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1日，对，就是这一天，中国的国庆节，我带着全部家当来到广州。

我要在广州住一天，第二天乘飞机去澳大利亚。

就要离开中国了，突然就觉得有那么点舍不得。人是很怪的，这几个月来一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地办出国，好象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了，好象自己后半生的一切希望都在国外了；可真的要离开了，心里还真是有点酸。这里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故土啊！我儿时的伙伴、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多少难以忘怀的故事啊！

昨天，全家人都去上海火车站为我送行。爸爸一直笑着，妈妈一直哭着。

我头也不回地上了火车。

我没有流泪，把泪深深藏在心底。

广州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药房特别多，不仅卖西药，而且卖中药。

广州的国庆和上海非常不同，除了节日的气氛还有很浓的商业气氛。各大商场的促销活动真的令人耳目一新。一家商场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居然是两个真人！她们象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僵在那里，要不是偶尔眨几下眼睛还真就看不穿。

我没有心事看这些新鲜玩意，我身上还有一点人民币，得把它花了。

我看中了一个小公文箱，不是很贵，是仿皮的，里面的木板把它撑得方方正正的，看上去很气派。我想我需要它，一个自称是中国贸易专家的人总要有件象样的行头吧？我把它买了下来。我提着它来到外面，对着橱窗看我提箱子的样子好不好看。我似乎是第一次这样打量自己。令我惊讶的是，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个陌生人！这是我吗？一个中等身材、稍嫌瘦弱的年轻人，身穿当时在中国很流行的各个单位统一订做的浅灰色毛涤西装，手里提着一个刚买的仿皮公文箱，戴着一副近视镜……不象学者，也不象商人，更不象学生……我觉得我的眼睛里正露出一丝不安和茫然……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确实穿着西装。10月初的广州依然很热，女人多穿乔其纱薄裙，男人更是随便套上背心、短裤和拖鞋就上街了。我的西服革履显得有点另类。要出国了嘛，总要讲究点才行。只是广州的天气太热，热汗正无可阻挡地从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中钻出来，我相信里面的衬衫已经湿透了。

这时，一个趿拉着拖鞋的男人走过来，操着不咸不淡的广东普通话问我：要美元吗？

我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

下午，广州突然下起雨来。

我冒着阴雨，搭车去机场。一切美好的和丑陋的都在阴雨中模糊起来。

头被淋湿了，衣服也被淋湿了，刚才出的热汗已经和冰冷的雨水混在一起，共同折磨着我消瘦的身躯。

黄昏提前来临了。

阴雨和黄昏使得我的心沉重起来。

广州的白云机场并不象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很小，很乱。

第一次坐飞机，而且是出国，不知道该办哪些手续。我就那样，穿着一身被淋湿了的西装，拖着一堆行李，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最后总算是找到托运行李和换票的窗口。

一个从没想过的问题终于发生了——我带了太多的书，导致行李超重。

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扔掉一些相对用处不大的东西；二、放弃澳大利亚之旅。

这两样我都不想要！

事实上，这两个选择根本就是一个选择。

接待我的行李员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她身材矮小消瘦，但声壮如钟。面对我理不直气不壮的辩解，她象将军一样用力挥舞着她那条枯干的手臂，命令道：出国学习还带着两箱子书干什么？扔掉一箱！

我觉得她的逻辑有些问题，就纠正她说：正因为是去学习，才要带书呢。

她一听我这样说，更来劲了：小伙子！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你们这些个出国的有几个真的是去学习？不就是弄个名堂去打工赚钱吗？！少废话！痛快点！扔掉一箱！

那些书都是我的命根子，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书店一本本挑选出来的，一本也不能扔。

为了保住那些书，我苦苦向她求情。可她丝毫不为之所动，而且嗓门越来越大。

她的大嗓门引来很多人前来观战。有送客的家属，也有机场的其它工作人员。

我依然坚持着要带上所有的书。

机场的其它工作人员也上来劝我，说飞机不比火车，飞机是在天上飞的，哪里可以带这么重的书？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已经犹豫了，觉得自己这样做确实有点无理取闹。

可是，我真的是需要那些书啊！我宁可丢掉那箱子衣服！

我于是就说：如果必须丢一箱东西的话，我情愿丢掉这箱子衣服。

一个专程来送孩子上飞机的母亲接过话来：使不得啊，孩子！听说那边的衣服很贵的啊！你不要了这些书，这日子怎么说也还能凑合过下去，可要是没了这箱子衣服，你这日子可就真的没法过了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还在坚持着。

突然，那个中年女行李员朝我歇斯底里般喊了起来：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你还坚持什么？！难道你还要飞机等你不成？！这可是波音747啊！好几百个乘客呢！

我看了看表，她说的没错，飞机离起飞时间只有五分钟了。

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声音：那就让波音747等着吧！

当然，我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就那么顽固地站在那里，望着一脸怒气但又无可奈何的行李员。

半小时就这样在僵持中过去了。

如果飞机按时起飞的话，应该是已经出了中国边境了。

但我相信，那架载着好几百名乘客的波音747肯定没有起飞。不管是什么原因，它肯定还停在那里。

我挺直了腰身，深深呼出一口气。

时间好象静止了一样。我周围的一切，也如同电影中的静止画面一样僵在那里。

突然，画面重新活动起来。那个女行李员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好吧，我犟不过你了……她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给我的每一件行李贴上标签，送上传送带，然后，递给我一张硬纸头，喏，小伙子，这是你的登机卡。是5号登机口。飞机还在那等着你呢。

我咧开嘴，笑了。

她也笑了。

我突然抓过她的手：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她又笑了：知道我为什么为你放行吗？我喜欢你这种性格。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就又说了一句：真的要谢谢你！我将来要是……

她接过话来说：你肯定会成功的，肯定，不管你想做什么。

我还是那样傻笑着，说：谢谢你。

她又笑了笑：快走吧！要不然飞机可就真的起飞了。

我点点头，提着刚刚买的仿皮小公文箱，朝5号登机口飞速跑去。

飞机还没走。可能是天气的原因，或者是什么机械故障，总之，飞机还没起飞。

机舱里，所有人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等候着。

我就这样走了进来。

那一刻，我就象是一个演员，从后台走出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家伙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才上来啊？难道就是因为他飞机才推迟起飞吗？

我低下头，在那些狐疑的目光下找到自己的位置。

飞机终于起飞了，中国大地逐渐变得模糊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很新鲜，很兴奋，也很复杂。既有好梦即将成真的喜悦，也有一种对未来的隐隐担忧。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漂亮的空姐和漂亮的普通话。

广播：从广州飞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空中飞行时间，大约需要１０个小时……

10个小时，这将是一次十分漫长的旅行。

吃过晚餐，便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机舱里大部分灯都关掉了，提醒大家睡觉的时候到了。可我却毫无倦意，我在飞机上发现有50%的旅客是和我一样要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便和其中几个聊了起来。

一个戴眼镜的上海人告诉我说，听说在澳大利亚洗碗和清洁工这样的工作还是能找到的。

我看了他一眼，说，我可不想打苦工。

“眼镜”听了很诧异，哎呀，侬就不要做样子了，到了澳大利亚不打苦工怎样生存呀？

我又看了他一眼，回答道：我想从事澳中贸易。

侬是万元户吧？“眼镜”靠近我，低声问道。

我摇了摇头。

哦，阿拉晓得了，侬是高干子弟！“眼镜”自作聪明地给我下了结论。

我又摇了摇头。

“眼镜”越发奇怪了，认真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终于说出他一直想说的话，乖乖，侬是脑子进水了吧？那是澳大利亚，不是上海，澳中贸易是侬好搞的吗？

我看看他，没有回答。

一个福建来的女孩闪着忧虑的大眼睛，什么也不说，就那么听着。

机上的灯光很幽暗，这种光线最适合自省。

是的，我不是去读书的，更不是去打苦工的，我就是要做澳中贸易。我在上海市外贸局工作过，也创办了一家科技开发咨询公司，我的出国绝不是逼上梁山。可我又偏偏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我永远都不会满足现状。说实在话，那时的上海是个有着优良传统但又循规蹈矩的城市，框框很多，我觉得留在那里就会被束缚住手脚，所以才要走出去。

我是个敢想敢干的人。我很自信。我的自信来自我对自己和当时中国的理性判断。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就不会再关上，它面向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那时的澳中两国很少有什么贸易往来，这也正是我的机遇。而我自己的条件，一是有过一些经商的经验；二是英文也还可以应付；三是会根据外界的不同条件进行自我设计。所以我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做澳中贸易的。

飞机正在穿过云层，突然颠簸起来。

我在心底暗暗说道，等着瞧吧，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我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想起过去。小学3年级以后，自己心中就有了梦想（心中的小马达），希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一个杰出的人。这个小马达带着我读完了中学，度过了最艰难的农场创业队生活；带着我创办企业，飞向澳大利亚。想到未来，我的澳洲梦（小马达）还会带我走得更远，更远。我要去寻找一般人寻找不到，或者找到而做不到的边缘机会。我要闯一条新路，虽然会面临许多困难和坎坷。

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