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为刘亚光，不惜跟科学院闹，跟国家科委闹，跟方毅辩论，写文章反驳童大林……她倔起来，就像个任性的孩子，真是鬼迷心窍！连邓小平的指示都不听。她为什么这么狂热？于是有人往男女之情方面猜。母亲虽比较喜欢接触年轻男性，但并非一接触就有那事。母亲认识刘亚光时已经65岁，仅有一个卵巢，又没有钱打上万元一针的进口滋补药，与父亲的关系相对缓和，自己的政治地位又大为改善，而刘亚光早就有女朋友，且不止一个。母亲与他绝对没有那方面的事。但母亲为何这么不顾一切地为他奔走呢？原因不外有二，第一，刘亚光有超一流的公关才能。他就有这本事，能让不少高干或高干夫人相信他，重视他，为他办事说话。他善于用某某中央领导的“支持”来抬高身价，使母亲真把他当成了少见的优秀人才；第二，母亲骑虎难下，卷进去后，再下来就由不得她了。事情闹大已经直接危及到她自己的名誉，逼得她拼老命为刘亚光奋斗——为自己替刘说话的举动奋斗，否则太丢面子。

当《人民日报》登了微生物所的文章后，不少支持刘亚光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改变了立场。刘亚光在浙江办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终于垮台。浙江呆不下去了，刘亚光又通过母亲的关系调到福建。

这个人不是骗子吗？他自己草拟了给王任重的信，大吹自己，却让母亲抄写后以杨沫的名义发出去。我在整理母亲的材料时，发现了刘亚光亲笔写的手稿：

任重同志，

您好！

这次我向您汇报一些好消息。我向您反映过的中年科技人员刘亚光同志最近接到国际第八届药理会议主席的邀请，请他去东京参加这次会议。前几天，第八届药理会议又来函催刘亚光交一份论文摘要，以便国际会议用。卫生部钱信忠部长已批准刘参加此会议。这样，一个在国内受科学院多年压制的科研工作的价值就一目了然了。

不但如此，刘接到美国、日本以及香港许多著名大学、研究所的邀请，请他去讲学、写作，资助他研究等。最近中央办公厅在调查刘亚光同志科研工作时，也向国内专家询问刘工作价值，一些真正有正义感的科学家都认为刘亚光同志科研工作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

刘亚光同志的论文集天津去年正式出版，国内著名专家吴咸中写前言高度评价。此书早已销售一空。

我是作家，不懂科学。但是一项国内外高度评价，尤其引起了国际会议十分重视的科研工作被科学院某些人攻击为毫无价值，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更令人气愤的是，中央办公厅几个月大量调查证明科学院微生物所在《人民日报》上对刘亚光的诬蔑全部是造谣。中办调查附有大量证据，科学院至今无法反驳。

我们搞四化，一方面需人才，不断呼吁开发人才，又同时对真正的人才残酷镇压，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掩盖某些人错误，那些人有错不肯认输。

……

这次事情，科学院是被告，但遗憾的是中办调查出结果后交科学院去处理。由被告自己处理自己，是不正常的，也不可能合理解决。中办调查是元旦前结束的，至今已有三个月，却拖着无人处理。使刘亚光在全国被点名为骗子的情况无法平反，更无法工作。由于分子医学所业务工作由刘负责，因此，整个分子所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为了伸张正义和顾全大局，不公开揭露某些人严重错误，我建议《人民日报》刊登正面报道刘亚光同志工作的文章。这样做既可解决当前矛盾，有利刘科研工作，而且也对国家四化有利。

我前几天与赵秘书联系过此事，这篇文章是《北京科技报》记者刘敬智同志所写，他为写这篇文章采访过中央办公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听说科学院已开始赖账，不承认公开诬蔑过刘亚光，这是很可笑的），又去科研工作现场262医院实验室实地调查。我认为报道是属实的。

任重同志，《人民日报》社曾告诉我，您过去在我给您信中批示“……这可能又是一种歪风邪气在作怪，应揭露之”。事实表明半年前您批示完全正确。

所以，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主动让步，请《人民日报》刊登一篇正面报告文章，不提及科学院的错误，这是最低要求了。

望任重同志批示给《人民日报》刊登此文章，若有可能，我想与您面谈汇报一次。

刘亚光以母亲的口气给王任重写信，自己吹嘘自己，这是老实人的行为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骗子，也未尝不可。

母亲完全变成了刘亚光的一杆枪。刘亚光给她提供子弹，她开火，刘亚光给她出主意，她跟人斗。刘亚光给她写文章，她署名。刘亚光把她完全控制住了。

据母亲1980年4月20日日记记载，刘亚光告诉她，马春气功专家检查他有肝癌，用手摸着他肝区特别凉。

母亲宽慰道，不会是真的，你应去医院检查。

刘亚光说，是癌检查出来也没有用。这个样子也许还可以工作一两年……科学家都愿意死在实验室里，而不愿意死在病床上。

母亲劝他，你这样一个人生活，工作累，营养差，应当成个家，有人照顾。他又瞪大眼睛说：我能够害别人吗？结婚一二年叫人家当寡妇吗？

第二天，他照样上实验室，照样忙着各种各样的工作。

母亲大受感动，特地写在日记里。

刘亚光自称得癌症是胡说八道，却把母亲唬得一愣一愣。他与那个秘书一样特别会示弱、示苦、示病，能让母亲把他刘亚光当成了陈景润第二，不惜一切为他呐喊。母亲满怀正义的激情，全力以赴，动用自己的关系帮他在美国医学杂志上发文章；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他联系出版社出书；还为他创建分子研究所找卫生部的熟人……

《人民日报》登载了微生物所的批驳文章后，刘亚光如坐针毡，立刻给母亲出主意，唆使母亲找关系在《人民日报》上登吹捧他的文章。他在一张稿纸上写了5条登《人民日报》的必要性。母亲按照刘的思路，再次给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写信。

文彬同志：

您好！我又不得不写信来麻烦您了。

自从我写了一篇有关科研工作者刘亚光的报告文学后，触怒了科学院微生物所，他们在全国各处散发材料，甚至在《人民日报》及《科学报》上，接连不断地诬刘亚光为骗子，剽窃，弄虚作假，有政治问题，否认曾扣发他的工资等，并在人民日报公开攻击我利用人大常委及名作家的声望，干预科学界内部事务等。微生物所这种拒绝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给刘亚光的科研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此，去年8月，我曾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反映，中央领导同志很快指示中办调查此事真相。信访局几位同志几个月来费了很大力量，十分认真，负责地核实事实真相，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党中央及在您领导下的信访局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元旦前，信访局的同志们告诉我，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材料已基本出来了。

我十分高兴。事实上，我也从各有关方面了解到，刘亚光同志决不是骗子，也没有剽窃，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个事件完全是微生物所某些领导人的不正之风所造成的。但至今尚未见到中办的正式调查材料，我内心十分焦急。事情已经调查四五个月了，国内外不少人士都在关注这个事件的真相（尤其它是一件文学与科学有关的事件），《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也明确表示，“不久经过调查后，将披露事实真相”。尤其被诬蔑的刘亚光，被公开戴上了骗子、剽窃、弄虚作假的帽子，无法回浙江原单位工作，使他从事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相结合的工作完全中断了。

我写报告文学本意是想为四化尽点力，为科研工作者的受压呐喊几声，不意在当前某些不正之风的泛滥下，反而给刘亚光的科研、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此，我感到异常的痛苦、焦灼与不安。我的创作任务也是繁重的，但因卷入了这个事件，滞留北京，不能专心写作。这对于一个年老多病，而又想为人民写出一些作品的人，又是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万不得已，文彬同志，我又写此信给您，请您尽快将信访局的调查结果转知有关单位——尤其是《人民日报》……当事实真相已查清后，如果《人民日报》仍不能及时披露，使这个事件迟迟没有下文，这对党的形象，这对党报的形象，以及对广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刘亚光被诬蔑，一些谎言也只有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才能在全国（也包括国外）肃清其流毒，给他恢复名誉（其中也包括我的名誉），以利四化。

为了安定团结，为了对事不对人，我要求把中办的调查结果用适当方式，择要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一下，如说明，经有关单位调查刘亚光不是骗子，在科研上没有剽窃弄虚作假行为，就可以了，我并不要求对微生物所的种种错误要在报上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小平、耀邦同志都曾批示过，现在他们很忙，我就不另给他们写信了。我只十分诚恳地请您多费心，设法把这个众目睽睽的事件早日了结。早日肃清这个事件在国内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早日解放我和刘亚光这两个生产力。

我企盼能够得到您的回音，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和您面谈一次（前两个月您曾约我谈话，但没有谈成）。

我现在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电话331631——438

敬礼！

杨沫

1981.1.11

中办调查的正式报告，最后给了科学院，却没有给母亲。中办信访局的干部仅仅口头向母亲表示了几点意见：刘亚光不是骗子；没有剽窃，弄虚作假；也没有政治问题；其科研有价值，应予支持……

过了几个月后，眼见《人民日报》没有动静，母亲再次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

去年我写信向您反映了科学院微生物所对科研人员刘亚光同志诬蔑打击一事，蒙您批示中办信访局调查，在信访局三四个月的调查研究后，大量事实证明我向您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刘亚光是个有创造性的，刻苦攀登科学高峰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微生物所曾在去年9月的《人民日报》上公开诬蔑刘弄虚作假的不实之词，理应由《人民日报》实践其在编者按中所说的“披露事实真相”的诺言，但由于此事件不知何故却批示给由科学院处理，而中国科学院却完全站在做了错事的微生物所一边，几个月来，对刘的事件不理不睬，似乎这件把一个有出息的科研工作者糟蹋得不像样子的事实并未存在。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在作怪，是令人痛心的。

刘亚光把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结合的研究，由于他的科学论点流传国内外，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不久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药理会议正式邀请刘参加。但由于《人民日报》受到阻力不能披露真相（其实可以不点微生物所的名，只稍微介绍一下刘的工作，也就等于给刘恢复名誉了），使这件本来可以为国争光的事却没有人敢批准他参加国际会议。而且由于微生物所无视中办调查结果，仍然不断发出种种流言，使刘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是我写了刘的报告文学造成了这种结果，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一个党员作家，我有责任和那些依仗权势，颠倒黑白的人进行斗争。因为这不仅是刘亚光一个人的事，而是有关四化，是多少受压的科技人员都十分关切的事。如果像科学院这样对待刘亚光——明明错了，毫无对党，对人民，对四化认真负责的精神予以纠正，任不正之风泛滥，我国人才的被压制，四化的实现，不是更加困难吗？

我是为党的利益，才下决心与谬误作斗争的。刘亚光事件已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香港报刊不止一次报道评论此事件。我渴望中央能够正确处理好此事件，使刘的有意义的工作有条件顺利发展。其实，只要您批示《人民日报》用适当方式报道一下刘的工作，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崇高的敬礼！

杨沫

1981.6.25

但母亲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报》始终没有刊登肯定刘亚光的文章。后来，据说有关领导请邓颖超出面劝她不要管这事。在电话里，母亲依旧坚持自己意见。从此，邓大姐到去世再也没有跟她联系。

母亲认为自己这么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所有挨整受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是在干一件有益于国家进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气壮，变成了一只“好斗的母鸡”。

刘亚光知道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母亲继续帮他，连经济担保人都是母亲找的。1982年11月24日刘亚光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兰州青年报》出于对母亲的敬意，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刘亚光自诩的所谓“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远走他国，灰灰溜溜收场。

这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母亲来封信，之后即不再答理母亲。他定居美国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本人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学术上也再未见有任何建树。

母亲为刘亚光拔闯的劲头，是少见的，她先后给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铁瑛、冯文彬等诸多领导同志写信。她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这么上心地帮忙。小胖冤死后，她哪怕连这样狂热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劲头都没有。

我在刘亚光的问题上跟母亲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敬而远之。作为儿子，母亲不在了，不应该多说她的不是。但在母亲一生中，这是个很大的事，她曾把这件事写成报告文学，出成书，大加宣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记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张志新的事迹，我读后万分激动，6月份五届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在京召开。我估计母亲要参加这次会议，就在6月8日主动给很久没有来往的母亲写了封信，请她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条议案：为避免今后再有张志新被杀，请人大颁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许虐待政治犯……

但母亲根本没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刘亚光远比张志新要重要。她见人就说刘亚光是中年科技人员的表率，他怎么受压制，怎么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几乎变成了唠叨的祥林嫂，翻来覆去就是刘亚光。

我自然对她有意见。这场官司也是我们母子俩谈不到一块的众多原因之一。

作家应该干预生活，但不应该干预具体的科学成果或某个学术论点。母亲却干预太深了，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为母亲这么干害羞，难道她不怕科学家笑话么？自己是个科盲却闯到科学界里大闹，太不自量力了，多丢人现眼！可是她自从当上人大常委后，自我感觉良好，过分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之多，调查之频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见的。一般科技人员绝无此殊荣。说他擅走上层路线，一点没冤枉他。

1980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如果一个老农民受冤，一个老干部受冤，一个反“四人帮”的人受冤，母亲能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人，那确实伟大，让人佩服。事实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找到了母亲头上。大约是1981年初为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鸣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监狱劳改，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在流血的爱情》，真实再现了年轻的李九莲悲壮而惨烈的一生，托人寄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助反映和发表。

据我所知，母亲没有管这个案子。李九莲的冤案后来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给平反了。如果母亲像管刘亚光的事情那样管管李九莲这个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那绝对了不起！绝对让人心服口服！

可惜母亲选错了典型，为一个告状油子花这么大精力，实在是浪费精力，没有意义。一个严肃正经的科研人员绝不会整天钻营上层关系，缠着名人，靠名人写文章吹捧自己，来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价。小平同志的指示：“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说的入情入理，非常正确。他讲出了我及家人的心里话。

据我看，母亲打的这场官司其实并没有赢。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后来都不再支持刘亚光，致使他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好出国走人。根据母亲写刘亚光的报告文学而改编的电影最后也被“枪毙”；微生物所“压制过”刘亚光的领导照样在台上干着。

而在第六届人大会议上，母亲没有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了。

1983年6月30日，她在日记中说：

第六届人大会仍有我，我6月1日搭广东代表的专机来京开会，到21日结束。人大常委中没有我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高兴的，可更多集中时间写作。

虽然母亲在报告文学中总说她胜利了。其实，这胜利是有争议的。也就获得一些个别外地小报的叫好，科技界并不认同她。

文联的司机说：“杨沫为人打官司，把人大常委委员给打没了。”

老作家萧乾说“杨沫是只好斗的母鸡”。

聂华苓说她是一个傻大姐。

晚年的母亲对刘亚光的看法似乎有了改变，再也不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