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淡出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18床正巧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我是20床,和我只隔着19床。19床是一个膀胱结石的病人,比18床的年龄还要大,72岁。我注意到,18床对任何一个新来的病人都会做这样的自我介绍:

“我叫老丁,现年64岁,退休的手表厂工人。身高三米59,体重34公斤,脱了衣服,两排肋骨分外鲜明。如果被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看见,一定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大叫:多好用的一块搓衣板啊!因为我远看散光,近看老花,所以很奢侈地占有两副眼镜。”

老丁认识本院几乎所有的医生、护士,以及勤杂工,甚至住院部的看门人。熟悉本病区每一个病人的病史、简历,乃至家史。一个新来的病人刚走近自己的床位,医生还没来,老丁就站在病人的眼前了。他会亲切地向病人问长问短,如果病人不能说话,他就和送病人入院的家属攀谈。主动介绍医院里的制度和不成文的规定。关于伙食标准,关于陪床亲人应办的手续等等等等等等。常言道:久病成医,而且还可能是良医。老丁有档案的病史始于八十年代初,他住过的医院不下十余家。所以,不管是什么伤病,经过他对病人的审视和询问,就八九不离十了。他会告诉病人或病人家属,医生可能采取什么措施。譬如骨折,他一看X光片,就知道医生要给他上石膏,还是上夹板。如果是膀胱结石,把CT造影给他一看,他就能说出医生将要用手术取出,还是用药物加大量的饮水进行冲洗,或用其它方法予以击碎。如果是肿瘤,是否已经恶化?早期?中期?还是晚期?他都会很委婉地说出自己的判断,并使病人和病人家属安心。如果是早期癌症,他会说:“恭喜恭喜!你这是早期,也可以讲是最初期,轻轻一刀就再无后顾之忧了,没事体。”如果是中期癌症,他则说:“幸亏你的病发现得比较早,幸好还不是晚期。如今,科学发达,方法很多,而且中国医生的医术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在此之前,病人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你是生逢其时,你的病也是生逢其时。不要紧张!毛主席早就对病人讲过一句至理名言:既来之,则安之。讲的好,讲的太好了!安心养病,和医生好好配合,没事体!”如果是到了晚期,他也有让人听起来顺耳的话:“你千万不要灰心,今日中国可不是往日的中国。我们的医学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高明。首先是治疗手段比他们还要多。他们有手术,我们也有呀。他们有化疗,我们也有呀。他们有放射治疗,我们也有呀!也就是讲:别人有,我们有;别人没有,我们也有。譬如说:中国还有中国独一无二的国粹,中草药是一绝吧。还有气功,可以讲:神了!至于民间偏方如果碰对了,灵极了!当然,在医院里,气功和偏方都属于禁止使用之列。(他忽然把声音压得很低)这纯属门户之见,如果他们束手无策,我们不妨自己试一试,死马……(我想他差一点没说出的一句话准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嘛!’他真会悬崖勒马!)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吉人自有天象,你一脸福相……一定会逢凶化吉。”所有病人的症状,事后经过医生使用许多高科技仪器检查以后,与老丁之所料,大体不差。治疗措施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记得,我入院第三天的上午,医生刚刚查完房,他又像幽灵似的站在我的面前了。开始是站在我的床边,过了一分半钟,他默默地在我的床边坐下来;又过了一分半钟,他的嘴就几乎贴在我的耳边了。我很客气地问:

“您是……?”我仅仅是表达了发问的意向,实际上我的问题还没提出,他就开始回答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话就像正要溢出的湖水,我的问就像一只湖岸边的泥鳅漫不经心地摆了一下尾巴,立即就会冲出一条溪水,而后,奔流不息,以至汹涌澎湃。

“敝姓丁,无论老少。尊卑,都把我叫老丁。在医院里,就叫我18床好啦。我晓得你一定会问我为啥住院。我住院理由既简单、也很不简单。就是两个字:待查。我所有的器官几乎都检查过两遍以上,有些是用X光、CT、B超、ECT加上造影。有些是用各种探测器,如膀胱镜、胃镜、肠镜……接受检查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些是很痛的。特别是胃镜,那么大的金属探头,在胃里翻来复去地折腾,你恨不能即刻死掉。说到死,我和别人的认识决然不同……”

“……”我的目光一定透露了我乐意想再问个为什么的意向,他在这一点敏感之极。我以为他会马上又打开闸门,让语言的洪流把我淹没。但他这一次只反常地、含混而有点像自语地说:

“唔,……我……并不在乎……从什么地方出发……到达终点的距离,在自家屋里?还是在医院里?……我只在乎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的过程……过程……”他再没有说下去了。

我点了点头,好像懂了似的。实际上我并没听懂,但如果再问下去,必然会涉及到他的隐私,因此也就不必问了。但他的语犹未尽,我赶快想转换一个很容易结束的话题。

“我知道,您在医院里很……”我选择了一句比较委婉的话。“您在医院里很有人缘。”谁知道事与愿违,正好给了他一个滔滔不绝的由头。

“是吗?”他似乎不以为然地微乎其微地摇摇头。“还是昨天我在专用电梯门前对你讲的那句闲话,我这个人顶太平了!因为我老早就向一切……我说的一切是真正的、无所不包的一切。我老早就向一切举手投降了!”他说着就像一个矮人国的败兵那样,高高举起无论怎么用劲都神不直的双手。“我住过好几家医院,知道我姓甚名谁的人极少,人们知道的只是我的床位号,譬如现在:都把我叫做18床。我也曾经是36床、28床、71床、13床。还作过1床,‘拿摩温’,就是NUMBERONE的洋泾浜讲法,这是半个世纪以前,在上海外国人开的工厂里,人们对工头的尊称。13,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吉利。‘拿摩温’,第一,老大,听说有些非洲酋长就自称‘拿摩温’,黑手党教父也称‘拿摩温’,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光彩。因为无论什么号头,后头都拖着一张床。36床!28床!13床!1床!我一入院就记住了,一听号数,就晓得是不是叫我老丁的。我不是没有风光过。刚解放的时候,我进了工厂,做了顶顶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我的两个阿哥都是知识分子,解放前还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公司里做过事,虽说都是些小差事,他们的历史上毕竟有那么一滴滴污点。所以,一解放就写不完的交待,做不完的检讨,挨不完的批判。有时候在他们遭难的时候,我一方面有点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几几乎和资产阶级沾上边而后怕不已。解放前,先父完全可以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只进过三天学堂,还是帝国主义以天主教的名义办的小学校,只学会了‘义光小学’四个字,就肄业了。这叫因祸得福!说真的,我现在有这点文化知识,最初是在工厂上夜校学得来的呢!从扫盲班一直提高到速成中学水平,后来文化大革命给我又创造了一个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机会,——那是后话。没想到,在红旗下学的文化也中下了毒素。这大概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随着语言文字在我头脑里潜移默化的结果。无怪那些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在六十年代中叶,敢于批判斯大林,指出他关于‘语言文字没有阶级性’的论断纯属谬论。这种论断使得资产阶级可以趁虚而入,据说是,语言文字是资产阶级的先天优势。当然,六十年代中叶不是五十年代初叶。以斯大林为世界革命核心的时代,随着斯大林的逝世也就过去了。我一直都很不理解,那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其威望如日中天,也会在时间中贬值!……才短短几十年呀!可是,那些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经典,却偏偏还有很多人顶礼膜拜。像孔老二、耶和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而且崇拜者越来越多。长此以往,人类不是又回归混沌了么?!又扯远了!扯远了!”

我为了表示理解,笑了。

“18床!”小护士露露喊叫他。“到二楼检查肺功能,现在就去!”

“是!”老丁小声对我说:“一个星期前才检查过,我理解,他们是为了创收。反正我现在还有‘劳保’……回来再继续讲下去,一息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