终于忍不住了，假装去厨房做饭，顺便问了句：哎，怎么今天晚上不出去呀？

小玉幸福地一笑，说，不出去……怎么你做饭啊？

Bill只好说，嗯，做饭，做饭……

小玉又幸福地一笑，说，你们都别做了，今天晚上我请客！

小玉说要请客的话声一落，Jack和Rebecca立刻就都冒了出来。

三个人伸头一看，哟！不仅仅是煎鱼，还有烧肉和凉菜呢！

Rebecca立刻凑过来，搂住小玉的肩，有什么好事啊？

小玉腼腆地一笑，低下头。

Rebecca一看更来劲了，说呀，肯定有什么好了，要么怎么会请客？！

那天晚上，小玉不仅请我们吃饭，还请我们喝酒。小玉买的是用硬纸板的“盒装”红葡萄酒，一盒就是5公升。小玉大方地说，喝吧，使劲喝，今天晚上管你们够……

Bill自嘲地说，小玉啊，闻了你一个多月的鱼味，总算是吃上了啊。

Rebecca还是憋不住要问，小玉，还没告诉我们是什么好事呢。

小玉要搬走了。小玉搬去跟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华侨同居去了。

小玉那年二十五岁。

六十多岁的老华侨在认识小玉两周之后就把糟糠之妻给休了，又过了两周，就把小玉接过去住了。老华侨不仅有身份，而且有钱。小玉跟了老华侨就再也不用去打工了，也不用再交学费去念那个鸟英语了。

小玉出苦海了。

虽然大家心里都有点瞧不起小玉，也有点嫉妒，可是谁都净挑好听话说。吃人家的嘴短。

借着小玉的酒，Bill也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可能会去墨尔本大学读研究生。

Bill说这事还没最后定，主要取决于导师能给他争取到多少奖学金。如果能够cover（负担）一半的海外学生费，他就会去念。

晚餐的话题马上从小玉转到Bill身上，夸他前途无量，是个真正的留学生。

然后又轮到Jack。

Jack把自己工作的“国营企业”狠狠地夸了一通，工资高不算，而且每到星期四自动进帐，分文不差……最重要的是人家正规，八小时工作就是八小时，过了八小时就得doublepay……

小玉急忙问：什么叫doublepay呀？

Jack这回牛了，又是喝酒又是夹菜地摆足了架子：就是双倍工资。正常情况下一天不是八个小时吗？在这八个小时内，每个小时的工资是12个“刀勒”（“刀勒”是澳元的英文发音。我们以前说过，Jack总是愿意在说话中时不时地露一两个英语单字，以显示自己在“鬼佬”堆里混过），可是如果今天活多，要加班加点，就得doublepay，也就是给双份工资，这样每个小时就是24个“刀勒”了……

哇！这么好啊？！小玉接过来说，我在那个越南人的制衣厂剪线头时，才没有管你一天几个小时呢，你干100个小时也是五毛钱一件！

要怎么说人家“国营企业”正规呢。Jack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不光是超时工作要doublepay，周末上班也要doublepay……所以我最喜欢周末上班……

那大家还不得为了能周末上班打起来呀？小玉又问。

这你就不懂了，亲爱的……Jack可能是酒喝到了时候，胆子就大了起来了，竟敢当着我们这么多人的面叫小玉“亲爱的”！

小玉娇嗔地在Jack的肩膀上打了一拳：谁是你亲爱的啊？不要脸！

Jack越发大胆了，假借阻拦小玉的花拳秀手，趁势在她手上捏了一把，然后才接着讲他的故事：这澳洲人，没一个愿意周末加班的！我开始还不明白，以为是澳洲人都学雷锋高风亮节，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好处让给别人呢。谁知道他们是不愿意干活，你猜他们怎么说？好不容易从周一盼到周五，要周末了，要休息了，要出去玩了，要享受生活了，谁还愿意再干活啊？给多少钱也不干啊！真他妈的绝了！

当所有人都讲完了的故事，就轮到我了。

那天，我什么都没说。其实，我那天接到个坏消息：我的工作签证申请被移民局拒绝了！

我什么也没说，我不想让他们看我的笑话。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到达澳洲的第60天，也就是整整两个月的那天。

我的签证只剩下一个月了，我知道，我已经基本上没有留下来的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