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淡出

果然,半个小时不到,老丁就回来了。我刚刚看完哥伦比亚作家古斯塔沃·加尔德·阿萨瓦尔的小说《白痴市场》的译音序言和作者自序。

“再扯回来。我的生活转折点是1957年。我不知道对于国家,对于别人如何,对于我,可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变化。为啥讲不大不小呢?因为,有些人是从天上落到地下,这种人的变化顶顶大,痛苦也顶顶大。有些人是从房顶上落下来的,比那些从天上落下来的人又要好些。我,本来就在地上,比起他们来,我只能算是掼了一跤,不过,掼得蛮重,所以说不大不小。一转眼已经整整四十年了!人说幸福日子过得特别快,我看痛苦日子过得也不慢,问题是看你自己的过法。1957年,党号召全党全国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我没提,因为我打心眼儿里没怀疑过英明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毛主席的伟大。就像从来我都没怀疑过太阳上还会有黑子,尽管所有天文学的书籍里都这么说。即使有,我们这种凡夫俗子的肉眼哪能看得见呢,我是那种既不敢仰视天空、而又缺乏幻想的庸人。跟着知识分子随声附和?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历史上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遗留下来,那是靠不住的。我受党的七年教育,这一点我还是能拎得清的。没提意见,不等于说我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不搭界。唉!看来一切全是命中注定!5月8号夜里,我们车间偏偏召开了一个倒头读报会。车间主任一落座,他的眼睛刚好就瞄到了我。其实,我正贴着墙角想打瞌睡。他讲:‘小丁!’那时候我当然是小丁。‘小丁!给大家读报。’完全是指令性的口气。我一再谦虚,一再推辞,一再退缩,最后他严肃起来了:‘这是党对你的信任,懂不懂?!’话说到如此原则高度,我哪能敢不念呢?当我念到兄弟的匈牙利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时候,遇到一个很陌生的洋名词——裴多菲俱乐部。当时,我念成了非多非俱乐部,而且同志们让我解释解释,我哪能解释得了呢!于是,车间主任给了我一个光荣任务,明朝上半日不上班,到区图书馆查资料,在下个星期政治学习的时候,给大家解释清楚。我当时真是个非常认真、非常服从上级命令的好青年。我整整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不仅翻阅了书本,还请教了图书馆馆长。才知道不是非多非,是裴多菲,是个人,是个外国人。在回厂的时候,第一次体会到为什么有知识的人胸脯挺得那么高,因为他们充实。我怎么了?我充实了!那天如果给我量量身高,一定不是1米59,恐怕能超过1米60;胸脯至少高出五个厘米。一个星期我都在盼着政治学习,坦白说,以前我从来都没盼过政治学习!5月15日终于到了,——多年以后,毛主席第五卷宏文出版了,我才晓得1957年5月15日那天晚上,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秉烛达旦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全党干部。对于一个小青工来讲,那完全是九天云端之上的事情。5月15日晚上,在全车间的政治学习大会上,我就裴多菲这个洋名词,热情洋溢地讲了十五分钟。我至今都还记得:裴多菲,19世纪匈牙利革命民主主义诗人,1848年革命的杰出战士和歌手。1823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屠户的家里,他不仅用诗歌为武器向封建势力战斗,同时也用刀枪反抗外国侵略者,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最后为民族独立与解放,献出了自己的诗歌和生命,像他在诗歌里唱的那样,1849年7月31日,裴多菲在瑟斯堡战役‘死在哥萨克的矛尖上’。我还给大家讲了19世纪中叶欧洲的形势,现买现卖,说得有鼻子有眼。最后,我还用上海腔调的普通话朗诵了两句裴多菲的诗句:

那时,我就用闪光的剑锋

在一百条生命中写下:‘死亡’!

“我的朗诵还没落音,紧接着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强音向我劈头盖脸地压过来,使我惊慌万状。等我稍稍缓过神来,才知道是一阵‘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我只能用惶恐、受宠若惊和负罪感来形容那时候的心情,因为我只在新闻报导里见过‘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样的句子,而且是在世界级伟大领袖人物的演讲中才会有。记者特别把这种煽动性很强、形容词很多的句子括在括弧内,以形容伟大领袖的讲话里,不断出现的警句在亿万群众中的热烈反响。讲句不该讲的闲话,就像今天美国的肥皂剧,必须配上笑声,大笑声,长时间的、热烈的狂笑声,才显得可笑一样。后来,有个旋工提问,让我解释啥叫俱乐部,俱乐部是作啥用的东西?我当时一个英文字母都不识,哪里知道俱乐部一词来自英文的‘CLUB’呢?更不知道‘CLUB’还可以翻译为棍棒,甚至纸牌里的黑梅花也叫‘CLUB’。至于俱乐部还是夜总会的代名词,夜总会是做啥用的?即使充分去发挥想象力,也是一抹黑。应该承认,最初翻译这一名词的人,真可以算得上学贯中西,‘CLUB’和俱乐部不仅意思贴切,声音也很相似。——那时,我只能按照祖国文字的字面涵义,望文生义:‘俱,是都,是在一起的意思;乐就是快乐、欢乐的意思;部就是部落的意思。所以俱乐部可以解释为一群人欢欢乐乐地聚在一起的部落。’我当时实在是贫乏,脑子里联想到的竟是电影里非洲原始人的部落。又有个钳工提问:有多少人才能算是一个俱乐部呢?我讲:那就不一定了,三、五个人,几百人,几千人,十万人都能组成一个部落……唉!我最忌讳叹气,也止不住要长叹一声。我们老祖宗的金玉良言讲得真是好呀!言多必失!言多必失!特别是有人喝彩,你就会快乐地信口开河了。我这个小人物一夜之间就成了名人,至少成了我们车间、我们厂里的名人。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炫耀我的浅薄,死也想不到从此就种下了祸根。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有些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权挑战。我们工厂的工人们虽然都搞不清是啥个事体,也都大吃一惊。这还了得!竟敢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挑战!接着就召开各种会议,声讨起右派分子来了。因为右派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我们是应战的阶级,而且有强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主席,贫下中农、解放军支持我们。所以表现得特别激昂慷慨,敌汽同仇。等到7月1日,毛主席又为《人民日报》写了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的时候,我们的批判就显得雷声大,雨点小了。我们全厂都没有订过一份《文汇报》,当然找不到《文汇报》的方向是东南西北,批判些啥?只好多喊口号,少发言。8月9日一早全厂通知:下午停工开批判会。我吃了午饭,实在困得很,想逃会。当时批判会特别多,尤其是全厂大会,我曾经逃过一两次,谁都不晓得,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睡梦中只觉得有人一边推我,一边叫:快起来,开会了!我睁眼一看,原来是车间党支部书记。我既感觉到受宠若惊,又很不好意思。连忙爬起来就跟着他进了大饭堂,我们厂的大饭堂还兼着大礼堂的神圣使命。就像是京戏里的大名角出场一样,我一出现,全厂职工给了我一个碰头好。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强音劈头盖脸地向我压过来,我真心诚意地以为这是5月15日晚我朗诵裴多菲诗句以后的一次重复。我稍稍定了定神,觉得不像是‘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再听听,是喊口号的声音。再听听,口号里居然有我的大名。这样一来,我就有些茫然了。即使我再没有自知之明,也不会想到他们喊的是‘丁某人万岁!万万岁!’可也不至于是打倒了某人吧?等我心凉胆战地再一听,那就不能以茫然来形容我当时的感觉了。我真是百思而不可解,如同晴天霹雳,果真是‘打倒丁某某!’‘打倒右派分子丁某某!’当年我的灵敏度还是很高的,脑子一秒钟至少能想三个为什么。右派分子属于资产阶级,我是个青年工人,工人阶级里哪里会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不对!我走进会场,找了一张凳子就要坐下来。屁股还没有挨到凳子,就听见一片怒吼:‘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一片怒吼让我懂了:不是不对,是没错。是也是,不是也是。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立即笔挺笔挺地站在我本来的阶级弟兄们面前。接着,发言者争先恐后,举手之踊跃,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怒,是我有生以来所仅见。我的脑筋又运转了一秒钟:为啥我是批判对象?我有啥反动言论?他们发言的要点是什么?这才认识到要冷静下来,听个究竟。一刻钟下来,我在他们的踊跃、激烈、愤怒之中,才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逻辑线索来。即:当今世界,有一个资产阶级恶魔叫非多非,这个人计划来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搞破坏,要组织一个野蛮人的部落,而丁某人向他保证,可以为非多非发展十万个会员。我当然明白,无风不起浪,风就是我5月15日在车间学习会上,做的关于裴多菲的介绍。可我的介绍是根据查来的资料呀!严肃、认真,而且客观。即使是解释有错误,只能是我的水平有限。既没有认识问题,更没有态度问题。仅仅一个半月,事情哪能会变得面目全非了呢?荒诞而且滑稽。不能自圆其说嘛!我以为越荒诞就越容易解释清楚,谁晓得越荒诞越难解释。我相信一个半月前听明白了并表示欣赏的大有人在,掌声就是明证。时至今日,他们都到啥地方去了呢?人!当你站在弱者一边的时候,是多么软弱啊!当你站在强者一边的时候,又是多么凶狠啊!他们根本就不允许你解释,只允许你认罪。毛主席说:‘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一句话圆满解答了我的十万个为什么,而且四十年来,无一日不心悦诚服。所以,在文革中听到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暗自得意。——注意!我说的是暗自,可丝毫都没有表露出来。看起来,我比林副主席早觉悟将近十年。”老丁说到这儿,脸上竟会泛起一丝得意的微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