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这个18床正巧和我住在同一个病室，我是20床，和我只隔着19床。19床是一个膀胱结石的病人，比18床的年龄还要大，72岁。我注意到，18床对任何一个新来的病人都会做这样的自我介绍：

“我叫老丁，现年64岁，退休的手表厂工人。身高三米59，体重34公斤，脱了衣服，两排肋骨分外鲜明。如果被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看见，一定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大叫：多好用的一块搓衣板啊！因为我远看散光，近看老花，所以很奢侈地占有两副眼镜。”

老丁认识本院几乎所有的医生、护士，以及勤杂工，甚至住院部的看门人。熟悉本病区每一个病人的病史、简历，乃至家史。一个新来的病人刚走近自己的床位，医生还没来，老丁就站在病人的眼前了。他会亲切地向病人问长问短，如果病人不能说话，他就和送病人入院的家属攀谈。主动介绍医院里的制度和不成文的规定。关于伙食标准，关于陪床亲人应办的手续等等等等等等。常言道：久病成医，而且还可能是良医。老丁有档案的病史始于八十年代初，他住过的医院不下十余家。所以，不管是什么伤病，经过他对病人的审视和询问，就八九不离十了。他会告诉病人或病人家属，医生可能采取什么措施。譬如骨折，他一看X光片，就知道医生要给他上石膏，还是上夹板。如果是膀胱结石，把CT造影给他一看，他就能说出医生将要用手术取出，还是用药物加大量的饮水进行冲洗，或用其它方法予以击碎。如果是肿瘤，是否已经恶化？早期？中期？还是晚期？他都会很委婉地说出自己的判断，并使病人和病人家属安心。如果是早期癌症，他会说：“恭喜恭喜！你这是早期，也可以讲是最初期，轻轻一刀就再无后顾之忧了，没事体。”如果是中期癌症，他则说：“幸亏你的病发现得比较早，幸好还不是晚期。如今，科学发达，方法很多，而且中国医生的医术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在此之前，病人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你是生逢其时，你的病也是生逢其时。不要紧张！毛主席早就对病人讲过一句至理名言：既来之，则安之。讲的好，讲的太好了！安心养病，和医生好好配合，没事体！”如果是到了晚期，他也有让人听起来顺耳的话：“你千万不要灰心，今日中国可不是往日的中国。我们的医学比西方发达国家还要高明。首先是治疗手段比他们还要多。他们有手术，我们也有呀。他们有化疗，我们也有呀。他们有放射治疗，我们也有呀！也就是讲：别人有，我们有；别人没有，我们也有。譬如说：中国还有中国独一无二的国粹，中草药是一绝吧。还有气功，可以讲：神了！至于民间偏方如果碰对了，灵极了！当然，在医院里，气功和偏方都属于禁止使用之列。（他忽然把声音压得很低）这纯属门户之见，如果他们束手无策，我们不妨自己试一试，死马……（我想他差一点没说出的一句话准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嘛！’他真会悬崖勒马！）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吉人自有天象，你一脸福相……一定会逢凶化吉。”所有病人的症状，事后经过医生使用许多高科技仪器检查以后，与老丁之所料，大体不差。治疗措施也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记得，我入院第三天的上午，医生刚刚查完房，他又像幽灵似的站在我的面前了。开始是站在我的床边，过了一分半钟，他默默地在我的床边坐下来；又过了一分半钟，他的嘴就几乎贴在我的耳边了。我很客气地问：

“您是……？”我仅仅是表达了发问的意向，实际上我的问题还没提出，他就开始回答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话就像正要溢出的湖水，我的问就像一只湖岸边的泥鳅漫不经心地摆了一下尾巴，立即就会冲出一条溪水，而后，奔流不息，以至汹涌澎湃。

“敝姓丁，无论老少。尊卑，都把我叫老丁。在医院里，就叫我18床好啦。我晓得你一定会问我为啥住院。我住院理由既简单、也很不简单。就是两个字：待查。我所有的器官几乎都检查过两遍以上，有些是用X光、CT、B超、ECT加上造影。有些是用各种探测器，如膀胱镜、胃镜、肠镜……接受检查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些是很痛的。特别是胃镜，那么大的金属探头，在胃里翻来复去地折腾，你恨不能即刻死掉。说到死，我和别人的认识决然不同……”

“……”我的目光一定透露了我乐意想再问个为什么的意向，他在这一点敏感之极。我以为他会马上又打开闸门，让语言的洪流把我淹没。但他这一次只反常地、含混而有点像自语地说：

“唔，……我……并不在乎……从什么地方出发……到达终点的距离，在自家屋里？还是在医院里？……我只在乎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的过程……过程……”他再没有说下去了。

我点了点头，好像懂了似的。实际上我并没听懂，但如果再问下去，必然会涉及到他的隐私，因此也就不必问了。但他的语犹未尽，我赶快想转换一个很容易结束的话题。

“我知道，您在医院里很……”我选择了一句比较委婉的话。“您在医院里很有人缘。”谁知道事与愿违，正好给了他一个滔滔不绝的由头。

“是吗？”他似乎不以为然地微乎其微地摇摇头。“还是昨天我在专用电梯门前对你讲的那句闲话，我这个人顶太平了！因为我老早就向一切……我说的一切是真正的、无所不包的一切。我老早就向一切举手投降了！”他说着就像一个矮人国的败兵那样，高高举起无论怎么用劲都神不直的双手。“我住过好几家医院，知道我姓甚名谁的人极少，人们知道的只是我的床位号，譬如现在：都把我叫做18床。我也曾经是36床、28床、71床、13床。还作过1床，‘拿摩温’，就是NUMBERONE的洋泾浜讲法，这是半个世纪以前，在上海外国人开的工厂里，人们对工头的尊称。13，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吉利。‘拿摩温’，第一，老大，听说有些非洲酋长就自称‘拿摩温’，黑手党教父也称‘拿摩温’，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光彩。因为无论什么号头，后头都拖着一张床。36床！28床！13床！1床！我一入院就记住了，一听号数，就晓得是不是叫我老丁的。我不是没有风光过。刚解放的时候，我进了工厂，做了顶顶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我的两个阿哥都是知识分子，解放前还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公司里做过事，虽说都是些小差事，他们的历史上毕竟有那么一滴滴污点。所以，一解放就写不完的交待，做不完的检讨，挨不完的批判。有时候在他们遭难的时候，我一方面有点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几几乎和资产阶级沾上边而后怕不已。解放前，先父完全可以把我培养成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只进过三天学堂，还是帝国主义以天主教的名义办的小学校，只学会了‘义光小学’四个字，就肄业了。这叫因祸得福！说真的，我现在有这点文化知识，最初是在工厂上夜校学得来的呢！从扫盲班一直提高到速成中学水平，后来文化大革命给我又创造了一个博览群书，自学成才的机会，——那是后话。没想到，在红旗下学的文化也中下了毒素。这大概就是资产阶级思想随着语言文字在我头脑里潜移默化的结果。无怪那些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在六十年代中叶，敢于批判斯大林，指出他关于‘语言文字没有阶级性’的论断纯属谬论。这种论断使得资产阶级可以趁虚而入，据说是，语言文字是资产阶级的先天优势。当然，六十年代中叶不是五十年代初叶。以斯大林为世界革命核心的时代，随着斯大林的逝世也就过去了。我一直都很不理解，那样伟大的革命领袖，其威望如日中天，也会在时间中贬值！……才短短几十年呀！可是，那些宗教界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经典，却偏偏还有很多人顶礼膜拜。像孔老二、耶和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而且崇拜者越来越多。长此以往，人类不是又回归混沌了么？！又扯远了！扯远了！”

我为了表示理解，笑了。

“18床！”小护士露露喊叫他。“到二楼检查肺功能，现在就去！”

“是！”老丁小声对我说：“一个星期前才检查过，我理解，他们是为了创收。反正我现在还有‘劳保’……回来再继续讲下去，一息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