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母亲辛辛苦苦，反复修改完成了小说《东方欲晓》。1980年6月该书第一部出版后，反应冷淡。除了刘亚光，没有人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我喜欢看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却实在看不下去母亲的这部作品。一个署名“秋夜”的读者，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尖锐地提出批评。

杨沫老师，好！

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最近看了你的小说《东方欲晓》，觉得有几句话要说，故打扰一下。虽然知道你很忙——有作为的人都是忙人。

你曾自己说，写这部小说，似乎摆不脱“三突出”的束缚。说明你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作了努力。可是，看完了小说，却真有“三突出”的味道。好像作者在尽力塑造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而又事与愿违——读者并不觉得这个人怎样，或者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小说”中的人物。说得不留情点，是一个闪着光的木偶。

但是《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就正与之相反。卢嘉川在小说中部就“牺牲”了。而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深，也是这样难忘。这是什么原因呢？特别是曹宏远不愿意回根据地，“坚决留下”的表现，只能使人感到厌倦、虚假；什么有病也不看，手里有药也不吃（虽然读者可以理解著者的心情）。一点叫人佩服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几乎个个主人公都是“漂亮”的，也不真实。

我认为让读者感到著者在尽力刻画人物是作者的失败。只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按自己的性格发展，而这发展，不是作者的安排，也许难就难在这里了。总之，我也说不出所以然。只觉得卢嘉川叫人难忘，曹宏远叫人难亲。

……

望：

早日见到二、三集

读者秋夜

1982年10月

后来母亲承认这部书写成了夹生饭，是失败之作。

在文联的一次会上，母亲当着很多作家的面，做了自我批评，难过得流下了泪。她自己承认：《东方欲晓》的失败是由于自己的骄傲自满，不自量力。由于《青春之歌》在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就在潜意识里，自以为了不起。写《东方欲晓》，一定还要出类拔萃，超过以往其他人所写的抗日战争小说。为此就给自己规定一个宏伟的计划，要把这部书写成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要全景式，史诗般的；并且规定了四大内容：

1.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某些重大事件；

2.要写出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3.要写出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我们和国民党投降派的斗争；

4.要写出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如何改造成长。

母亲就按照这四个政治要点,写出了70万字的《东方欲晓》。实话说，我看不下去这部书稿，太紧跟形势了！

比如开始，她还是以柳明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写了10万字后，当时的《北京日报》忽然登了一篇文章，说成长中的人物不能当主人公。母亲就赶快将柳明改为二号人物。而把高大全，没有错误缺点的县委书记曹鸿远改为一号人物。

母亲尝到了编造这部书的苦头。为了表现120师所进行的齐会战斗，她不得不自己设计作战细节。母亲没有打过仗，又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仅靠一点点书本材料，怎么能写得真，写得好？她说连自己看了那些编造的战斗故事都不大愉快，已预感到它只会费力不讨好。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动手写这部书之前，她就为自己规划了一幅宏图：过去写敌后游击战争，多是写一个村庄或一个地区的小范围，视野窄，场面不大，概括不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全貌。她雄心勃勃，企图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样大部头的作品。地域范围不限于一城一县，敌我双方都要出现较高级的领导人物，部队和作战也要有一定的规模……

要写这么大部头的史诗般的著作，有多少材料要看，有多少人物要刻画，有多少情节要穿针引线，精心设计，对一个年轻人都不容易，年迈的母亲怎么能够胜任？

母亲确实是被《青春之歌》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丧失了自知之明。

教训是惨重的。越给自己定的任务大，越要表现全景式，史诗般的，越要砸锅。正如母亲自己所说，这不能全怪“四人帮”。因为有的同志，如林斤澜就在“四人帮”统治时期，坚决不接受那套极左模式，而宁可停笔。这“只能怪自己的思想水平的低下”。

母亲曾说：文革的时候，自己除了佩服骆宾基外，还佩服林斤澜。当浩然被大会小会批判之时，他敢在大庭广众高喊：浩然是好人！

在“四人帮”极左文艺政策面前，林斤澜拒绝写作，而母亲却做不到。她年纪大了，怕没有作品，黯然而终，因此就俯顺了当时官方的那一套极左的文艺框框，不敢再坚持自己以往独有的，有浓厚小资情调的风格。

母亲公开承认了这一切。

以母亲那么大的名气，能在大会上那么严厉地检查自己，承认自己狂妄自满，承认自己不自量力，妄图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大部头，承认自己的《东方欲晓》彻底失败。她的坦率，她的诚恳，她的毫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在名作家中是极少见的，让很多人感到震惊。

在此之后，母亲还在文章中，会议上，反复多次检讨自己的这一失败。

《东方欲晓》的失败，就因为母亲没有冲破七十年代初左的文艺政策所规定的框子，它再一次说明文艺创作不能紧跟形势，为狭隘的政治服务。一定要独立的思想。大作品绝不靠迎合某项宣传政策，就能产生出来。

真正的伟大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

1986年《芳菲之歌》出版后，私下人们觉得不怎么样，可又不忍对母亲坦言相告。毕竟母亲有72岁了，不能苛求。1988年5月7日广西苍梧县财政局的一位读者刘柱田却给母亲写了一封30页稿纸的长信，对《芳菲之歌》提出批评：

虚假的东西，最容易引起读者反胃，令人作呕。当我仅读到《东方欲晓》第13页，就发现一系列人工斧凿的东西，再无心读下去，而把书丢到一边去了。

他认为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之后，高大全的创作方法依旧没有减弱，相反有某些扩大与增强。他还一一指出了《芳菲之歌》里面那些虚假不实的描写，并认为母亲把《东方欲晓》改成《芳菲之歌》没有必要。

我认为作家不应对自己已发表的作品作出重大修改。就我所知，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很少有作家像你这样修改作品的。一部作品的缺点，宜应在新的作品创作中克服，或者在作品未发表之前，像白居易那样，先请人阅读，提出意见，进行修改后才发表。

母亲确实没有在作品出版前，广泛听取意见，反复认真修改，像《青春之歌》那样，致使稿件在还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就匆匆出版，出版后反映不好，又匆匆修改，大编大造，迎合读者。这样的大改确实没必要。

……

母亲的思想虽然有比较开放、开明的一面，但多年党的教育，锤炼了她的党性，又有紧跟《人民日报》，紧跟文件，紧跟领导的一面。她虽只有初中文化，可家里藏书很多，看了很多西方名著，对“四人帮”那一套从感情上说反感，却没有勇气反对。她总觉得自己年岁大了，来日无多，怕一事无成，虚度光阴，只好上面提倡什么就写什么。

我写《血色黄昏》的时候，母亲正在写《东方欲晓》。她坚决反对我写插队那一段经历，为此还与我断绝了关系，说我的书是大毒草。我没有听从她的话。我的宗旨就是忠实于生活，实事求是，绝不美化。因为我看到的真实与报刊广播电视上一些整天叫喊的完全不一样，充斥于四周的虚假使我不能容忍自己的书虚假。

实践证明，我的“大毒草”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她的《东方欲晓》买的人寥寥无几。

因为真实的作品才有力量，你名气再大，写的东西虚假，照样没人看。

写到这里，我要替母亲说两句话。《东方欲晓》的失败，那个秘书也有某些责任。母亲写作这部书稿时，正是和那个秘书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他给母亲出的主意全是迎合潮流，又俗又浅的馊点子。

通常，母亲是自己构思写作的。但有时候，遇到卡壳时，她也会和秘书切磋，探讨书中人物的刻画及情节的走向。有一次我去香山看望母亲时，亲眼看见秘书兴奋地，绘声绘色给母亲支招儿。

明明问题一大堆，他还对母亲过分地吹捧，更助长了母亲判断上的失误。

没有这个秘书的时候，母亲创作的《青春之歌》，清新秀丽。她凭着自己的朴素艺术本能，凭着曾经生活在她身边众多的死去的战友身影，突破了当时文艺上的禁锢，把一个小资产阶级味儿十足的知识女性当作全书主角，还大胆描写了她的连续不断的爱情，这都是反潮流的，先锋的，叛逆的。

可是多年之后，在有了那么一个专职秘书协助她创作《东方欲晓》时，受格调不高的人影响，作品却失去了最初那种朝气的、真实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变得世俗、虚假、循规蹈矩、紧跟形势，了无新意。

所以，我认为母亲创作上的失败，多少也跟她选错了助手有关。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这个伶俐过头，爱说瞎话，品行有问题的秘书沆瀣一气，灵魂不会净化。我曾想过，如果母亲的秘书是一位特别崇敬彭德怀、张志新的人，刚正不阿，母亲与这样的助手耳鬓厮磨，那境界恐怕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她所写的《东方欲晓》绝不会惨败。

庆幸的是母亲自己后来也意识到了，并尽力修补。

在小说《英华之歌》里，母亲有了进步。她勇敢地提到了肃托反特。这是在根据地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虽属个别，影响巨大，一些相当优秀的干部，被当作托派、特务无端杀害了。如1940年春，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被当作托派处决，这是一位1934年的老党员，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这位同志蒙冤45年后，于1985年被平反昭雪。还有母亲的老战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张明是一位很好的朝鲜同志，参加过海陆丰起义，在苏联第三国际工作过，却被当成“特务”秘密处决了（1983年被平反）。赵亚平因掌管冀中半边天而被贺龙戏称为“赵司令”，也受到株连而被降职。

过去从没有人写。母亲把这个血的教训，写在了自己的书里，从而增加了全书的分量。

但人是矛盾的。母亲能公开承认“自己狂妄自大”，能公开承认“自己写的《东方欲晓》失败”，能公开承认“自己思想水平低下”。可在她所公开出版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中，又有不少文过饰非之处。

母亲把日记中所谓的阴暗面，大部删去，把感情部分大部删去。故《自白——我的日记》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与历史原貌有异，欠真实。

日记是不能造假的，即使不能百分之百的真实也要百分之九十九的真实。

母亲隐去个人感情的那部分，可以理解。但除了感情部分，母亲还删去了不少政治上的表态。比如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评价，自己对胡风的批判，自己对秦兆阳的批判等等，我认为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1961年5月23日，母亲在日记中全文抄载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意见。这本是历史事实，不能因为康生后来开除党籍了，人人憎恶，臭不可闻，就把康生的这段评价去掉。遗憾的是母亲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删得干干净净。

母亲对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批判，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批判。母亲说过的话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也都说过。保留着它就是保留着历史。然而母亲却统统给删去了。可能她感到这些随风倒的政治表态不那么好看，有些难为情。

书名既然是《自白——我的日记》，就应该把自己心中的秘密，最不能对人说的事情袒露出来，自白一下。可看完了全书，自白了些什么呢？实在找不出什么有印象的事。

如果母亲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真正怀着卢梭的《忏悔录》精神去写，不怕露丑，那这部书将是会很轰动的。可惜母亲没有这样写。她的日记里凡有损她形象的东西，跟风的，随大流的，应景的大部删掉。经过这么处理，让知情的人读来就感到不真实，结果大大减损了这部书的历史价值和史料价值。

随手举几个例子，比如1955年6月5日日记，原文是：

……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天声讨正紧，我在去年曾对民说：“这么个人，值得这么讨论么？谁会跟他走……”可是这一个月的事实看来却大吃一惊，从舒芜发表的胡风给他的密信来看，这个家伙原来是个极阴毒的反革命分子，他恨党，像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可是他嘴巴上却还挂着马克斯（思）主义。不单他一个人，他还组织了很多人。甚至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华东宣传部长，原24军军政委）彭柏山也和他一流……真可怕。

公开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去。

又比如她把对老战友秦兆阳打成右派后的谴责部分，全部删去。且换上现在的想法。原文：

1958年2月11日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的《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老实些》，我才了解我一直以为认真为党工作的老朋友，却是一个自私的极不老实的人。他是处在反党的边缘上。他用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也曾使我震惊。却不知道这位何直却是我的老朋友。他刚遭到批评，并没有认真改正观点，而是一边用何直的笔名写了《关于写真实》，一变上次用何直笔名的观点，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又在同一刊物上化名反对这种观点……又如修改王蒙的小说，人家批判了这篇，他不敢挺身而出，反而一边也写文章批判它，一边又向作者暗送秋波地道歉，说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是两面三刀，左右逢源。可是越闹越糟，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而出版后的日记却这么写：

2月11日大风

今天看到今年第三期《文艺报》上批判秦兆阳的文章《应当老实些》。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惊愕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就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遭到了攻击、反对，原来“何直”的笔名就是他。据说，他刚遭到批判时，并没有马上接受批评，改正观点。于是，就公开点起他的名来。

我说什么呢？我只有什么也不说——沉默——沉默，无边的沉默……

这样的修改，就不符合历史真实了，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之嫌。日记不是小说，除了个别词句不通，让人看不懂或错别字外，基本内容不得随意编造，尤其是基本观点，基本事实，基本态度更不能改。

反右部分，该书也删去了一些尖锐话语。比如1957年9月17日，原文是：

组织上把我和王莹叫回了北京，参加反右派斗争，只参加了两次丁玲、陈企霞和一次吴祖光的会。……虽然仅仅的几次会，但对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为什么发展到反党的地步？只有一个原因，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可是个人主义在我身上也不少啊！有时一种虚无的阴暗心理，一种若隐若现的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个人奋斗的心理不是也有过么？而我的温情和自由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我常常想起××在写文章中，她不是也表现过歌颂党，爱党的吗？可是她灵魂中却有一个比党更高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名利和私欲。她爱陈企霞是害了她。可是如果真是个共产党员，她就会不爱陈而弃绝他那种极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可是她却爱他，同他一起做着丑事。这正所谓物以类聚吧！

出版后，将楷体字部分全部删除。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尽管她在该书序言里说：她崇敬卢梭，要向卢梭学习，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自己。可事实上却把一些自认为比较丑的，随大流的内容全部删去。她这么傻干，令人惋惜。殊不知，恰恰弄巧成拙，反而更丑了。

母亲好面子，爱美，注重外表。她梳妆打扮，穿漂亮衣服都没错，都可以，但给自己的日记这么“梳妆打扮”，就不合适了。

日记就是日记，必须真实，容不得粉饰和虚构，更容不得事后补写。而母亲的《自白——我的日记》一书有三个缺陷：

1.文过饰非。

把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对一些受害者的鞭挞、揭露大部删去，这不真实，不实事求是。

2.补写太多。

当时没有写就没有写。你不能过了多年后，要出版日记，就随意补充。把事实上原来没写的日记创作出来，即使说明是事后补写，也不好。因为事后补写，却标明是当初的日期，等于虚构，毁损了日记的原汁原味。

3.自白太少。

所谓自白应该是把坏思想或常人最不愿意说的思想暴露出来。比如对个人名利地位的考虑，随风倒的软弱，男女之情的欲念，母亲不是没有，日记中也有所流露，可是大部予以删除。

所以在我看来，《自白——我的日记》这部作品也算不上成功之作。尽管它反映出了一段历史，但链条的强度是由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事实不准，有深度的自白稀少，文不对题，这部作品还能说成功吗？

我想，这部书如果不删削那么多，少搞美化，多保留些原始面貌，其价值和效果会更好。为真实再现母亲当时的思想，我在本书中不得不引用母亲的原始日记，而不是这部经过加工了的日记作品。

当然，此书也并非全部虚假不实，大体上还是真实的，还有一定价值。比如透露了《青春之歌》出版时的重重困难；多处提到了关露、王莹的情况等。这部书还挽救了一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原冀中十分区黎明报社社长黄雁星1944年2月一度被俘，后党籍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因母亲在这部书中提到了他的事，讲了一段为他辩解的话，促使这位同志的历史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只可惜在一些大的问题上，这部书“梳妆打扮”的痕迹过重。

母亲这么做自然与社会风气不好有关。文过饰非，随意修改历史的现象由来已久。母亲所干的这些举动，不少人，不少作家，甚至知名作家也都干过。删改过去的书信、日记、作品，把自己过去干的不那么光彩的事涂抹掉，以维护自己形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母亲在1984年1月21日的日记中说：

我是个极端矛盾的人物，总想保持一个外表的虚名、好看，……我恨自己的软弱、虚伪。

确实如此。

太喜欢美，太过修饰，反而不美了。

这是母亲的悲哀，也是母亲的一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