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半个小时不到，老丁就回来了。我刚刚看完哥伦比亚作家古斯塔沃·加尔德·阿萨瓦尔的小说《白痴市场》的译音序言和作者自序。

“再扯回来。我的生活转折点是1957年。我不知道对于国家，对于别人如何，对于我，可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变化。为啥讲不大不小呢？因为，有些人是从天上落到地下，这种人的变化顶顶大，痛苦也顶顶大。有些人是从房顶上落下来的，比那些从天上落下来的人又要好些。我，本来就在地上，比起他们来，我只能算是掼了一跤，不过，掼得蛮重，所以说不大不小。一转眼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人说幸福日子过得特别快，我看痛苦日子过得也不慢，问题是看你自己的过法。1957年，党号召全党全国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我没提，因为我打心眼儿里没怀疑过英明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毛主席的伟大。就像从来我都没怀疑过太阳上还会有黑子，尽管所有天文学的书籍里都这么说。即使有，我们这种凡夫俗子的肉眼哪能看得见呢，我是那种既不敢仰视天空、而又缺乏幻想的庸人。跟着知识分子随声附和？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历史上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遗留下来，那是靠不住的。我受党的七年教育，这一点我还是能拎得清的。没提意见，不等于说我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不搭界。唉！看来一切全是命中注定！5月8号夜里，我们车间偏偏召开了一个倒头读报会。车间主任一落座，他的眼睛刚好就瞄到了我。其实，我正贴着墙角想打瞌睡。他讲：‘小丁！’那时候我当然是小丁。‘小丁！给大家读报。’完全是指令性的口气。我一再谦虚，一再推辞，一再退缩，最后他严肃起来了：‘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懂不懂？！’话说到如此原则高度，我哪能敢不念呢？当我念到兄弟的匈牙利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时候，遇到一个很陌生的洋名词——裴多菲俱乐部。当时，我念成了非多非俱乐部，而且同志们让我解释解释，我哪能解释得了呢！于是，车间主任给了我一个光荣任务，明朝上半日不上班，到区图书馆查资料，在下个星期政治学习的时候，给大家解释清楚。我当时真是个非常认真、非常服从上级命令的好青年。我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不仅翻阅了书本，还请教了图书馆馆长。才知道不是非多非，是裴多菲，是个人，是个外国人。在回厂的时候，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知识的人胸脯挺得那么高，因为他们充实。我怎么了？我充实了！那天如果给我量量身高，一定不是1米59，恐怕能超过1米60；胸脯至少高出五个厘米。一个星期我都在盼着政治学习，坦白说，以前我从来都没盼过政治学习！5月15日终于到了，——多年以后，毛主席第五卷宏文出版了，我才晓得1957年5月15日那天晚上，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秉烛达旦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全党干部。对于一个小青工来讲，那完全是九天云端之上的事情。5月15日晚上，在全车间的政治学习大会上，我就裴多菲这个洋名词，热情洋溢地讲了十五分钟。我至今都还记得：裴多菲，19世纪匈牙利革命民主主义诗人，1848年革命的杰出战士和歌手。1823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屠户的家里，他不仅用诗歌为武器向封建势力战斗，同时也用刀枪反抗外国侵略者，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最后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献出了自己的诗歌和生命，像他在诗歌里唱的那样，1849年7月31日，裴多菲在瑟斯堡战役‘死在哥萨克的矛尖上’。我还给大家讲了19世纪中叶欧洲的形势，现买现卖，说得有鼻子有眼。最后，我还用上海腔调的普通话朗诵了两句裴多菲的诗句：

那时，我就用闪光的剑锋

在一百条生命中写下：‘死亡’！

“我的朗诵还没落音，紧接着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强音向我劈头盖脸地压过来，使我惊慌万状。等我稍稍缓过神来，才知道是一阵‘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只能用惶恐、受宠若惊和负罪感来形容那时候的心情，因为我只在新闻报导里见过‘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样的句子，而且是在世界级伟大领袖人物的演讲中才会有。记者特别把这种煽动性很强、形容词很多的句子括在括弧内，以形容伟大领袖的讲话里，不断出现的警句在亿万群众中的热烈反响。讲句不该讲的闲话，就像今天美国的肥皂剧，必须配上笑声，大笑声，长时间的、热烈的狂笑声，才显得可笑一样。后来，有个旋工提问，让我解释啥叫俱乐部，俱乐部是作啥用的东西？我当时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识，哪里知道俱乐部一词来自英文的‘CLUB’呢？更不知道‘CLUB’还可以翻译为棍棒，甚至纸牌里的黑梅花也叫‘CLUB’。至于俱乐部还是夜总会的代名词，夜总会是做啥用的？即使充分去发挥想象力，也是一抹黑。应该承认，最初翻译这一名词的人，真可以算得上学贯中西，‘CLUB’和俱乐部不仅意思贴切，声音也很相似。——那时，我只能按照祖国文字的字面涵义，望文生义：‘俱，是都，是在一起的意思；乐就是快乐、欢乐的意思；部就是部落的意思。所以俱乐部可以解释为一群人欢欢乐乐地聚在一起的部落。’我当时实在是贫乏，脑子里联想到的竟是电影里非洲原始人的部落。又有个钳工提问：有多少人才能算是一个俱乐部呢？我讲：那就不一定了，三、五个人，几百人，几千人，十万人都能组成一个部落……唉！我最忌讳叹气，也止不住要长叹一声。我们老祖宗的金玉良言讲得真是好呀！言多必失！言多必失！特别是有人喝彩，你就会快乐地信口开河了。我这个小人物一夜之间就成了名人，至少成了我们车间、我们厂里的名人。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炫耀我的浅薄，死也想不到从此就种下了祸根。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有些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权挑战。我们工厂的工人们虽然都搞不清是啥个事体，也都大吃一惊。这还了得！竟敢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挑战！接着就召开各种会议，声讨起右派分子来了。因为右派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我们是应战的阶级，而且有强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贫下中农、解放军支持我们。所以表现得特别激昂慷慨，敌汽同仇。等到7月1日，毛主席又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的时候，我们的批判就显得雷声大，雨点小了。我们全厂都没有订过一份《文汇报》，当然找不到《文汇报》的方向是东南西北，批判些啥？只好多喊口号，少发言。8月9日一早全厂通知：下午停工开批判会。我吃了午饭，实在困得很，想逃会。当时批判会特别多，尤其是全厂大会，我曾经逃过一两次，谁都不晓得，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睡梦中只觉得有人一边推我，一边叫：快起来，开会了！我睁眼一看，原来是车间党支部书记。我既感觉到受宠若惊，又很不好意思。连忙爬起来就跟着他进了大饭堂，我们厂的大饭堂还兼着大礼堂的神圣使命。就像是京戏里的大名角出场一样，我一出现，全厂职工给了我一个碰头好。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强音劈头盖脸地向我压过来，我真心诚意地以为这是5月15日晚我朗诵裴多菲诗句以后的一次重复。我稍稍定了定神，觉得不像是‘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听听，是喊口号的声音。再听听，口号里居然有我的大名。这样一来，我就有些茫然了。即使我再没有自知之明，也不会想到他们喊的是‘丁某人万岁！万万岁！’可也不至于是打倒了某人吧？等我心凉胆战地再一听，那就不能以茫然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了。我真是百思而不可解，如同晴天霹雳，果真是‘打倒丁某某！’‘打倒右派分子丁某某！’当年我的灵敏度还是很高的，脑子一秒钟至少能想三个为什么。右派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我是个青年工人，工人阶级里哪里会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不对！我走进会场，找了一张凳子就要坐下来。屁股还没有挨到凳子，就听见一片怒吼：‘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一片怒吼让我懂了：不是不对，是没错。是也是，不是也是。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立即笔挺笔挺地站在我本来的阶级弟兄们面前。接着，发言者争先恐后，举手之踊跃，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怒，是我有生以来所仅见。我的脑筋又运转了一秒钟：为啥我是批判对象？我有啥反动言论？他们发言的要点是什么？这才认识到要冷静下来，听个究竟。一刻钟下来，我在他们的踊跃、激烈、愤怒之中，才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逻辑线索来。即：当今世界，有一个资产阶级恶魔叫非多非，这个人计划来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搞破坏，要组织一个野蛮人的部落，而丁某人向他保证，可以为非多非发展十万个会员。我当然明白，无风不起浪，风就是我5月15日在车间学习会上，做的关于裴多菲的介绍。可我的介绍是根据查来的资料呀！严肃、认真，而且客观。即使是解释有错误，只能是我的水平有限。既没有认识问题，更没有态度问题。仅仅一个半月，事情哪能会变得面目全非了呢？荒诞而且滑稽。不能自圆其说嘛！我以为越荒诞就越容易解释清楚，谁晓得越荒诞越难解释。我相信一个半月前听明白了并表示欣赏的大有人在，掌声就是明证。时至今日，他们都到啥地方去了呢？人！当你站在弱者一边的时候，是多么软弱啊！当你站在强者一边的时候，又是多么凶狠啊！他们根本就不允许你解释，只允许你认罪。毛主席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句话圆满解答了我的十万个为什么，而且四十年来，无一日不心悦诚服。所以，在文革中听到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暗自得意。——注意！我说的是暗自，可丝毫都没有表露出来。看起来，我比林副主席早觉悟将近十年。”老丁说到这儿，脸上竟会泛起一丝得意的微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