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似乎已看破红尘，对世间的污浊、虚伪、凶残感到厌烦。她在1993年1月5日日记中说：

今天午后，病房里突然紧张起来，大夫、护士往来穿梭，原来在抢救和我只隔一间房子的危重病人……到午后5时才安静了下来……那屋里的一张写字台被挪到走廊里……我知道，一定是人已不在了……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有此情景。生生死死，人的生命谁也奈何不得……我很平静，静静的等待那天到来。届时，我的灵魂脱离了躯体，飞向浩茫的天宇。当我回首下望时，灰蒙蒙，雾茫茫，好污脏的人寰！熙熙攘攘，为名来，为利往，一片血腥……

现在，她不像过去那样，一提死就恐慌和紧张。她心平气和，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终结。

1994年春，母亲的肝右叶发现了一小块可疑物。专家嘱每两月检查一次，监视其变化。这时母亲的思想有所变化，出于对巴金老人的尊重，她重做遗嘱：

（给家中人的）

1994.6.8日于香山

遗嘱

我手中现在还有约26万人民币（美元2万8千，另有稿费约3万元人民币）。我如死，这些钱要这样分配：

一、赠现代文学馆拾万元。

二、分李蕴昌陆万元。

三、余拾万元，每个后代分贰万伍千元。

我如继续活下去，每年各种开支，需从贰拾六万元中用去约贰万元左右，以次类推，给各方面的钱适当递减。

杨沫

1994.6.8日手书

20天后，又特地写了一个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的遗嘱。

遗嘱

我把我的拾万元人民币积蓄，赠给现代文学馆,并把我所有著作的版权及稿酬，也全部赠给现代文学馆。

（我现年八十岁，也许还要活几年，那么生活中会用去一些，也可能适当减少对现代文学馆的赠予）

杨沫

1994.6.28

为表慎重，母亲把此遗嘱的复印件交给了原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宋泛，请他监督执行。

1995年6月，写完胡开明的文章后，母亲感到身体越发不舒服，到同仁医院检查多日。7月经核磁共振，诊断肝上那块东西转变为恶性。后又发现左肺上方有一恶性肿块。

9月20日，医院向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通报了母亲的病情。大夫说，经过40天仔细检查，确诊为晚期癌症，且已转移。由于同仁不是治癌的专门医院，建议转院治疗。

面对绝症，母亲相当镇静。她说：我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想得开。一辈子多次大难不死，这条命早就够本了。况且，叶君健前些年得了癌症，不给治好了吗！

9月26日，经考虑再三，母亲转到北大医院治疗。因为她的好友，80岁的叶君健就是在这里治好了肺癌。

她不甘心保守疗法，她要求医院采取对叶君健采取过的方法，进行放疗，彻底消灭病敌。

10月6日，院方为她制定了一个医疗方案，进行放疗。

1995年10月10日，我在美国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说：

近两个月在同仁医院住院期间，发现肝癌，且又转移成肺癌。现已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同志把我急转到北大医院，请肿瘤专家们商讨医治方案。我已82岁，恐怕凶多吉少，你们不要难过，着急，我精神还好，毕竟是经过战争的人。

这封信让我万万没有预料到。因为前几天，爱人刚从中国回来，说母亲身体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一时间如雷轰顶，我六神无主，竟然流了泪。立刻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今天上午，我收到了你的来信，眼泪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

亲爱的妈妈，看见了你的信，好像听见了你的声音，面对病魔，你是那么镇定，那么平静，我深深地敬佩你，我的好妈妈！

此刻，我心慌意乱，不知干什么好，坐在桌子前，提笔给你写信。

前一阶段我听说妈妈住了院，但觉得还会像过去一样，住一阵就会出来，没有去信，也没有打电话。目前，我正集中精力把我的《血色黄昏》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改好。原计划改好后，今年春节前就回去，不管官方批不批，都回去。现在，妈妈发现了这个病，我就更要提前回去。妈妈啊！两个星期以内我就回到你的身边，陪着你了。

亲爱的妈妈，我们是两代人，我们过去之间有过很多矛盾。小时，你打过我，文革中我从背后给你一刀，去内蒙后，你又帮助我，到西单民主墙时，你又跟我断绝了一段关系……但是你对我的好处，我是永生永世不会忘记的。妈妈给我买气枪，给我配无形眼镜，30多年了，都还记在脑海中。在内蒙古的那一段劳改，幸亏有妈妈帮忙，使我少熬了很长一段屈辱的反革命生活。

我们充满了矛盾，你怨我恨，又充满了母子之情的纠缠。我尽管身在遥远的美国，但每天都靠回忆过去过日子，而过去是离不开母亲的。

亲爱的妈妈，我敬佩你视死如归的气概。自然规律就是这么无情，我们迟早都要相会在茫茫的宇宙苍穹之中，只不过早几天，晚几天的事……

妈的精神状态是昂扬的，坚强的，有尊严的，真了不起，我服了，真的服了！

现在，面对身患重病住院的妈妈，我要诚实地告诉妈妈，我从13岁时，就爱你，就单相思你，就想回到你的肚子里！我爱妈妈……

因为我觉得妈妈非常美丽诱人。

在癌症面前，妈妈的沉着冷静态度就更加美丽，更加夺目！

只要保持乐观态度，妈还是可以延年益寿的。我的一个朋友，她母亲就得了胰腺癌，5年前动手术后，发现扩散得很厉害，但经过治疗，到现在活得好好的。

亲爱的妈妈，我离开中国6年了，还有很多的话要说，我会尽快地申请护照，在两个星期以内就返回我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到母亲的身边。

好，这封信就先写到这儿，脑子很乱。今晚上，我会给你打个电话。

……

想念你的儿子小波

1995.10.10下午4点

晚上我与母亲通电话时，她的声音温和平静，还安慰我说：现在情况还好，还稳定，你别急，把该办的事都办好了再回来。

不久，81岁的母亲得知我回国的手续有困难，用她哆哆嗦嗦的手，给中央领导乔石同志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风烛残年得了绝症，来日无多，希望能批准让美国的儿子回国，最后见上一面。这恐怕是她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封信。

乔石立刻就批了，于是我回中国一路绿灯。

那天，当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一位处长来到病房，向她当面宣读了中央首长的批示后，病榻中的母亲十分激动，一再表示衷心感谢。

11月16日，她曾托人给当时的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田送去一信说：“目前精神很好，食欲有所增加，白血球恢复正常状态，近两周都在8000以上，心脏病、糖尿病都得到了控制，没有兴风作浪，看来近期不会远行了。”

一直到11月底病重之前，母亲都从从容容，安安静静，状态很好。

大家也都满怀希望叶君健的奇迹在母亲身上重现。

哥哥和妻妹都告诉我，母亲现在情况稳定，眼下没有什么危险。你先办你的事。如果有情况，会随时通知你。因此，我就订购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同时，去波士顿为母亲买了提高免疫力的药品，托人捎给母亲。几天后，仍没收到电脑。打电话问说是库房没货，得再等两天……

徐然的女儿蕾蕾获悉姥姥患重病，从美国专程来看望。她对姥姥的感情很深。几乎天天都来病房与姥姥说话。不幸的是那天她感冒了，却忘记了姥姥身体虚弱，依然前去看望姥姥。于是母亲被传染，开始咳嗽发烧。

鲁迅曾说人生最大的悲哀，不是死于敌手，而是死于自己人，死于最爱自己人的失误。蕾蕾不是有意的，她真的很爱姥姥，但又是蕾蕾传染了姥姥，害了姥姥。蕾蕾回到美国后，又把她爱人传染了，这才明白了自己的罪过，大哭一场。

当然北大医院的探视管理不严也是原因之一。事后我和李叔叔议论，若换了301医院，母亲就可能不会被传染，那里探视制度严格，或许完全是另一个结果。

11月20日，母亲发高烧至40度，同时出现肺炎。3天后烧退下去，人却萎靡无力。母亲自感凶多吉少。一天深夜3点多钟，李叔叔扶她去完了厕所，她让李叔叔披上衣服，坐在她床前。她握着李叔叔的手说：看来那一天不久就到了，我一断气一切都完结，再过几天就变成了一小撮骨灰。老李，这几年，咱们在一起生活很美好，我心满意足，就是时间太短了，哪怕再多给我一两年就更好了……

把李叔叔说得喉咙干热，鼻子发酸。

“老李，不让你想我，不可能，但要是整天想得悲悲切切，那你可也快了。一定要换个想法，想咱们在一起的美好情景，高兴的日子。唉，过去的那一切多美呀！可惜这个幸福我再也享受不到了。”

“别说了！”李叔叔实在忍不住，低声啜泣，泪如泉涌。

“对不起，我知道你要难过，看你哭得这么难受，我也甘心了。但我要你记住我的话，以后少难过，多想想那些美好的事。记住了吗？听话。”她紧握着李叔叔的手。

夜深人静，静得可怕。

李叔叔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说：“要有信心。你这一辈子经过了多少危险，抢救过多少次，每次不都挺过来了。这次也会的。”

老两口默默握着手，过了不知多久，母亲说：“睡去吧，今天还有很多事。”

11月26日晨，我接到哥哥打来国际长途，说母亲情况恶化，总昏迷，说呓语，不能下地，让我赶快回国。我当即打电话退了笔记本电脑，并订好29日的飞机票。

11月28日凌晨3时接哥哥电话说，北大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书，母亲患梗阻性肺炎，呼吸困难，得吸氧，小便失禁，已插上导尿管。等晚上我再给哥哥打电话时，他说母亲有所好转，已能对护士说：我儿子要从美国回来看我……但还很危险。

11月29日晚上，我离开了居住6年的美国罗得岛，飞往纽约，之后再换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北京。在飞机上坐了14个小时，在上海又停了几个钟头，一路上真感到度日如年。心里默默祷告，希望母亲能挺住，活着与我相见。

12月1日上午飞机终于抵达北京。我从机场出来，办理有关手续，耗去几个小时。之后直接来到医院，此时，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虽然睁得很大，却一片空茫。全家十来口人，包括舅舅的孩子们都围在她的病床边。

这天下午4时以前，母亲还能说话。上午浩然来看她时，她说了很多话，她向浩然表示，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干，一定要治好病。浩然安慰她不要想得太多，等将来身体好了，再考虑工作。这两位老朋友，文革中的患难之交，自知是最后一面，彼此含泪告别。下午3点中国作协一把手翟泰丰前来看她，母亲又说了很多话。她可能是预感到自己即将远行，话格外多。再次向翟泰丰表示要把稿费和版权全部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下午4点以后，她渐渐的不能说话。

当我走到母亲病床旁时，姐姐徐然告诉她：妈，小波儿回来了。

母亲没任何反映。她睁着眼睛，望着前面。我真正体会到了生离死别的滋味。怨恨自己没有早点回来。为了等那个该死的笔记本电脑，永远失去了与母亲说话的机会。也埋怨自己太轻信了母亲、哥哥及妻妹的话，过分乐观。

徐然告诉我，就在上午，她还念叨白杨来了没有，小波来了没有。

握着母亲的大厚手，我鼻酸欲泪，百感交集。

三姨白杨因脑血栓半身瘫痪，没有探望姐姐，特让儿子晓松带来她的问候并给了一万元钱。

那一夜，母亲真是痛苦。高烧把母亲烧得双颊潮红，不住呻吟。她无法说话，我们也不知道她哪里难受，望着母亲那么痛苦，自己却爱莫能助，心如刀割。

母亲拉黑色的大便，尿红褐色的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虽然给她戴着氧气罩，还是憋得眼部凸起。

她常常用力摇头，妄图脱掉氧气罩。嘴里嗫嚅着什么，后来我才猜到是说“没用”。她不住地用手拔氧气管。听说她清醒的时候，曾向领导和家人多次表示，“我要安乐死，我憋得慌，给我些安眠药吧，我太痛苦了。共产党员也可以安乐死”。

母亲手背插着输液的针头，看护为省事，总把母亲的两个胳膊用绷带捆住，以免她的胳膊乱动，使针头脱落。我不忍心总这么捆母亲，常把绷带解开，让她的手臂自由一会儿。

有时候，她难受得喊“妈呀！妈妈呀！”昔日雍容娴雅的母亲，此刻痛苦成这样，不止一次让我泪流满面。那撕心揪肝的惨痛呻吟，就像指甲盖擦水泥地发出的声音。实在难以忍受时，我不得不躲到走廊里，让自己紧张的神经放松一下。

偶尔时刻，母亲苏醒过来后，问：“我还活着吗？”

我们说：“妈妈，你还活着。妈妈，你会好的。”

“我还活着，这不是梦呀？”

我们说：不是，这是真的。妈，你现在的烧退了，正在好转。

她半醒半昏地说：“我做梦了，我梦见了宇宙，还梦见了很多人。”

她说话的音调变了，像个刚学会说话的孩子，有点大舌头，吐字很慢：“我和老伴的感情很好，我和孩子们的感情也很好。我要恢复健康，出院与他们团圆。”

李叔叔从早到晚守候在她身旁，眼泪汪汪，呆若木鸡。母亲临终前抽搐时，情景很可怕。人们劝他回避一下，以免心脏犯病。他却毫无畏惧，长时间地紧握着母亲的手，还俯下身把头贴着母亲的脸，希图减轻一下母亲的痛苦。

1995年12月11日凌晨1点零3分，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们哥儿俩陪着她咽完了最后一口气。哥哥连续数星期吃住在医院，晚上就在沙发上打个瞌睡，面色憔悴。我也夜夜陪着母亲。徐然说我才回来几天就瘦了一圈。她眼睛很红，常常孩子似的默默啜泣。

母亲静静躺着，好像睡着了，那么安静，她的大双眼皮越发美丽。我亲手为她擦拭了身体，穿好衣服，又亲手给她搬到小铁床上，护送她到太平间。又亲手将她搬到锈迹斑斑的铁抽屉上，用纸包好。在送进冰柜之前，我吻了她的前额，又吻了她的双颊和嘴唇。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吻尸体。

11天后，我跟几个殡葬工人一起把抽屉中的母亲抬放到床上，费了好大力气为她换好衣服，抬上灵车，守在她身旁，抵达八宝山。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也不嫌母亲成了僵尸。

12月22日在八宝山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来人很多，黑压压的人群显示着各界民众对母亲的爱戴和怀念。大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青春之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她为中国创作了一部革命经典小说。

原冀中地区老领导吕正操夫妇送来了花圈，秘书特地说明吕老因在上海不能参加遗体告别。老首长、老领导旷伏兆夫妇、刘秉彦夫妇、胡开明夫妇、张致祥夫妇、于明涛夫妇等也献了花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宋任穷、巴金等献的花圈摆放在母亲的遗像旁。

尉健行、张致祥、伍绍祖、张健民、翟泰丰、李之琏、李宝光、杜导正夫妇、韩作黎、王观澜的夫人徐明清、邓子恢的夫人陈兰、邓拓的夫人丁一岚等以及浩然、管桦、柳溪等等数百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来的人里有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有一瘸一拐的残疾人，有失声恸哭的中年妇女，还有土头土脑的外地人。一白发苍苍的老者沉痛地说：“杨沫的书影响太大了！要不，我这么大岁数，是不会来这儿的。”

告别仪式完毕，照完相后，我又吻了几下母亲的脸，把脸贴在她冰冷的面额上，再与母亲身上的肉最后接触几下。

和哥哥办好手续后，经批准，我们陪她进入到那个空荡荡的火化车间。当年送别父亲时，我们俩就来过一次。这里除了一个工人，没有任何家属。大厅又高又大，里面排列着十来个放着尸体的狭小铁床。害怕母亲一个人孤独，我们哥儿俩耐心陪伴着她。一个钟头零10分钟之后，她从烈火中出来。我俩又一捧一捧地把滚烫的骨块放进两个红绸口袋里。我脑子一片空白，用手把其中较大的捏碎，像抚摸着母亲肉体。最后又用扫帚把铁床上的残渣扫干净，全部拿回。

我和哥哥不是她的宠儿，她比较喜欢两个姐姐。但得不到的才最爱，我们似乎更心疼母亲，一粒骨渣渣也舍不得丢。

因母亲级别不够，骨灰盒不能与父亲同放在一起，只能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东院里。骨灰大部分我们带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