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有一个好政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大会、小会以后，并没给我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按党中央的所有书面文件和领袖人物的讲话精神：工人阶级中间的的确确不应该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此，车间党支部和厂党委实在没法向上级党委起草报告。口头汇报上去，请求上级党委指示。上级党委就是上级党委，当然有明白人。很快，正确的指示就下来了：够不上分子，他不还是个人吗！给他定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不就可以了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注释：劳动锻炼和劳动改造是有区别的。问题迎刃而解！我下放的地方是长江出海口中间的崇明岛上，天高地厚，崇明岛仍然隶属于上海。让上海人离开上海就像让吃奶的小毛头离开娘的乳头一样痛苦，崇明岛隶属于上海，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实，由此可见我的地理知识贫乏到了极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看到，听到的世事越来越多，越觉得后怕，也不但是后怕，在后怕中还有那么一点点快慰。一个如此浅薄、如此贫乏、如此卑微的人，一不小心，会犯下如此大胆、如此深刻、如此严重的罪过。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冒一身冷汗。我的言行竟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联系到一起了，多年以后才了解到，裴多菲俱乐部原来是布拉格之春的产物，布拉格之春的倾向一直发展到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的解体。同时也看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他老早就预见到了！可惜，他老人家过世太早，否则，国际共运的局势绝对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步田地。因为毛主席一定会力挽狂澜，成为名副其实的全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

“您……”我插断他的话说：“您这么大的年纪，病病歪歪，还如此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不多见。”

“差矣！你千万不要误解，后半辈子我啥事体都不关心，只是看看、听听、想想，连讲都不愿讲。也没人听我讲，唉！没人听我讲！今朝不晓得为什么，我的话就像下坡的车，停不牢了。我从1957年以后，有了一个优点，也只有这么一个优点，就是自知之明。我很清楚，我是啥？在梦中，我永远是大丛林里一只顶小顶小的蜂鸟，卷起一片树叶就是我的小巢，关心啥？关心有啥用？啥事体要你关心？我尽量想缩在我自己的小巢里厢，不让人看见。偏着小脑袋向外张张，看着丛林里的大象。狮子、虎。豹、豺、狼、熊、狐、鼠、兔，无休无止地格斗。我知道它们比起我来，都是力大无穷的庞然大物。可是，我在树上、高处、暗处，它们就显得非常渺小了。于是我就有了一些满足感，没有让精神和躯壳的轻重悬殊太大，而使得我生命的天平过于倾斜。我看见，它们在枯枝败叶上纵横捭阖，殊死搏斗。我特别欣赏猕猴争王，有时是众对寡的围剿，有时是一对一的撕咬，成者为王，败者为贼。为贼，为王，谁也免不了一亡。动物，只要是能动的物，就不太平。小到蚂蚁也要诸侯割据，列阵对垒。一个军团对另一个军团，日夜鏖战。沙丘、土堆、树干，都是他们的战场。俨然春秋战国，一如人类攻城掠地的战争，小溪横陈似江河，雨点溅落如山崩。实在有趣得很！像我这般小的动物，对它们拼杀的最终目的都难以理解。所以，我既不觉得珍馐美味好吃，又不觉得名牌洋服阔绰。一只蜂鸟一顿只要一粒花籽，足够了！我现在只有三大嗜好，一个是抽香烟，只抽牡丹牌，因为价钱对于我比较适中。香烟可以帮助我悠闲地沉思瞑想。俗话讲得好：‘饭后一支烟，快乐似神仙。’不无道理呀！我当然知道抽烟有害健康，一百个医生一百个反对抽烟，他们谆谆告诫烟民：你们会因为抽烟付出沉重的代价，会生肺心病。气管炎。肺结核、肺癌。而我觉得，抽烟和赴宴、剪彩、演讲、呲牙咧嘴等着记者拍照、生病、吃药、打针、拍X光片……等等等等一样，都是生命的过程。你的过程可以是轰轰烈烈地打仗，可以是辉煌灿烂地‘做秀’；为啥我的过程就不能是默默无闻地抽烟呢？当然，我绝不会在病房里抽烟。抽烟比打仗还要可怕么？枪一响，尸横遍野。抽烟比‘做秀’还要危险么？美国有好几位总统都是因为‘做秀’，被人杀死的。我的第二个爱好是吃老酒，一般只吃‘尖庄大曲’，理由仍然是价钱适中。天天喝，在医院里也不例外。每天晚上，护士熄了灯，我就把酒拿出来了。我买来酒就换瓶子，把酒装进氯化钠瓶子里。不多，一顿三小杯。每天夜里三杯下肚，比一切镇静剂、安眠药都要灵光。听人讲，海洛英和大麻都有造梦的功能，没尝试过，也不敢去尝试。老酒对于我，确有造梦的功能。在老酒制造的梦里，自始至终都闻得见酒香。蜂鸟的世界，诡秘离奇，色彩艳丽，音响美妙……一觉醒来，浑身上下的骨头都酥了。护士查房，闻见酒味。我和她们‘捣浆糊’……‘捣浆糊’你懂吧？这是上海人近几年的新创造，这个词妙极了！虽然很难解释清楚，任何人都可以意会。其用途却是非常之广，且最具时代特色。可以说，凡是精通‘捣浆糊’的人就能成为‘当代英雄’。我对护士讲：‘你闻到的是医用酒精的味道。’护士讲：‘不是，医用酒精没香味。’我讲：‘现在是商品经济，医用酒精为了促销，也要加香精的。’她捂着嘴巴笑起来，因为她当然晓得我在偷偷地吃老酒。我的第三个爱好就是听半导体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帮助我听很远的声音，从而想象到很远的风景。无论什么电台我全都要听，中央台、地方台、外国台，总而言之，全世界的电台只要我听得懂，我全都听。当然，主要是汉语，英语，我自学的英语，讲得不地道，可以听，能听懂三分之二……托改革开放的福，无论听什么电台都不算‘偷听敌台’了。如果我讲：我关心国际大事是为了竞选联合国秘书长，恐怕墙旮旯的蝉唧（蟋蟀）都要笑落大牙。我既不是心怀鬼胎，甚至也不是好奇。我认为，这也是生命的过程，我在生命过程中，恪守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影响任何人。我听当天发生的事比看《史记》还要冷静，不仅从来没有足球球迷那种狂热，也没有足球球迷那种强烈的倾向性。啊！甲队进了一个球，乙队紧接着也进了一个球，足球比赛嘛，不是你踢进，就是他踢进，再不然全都踢不进。明代中叶，泰州学派有一位学人、兴化陶匠韩贞，每当别人向他提到时事、世事，他就大叫：‘光阴有几，乃作此闲谈耶？’其实，他的骨子里依然是最狂妄的愤世嫉俗。不，我可‘狂’不起来！能够爬上岸，甩干身上的水，躲进一个旮旯里，一面舔着伤口，一面把新闻当故事听，这难道不是落水狗的幸福吗！有人一想到1957年就哭之呜啦，我则相反，一想起1957年就笑嘻嘻。我这只小蜂鸟，想要组织一个十万会员的裴多菲俱乐部？！太伟大了！我都不晓得我自己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十万只蜂鸟！地球上还有没有十万只蜂鸟呢？嘻嘻嘻嘻嘻……”笑的声音大了些，他立即用他那枯树枝一样的手捂住自己的嘴。在他捂住嘴的时候，我听见病房里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年轻的女声，一个是极度衰老而含混不清的男声。女声像是训斥婴儿一样，男声也像婴儿似的和她顶嘴。女声：

“我不就是去撒了一泡尿吗！你嘟哝个啥。撒尿不行啊？我也是人哩！是人，就要拉屎撒尿。你不是也要撒尿拉屎嘛？你连拉屎撒尿都不会讲一声，沥沥啦啦，一泡屎就让人家给你收拾半天。你有钞票就是人，我拿了你的钞票，就得把我做人的资格都卖给你了？”

男声：

“人家要吐痰嘛……”

“你不会忍一会儿，含在口里，我死不了总是要来的嘛！”

“我叫了好几声了……”

“我不是说了吗，在厕所里，在厕所里！你知道女厕所离你的床位有多远？我能听得见？就是听见了，尿到一半，我能夹住不尿即时现刻赶回来吗？”

“好，好，你有理！我没理……”

“那当然，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承认没理，我不追究。”

“我要…”

“我知道你又要吃了，吃啥？”

“月饼，杏花楼的……”

“你还要挑挑拣拣？还不是因为昨天听我说，今年，北京的高干都吃上海杏花楼的月饼，北京的老百姓也凑热闹，像荒年时候抢购面粉一样，抢购上海杏花楼的月饼。你呀，也是凑热闹，听风就是雨。多亏你有九个儿女，个个都买得起月饼，大女儿给你买杏花楼的，三儿子给你买龙华寺的，小女儿给你买香港的荣华月饼……你有得挑，有得拣。给！吃！慢点！拿着，拿好，对，真乖！”老人手里一拿到食物，就完完全全回到了襁褓时代。布满皱纹的脸上，立即现出一副怡然自得的娃娃像。

老丁悄声对我说：

“这是21床和他的护工小谢。”

“什么是护工？”

“护工就是重病人自己雇来的佣人，因为中国医院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比起来，病人太多，医护人员太少。那些日夜需要护理的病人就必须自己雇人。这些护工大部分都来自那个出了个朱皇帝的安徽省，这个小谢就来自安徽铜陵，别看她年纪不大，二十多岁，已经是三个娃娃的姆妈了。我知道你要问我，她为啥能生三个小孩，有特权？没！她属于母豹子那一类的女人，为了护自家的小崽，枪塞进她嘴里都不怕。要儿子，传种接代，不达目的死不甘休。偏偏时运不济，只有第一个千金是平平安安地生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取名叫家生。为了生第二胎，挺着大肚子逃亡在外，孩子来得仓促，娘刚刚钻进路边的窑洞，女儿就溜出来见市面了，又是一个千金。为了生第三胎，远离家乡，在洞庭湖上娘舅家的一条货船上帮工。孩子一下地，小谢一看，又是一个千金。抓起哈蟆似的婴儿就要往湖里丢，要不是她娘舅眼疾手快，三千金一出世就归天了。她哭天号地：‘天啊！地呀！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啊！命中就没有个带把儿的壶呀！’娘舅对她讲：‘你娘生你的时候，我只看见她笑，可没看见她哭！你要淹死她，你就要先淹死你自己。你不也是女人吗？没有你，哪会有她？’看样子到今天她还没死心。她宁肯受罚，罚款很高也不在乎。小谢在村子里是民办教师，一个月才八十元，而且寒暑假都没有工资。老公是个面向黄土背朝天，本本分分的农民，背了好重的债务，还要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太艰难了！到上海的医院来当护工，一天一夜的工资是二十元，交给医院两元，租一张躺椅睡觉一夜两角，一天至少可以净赚拾元。八天就能挣她在乡下为人师表的全部所得，辛苦是辛苦，安徽来的乡下人只要有钱赚，苦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