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的出版非常不顺。

1955年春天，中国青年出版社听说母亲写了一部反映三十年代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品，要去了这部书稿。但看完了后，拿不定主意。想来想去，他们提出，要母亲自己找一个名家给看看，若肯定了这部稿子，就马上出版。

当时，母亲是个刚进文艺界的一般编剧，不认识名作家。就由妹妹白杨介绍，一同找了阳翰笙，托他看看这部稿子。阳翰笙曾是总理办公厅副主任，当时是中国文联秘书长，日理万机，但答应5月15日开始看。

母亲5月3日就出差了。在上海，她让妹夫蒋君超看了稿子，评价不错，还表示他愿意改编成电影剧本，认为小说后半部比前半部好。之后母亲又到广州，采访青年学生，为写剧本搜集材料。后因开展反胡风运动，单位让立即回来，6月底母亲就返回北京。

此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清胡风反革命分子的运动。8月，母亲担任了文化部京沪调查组的组长，去南京、上海外调，又出差了两个多月。

因骑河楼马圈胡同的院子要征用，准备盖公安医院大楼，回京后母亲就忙于搬家，于11月6日搬到了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生活这才安定了下来。

母亲一直惦念着自己的书稿，这期间，她曾几次给阳翰笙打电话，问看完了没有。阳翰笙一直没有顾上看，后来到了12月9日，他有些不好意思，对母亲说，实在太忙，没时间看，他可以把稿子介绍给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授欧阳凡海同志看。这位专家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

母亲在征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意之后，就答应了由欧阳凡海审阅这部稿子。

母亲心里很烦，来创作所3年了，却还没有写出一个剧本来，这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看见别人一部作品还没有写完，报纸上就大登起来了（如秦兆阳的《两位县委书记》，在北京日报上连载了好几天）。而自己的书稿写了4年，经过多少遍的修改，迄今完成8个月了，还没有人看，就很有些愁闷。

母亲曾对父亲说：即使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文艺界还是朝中有人好做官。怨不得有些人形成了小集团，互相扶持，又怨不得胡风他们利用了我们这个弱点。但我是讨厌这种行为的，我绝不走任何人的门子。像有的人那样，为了自己的写作事业，竟然可以去抱某些名作家的粗腿，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实在没人理，我就给乔木同志或中央写信。一方面喊作品少，一方面有了作品又没人理。（见1955年11月15日日记）。

胡乔木曾是父亲的顶头上司，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一个多月之后，到了1956年1月27日，欧阳凡海看完书稿，给母亲写了一封长达6千字的信。对书稿肯定了两点，一是语言简练，结构活泼而紧张，二是对其中一些人（如卢嘉川、王晓燕、两个铁路工人、白莉萍、许宁等人）写得相当成功。但是他又指出了许多缺点。最成问题的是作者对主人公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未加以足够的分析和批判，其次江华和戴愉两人还有许多地方要重新写。对左倾机会主义揭露的不够。

这封长信，大部分是分析手稿的缺点，优点只提了一小部分。

乍一看，母亲有些失望，情绪沉重，但后来又平静下来。

起码，自己塑造的卢嘉川这个英雄人物是成功的。只此一点，她就知足了。毕竟没有白费力气。母亲最热爱他，这是母亲理想中的英雄和爱人。别人也能承认他，喜欢他，给母亲带来了莫大安慰。而林道静的一些缺点，也正是母亲自己的缺点。母亲承认自己有这些毛病，认为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也对一些意见持保留态度。比如对揭露左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就有不同看法。

母亲把自己的意见对欧阳凡海谈了，同时，还想请他将来修改好后，再给看一下。

谁知，欧阳凡海说：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揭露问题，你那样说也有道理，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不赞成你把稿子改了后再给我看，因为改完后，还是那双眼睛，看的人难免要受原有看法的影响，容易有片面性，需要换一双眼睛看。

母亲也就没有再坚持。

但母亲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张羽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老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母亲的这部书稿被放进抽屉，坐了冷板凳。

1956年3月份《人民文学》登了林杉同志的剧本，对母亲是个刺激，她联想到海默也写了不少东西，光电影剧本就五六个，还写有小说《突破临津江》，可是自己有何成就呢？啥也没有，光秃秃的零蛋，思想压力特别大。

这年3月，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正式解散，母亲和海默等留在北影。接着袁文殊找母亲，让母亲当编辑处副处长，主管政治和支部工作。母亲因为身体原因没有答应。她的身体确实糟糕。

1956年2月1日，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应当老实承认，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懦弱——在病面前，它也在考验着我的意志。近来常常在夜间，猛地醒来的刹那，我忽然感到死的恐惧。它是那样尖锐地折磨着我，我留恋着世界，我怕死。

她的肝部老是难受。4月26日那天，母亲的右肋下面，肝脏部位突然剧疼起来。正巧前两天，她看了一本医学杂志，上面说肝癌的特点是肝部剧疼。死的恐怖立刻抓住了母亲，她无比地绝望。晚饭后，痛得更加剧烈，以至于双脚冰凉，全身没一丝力气。这时，她不得不告诉父亲，让他要车去医院。

父亲一听，愣住了，忙问母亲详情。母亲面色惨白，说以前肝部从来没这么疼过，恐怕凶多吉少，得了肝癌。父亲有些慌了，眼睛里噙着泪，赶忙打电话要车。

等车的时候，母亲倒不恐慌了。她平静了下来。迅速回想了自己的这一生，觉得自己虽然犯的错误不少，但基本上是个好人。她暗暗作出决定，若到医院诊断出是肝癌，就吃安眠药自杀。她准备好了一瓶鲁米纳。

到了中央人民医院，母亲下车后连路都不能走，是用推车给推进去的。

但出乎母亲意料的是，医生检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是什么病。

母亲很直截了当地问，是不是肝癌？

大夫说不像是。母亲的精神立刻就轻松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当夜就叫母亲回了家。吃了一些镇静药，小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仍然疼。国务院的沈大夫介绍母亲去协和医院，检查了一天，内科、外科都闹不清是什么病，最后妇科大夫勉强说是盆腔炎，打了许多天的盘尼西林。

虽然没搞清楚是什么病，但起码不是癌，母亲放了心。她松了口气说：总又可以多活几年了。

也是在4月26日犯病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

报纸广播立刻开始宣传双百方针，声势浩大。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母亲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她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母亲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已认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担任过《黎明报》社社长，母亲后来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母亲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母亲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母亲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可不知何故，他一次都没来看过母亲。母亲很敏感，以后就不大找他了。所以当中国青年出版社让找名家给看看稿子时，母亲找了阳翰笙，却没去找秦兆阳。

1956年春，母亲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茅盾任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母亲，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母亲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母亲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

任大心给母亲的时间是6月20日以前改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母亲一千块钱稿费。

母亲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1956年6月20日前完成。全书约40万字，书名最后定为《青春之歌》。

随着百花齐放的政策提出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想起了母亲。编辑张羽给母亲打来电话，问稿子修改得怎么样了？当听说作家出版社要出，他们急了，匆匆忙忙找到母亲，表示他们最先拿到这部稿子，答应也会以最快的速度出书。母亲说恐怕作家出版社不同意，请你们和作家出版社协商。果然，作家出版社坚持自己要出。最后任大心找到母亲，请母亲定夺。母亲觉得还是在作家出版社出好。这是老秦介绍的，又那么热情和重视，还预支了钱。

于是，《青春之歌》这部书稿，就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身边溜走，进到了作家出版社。

双百方针给文坛带来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很多过去不敢出的作品，这时都有希望出来了。母亲高兴之余，又感到了一丝悲哀。为什么干啥都是一阵风？现在是百花齐放了，《青春之歌》才能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政策，还不知拖到哪年哪月。

其实，交稿后，离真正出版仍有一段漫长的路。

到了这年8月中旬，小说还未付排，因为责编任大心搞审干工作去了，其他人插不上手。母亲的身体又犯了病，思想很苦闷。她想，自己的病这样多，怕是活不多久，看不到自己的书出版了。

12月底，母亲又给出版社打电话，询问稿子出版日期。编辑回答：因题材新颖，这部稿子肯定出，但是否延期，还不能肯定。母亲在日记中说：

看样子，书出版的可能性还是大……真他妈的，天下事，总不像你想的那么痛快（1957.12.21）。

这是母亲所有日记中，我发现的唯一的一次说粗话。

到了1957年1月18日，任大心来电话告诉母亲，因为全国纸张缺乏得厉害，《青春之歌》今年不能出了，要到明年才能出。

母亲心中不快，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把书先弄出来呢？老秦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他说《人民文学》每期19万册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

于是母亲给责编任大心写了封信，表示趁这个机会还想再做些修改。这一拖就是一年，也太长了。她想等责编来送稿子的时候，问问情况，甚至想到给周扬同志写封信，反映一下这个意见（见1957年1月19日日记）。

到了2月19日，任大心把手稿送给母亲。据他说，副社长楼适夷看了这部稿子后表示，如果杨沫同志把小说改好，下半年一定出，已为这部稿子留下了40万字的空间。

这时，海默告诉母亲，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萧也牧曾对他说，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我们出。几天前，柳溪去找萧也牧谈书稿时，萧也说，请转告杨沫同志，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

母亲因此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她内心深处还是苦痛不堪，在日记中说：

这是因为书出版有望了，还是生命的回光返照？看我的面色总是红红白白很健康的样子，可是内里，我总有死的预感。因为我常想到母亲是四十七八岁死的，我也快到这个年岁了，而且浑身上下这么多病（1957.2.19）。

1957年3月，父亲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碰见了阳翰笙。阳询问了母亲的稿子，还很关心。母亲得知后，给他写了封长信，讲了手稿迟迟不能出版的苦闷。

过了两天，阳翰笙给母亲打来电话说，他可以和楼适夷说说，催一催，劝母亲别着急。母亲又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说情况无变化，不过意思是让母亲把稿子再从头到尾抄一遍，那冷冷的口气让母亲有些难以忍受。她当即表示，乱的地方可以抄抄，整个抄，没有必要（1957年3月27日）。

到了6月份，当母亲给任大心送稿子时，他又说：现在已有4部长篇要付排，你这部挤一挤，也许能挤得下。言外之意，也有可能出不了。母亲当即表示：你们应当讲信用。

明明说好了下半年要出，为什么又把别人的4部书稿放在母亲的前面出？母亲越想越生气，就给作家出版社的一把手王任叔（巴人）写了封信，发泄了不满，讲明出书要守信用。

结果起了作用。当母亲再次打电话问任大心时，他表示今年肯定出书，还问母亲写不写序？母亲说不，能出就行了，不用序不序的。

当时出一本书周期最快也要半年，即6月底付排，要12月底才能出版。

但母亲终于放心了，这年夏天，她又去了北戴河，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夏天。望着白浪滔天的大海，她激动、凄迷，感慨万千。

10月初，作家出版社寄来了《青春之歌》书稿的校样。母亲很快看完，并改完，交给了出版社。任大心告诉母亲这部书稿已由王仰晨负责看。但王仰晨最近会很多，暂时没时间看。

这时，正是反右派的时候，各单位都很忙碌。中宣部召开了一个党员作家会，母亲看见了魏巍。但很多人如丁玲、冯雪峰、罗峰、白朗、秦兆阳、田间等都没有出席。剧本创作所所长王震之因为怕被定成右派，卧轨自杀。母亲听说后非常惊讶……

肝疼还在折磨着母亲。在协和医院检查了两年，依旧查不出是什么病。她突然想起了当年在十分区给她治好了黑热病的那位姓勾的土大夫。只吃了三剂药，立即见效。也许这老头儿能治好自己的肝病。

为此她坐长途汽车到了固安县的牛驼，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赵文元就住在本地，陪她找到了那老头儿。这人外表上看有70多岁，去年刚剃掉小辫儿。他的配方还保密，不告你都是什么药。但母亲相信他。因为在1939年，他真的救活了母亲一条命。

住了几天，看完病后，她顺便看望了当年的老房东，杜庄的一个干妈，眼睛几乎瞎了。过去，她每见到赵文元都要打听老马和老杨的情况。她对母亲几十年如一日的怀念和关心，让母亲深受感动。这次来特地上家去看望了她，称她为“娘”。老大娘激动得语无伦次，一遍一遍抚摸着母亲的头、脸、手，悲喜交加。

吃了勾老头儿的药，当时没什么效果，但母亲回到北京后，身体是有些见好。而这时，老战友秦兆阳却病倒了。在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正式戴上右派帽子，撤了职，开除党籍。

如果没有秦兆阳出面，《青春之歌》这部书稿还不知要坐多久的冷板凳。除了母亲，他还发现和支持、帮肋过很多著名作家，如峻青、白桦、王蒙等等。

现在《青春之歌》就要出版了。秦兆阳却被发配到广西，下基层改造。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在《青春之歌》炙手可热的时候，他从没向人讲过他对《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作用。

母亲很幸运，这部曾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怀疑、否定的手稿几经周折，终于在1958年1月出版。

母亲十分感激秦兆阳，文革中曾私下对马联玉说过不下几十次，是秦兆阳帮助《青春之歌》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