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母亲在天津睦南道招待所写书。一次去食堂吃饭时，与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研人员刘亚光认识。他主动与母亲说话，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科研，其能治疗冠心病、肿瘤的功效引起了母亲浓厚兴趣。

母亲不懂自然科学，过去接触的都是干部、文艺工作者，刘亚光是首次接触的科研人员，让她感到特别的新鲜。刘亚光满嘴的专业术语和英文，成套成套的学术见解，母亲如听天书，根本不懂，一下子就被糊住。

刘也就三十来岁，是应邀来天津卫生局办的一个学习班讲学的。他勤奋、刻苦、目光敏锐，善于抓住容易成功，取得成果的课题。他的毛病是骄傲浮躁，刚有一点成功苗头就大吹大擂，逼别人承认，而且动不动就给中央领导写信，用领导来压人。所以曾被本单位的群众贴过大字报，甚至称他为骗子。

一个亲戚维嘉得知母亲认识了刘亚光后，立即打长途电话劝母亲别理这人，说他是微生物所有名的两大骗子之一。在原单位混不下去，整天在外面招摇撞骗，爱走上层路线。维嘉说，此人非常能说会道，颇能迷惑人，劝母亲千万不要上当。

可是亲戚的电话，却更引起了母亲对这个人的强烈好奇。

刘亚光有几个特点。

1．他对母亲不像有些人那么点头哈腰，而是直呼其老杨，清高而不阿。

2．业余时间从不看电影电视，就是读书写文章，在招待所里过着清苦生活。

3．他说为了他的科研，谭震林曾给科学院发过指示；华国锋作过批示；邓副主席也批示方毅处理；科学院领导秦力生亲自研究他的工作安排。

这三条让母亲对他刮目相看，感觉这个人是个人物，非同小可。

他尽管在母亲面前昂头挺胸，从不像罗秘书那样对母亲毕恭毕敬，一口一个杨老师，但也很会变相的谄媚。比如1979年1月3日母亲给父亲的信中说：

在招待所认识了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很年轻，很有才干，也懂文学。他把我已写成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这部小说看了，他说不亚于《青春之歌》。他和我关系不错，不会是吹捧话，我听了很高兴，心里有了底，没有白费力气。

把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读不下去的《东方欲晓》说得不亚于《青春之歌》，这不是吹捧是什么？可怜的母亲又被他骗住了。

她把亲戚出于好心，给她打电话，让她小心刘亚光的情况全盘告诉了刘亚光。刘就势讲了一番他在单位如何受压，受排挤的历史。说科学院的方毅、李昌、陈钦锋（微生物所党委书记）等领导怎么官僚主义，怎么压制他，还说对他评价不高的一位科学家是个大学阀……母亲后又找了几个人，听了他们的意见。因为刘亚光来讲学是天津卫生局邀请的，自然不会说刘是骗子，所以在母亲能接触到的天津的有限的圈子里，那时肯定他的占多数。母亲就轻率地，完全地相信了刘亚光。

刘亚光有着科研人员的特点，不讲吃穿，工作狂。母亲看见他穿破棉袄，吃得简陋，又黄又瘦，就产生了恻隐和尊敬。她有时候特容易上当，只从外表看人。于是母亲开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79年2月21日，在认识刘亚光3个月后，母亲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请求转给华主席一封信，为刘亚光频频受压说话，后华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请方毅同志阅处，如反映属实应对刘的科学研究鼓励、支持。”

方毅立即指示国家科委派两个人来天津，开会座谈刘亚光的科研成果。结果形成两派意见，各持己见，最后不了了之。

中科院微生物所对刘亚光的批评性看法，也有根有据：

1974年，刘数次上书，声称他在菸草花叶病毒增殖的研究中推翻了洋权威的结论，经查，不是事实。

1975年，曾给周总理、华国锋、李先念、江青、王洪文等写信，反映他科研工作的问题。

1976年，刘又上书，称他用环胞苷酸治疗癌症取得突破，经查，不是事实。

1978年，刘声称生脉散对心肌DNA的研究获得突破，经专家审查，实验有问题。

作为家人，我们当然要保护好母亲，再三劝她不要介入这个案子。自然科学方面的事，她是外行，还是少说为好，学术上的问题很复杂。刘亚光如果受了压制和委屈，应该寻求科学界里的权威或同行来支持，让一个不懂科学的作家给他呼吁呐喊，并动用中央首长的权威压对方，这绝不是正派路子，对方也肯定不服。

但母亲根本不听家人的劝说，继续与刘亚光频频见面，长时间密谈。刘亚光来我家后，非常傲气，对别人根本不理。母亲自然总是好菜好饭招待。香山那个秘书回家时，还让刘亚光长期住在香山。

我曾委婉地劝过母亲，这事千万要慎重。可母亲却说那么多中央首长支持他，难道都支持错了？为搞科研，他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快40岁了也不结婚，都是明摆着的。母亲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完全被刘亚光给迷住。她在笔记本上写道：认识刘亚光之后，从此“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多年来不关心现实斗争，只沉溺于写过去的心情开始有了变化”。

她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决心为个小人物打抱不平。

应当说，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1979年，中青年科技人员受打压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你得罪领导，成果再突出也白搭，依旧挨整。母亲帮刘亚光向上反映情况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她希望为这些受打压的小人物呐喊几声，帮帮忙。只可惜她选错了对象。

据科学院的人反映，刘亚光思想活跃，有干劲，能吃苦，活动能量大，研究能力较强。但在科研方面，他喜欢走捷径，找出成果快的课题。所以不踏实，朝三暮四，经常变换项目。

他抓住一些老同志岁数大了，对癌症和冠心病异常关注的心理，强调生脉散的研究有利于治疗癌症、冠心病，很轻易地就博得了一些中央首长的支持。

看了双方材料，我作为旁观者，不得不承认微生物所对母亲的批评大部分是对的。她先入为主，完全偏听偏信刘亚光的一面之词。她从没有去微生物所调查，认真听听反面意见。微生物所多次邀请她去谈，她都不去。

母亲只能用刘亚光提供的炮弹对付微生物所。比如强调说刘亚光的研究，国外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其实，让国外表示浓厚兴趣有时很容易。微生物所回答说：一项科研成果的确立，“前提是要该成果能经得起实验验证，在此基础上依靠同行科学家的评议。如果离开了实验验证和具体专业的科学家分析，那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报刊的宣传，外国人的感兴趣，都不足以作为科研成果鉴定的依据”。

母亲还强调说刘亚光对海参粘多糖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但微生物反驳道：海参粘多糖是天津药物研究所最先搞的，刘亚光是后来才参加进来的，只干了一个来月，实验没有几次，就宣布成功，未免轻率。

……

母亲感到了压力，1979年9月，她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848号提案，为刘亚光呼吁，说他受到了压制。

1979年12月25日，《浙江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公开为刘亚光鸣冤叫屈。

外行都纷纷为母亲叫好，但科学界内部却激起了不同反响。他们说，判断一项科研成果应请有关科学工作者根据实验结果来定，不能由杨沫同志来充当科学是非的裁判官。1980年8月《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石西元的文章《是“那”样一个人》，系统地反驳了母亲的报告文学，看后你不得不承认人家说的有道理。

母亲依然不服，又给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王任重写信，请求他允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驳文章。王任重出于对母亲的信任，批示给《人民日报》：

同意杨沫同志意见，可以发表她的文章。请你们和《浙江日报》共同调查一下，这大概又是一种不正之风作怪，应当揭露之。

于是，1980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母亲的来信：《这个事件出现在正向四化进军的今天》，全面替刘亚光辩护，说对方破坏四化，压制人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人员景沛看了母亲的文章后，立即给《人民日报》去信表示：今年早些时候，我们所一位副所长交给我一篇文章，要我负责审阅，是刘亚光写的。“我阅读后发现该文根本不具备一篇科学著作的最低水平（就是说不够科学性），同时又注意到在我之前，已有一位同志对此文做了我认为十分正确的评价。”“我本人与微生物所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过任何的公或私的接触……但是我有必要公开的再次申明，我所审查过的那篇刘亚光的‘论文’，是不合科学水平的。”

这位科研工作者还说：“杨沫同志的来信，给我叙述了许多我应该说它们是来自‘政治方面的’，或是‘权威方面’，甚至是来自‘国外的’论据，这完全没有向我说明任何学术问题。”

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母亲那篇文章的致命之处。

微生物所当然有太充足的理由反驳母亲。198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微生物所的反击文章《这个事件的真相》。条分缕析，有根有据地批驳了母亲的那封信。两天后，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报》转载了微生物所的文章，揭露刘亚光“弄虚作假”、“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后又发表了汪德昭、邹承鲁等科学家的文章，围绕“科学成果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科学成果和人才不应该绕过科学界，而借助行政领导和新闻舆论来解决。

中国科学院为此打报告到邓小平那里，小平于10月下旬做出明确批示：“对科学的事情要有科学态度，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请方毅同志找杨沫同志做工作。”

于是，1980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约母亲谈话。在场的还有钱三强、吴明瑜。

母亲首先介绍了自己卷入刘亚光事件的经过。当谈到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宣读讥讽母亲的读者来信时，母亲激动了，气愤得泪水盈眶。那封大学生来信说，杨沫可能是刘亚光的老婆吧？为什么这么死乞白赖为刘亚光说话？

之后，方毅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他很客气地说：微生物所党委书记当众读信不对，可以说说他，你们双方都消消火。关于刘亚光的问题，这是科学之争，将由同行去评议，你杨沫同志就不必再管这件事情了。

母亲反驳说，这不纯是科学之争，而主要是是非之争，说刘亚光是骗子，这是科学之争么？诬蔑我和刘亚光的一些话是科学之争吗？她还引用了一些支持刘亚光的单位和专家为例子，说明刘亚光的科研是有价值的。

谈了三个小时，双方都说服不了对方。分手时，母亲对方毅说希望你们不要当老太太。方毅有些愕然，不知怎么讲，母亲说护犊子呗，微生物所跟你们是一个系统的。惹得大家都笑了，使沉重的气氛稍稍得到一些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