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彻底摆脱了那个秘书的影响。她一度被教条和世俗所减弱了的正义感沛然四射。

首先，她已经不把服从当作党性的唯一原则。她觉悟到了上面也有可能犯错误。当上面犯错误时，最高的党性是以人民利益为本，是坚持真理。

1989年12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变动。两个机构的新班子存在一些问题，时间一长，下面意见较大。母亲同情和理解众多作家的呼声，曾几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994年3月的人大会，80岁的母亲因病没有参加，但她目睹作家们的不满情绪，决心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她在病榻上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领导班子的正式提案，文中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领导班子内部长期不团结，工作不力的情况，文艺界不少人反映强烈。这两个单位早已应当换届，却未换，作协主席团会议近5年中一次也未召开，这些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我是主席团成员之一，时常感到惶惑不安……因此建议上级领导予以重视，并请早日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尽管明摆着要得罪人，母亲也顾不得了。这份提案送到了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处。在母亲的提案及其他主持公道的作家们的强烈呼吁下，1994年8月和9月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班子最终做了调整，分别换上了高占祥和翟泰丰担任一把手。

1995年是母亲生命中最后的一年。

这年5月，一部介绍胡开明同志生平的书稿，送给母亲审阅。现在，她已经81岁了，身体每况愈下，肝部阵痛；膝关节受损，走路常要靠轮椅；头还常常晕眩；眼睛出现了白内障。

但是母亲认认真真地读完书稿，她非常激动地说：胡开明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他表里如一，始终把解决人民疾苦放在首位，上对毛主席，下对普通农民，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干部才是我们党最宝贵的人才，太少见，太难得了！

可以说，小说《青春之歌》的成功，也有胡开明的贡献，他曾经热情地为母亲提供了很多素材。《青春之歌》中曾有一个情节，写某革命青年为躲避国民党抓捕，拂晓时分逃到一老人的家，那老人让他钻进女儿的被窝里，就是根据胡开明的亲身经历。

或许是人到晚年，对战争岁月中的老战友更加怀念，更加珍重，母亲被胡开明的事迹深深打动。她苦苦思索了几天，要给老战友写一篇东西。

这时，距离她的生命尽头还有7个月。她的身体很虚弱。除了心脏病和血压高外，又患有肝硬化、糖尿病、盆腔炎、泌尿系感染、骨质增生等。她躺在床上，开始用颤抖的手，吃力地，一笔一划地讲述读了胡开明事迹后的感想。她写道：

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认识胡开明同志，我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时，他是我的领导。我为了写《青春之歌》，也曾向他了解过有关“一二·九”运动中的情况。当时我对他的印象一般：没有架子，时常乐呵呵地笑着。到六十年代初，胡开明的名字忽然震了，传说他为解决农民饥饿问题，主张实行“包产”到组，上书毛主席，后来遭到批判，革职……我和他多年不见，不知真情，又不知他发配何处，无法通信。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却从心里对他的遭遇暗暗同情。直到30年后的最近，读了你（贾文平）写的《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后，我眼前立刻矗立起一个闪光的、高大的、无私无畏的人。我这才比较全面深刻地了解他：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多么可贵的、难得的干部啊！

……

我当时也有所怀疑，但是不敢说一个“不”字，在我胸中，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即使“文革”闹得那样死人累累，我还跟老伴争论。他说：“干部有错误，谁错撤换谁还不行？怎么一打一大片，真有这么多坏人吗？……真奇怪！”我争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哪还会有错？”我把毛主席看成了神，直到“文革”后期，闹得实在不像话了，我才有所觉悟。在我的一生经验中，像我这样的干部是多的：缺乏独立思考，不敢独立思考，绝对相信组织，即使明明是错了也相信。

相比之下，胡开明这样的干部太可尊敬了！

……

1959年当张家口地委书记葛启因对三面红旗有怀疑，有抵制而被撤职后，正在河北省担任副省长的胡开明去张家口接替葛启。本来他是受命反右的，但是到张家口不久，他就给被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们重新安排了领导职务……看到这里，我不禁被胡开明这种高度负责、全然忘我的大胆行为深深感动。

胡开明最特别的地方，是他这个老干部爱提意见，常跟上面顶牛。他毕业于东北大学，喜欢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从不唯上是从，结果他的官儿总做不大。从1954年起他就是河北省副省长，过了44年之后，临去世前，他还是个副省级。

1959年秋，张家口地委一把手葛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胡开明率领工作组进驻张家口，指导反右倾工作。可是他调查研究了一番后，发现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的话，办的事都没有错。特别是连公社一级的干部都揪出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击面过大。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果断决定公社一级的反右倾运动立即停止，保护了一大批基层干部。

为了救老百姓的命，他还不惜与领导顶撞。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全省农民口粮从12月开始日均2两5。当时胡开明已担任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面对农民大批死亡，他多次向省里反映2两5的定量不够吃，张家口气候寒冷，不能搞一刀切，并曾与省委领导刘××发生激烈辩论。他说人不是鸡，鸡每天吃2两5还差不多，但人绝对不行。经过艰苦的工作，最后终于争取到了日均3两75，农民的死亡人数立刻明显下降。

三年困难时期，他还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好事。

比如，在中央决定之前，胡开明就早早在张家口地区解散了食堂。他还允许集体牲畜私人圈养；允许个人开荒自救，谁种谁收；批准搞包产到组等等。这些措施后来都成了他的罪状，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对整人从来没有兴趣。当省委领导认为张家口地区饿死人多的地方是坏人掌权，指示要开展“反坏夺权”斗争时，胡开明明确表示，饿死人的原因是粮食定量过低，不是什么坏人当道，下面哪有那么多坏人？在上级的一再逼迫下，他不得不展开“反坏夺权斗争”，但竭力缩小打击面，结果受到省里批评，说他“不抓阶级斗争”。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响应毛主席号召，面对面地给河北实际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刘××提了意见，全然不顾个人得失。他指出刘××从大跃进以来，头脑发烧，不实事求是，一味反右，一味抬高指标，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却又拒不认错，打击异己，缺乏民主作风……并当众把自己老婆劝他不要提意见的信念给大家听，号召同志们不要被老婆扯后腿，积极鸣放，把气出完。——结果四清时，他被扣上了“向党猖狂进攻”的帽子，早早就给揪出来打倒。

为了让农民吃饱饭，提高生产积极性，他冥思苦索。既然上面反对包产到户，他就总结出一套包产到组的生产方法。他声称组还是集体性质，不属单干。在张家口地区推广实行后，效果很好。

他长期从政，饱经风霜，却还像孩子般纯真，对上不谄，对下不欺，没有一点看风向，上面喜欢什么就说什么的陋习。有些省领导虽然不喜欢他，下面却眷恋他。他调回省后，张家口地区的13个县委书记联名给省委写信，挽留胡开明同志，舍不得他走。这在全河北省史无前例，全国恐怕也少见。

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很器重他，原来内定他回来当常务副省长。但上任前，林铁让他代表张家口地区出席华北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逆着潮流，又公开宣传包产到组的主张，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批判。他虽然成为众矢之的，并不服气，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又把包产到组的材料直接递交给毛主席，希望说服毛主席，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几天后，在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发表讲话，其中说到：河北有一个副省长，很开明，但就是“胡”开明。

随着主席讲话的传达，胡开明成为了一个反面教员，全国闻名。

省委立刻让他写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常务副省长自然泡了汤，以后一直坐冷板凳。四清中，张家口地委被打成了“胡、葛、解阴谋反党集团”。文革中他又被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林铁的黑干将”……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殴打，甚至还被假枪毙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开明虽然被平了反，那个实际主持工作的省领导虽然被批判和调离，但在河北，一些整过胡开明的人还在，这位活着的彭德怀的事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

多年后，有人问胡开明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

他说：人命关天，顾不得了。

胡开明给毛主席上书的举动是自杀性的，跟雄县农民王汉秋砍断手指头一样，让母亲深受震动。

最优秀的，最高尚的往往又是最污秽的，最低贱的。很多好人都出自于监狱、劳改地、寒舍、农村。

母亲原来很正统，很左，也正是在彭德怀、张志新、胡开明这样敢于不盲从，敢于提意见的干部的感召下，促使了她的觉悟。应该说，母亲的出身和个性使她对左的那一套天生就反感。只不过多年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扭曲了她的本性。

五十年代，姐姐徐然穿双高跟鞋，母亲斥之为资产阶级，与姐姐大吵大闹；姐姐漂亮，追她的人不少，高中时就有了男友，母亲坚决反对，说这不像新中国的青年，是思想空虚和堕落的表现，甚至还写信到姐姐的学校揭发告状；姐姐要从新疆大学毕业了，她给当时在新疆工作的老战友武光去信，嘱托他一定要把姐姐分到最苦、最远的地方锻炼改造。

哥哥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时，很想买辆自行车，她不同意，认为是特殊化。当时清华大学学生中，有自行车的并不少。哥哥一度总拉肚子，身体虚弱，向她要钱想买点营养品，她把哥哥臭骂一顿，说哥哥怕苦怕死，贪图享受，变修了。

文革中我养了一条小狗，被她批评为情调不健康，说只有资产阶级太太小姐们才养猫玩儿狗。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学校并没有怎么样我，她却主动给北大中文系领导写信，说我的政治观点如何危险，如何自由化，要求对我严肃处理。

可悲呀，母亲由一个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变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尤其在政治上，她绝对听上级的话，绝对不会给领导提意见。对任何领导，包括自己亲属的领导、孩子的领导，她都毕恭毕敬，奉若神明，这几乎成了她的处世习惯。

——这是多年来党员要做“驯服工具”教育的结果。

对比胡开明的独立思考，敢于唯实唯真的精神，母亲属于平庸之辈，跟风干部。

她花了多年时间写的《东方欲晓》，遵循上头的宣传框框，突出工农兵，突出正面人物。全书充满了编造的痕迹，虚假的拔高，虚假的贬低。人物杂乱，情节杜撰，即使加一点儿俊男美女的点缀，也缺少可读性。

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就服务成了这个样子，一堆废品！多年的创作几乎毫无价值，这就是老母亲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悲哀。这就是随波逐流，盲目紧跟形势的悲哀。

因此81岁的母亲看到胡开明的事迹之后，才那么深深的不安和内疚。

胡开明为了老百姓不挨饿，屡屡给河北省领导提意见，直到给毛主席上书，提出解救措施，最后却受到一次一次的批判，落个身败名裂，臭名远扬。

而母亲尽管也受到过个别人的大批判，总体上却一帆风顺。这个荣誉，那个荣誉，又是出国，又是开世界大会，吹捧文章无数，光芒耀眼。有段时期，《青春之歌》名声大噪，远比胡开明有名。但随着岁月流逝，站在历史角度上看，胡开明的形象却越来越高大。

相比之下，母亲这样随大流的干部，驯服听话的作家，黯然失色。

年迈的母亲，说话已经有点儿哆哆嗦嗦的母亲，现在沉重地，一笔一划地写文章批判着自己，忏悔着自己：

胡开明的经历使我深感到，开顺风船的干部好当，上级怎么布置、安排，下面就怎么执行，出了错向上面一推，完事大吉。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基层做了几年群众工作。那时也常遇到上级的布置并不适合基层实情，做起来群众并不欢迎。可是我的头脑中只知服从，绝不敢去违拗上级布置，实行实事求是的办法。经过“文革”，我才稍有觉悟。读了你的《真理与命运——胡开明传略》更加使我惭愧、汗颜。过去我的唯命是从，还总认为是对党的忠诚呢！胡开明与一般人不同，他的做法令人震惊。有人给上级汇报情况时，身揣截然相反的两份材料，待摸清领导意图后，再拿出上面喜欢的那一份交上去。而胡开明身上只有一份源于自己深入调查研究所得的材料，虽然明明知道拿出它来会遭批判，但是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结果如何呢？历史雄辩地证明，胡开明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符合当时当地的主张、政策和办法，是经得住检验的。他十几年的苦难，也是党的苦难，人民的苦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真理战胜谬误，雨过天晴，中国的天空霞光闪闪，胡开明同志被平反了！庆幸他亲自感受到了这份欢愉。可惜彭德怀元帅虽也平反，却没能亲自领会到这生命般的喜悦。

这是母亲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母亲后半生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除了对老领导胡开明表示了衷心的佩服和敬仰之外，也深刻地反省了自己。从字里行间，能看出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些什么，坦诚批判了自己的所谓“组织观念”，它标志着母亲的思想境界已从“马列主义老太太”升华到新的高度。

母亲晚年的老伴李叔叔告诉我，母亲为写这封信花了很长时间。她身患疾病，下不了地。是躺在病床上，用块小木板托着稿纸断断续续写成的。原稿改得很乱，抹了改，改了抹，反反复复，看得出母亲费了很大的精力。

最后由李叔叔誊清抄好。

当母亲童年的时候，认识了共产党员方伯务，为此她感到自豪。而到晚年的时候，她又为自己的老领导胡开明同样感到自豪。此后一段时间，母亲四处向亲友们介绍胡开明，说这是个活着的彭德怀，是我身边的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她还买了很多本《真理与命运》，分送给亲戚朋友熟人。她郑重其事说：“这种书对我们的干部有用，对青年也有用，应大量印刷，我想给有关方面写信，写文章，宣传这本书。”

年迈的母亲用发颤的声音说：“胡开明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永存的人。”

这时，距离她生命的终点还有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