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1年4月16日被母亲从河北农村接到北京。自我到家时起，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就分着住。母亲住在北房的东屋，父亲住在北房的西侧，有一个屏风挡着床，中间隔着一个很大的会客厅。

母亲与路扬恢通信复联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家庭背景。

1951年10月，当她开始正式写作《烧不尽的野火》时，收到了路扬的回信。这才知道路扬现在19兵团任宣传部长，之前曾在63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

这封信，又引起了母亲深深的思索。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她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感情，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

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对，在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顺便也写出他对自己经受了长期考验的感情。

母亲爱幻想。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父亲恰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了她一些欣慰和满足。她和他的情谊，中间疏远了很多年，现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恢复了起来。母亲常常想起他：他正在朝鲜和美帝打仗，他会牺牲吗？他现在干什么呢？他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

母亲本想和他一刀两断，不再联系。但考虑到他在前线，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母亲的信，出于对前线志愿军的关心和支持，母亲就跟他通起了信。

他们具体的感情经历，母亲绝少透露，但根据母亲的日记所载：七七事变前，当她还没有认识父亲时，曾和路扬认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后来因为误会，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母亲已经结婚，路扬还没有结婚。母亲对他有些愧疚，他也很痛苦。以后两个人发展了一段感情，又因为路扬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这其中的波波折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现在终于借着写书，有个机会发泄了。

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

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

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

母亲每天大约写两三千字，用四五个钟头，再多便支持不住。她做了一段组织疗法之后，不想再做了。因为每做一天，要难过好多天，什么也干不了。

她常常下午头痛，胃也不好，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她的头疼得厉害时，也懒得对别人说。她不愿意让人感到：杨沫，你这个人怎么病这么多！

因为天天忙着写作，她不怎么记日记了，担心写日记要夺去写作的精力。

该去看病时，她也经常不去。因为一去半天，回来累成一摊泥，什么也做不成。她舍不得离开写作。自从开始动笔写长篇以来，她的灰暗生活有了一点快乐，她能把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说出来，她感到了创作的愉悦。

但是，另一方面，她也有顾虑：如果组织上知道自己没上班工作，却在家里写东西，会如何看待呢？能否了解这是在休养中不得已的行为呢？这样的写作，总不能算作错误吧。

到了年底的时候，母亲已写了7万5千字。她似乎和保尔抱有同样的心情，觉得自己的生命快到头了，必须抓紧时间把作品写出来，做一点有益于革命的事。

她的身体依旧时不时地捣乱。有一次，她的头痛起来，大晚上，竟忍受不了哭出声。在深夜中，一个成年女人的哀嚎，令人悚然。

为了治病，1952年春天，她连着几天到协和医院看病，请林巧稚大夫给她会诊，林说她剩下的一个卵巢已发生变化，变成了一个肿大的硬块，没有任何功能。由于缺乏内分泌才发生了各种病症，这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有适当的人为补充各种内分泌。因此，有一阵子，她几乎要天天打荷尔蒙，不打就支持不了。

到了1952年6月，书稿完成了15章。

在写作的时候，她也曾怀疑过：自己费了好大力气写的东西，是否有价值?动笔后，才发现很多事情自己体验不深，很多基本的材料不全，这能写好吗？接着而来的是失望、泄气、难过。后来她想起了解放军战士高玉宝，文化很低，认的字还不如自己多，不也写成了自传体长篇吗？人家能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她又想起了保尔·柯察金，一个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重病号都能写成书，自己四肢五官都健全，还写不出来吗？若真写不出来，那就只怨你是笨蛋一个。想到此，保尔的那双黑眼睛仿佛在盯着自己，她终于又涌出了勇气。

这年7月底，组织上决定让母亲到北戴河休养。

母亲非常兴奋，她从小就喜欢海。在北戴河，她的住处紧靠海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她一个人睡在宽敞的房间里。夜半醒来，听到大海安静而有节奏的波涛声，她不禁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这个月，这样的天气，17岁的她，只身跑到北戴河的南大寺找哥哥，住在放有棺材的破庙里。那时候，她是为了逃避母亲包办的婚姻，离家出走，却因找不到工作，感到走投无路，想到了死。

而现在，虽然快40岁了，旧地重游，却一扫凄迷之感。她对人生充满了希望。她在这里能住两个月，多么幸福啊！

她像个孩子似的，成天在大海边玩，笑呀！跳呀！她感到大海是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它那么大，气吞山河，又那么安静，如泣如诉。它坚忍不拔，无休无止地奋斗，向目标奔跑，一波一波扑向海岸……

有时候，因为关节炎和闹肚子，她不敢下水，就坐着小船，在波浪起伏的海上游荡。她把双脚泡在海水里，遐思悠悠。远离人世，独自置身在大海上，她感觉愉快，胸中澎湃着一种诗似的情感，这美丽的景色太迷人了！

在北戴河期间，她一方面用海水和热沙治关节炎，一方面仍旧写着自己的长篇。这一段时间，她感觉特别好，文思如潮，进展极为顺利。她后来说在海边写的文章，都是一气呵成，从不需要修改。

秋天回到家后，她继续写。

到1952年10月，初稿轮廓已经出现。

这年秋天，《新观察》发表了她的中篇纪实小说《七天》。是为了纪念战友——原二联县八区委书记吕峰而写的。他牺牲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7天的地道战中，同志们渴了喝自己的尿，饿了吃腐烂的死小猪。

《七天》在读者中反映很好，《新观察》准备出单行本，还请来阿英同志亲自为母亲修改。这是继1950年出版《苇塘纪事》之后，母亲写作事业上的又一个成就。

母亲没有单位，在街道过组织生活，接触的是一帮街道妇女、三轮车工人、小商小贩等。时间一长，她感到消息闭塞，什么文件都看不见，什么会议都参加不了，水平难以提高。父亲当时在国务院文委办公厅任副主任，通过父亲与电影局领导协商，1952年底，母亲正式调到了电影局的剧本创作所当编剧。关露、王莹、颜一烟、海默、柳溪等作家也都在这里，成为她的同事。

剧本创作所设在西单舍饭寺。

母亲到创作所之后，遇见这许多文学人才，如同从小屋里到了一个大操场，视野开阔，耳濡目染，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都大有提高。她的精神紧张而愉快，天天上班、身体竟也支撑了下来。

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本职工作就是写剧本。母亲想首先要干好本职工作，自己的小说先放一放，等以后再说吧。

进入1953年后，随着3月5日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母亲的神经受到一次大刺激。那一段日子，母亲见到的所有党员、干部、群众都在哭泣。母亲也哭红肿了眼睛，她甚至曾起过一个念头——拿自己生命换得斯大林同志多活几年，哪怕几天也好啊！母亲参加了苏联大使馆的吊唁，还参加了3月9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80万人追悼大会。沉重的国际歌声，回荡在北京城上空。

可能是过于疲累和悲痛，母亲的神经性疼痛突然发作了，她全身骨头疼，尤其是双腿和双肩痛得不敢动，只好请病假，回家休息。

但歪打正着，这样，她又有时间来修改自己的稿子了。利用这次病休，她集中干了几个月，把长篇的初稿完全弄出来。还曾给创作所的同行林杉和其他领导看过，受到肯定，并让她改编成电影剧本。林杉当时曾创作了《吕梁英雄传》、《刘胡兰》等剧本，有些名气，后又创作剧本《上甘岭》、《党的女儿》等，反响不小。

母亲信心大增，计划1953年9月底最后完成初稿。

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村的阻力很大。中央认为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指示中直各单位都要下农村帮助农村整改。

母亲放下快要完成的稿子，愉快地来到了通县田家府村，参加蹲点。每天她和村干部们一起开会，研究工作，经常组织老百姓讨论学习，给农民群众讲解政策。

她的写作完全停止了。

直到1954年春天，才结束了农村蹲点，回到北京。

母亲的身体时好时坏，只要能写她就抓紧时间写。又过了一年，到1955年4月底，《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才全部完成。大约35万字，费时3年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