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青春之歌》的巨大影响，使电影界的人都明白，谁拍摄，谁成功。

谁都知道，选好林道静的扮演者，是电影《青春之歌》成功与否的关键。

导演崔嵬和领导商量后决定首先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为此，北影厂与《北京晚报》联合召开了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座谈会，并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

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从调查中了解到，广大群众都主张选用年轻演员，鼓励北影厂大胆挑选新人。

崔嵬是个很有主见，很有头脑的导演。他不盲目迷信明星大腕儿。在演员的选择上，他主张镜头面前人人平等。名演员和新演员都要试镜头，选中谁就是谁。

到底让谁来演林道静呢？

据郭开在文革中的揭发，导演崔嵬曾气势汹汹嚷道：我这次就要冒个风险，找一个特别的演员演林道静。这个人要有革命劲头，也要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就不同意那种做法，对小资产阶级走一步打一个耳光子。

3月份下了场雪，为了抢时机，在林道静还没最后定夺的情况下，电影就开拍了。崔嵬着急地物色着演员。他曾在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当过院长，某日，突然想起了湖北歌剧院23岁的演员谢芳，气质很好，外貌和风度都与林道静相似，就派副导演去武汉，火速把谢芳接到北京。

谢芳确实有些特别。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就不用说了，她父亲还是个基督徒，神学院的教授，留学海外，精通英文，翻译过《基督教伦理学》等著作，并于1958年被打成右派。母亲也是大学生，与冰心是同班同学。谢芳从小就生活在宗教气氛中，每周要做礼拜，每餐前都要闭目谢恩，每晚要祈祷忏悔。

崔嵬真有魄力，在当时就敢选这么一个右派的女儿当主角。

通过试镜头、试戏，谢芳非常理想，被正式确定为林道静的扮演者。

为了隆重庆祝建国十周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一定要把《青春之歌》拍好，要用最好的胶片拍，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

崔嵬深知这部电影的分量，精心挑选了大牌儿演员来演：秦怡演林红，于是之演余永泽，康泰演卢嘉川，于洋演江华，赵联演戴愉，赵子岳演地主，连一个很次要的角色王晓燕的母亲，都由名演员王人美扮演。

崔嵬还请大作曲家瞿希贤为电影作曲，大指挥家李德伦为乐队指挥。

彭真后又指示陈克寒、邓拓、杨述等注意抓这部片子，说这是政治任务。

因此北影厂将《青春之歌》列为重点片，一切工作都为摄制《青春之歌》开绿灯。仅用5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全片的制作。后由彭真亲率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审查样片，一致批准它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片上映。

母亲听到的反映都是：电影不错！很好!非常感人……谢芳演得好，把林道静演活了！

崔嵬冒险启用谢芳，被证明是对的，而且十分英明。

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通知母亲：总理要在家里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要创作人员，让母亲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当邓颖超与母亲握手时，她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在总理的小放映室内，前面并排放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母亲。母亲说她激动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画面，好像是在做梦，脑子也发木了。影片放映中，总理曾扭头对母亲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

母亲笑了笑，点点头。

电影放了近3个小时。演完后，总理对母亲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母亲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晕晕乎乎的……回家后兴奋得睡不着觉。

《青春之歌》公开上演后，全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昼夜不停。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看完电影，等于吃了顿饱饭，完全忘记了饥饿。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再次流行全国。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这部影片还有一些左的痕迹，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部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还是独树一帜，如苍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鲜抢眼。对工农兵要占据银幕的极左文艺潮流，有所突破。

《青春之歌》成为我国五十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

《青春之歌》不但在国内轰动一时，在日本也获得了轰动。在此之前，日文版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广大读者有所了解。电影从1960年5月26日到7月31日，在日本东京、仙台、札幌、大阪、京都、广岛、福冈、名古屋等地，共放映36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为此，1960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青春之歌〉在日本》，专门介绍了这部影片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

1961年春，因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响，谢芳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巨幅画像远远就能看见，有两层楼房那么高。代表团的汽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有拥挤的人群拿着笔记本要求谢芳签名留念。他们狂热地喊着：林道静！林道静！

196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日本人和田写的文章《放映中国影片运动的成就及其影响》，其中说：“在这些影片中，无论从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次来看，都以《青春之歌》为最高。因此它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文中并附了一个统计表，列举了十部电影的上演次数和观众人数。这十部电影是：《祝福》、《林则徐》、《五朵金花》、《聂耳》、《风暴》、《青春之歌》、《万水千山》、《红色种子》、《铁窗烈火》、《女篮五号》。

《青春之歌》影片在越南和朝鲜也都受到了欢迎（见《大众电影》1960年第18期）。

由于电影《青春之歌》的上演，母亲名声更大，成了一个公众知名人士。

下面是邓颖超给母亲的一封信：

亲爱的杨沫同志：

我收到你来信和《青春之歌》的再版本，很高兴！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只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你寄来的再版本，以后有空，我当再读它。

知道你年来都在治病，养病，很惦念。望你能正视疾病，摸索并掌握病的性质和规律，善于和病作斗争。治疗要有耐性和毅力，既要能受得住病中的寂寞，又要会善自消遣。休养时，安心休养，力争把病治好和恢复健康。我相信你在恢复健康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创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我的健康，近两年已在逐渐恢复和显著好转。但是六一前夕，从定期的妇科检查中，出乎意料地发现卵巢囊肿，须动手术，因此果断地采取了及时的措施。手术经过，十分顺利和良好。十天后即出院返家休养。现精神、体力，又渐恢复正常，请你不要挂念。这也是我迟复信的原因，希能见谅！

专复

祝

痊好！

邓颖超1961.7.15

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母亲的关心和尊重。

随着电影的轰动，小说发行日益普及和蔓延。《青春之歌》的影响超越了国界。特别是在日本，反响之大，出乎意料。

《青春之歌》出版后不久，日本首先翻译，而且6次重印，发行近20万册，这个数字在日本当时是空前的。很多日本青年在看完《青春之歌》后，受林道静的影响，纷纷要求参加日本共产党。可能因为她的美貌纯真，爱屋及乌，对她所热烈向往的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据说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参加国会选举，指示相关人员放映电影《青春之歌》，希望能为日共多拉选票。

1961年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在《赤旗报》上著文，号召日本青年阅读《青春之歌》，他说：“《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他的这篇文章曾译成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一个日本读者藤井增藏曾给母亲写了长达20页的信，讲述自己怎么从一个天皇的信徒，渐渐转变立场，相信了共产主义。这其中就是受了《青春之歌》的影响。

……

1961年还有一位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战士，苏联妇女彼得罗娃给母亲写来一封信。她不知道母亲的地址，是寄给《人民日报》转交的。信的一开头她就说：

亲爱的杨沫，我作为一个好朋友，一个大姐姐从苏联给你写这封信。我刚刚读完您那出色的小说《青春之歌》，此书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

1963年11月，中国作协派人专门接母亲去参加招待印尼作家的宴会。前来接母亲的同志说：印尼共产党中央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必修教材，所以印尼作家很希望能见到杨沫同志。可惜的是母亲当时正在犯心脏病，无法前去。

越南共产党中央也把《青春之歌》作为党员的学习读物。

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能在国际上获得如此反响，是非常罕见的。当时，还有一些长篇小说，非常流行，广为群众所喜欢。但这些作品却没有《青春之歌》那样在国际上也获得巨大影响。

60年代初，有人曾对母亲说：现在报上除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外，就是你的名字了。从上到下，大家都知道杨沫，关心杨沫。

邓大姐惦念着母亲的身体，1961年她在《健康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与疾病斗争的文章，特地嘱咐秘书寄给母亲一份报纸。

习仲勋的夫人齐馨同志登门看望母亲并提出了治病和工作的很好建议。

肖克的夫人蹇先佛同志为母亲介绍了很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女战士事迹，请母亲写作时使用。

1962年母亲因心脏病，在颐和园后湖找了间房子休养。当时住在中央党校的李立三同志闻讯后，时常来后湖看望母亲。

冀中的老领导吕正操和刘沙与母亲来往更多，为她的写作和生活提供了不少帮助。

……

即使是偏僻穷困的地区的孩子们，也知道了杨沫，因为中小学语文课本有《青春之歌》的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