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开始揭批炮轰本单位领导。

6月15日北京市文联贴出《把反革命分子赵鼎新揪出来》的大字报，赵鼎新为市文化局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之后，不少人写大字报纷纷表示支持。

6月18日作家骆宾基挺身而出，张贴了《赵鼎新是左派》的大字报，文中还宣称“周扬也是左派”，在文联引起轰动。

次日市文联贴出了大量批判骆宾基观点的大字报，骆宾基遭到围攻恐吓。

6月27日北京市文联成立“文革筹委会”。主任赵树藩，浩然根红苗正，被选为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因单位里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发生武斗。

截至到8月初之前，母亲的日子一直不错。她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并随会议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开完会后，休息两天，母亲即返回机关参加运动。

那时候，谁被毛主席接见，谁就有了一层圣光，能保护他不受冲击。所以暂时还没有人给母亲写大字报。

8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当时的林副主席喊出了“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口号，红卫兵破四旧，风行一时，北京的文革运动随之开始显现血腥。

8月23日社会上的一部分红卫兵闯进文联机关大院，他们在大门口贴出“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大标语，声称要烧毁文化局下属各剧团所存的传统古戏装。下午他们开始揪人。市文联老舍、田蓝、金紫光、张季纯、端木蕻良、骆宾基、江枫、萧军等，被用卡车送到孔庙，在烧古戏装的火堆旁，受到红卫兵的皮带抽打。老舍因头部受伤，被提前送回，在市文联院内又遭批斗，受尽凌辱。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一篇是《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一篇是《好得很！》。所以，人们眼看着老舍挨打受辱，却不敢出来制止。

次日午夜时分，绝望的老舍跳入德胜门豁口外太平湖，终年68岁。

把老舍揪出来时，母亲就在现场，她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兔死狐悲”，恐怖之极。据浩然撰文讲：“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

事后，母亲心有余悸地说，“我是漏网之鱼。”

母亲的朋友、熟人、战友一个个地被打倒了。

为写一二·九运动，母亲采访过陆平，现在陆平成了全国赫赫有名的大黑帮，万炮齐轰。聂元梓所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其矛头就直指陆平。

曾写文章为《青春之歌》辩解的陈笑雨（马铁丁），被批斗了一次，而不甘受辱，于8月23日，几乎与老舍同时，投永定河自尽。

曾帮助母亲联系出版《青春之歌》的阳翰笙四清时就开始挨批，1966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公开点了他的名，成为反动的“四条汉子”（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之一。

老同事海默又给揪了出来，新账老账跟他一起算。在1960年海默被打成漏网右派之后，母亲曾借给过他500块钱。

所有为《青春之歌》说过话的文艺界领导现在全部被打倒，如周扬、蒋南翔、林默涵、陈荒煤、何其芳等等。母亲感到了黑云压顶，不寒而栗。她别的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青春之歌》，只要《青春之歌》不打倒，自己就不会打倒。她本能地想起了康生对《青春之歌》的肯定。那是1961年5月23日，她收到了周扬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封信，原文是：

杨沫同志：

你的小说《青春之歌》康生同志看了，他对此书的意见，周扬同志觉得很好，特嘱抄送你一阅。意见如下：

1.这是一部好小说。我没有读过初版，再版增加了七章农村斗争，这很好。增加三章学生运动，觉得很不自然。我在未读“再版后记”以前，就觉得这几章是强加上去的。电影《青春之歌》以入党结束，结得很好。从全书来看，从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客观发展来看，以入党结束可能比以一二·九运动结束还要好些。

2.书中反复强调“八一宣言”的作用，这样就减低了毛主席对党的领导作用和少奇同志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必须修改，这种修改是容易的。

3.江华在汽车上宣布戴愉是叛徒，对叛徒还要冒着很大危险去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这既不合理也不真实。戴愉被国民党特务处死也不合理，很勉强的。

如果三版时能将这些缺点加以修改，这部书将是现代最好的小说之一。（1960.9）

以上三点就是康生同志的意见。

此致

敬礼

周扬办公室谭小邢转抄

5月16日

母亲看后很高兴，她把康生的这三点指示工工整整抄在了日记本上。

1960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时时处处突出政治。可就在同一个月，康生却肯定了这部小资味儿很浓的小说。

原因何在？

可能是《青春之歌》的影响空前巨大，为建国后长篇小说所少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比较受压，《青春之歌》可能是第一部把知识分子当成主角加以肯定的大部头小说，引起了知识界，包括青年学生的热烈共鸣。再加上1959年10月电影《青春之歌》上演，谢芳的清纯形象，更推波助澜，加重了这本书的影响力和爆炸力，观众近千万之多。康生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做出的评价比较客观和实际。

文化革命开始后，眼看着文艺界的熟人纷纷打倒。母亲预感到自己也不能幸免，就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让姐姐小胖给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想让红卫兵小将知道，中央领导是肯定《青春之歌》的。康生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绝对能代表中央。

我记得小胖除了油印之外，还用复写纸印了很多份，寄往各单位。用康生的批示保老妈，在运动初期，似乎确实起了一点作用。母亲还真没被当成反党分子给揪出来。当时北京市文联造反派的斗争矛头指向的是老舍、骆宾基、萧军等。

但到1967年3月之后，两报一刊公开点名批黑修养，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文革前就批过《青春之歌》的郭开又开始上街贴大字报批判《青春之歌》，说这部书是替刘少奇和彭真树碑立传。

于是康生的这个护身符有了问题（批示中有一段肯定刘少奇的话）。母亲权衡了利弊之后，把肯定刘少奇的那句话删去，又重新刻蜡板，重新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后来有人悄悄对母亲说，你这么宣传康生的批示，如果被知情人发现，会惹来麻烦，说你篡改康生同志的原话。康生本人要是知道了，也可能会生气。刘少奇打倒了之后，他肯定不喜欢人们老引用他当初含有吹捧刘少奇内容的批示。

母亲想了想，也有道理。以后，就再也不公开提康生的这段批示了。

因北影厂造反派勒令母亲前去接受批斗，母亲担心身体受不了，无奈中又想了一个办法，给康生和姚文元写信。

给康生的信底稿已找不见，但给姚文元的信底稿还在。

因姚文元在文革前曾写文章赞扬过《青春之歌》，母亲希望姚文元能给点面子，发句话，缓和一下自己的处境。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直接管文化战线。

然而这封信寄出后，渺无音信。母亲只好躲到朋友家，逃避了北影厂的那次批斗会。

母亲虽然恐慌，也没有束手就擒，她有她求生存的办法。

当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郭开召开17万人的大会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时，蒋南翔、陆平、杨述等同志都被拉上台批斗，而母亲这个作者，却逃之夭夭。

5月10日北影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时，导演崔嵬、演员谢芳等全都挨了斗，而母亲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当时不遵守造反派的命令，不参加批斗大会，擅自逃跑，是很招人恨，让人瞧不起的。但母亲觉得自己不是黑帮，她拿出了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劲头，东躲西藏。

母亲原来的同事，香山的邻居王莹的日子就比母亲惨得多。江青在大会上点了她的名，说她坏得很，给扣上了“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国特务”等罪名。她不得不每天到单位接受批判，终日被辱骂抽打。后逮捕入狱，于1974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她想造反派不是批《青春之歌》吗？我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称赞话，来回敬造反派的批判，这一着肯定能让造反派哑口无言。

她记得姚文元的文章是收在《新松集》上的，就托助手小罗去找这本书。小罗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跑，终于给找到了。母亲让姐姐小胖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赞美和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做一对比，用姚文元的话来反击郭开对《青春之歌》的声讨。

姚文元同志与郭开同志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

（摘要）

姚文元同志的评论文章《一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评小说〈青春之歌〉》载于1962年5月出版的《姚文元论文集——新松集》第58页。

郭开同志的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载于1967年4月15日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

郭开批：《青春之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小说，是株大毒草。

姚文元评：小说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创作出色彩鲜明的形象，在生活发展方向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中渗透了共产主义思想，渗透了无产阶级党性，因而在艺术上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美。

郭开批：《青春之歌》辩护士们都说，《青春之歌》是优秀的革命小说等等。《青春之歌》的辩护士、吹鼓手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大肆吹捧的《青春之歌》，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他们想把我们毒死——使我们接受他们谬论，好跟他们搞修正主义。

姚文元评：我们读着这部小说，就会感到革命胜利是经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才得到的……让我们大家从这样的现实意义出发来读这部优秀小说吧！

郭开批：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色情描写……（没有举出例证）对青年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诱惑年轻一代和平演变。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和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品一样有一股强烈的鼓舞和教育力量……它鼓舞青年唾弃一切丑恶的个人主义打算，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向前，向前，再向前！

郭开批：那种说《青春之歌》是学术问题，放在后期处理的论调是糊涂人的哲学。我们不能听。必须争朝夕马上干！过去几年没有批判，并不是群众不要求批判，而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王爷陆定一压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没有批判是被陶铸这个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压住了。今天难道我们还不批判吗？一定要批判。因为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青春之歌》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和《海瑞罢官》一样，是一个政治案件。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小说是沿着三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敌我斗争，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条是党内斗争，党内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党员和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三条线索错综复杂地交织着，织出一幅鲜明的历史图画。

郭开批：《青春之歌》中有三个没有：一个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没有阶级斗争，一个是没有人民战争。这都是我们事业的生命，革命的命脉，可它完全没有。

姚文元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错误的左倾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青春之歌》还写出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牺牲的先烈，或继续战斗着的同志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