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竟然是一个偶然事件。

那天，应该说是1987年7月初的一个星期一，我正坐在《中小企业报》总编办公室审查头版内容。我那时是上海市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公司（所属于上海市科委）总经理、上海市中小企业研究会会长——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我们中小企业研究会办了一份报纸，叫做《中小企业报》，我是总编。这份报纸的社长是当时的上海科协副主席刘吉（后来上调北京，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职）。那期报纸上有刘吉一篇谈中小企业发展的文章，非常重要，我必须亲自校一遍才放心。

我正看着，隔壁办公室的小张推门进来，说要借复印机用一下。

小张是我的棋友，我们常在一块儿下围棋。我没问他复印什么，便替他打开复印机让他自己印，然后又回到办公桌前埋头看刘吉的文章。

我刚坐下来，小张就喊我：复印机夹纸了！

我放下手中的报纸小样，过去帮小张的忙。我把复印机打开，拉出那张捣蛋的纸。

改变我后半生命运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我顺便瞄了一眼那张只印了一半的纸，发现是一份英文表格。我那时正在学英语，常去我家附近人民公园内的“英语角”练口语——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时对英语非常敏感，于是便拿起来看。

小张一看瞒不住了，只好告诉我，那是一份英语学校的入学申请表，学校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叫什么“澳大利亚国际英语学院”。小张跟我说这些时有些不好意思，上班时间做私事总不大光彩，何况又是出国这种本该是秘密进行的大事。那时，上海正悄悄涌着出国大潮，有去美国的，也有去日本的，还有去澳大利亚的；不过，不管去哪里都要悄悄地办——这种事不能声张，遭人嫉妒不说，还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没走成怎么办？

那天，我帮小张修好了复印机后，复印了两份表格——我给自己留了一份。

我也想出国，只是一直没有想好去哪个国家。当时办出国的，无非两种心态：一种是去镀金，混顶洋博士帽回来；一种是去打工，都听说国外的钱好赚，哪怕是洗碗也能赚几大件（当时所谓的大件无非是电视、冰箱、录像机、洗衣机什么的）回来。我和他们不同，我不想去镀金，更不想去打工，我要走第三条路。可这第三条路到底是什么，说句老实话，我当时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中国改革开放了，向国外打开门户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要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干一番大事。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对于我来说，这个机会应该是在国外。

我只是还没有想好，到底应该去哪个国家？

很多镀金的去了美国，很多打工的去了日本。去镀金的，已经慢慢适应了海外的读书生活；去打工的，已经有美元寄回家了。

而我，还是没有想好，到底该去哪个国家？

望着那份复印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入学申请表格，我开始勾画澳大利亚的图形——一个远在地球南端的大岛，到处都是用两只后腿跳跃的袋鼠……那里的一年四季和中国刚好是反过来的，就是说，现在应该是冬天……七月份的冬天应该是怎样的呢？……有意思……还有什么呢？对了，“澳毛”，那里盛产羊毛……还有“澳抗”……“澳抗”是什么来着？好象是个医学名词……对了，好象是和肝病有关的……怎么想起这个来了……对了，怎么把悉尼歌剧院给忘了呢？多美的建筑啊，象贝壳，又象白帆……都说悉尼歌剧院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七大奇迹之一……可是学校是在墨尔本……我对墨尔本一无所知……我只是在地图上见过这个名字……

我要选择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还要具体选择一个城市。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要去做什么？以及，我的长处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

七月的上海很热，即使是午夜时分。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是开着的，可以清楚地听到父亲细微的酣声，以及小侄儿在睡梦里咬牙的声音。马路上很静，很久才会有一辆车子驶过。那时的上海还没有现代化起来，人都在往南面跑，往海外跑。精明的上海人在自己的家乡无法施展才华，又不甘心落后，就只好往外跑。

我的身边放着几份我主编的《中小企业报》和《合作咨询报》。

完全是下意识地，我又拿起一份《中小企业报》来读。我读到我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那是我去江苏考察时写的一篇报导，我在文章里高度评价江苏中小企业的经济能力，并预言中小企业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最后呼吁各级政府重视中小企业……

那时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是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的代名词。

那时的个体（也就是私人）企业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规模，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我却从中看到希望。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了中小企业作为发展方向。与此同时，我也非常看重中小城市的发展潜力。这是我的一贯思路，大城市和大企业大都精英云集，不仅竞争很强，而且难有发展空间。

突然，我的心底豁然开朗了。对了，就去澳大利亚！就去墨尔本！

这应该是我的中小企业策略及中小城市策略的延伸。道理是一样的，一般认为想发展就应该去美国，因为那里的机会多；可是很少有人想到去美国的精英也多，竞争也激烈，所以美国的发展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还有一条，美国的老华侨们在那里苦苦经营了那么多年，根基很深，象我这样的新华人是很难挤进去的。

我就这样填了那份复印的入学申请表，连同所要求的学费一起寄往澳大利亚。

对了，那个小张。他突然变卦了，他想结婚，不想出国了。我没多问他为什么，也许是单位领导不同意吧？当然也有可能是经济问题。办一次出国总是要上万块钱的，很多人都要向亲朋好友借好多钱才能凑够这个数。想想这事也有意思，要不是小张，也许我还在犹豫呢。现在，我决心已定，可他却又不去了。冥冥中，小张那天在我办公室里的出现，好象专程为了给我送那份入学登记表一样！

在等待澳大利亚审批我的入学申请时，我对去澳大利亚如何发展做了周密的筹划。这是我的习惯，也许是围棋下多了，经常想着布局，我做一切事情都希望有个计划，出国这样的大事更是要认真计划。

我的计划分三部分：

一、生活准备；

二、知识准备；

三、工作准备。

所谓的生活准备并不是带多少包方便面或者是带不带电饭锅一类的琐事，而是到了澳大利亚后的生活安排，重要的是联系住的地方和接机的人。我在那里无亲无故，我可不想下了飞机后无头苍蝇似的乱冲乱撞。

知识的准备当然首先是英语。我本来就常去人民公园内的英语角，现在去得更勤了。要去澳大利亚发展英语必须得先过关，特别是口语。虽然我曾接受过三年的专业英语培训，有一些英语基础，但去国外还是不够的。对于我来讲，这个知识准备还要包括经济和贸易。要去澳大利亚发展，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澳中贸易。我在这方面并不擅长，我得补一点营养。于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每天去书店。很快，我便买了一堆书，有英语口语练习及英语写作基础，还有西方礼节常识、澳洲经济结构分析，甚至还买了澳大利亚风土人情介绍的小册子；当然，还有大量的经济学书籍及贸易指南一类的书籍。那时的书店藏书并不丰富，经济类书籍更是有限，我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

真的是老天助我，我竟然在英语角认识一个叫做Peter的澳大利亚人！

在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大约有一大半是中国人，他们都是去练英语的，也有是去探听出国信息的；还有一小半是外国人。外国人去英语角可不是去陪你练英语的，人家自然也有人家的目的，比如说，有的是去练中文的，你见了他直想着要说英语，可他却偏要和你讲半生不熟的中文；还有的是去了解中国的情况。那时中国能讲英文的实在太少了，英语角也无形中成了他们的信息中心。

Peter去英语角干什么？他是误闯进去的！他是个摄影爱好者，戴一顶太阳帽，穿一件有很多口袋的上衣，胸前挎着一个装着长镜头的照相机，专挑人多的地方钻。他就这么进了静安公园，又来到英语角。

他一进来就被我发现了——他胸口贴着一面澳大利亚国旗！

说来也怪，我当时的感觉就象见到家乡人一样亲切！我急切切地走过去和他打招呼。

他对我能认出他是澳大利亚人而感到兴奋，还有些不解。我指了指他胸前的国旗，他笑了，并立刻把我当成同类。

我陪了Peter三天，一天在上海，两天去了乡下。是我建议他去乡下看看的，我觉得不去乡下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我带他来到上海郊区农村，我们一起干农家活，吃农家饭，睡农家床，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在我的帮助下，Peter不仅了解了中国的城市，也了解了中国的农村。他照了很多的照片，还说要带回澳大利亚搞一个中国摄影展。我的收获则是：提高了英语，了解了澳大利亚，也交了一个澳大利亚朋友。

分手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可能会在近期去澳大利亚读书。

Peter听了很高兴，并给我留下他在澳大利亚的电话和地址——他竟然就住在我报名读书的墨尔本！他一再嘱咐我，早点把我去墨尔本的航班和时间告诉他，他会去机场迎接我！

我突然觉得，我的运气来了。

我报读的是三个月的英语课程，和半年的英语课程或者是一年的英语课程相比，优点是很明显的——便宜；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我只能拿到三个月的签证。就是说，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我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我在澳大利亚身份的转变——从名义上的英语学生变成一个可以真正实现我的远大抱负的澳中贸易使者。

三个月的时间似乎少了点，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必须马上行动。

那么，我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呢？从方向上看，很简单，我要让澳大利亚方面认定我是一个中国贸易专家，或者是中国经济专家。可是具体来说，我还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我拿出笔，一边想一边写。

首先，我要做一份精彩的个人简历，重点介绍我在中小企业研究方面的能力。

其次，是多搞几封经济学专家、学者以及有关研究机构的推荐信。

显然还不够。还缺些什么？

我必须要让澳方相信，我和其它浩浩荡荡涌进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是不一样的。这样我就必须拿出独特的东西来。个人简历和专家推荐信是谁都可以搞到的，并不独特。最好是别人没有的，甚至是想都不曾想过的。

是什么呢？

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涌了出来——在澳大利亚的经济类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

我相信，是《中小企业报》的经历给了我这样的启发。

尽管如此，当我冒出这个想法时，还是连我自己都给吓了一跳。

就我，行吗？第一，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第二，我从不曾用英文写过东西。

但是，这可能是我唯一出奇制胜的法宝了。

再说了，到底真的行不行，要试了才知道。

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都是谈中国经济和中国贸易的，当然，是用英文写的。

在寄出去之前，我请我的英语老师改了改。

然后，我就去图书馆查到澳大利亚的几家经济类报纸和杂志的地址，逐个写信寄过去。

我在信上首先进行自我介绍：我是上海市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公司的总经理、上海市中小企业研究会会长以及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会长；此外，我还是《中小企业报》的总编以及上海翻译出版公司《创业者文摘》编辑部的特约编辑。接着，我告诉他们，我正在写一组有关中国的集体经济及乡镇企业经济情况的文章，顺便寄过去几篇，寻求发表意向。

我成功了！澳大利亚最具权威的经济类报纸《金融综述》（FinancialReview）发表了我的两篇文章！收到报纸及400澳元稿费的那天我真的是高兴极了！感觉中，我已经到了澳大利亚，而且正在做着我想做的事。

这是一个好兆头！

而且，这一成功给我以信心——没人想过的问题，或者是想象中根本不可能的事，只要你相信自己，其实也是有可能的。Ifyouthinkyoucan,youcan。

我觉得，我已经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一小步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仍然不敢马虎，因为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可能会在我还没来得及辨清墨尔本市中心街道走向的时候，就匆匆过去了。

我必须提前安排在澳大利亚的发展计划。

在澳大利亚的《金融综述》上发表了我的文章之后，我的底气似乎足了很多。但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就凭这几篇短文就能让澳大利亚方面真的相信我是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吗？就真的能让他们把我留下来，并委以重任吗？不可能。问题是，我还能做些什么？特别是到了澳大利亚之后，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必须现在就设计出来！

这就是我的工作准备。

还是我在中小企业研究会的工作经历给了我启发——在澳大利亚大学搞一个中国中小企业及中国贸易讲座。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搞过讲座，我相信我的讲演水平。

当然，英语是个问题。

但我不能因为英语是个问题就永远绕道而走。

我相信，如果我能在澳大利亚开讲座，听众关心的不是我的英语口音或者是语法是否规范、修辞是否讲究等问题，而是我所讲的内容。在讲座的内容上，我还是有把握的。

关键是，我现在就得着手做这件事。

我还是去图书馆，查到墨尔本的10所设有经济系的高等院校，给这些系主任发信，表明我希望和他们合作研究中国中小企业和澳中贸易问题的意向。我甚至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比如开一个讲座，办一个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等。

结果又是令人振奋的：有三所学校回信表示感兴趣！

看来早作计划，多作准备是有必要的。这使我突然想起我的围棋启蒙老师告诉过我，你初学围棋，常常是走一步，想一步，想一步，走一步，而达到一定水准就会走一步，想三步，五步。水平越高，考虑的步数就会越多。做事业也一样，不仅有短期计划，而且要有长期计划。

在我做好这一切准备工作后，墨尔本的那家国际英语学院也批准了我的入学申请。

接下来是办护照和签证。

很快拿到护照。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那时澳大利亚还没有在上海设领事馆，所有的签证申请都在北京的大使馆办理。也不记得是当时不懂，还是大使馆不准，还是自己不放心，总之，所有人都带着护照千里迢迢地乘火车去北京办签证。

在北京的日子是难忘的。

我为去澳大利亚精心准备好了一切，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可是到了办签证这一步我真的是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可以压别人一筹，可以让签证官高看我一等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和千千万万个和我一样想出国留学的年轻人一样，去大使馆排队，然后就住在北京，每天去大使馆探听“情报”，直到拿到签证或者是接到拒签信为止。

想想当时的我们真的是很蠢，给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签证处写一封信，甚至打个电话就可以要到签证申请表，然后，填表，附上所有文件，一起寄过去；再然后，就可以呆在上海边工作边等签证了。可是我们那些人，各个都往北京跑，好象不去北京就办不成签证，至少是，好象去了北京就会比呆在上海办的快。总之，我们都去了北京。而且一直呆在那里等签证。

我依然记得第一天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情形。

想想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一个大使馆申请签证，很新鲜，很神秘，很兴奋，也很神圣。我就这样来到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一到那里我就被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多的人啊！

在上海虽然也常听说哪个朋友或者是哪个邻居或者是那个同事或同学在办出国留学，可无论怎么说也还是少数。来北京才知道什么叫出国潮。打算出国的人，真的是如潮水般涌进大使馆的。记得我是在使馆开门前半个小时到的，可怎么也没想到，使馆的门口早已经排起长长的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筹算周密的，是什么事都想在前面，做在前面的；怎么今日就失算了呢？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当时真的是傻眼了。眼前的人，简直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我来不及多想，就急忙排到后面去。我一边排着队，一边朝前面张望着，心想，总要有三、五百人吧！

我非常沮丧，似乎是漏算了最关键的东西。是的，如果签证拿不到，我前面做的即使出色又有什么用？！

开门的时间到了，队伍开始缓缓地朝前蠕动。

不知不觉中，队伍在我身后蔓延开去。还好，我不是最后一个。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广州女孩，她告诉我说，排在前面的人天没亮就来了。

我的心里越发不安起来。今天会不会白排了啊？

突然，队伍骚动起来。我们排在后面也不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安地向前张望着。与此同时，队伍朝前移动的速度快了许多。我的心里一阵畅快，好象离澳大利亚又近了许多一样。

这时，一个工作人员走过来告诉我们，为了加快办签证的速度，临时决定采取批处理的方式。所谓的批处理方式，就是一组一组地把护照连同签证申请表格一起扔进一个指定的大箱子里。

我和大家一起挤着把护照和申请表一起丢进那个大箱子里。

我的护照一丢进去，立刻就被其它一模一样的深褐色小本本给淹没了。我的心也在同一时刻给淹没了。我情愿亲手把护照和签证申请表交给任何一个躲在玻璃窗后面的使馆工作人员，还想再聊几句。可是他们不给我这个机会，我的护照连同我的申请，就这样被毫无人情味地丢进一个大箱子里，和别人的混在一起了。如果我的护照和申请丢了呢？我去找谁说理去呀？！

我还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后面的人又挤了上来，我给人潮推到后面去了。

我前面的那个广州女孩也不知道给挤到哪儿去了。她是那么娇小，会不会连护照也没能丢进那个大箱子里就被挤到后面了呢？

不断有人挤上来，我被不断地推向后面。

我依然不肯离去，站在人群后面，踮起脚来，费力地朝里面那个装满护照的大箱子看过去。我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的护照早就被别人的淹没了。

回到住处我还是不踏实，护照就那么丢进一个大箱子里了，会不会丢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处理我的申请呢？还是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照样是不知道。

我们只好在北京等。

我们每天都去大使馆。其实也做不了什么，上前面向工作人员探听点什么消息是根本不可能的，记得当时那些专门派来接待中国人申请签证的中国工作人员的态度十分恶劣，好象我们要出国就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在大使馆的外面，大家围在一起聊一聊，传一些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真实的消息。有一天说，签证比以前严了，三个月课程的一般都不会批。又有一天说，只要交了钱的都能批。我不知道哪个消息是真的。可我还是每天来这里，好象不来这里就会错过批签证的机会。

有一次，我又碰上当初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广州女孩。她也和我一样，每天来大使馆前面看一看，听点什么不知真假的消息。她说她申请的是悉尼的学校。她还说悉尼肯定比墨尔本好。我不想和她争，旅游的话，当然是悉尼好；可我不是去旅游的。你们喜欢悉尼就去悉尼好了，去墨尔本的华人少，我的竞争对手也少，我的成功机率就会很大。

她是个很喜欢交际的女孩，她说一旦有机会，一定会去墨尔本玩。

我把Peter的电话留给了她。她也给了我一个悉尼的电话，是她老公的同事，两个月前去悉尼学英语，听说已经在唐人街的餐馆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了。

她留给我的是一个英文名字：Lucy。

我在上海的英语角倒是有一个英文名字。我就告诉她：我叫David。

有一天，我实在腻歪再去大使馆听那些不咸不淡的消息了，便又去逛书店。我选了好几本有关经济的书籍。交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钱包里有3000多块钱呢！3000多块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很沮丧。真的很沮丧。

我不能总是这么沮丧下去，我便开始安慰自己——这钱不会白丢。不是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吗？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你倒霉之后，准会有好事来找你。

我的臆想果然应验了，当天下午，父亲就从上海打来电话——我的签证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