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在体育方面是个弱者，我记得在中学时候参加过百米赛跑，一百米冲刺下来，心跳增加两倍。据一个医生的儿子告诉我：剧烈运动之后的脉搏和血压必然急剧上升。何不如此这般呢？我选了一个我的感觉告诉我的好日子，偷偷地侦察了一下“敌情”。医务室里的病人很少，我围着草垛竭尽全力奔跑起来，直到我自己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为止，连忙慢跑冲向医务室，既不能使心脏平静下来，又不能泄露出一丝喘息的声音。我装着垂首皱眉，慢步走进医务室，而且扶了一下门框。刘铁梅首先看见我，她对我似乎并无恶意，先决条件可能是我并非女人，不可能成为她的威胁。在中国，同性恋者好象比较少，即使多也不会遭到怀疑。因为一般人都只承认同性者相斥，异性者相吸。从不承认有性倒错的现象。男男同床，女女相亲都不会遭到责难。男女授受则必须在严厉的目光监督之下才得以许可。她走到我面前，亲切地问我：
“怎么了？梁锐！”
“心……心跳得……很……很厉害。”我的心跳真的又加剧了，因为我在她面前过于紧张，几乎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她抓住我的手腕，很专注地切脉。此时，我最担心的就是心脏忽然恢复正常。她向护士说：
“拿血压计。”我暗暗高兴，说明我的不正常的心脏跳动引起了她的注意。
在她往我胳膊上绑血压计的时候，一种奇特的感觉掠过我的脑际：她手里拿的该不是绳索吧？我能逃脱吗？膨胀起来的血压计越来越紧，使我心悸不已。我差一点真的晕死过去了。当她从我胳膊上解下血压计的时候，我有一种松绑的轻松感。她冷冷地说：
“小伙子呀！小伙子！你们就是不爱护身体，你们无权搞坏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不！是属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在这儿坐一会，让我们观察一下，不许走动！”
顿时我就象被浇了一桶冰水，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透心凉。我不知道她说的坐一会儿是多长的时间，而且不许走动。这么一来，脉搏和血压肯定又会恢复正常。长时间的煞费心机，玩儿命般的狂跑，只有大约五分钟的功效。眼看着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只要这位铁梅把“转院检查”四个字写在病历卡上，再签上一个“刘”字，我就可以向长途汽车站飞奔而去了。即使每分钟脉搏八百跳或者八跳，对我都无所谓了。但是，这个倒霉的“但是”把一切全部给毁掉了。我坐在硬板凳上，痴痴呆呆地看着稳坐在墙角一张大网中心的那只大蜘蛛，网上有一只小蛾子在挣扎。医务室里有蜘蛛网！？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天安门上都能出现江青、康生、姚文元一类动物，医务室为什么不能有织网的毒蜘蛛，我就是那只小蛾子，那个叫铁梅的女人就是那只大蜘蛛。它一动也不动，对那只蛾子连看也不看，沉着得让人忿怒，让人恶心！那只小蛾子，也就是我，完全无能为力了。那么纤细的丝都挣不脱，事实证明，不挣还好些，越挣，裹得越紧，而且促使她及早把我吃掉，我真没想到，对于自身的命运会如此无能！我总算是个汉子吧！画地为牢竟然把我关得死死的，我就不能想个脱身之计吗？此时，我又想起死去了一千七百多年的诸葛孔明先生，真没出息！我看见刘铁梅和余寿臣交头接耳地讨论着什么，可到底是什么，我从口型上根本看不出。隐隐约约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只是联成一片的音响，分不清经纬来，使我心发怵来手发麻，耳朵眼儿里吱吱响。他们肯定是在议论我，他和她用眼角的余光不时交替地向我射击，点发，而不是连发。突然感到我的两腋之下有两条冰冷的小蛇蜿蜒爬向裤腰，我吓得几乎尖叫起来。伸手一摸，原来是两行冷汗。一阵虚惊之后，又是忐忑不安的等待。我想，在被告席上等待宣判的罪犯也不过如此了！刘铁梅走过来，猛地抓住我的手腕。——给我戴手铐？——她重又给我捆上了血压计，我就象失去了武器的战俘一样，把生命交给了敌人，任其处置。这样一来，反而不怎么恐惧了。我和她一同看正在上升的水银柱，我对于多少度是正常，多少度是不正常完全无知。她量完以后向余寿臣做了一套复杂的手语，象聋哑人那样，既快又连贯，使你无法猜测。她解下血压计，装进铁盆，盖好，然后极为庄严肃穆地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党要忠诚老实。”
我重复着念了一遍。世界上所有的牧师都代表耶稣，在中国一切具有政治优越感的人，不论是否共产党员，都代表共产党。我老实巴交地在“党”面前说：
“我记得这教导。”
“你在来医务室之前，进行过剧烈运动吗？”
“没有……”
“没有？”她的眼睛睁大了一倍。
“没有！”我的声音也提高了一倍，真是福至心灵，一下子想起李玉和在鸠山面前的样子，活学活用样板戏还真有效。她的声音反而小了。
“再说一遍！”
“没有！向毛主席保证！”我完全懂得理直气壮的道理了。
“好吧，你回去吧！”
释放了？无罪释放？
“现在还看不出什么，你不是在放牛吗？”
“是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她，希望她能给我一张病假条，就在农场内休息休息也好呀！不能全休，半休也可以呀！
“可以照常劳动，注意营养。”
我再一次表现出我的机智，不失时机地说：
“能不能给我一天假，进城买点营养品？”
“把钱交给我，让管理员给你带。”
“那……”我总不能白费这么多心机，白流这么多汗，白受这么大的惊吓呀！我连忙说：“给我开几顿病号饭吧？”
“可以！”很痛快，她给我居然开了一张为期一周的病号饭，拿了点B12，算是把我打发走了。虽然病号饭只不过是一碗面条，在客观上，它证明我进医务室不是无事生非，而是事出有因。在主观上，我几乎等于绝处逢生，小试锋芒。但这一仗打得真累，三天都没精打采，真的病了。从另一方面讲，总算进行了一次火力侦察。对于余寿臣和刘铁梅，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不由得我的红卫兵习性复发，想起一句最高指示来：“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看来，他俩并非三头六臂、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人。医务室也不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当我正在苦苦思索、全身心地谋划一个进城之路的时候，农场里发生了一件与请假有关的大事。主角是我的邻铺兼同行，前化学教授桂任中。在叙述这个故事之前，得先介绍一下这位长者。此人年已六十。所谓邻铺，就是晚上睡觉，和我紧紧贴近，所谓同行，就是我和他同是放牛郎。我每天夜里都得听他那凄惨的梦中呼叫，那完全不是人的声音，象夜半竹重中被风吹出来的鬼叫。即使是他本人，在恶梦之外，他也无法发出这种使人索索发抖的声音。他的妻子琼，是一个比教授小十多岁的娇小玲珑的美妇人，是一个有一半华人血统，四分之一黑人血统和四分之一白人血统的夏威夷小姐。一九六五年和桂任中一起从美国返回祖国。她对在一九六六年突然发生的事情惊慌失措。她的安考儿（这是桂任中的英文名字）被抓走了。一切书籍、化妆品、地毯和昂贵的时装全部被付之一炬。她被扫地出门，栖身在楼梯下一间用来堆放扫帚拖把的斗室里。为了适应革命的潮流，她用一床雪白的俄国毛毯向人换了一套草绿色的军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那副怪样子，天然鬈曲的棕红色的头发总也塞不进军帽，塞进去了，又流了出来，惹得红卫兵手里的剪刀嚓嚓响。她到处求告，告诉一切人，她的安考儿无罪，不是间谍，他在美国的时候如何怀念故国，如何哭泣，如何向她赞美祖国的黄河、长江，“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从很远很远的美国来，为了掩人耳日，取道日本，这些不都是最好的说明吗？”但谁也不给琼以丝毫的信任。因为琼和她的安考儿来自一块最肮脏的土地，来自世界上最反动、最不能信任的人群之中，美国人中间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后来，琼听说有一个新近青云直上、权力很大的人，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对安考儿也不例外。琼经过很复杂、很艰辛的寻访，终于找到了那位要人。他胖而矮，年过半百，嘴唇突出，说一声“这个……”就要喘一口气。他喜欢在坐着的时候把脱了鞋的腿也搬到沙发上去，象弥勒佛似地盘着腿，虽然在搬每一条腿的时候都要让警卫员帮忙。第一次琼和他见面的时候，他不许琼走近他，可能怕琼的身上带有美帝国主义的细菌。在距离他八米之遥的地方，她被挂短枪的警卫挡住了。他听完琼声泪俱下、结结巴巴、有时还夹着英文单字的申诉之后，半晌什么话也没悦。琼在这个要人的脸上看见了一双惊愕和痴呆呆的光亮，一直张着的嘴，偶尔也会吧嗒一下，喉结蠕动着咽一下唾沫。
“我晓得了，下次……再……再说……”
这句话给了琼一线光明。三天之后，琼又得到去见他的许可。这次的接见没有警卫，陪同的却是他的妻子，一个又黄又瘦、愁容满面的老妇人。要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琼惊喜过望，扑过去抓住他妻子芦柴棍似的手连连亲吻着，然后再去亲吻那要人脱去了方头皮鞋的脚。那人突然浑身颤抖起来，好不容易弯下很难弯下去的腰去搀扶琼，琼感激得以泪洗面。这时，使琼大惑不解的是，那要人忽然可怕地急喘起来，涨红着的嘴变成了紫色，她以为他得了什么病症，那双小圆眼睛充满血红的光。正当琼不知所措的时候，那要人象一口袋大米似地倒了下来，把琼压在地毯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而又十分可怕的事情，而且还是在他那位夫人的协助下……
后来，琼被送进了疯人院，成为全疯人院最脏、最丑、最暴烈的一个疯女人。拖着长长的铁链，在铁丝网里用英语不断喊着：
“God！God！God！……”
琼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唯独桂任中本人不知道。就在我第一次进攻医务室的那天晚上，桂任中脱了衣服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在自己枕的那块砖上发现一个纸条，急忙戴上眼镜一看，上写：
“你的琼正在808医院处于病危之中。”
桂任中立即象蚂蚱一样跳起来，只穿着背心裤衩就奔向场部办公室，急擂军代表的房门，军代表吼叫着拉开房门。
“你！你怎么能穿着短裤来见我！”
“军代表，你……你不也是穿着裤衩来见我嘛！还是花裤衩。”
军代表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光腿。
“有什么事，深更半夜的……”
“我要请假，必须请假，一定得请假……”
“什么事？”
“您看，我的琼……”他把那张纸条交给军代表。军代表看了一眼，吧嗒了一下嘴，想了一下，眉毛蓦地竖了起来。
“这条子是谁写的？”
“不知道，搁在我床头那块砖上。”
“砖上？”
“我枕的那块砖上。”
军代表冷笑了一下：
“这消息可信吗？”
“您说呢？”
“我说，你要老老实实地在农场里劳动改造！”
“我的琼，她……病危了呀！”桂任中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她……她是跟着我才回来……受……受……”
“受什么？”军代表知道他要说的是“受苦受难”。——我又抓住你的辫子了！
桂任中这才明白他的话就要出毛病了，急得他两眼发直，总算急中生智，接着说了一句得体的话。
“她是跟着我才回来受……受教育的。”
“那不就得了！你受你的教育，她受她的教育，都要受教育！不准假，回去睡觉！立正！向后转，跑步走！”
桂任中只好服从军代表的口令，立正，向后转，跑步走了。但他并没跑回宿舍，而是一头扑倒在矗立于大门之内的巨大的毛泽东主席水泥塑像下，跪着默默祝祷起来。他知道再去乞求军代表的后果是可怕的。他恍恍惚惚地意识到穿着军大衣的毛泽东既然是统帅一切的伟大领袖，军代表当然也在毛泽东的统帅之下。他仰望着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哽咽着说：
“毛主席！您老人家一向是宽厚的，即使我的罪孽深重，可我的琼是无辜的，您应该怜念她的身上有一半是咱们中国血统，她病危了，我相信这是真的，别人不会跟我开这种玩笑。她准是得不到我的消息，急病的。我当然是个罪人，洋奴思想很重，接受了多年的资产阶级教育，在美国，替美帝国主义出过力，我认罪，服罪，好好改造。我放养的那群黄牛都没病没灾，天天从您老人家身边走过，您应该看得见，您当然看得见，您是天才的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今年春天，我好几夜都没合过眼，在牛栏里接犊，我这个该诅咒的洋博士的一双手总算有了点用处了，我接了十几只小牛犊，一个个都很健康。我在一点一滴地赎罪。挤奶我也学会了，可我的琼病危了，怕连一杯牛奶也喝不上，她很喜欢喝牛奶。她说：她小时候跟着她爸爸去美国西部旅行，在牧场上她一顿能喝一大桶鲜牛奶。我知道，她说的桶是小玩具桶，也就是一大杯。毛主席，求求您，帮我向军代表说说，啊！求求您，您是多么慈祥呀！您没见过我的琼，您要是见过，您一定也会喜欢她的。她是那样天真无邪，那样爱我们的国家。在美国，谁要说中国不好，中国共产党不好，她会把高跟鞋脱下来敲人家的脑袋。她的出身很苦，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姑娘都是资本家的小姐。她父亲是个三明治。对不起，毛主席！我是说她父亲是个夹肉面包，不！是这么个意思，她父亲是个在胸前和背后背广告牌挣口饭吃的可怜人。琼是在屈辱中长大的，毛主席！你应该怜念她为了跟我回到祖国来，离开自己所有的亲人、朋友，她是为了走向光明呀！现在她举目无亲，贫病无助。毛主席！您还不知道哩！在朝鲜战争期间，她象她父亲一样在身子的前后挂着牌子，前面写着中文：“中国人民好！”后面用英文写着：“棒极了！中国人民。”为了这件事，小小年纪受了三天拘留。毛主席！这些话我只敢对您讲，我可不敢在会上讲，那样大家会以为我是在开脱自己的罪行，在自己脸上贴金，骗取同情。毛主席！我看见了，您在笑，您没有怪罪我，求求您，跟军代表下达一条最新指示：同意桂任中所请……或者是：高抬贵手，让桂任中去嘛！……”
“你怎么能指导伟大导师毛主席呢？”哪儿来的声音？桂任中惶恐万状地说：
“罪该万死！罪该方死！”
“老桂头儿！你为什么不直接向毛主席请假呢？”
桂任中这才看见站在他面前的是我。
“你！告诉我，我这个罪人能直接向毛主席请假吗？”
“为什么不能？毛主席最英明了！”
“那当然，这么说，我可以直接向他老人家请假？”
“完全可以。”
“不会罪上加罪吧？”
“不会。”
“县吗？”
“是的！”我是出于同情和激愤，我太同情他了。一点揶揄和捉弄他的意思也没有。我希望他能冲出去，最后和他的琼见一面，结果如何，我压根儿都没想过。
他再一次跪在地上，仰望着高耸在星空之上的毛主席塑像，诚惶诚恐地说：
“毛主席！您……能准我几天假吗？只要几天就够了！琼一见到我就会好，我知道，她一见到我就会好。我会对她说：你看，琼，你的安考儿不是很好吗？活得结结实实，没病没灾。在农场里，领导上很关心我，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夭天劳动学习。劳动学习对我都是必要的！毛主席！别的，我什么也不会对她说。不能伤害她，不！不能宣传黑暗面……我向您保证，我会准时回来，毛主席！可以吗？准许吗？”
毛主席在高高的星空之上微笑着，但没有说话，桂任中惶惑地看看我。我说：
“毛主席已经准了你的假了！”
“准了？你听见了？”
“我看见了。”
“看见了？”
“可不！你也看见了。”
“我也看见了？”
“是的，你看，毛主席的右手不是伸出来了吗？”
“对，对！伸出来了，他老人家的巨手！”
“就是说：桂任中同志，你可以走了。”
“桂任中同志？他老人家把我称为同志吗？是吗？”
“他的表情不是明摆着吗？”
“是的！他老人家现在的表情就是这么个意思。同志？！”他嘻嘻地笑了，两行泪水滑到面颊上。“那么，毛主席！能准我几天假呢？”
“他不是也有明确的指示了吗？”
“是吗？告诉我，几天？”
“你看，他的右手不是伸出了五个指头吗？五天，你可以去五天。”
桂任中泪如涌泉，把头贴在草地上叩了一个响头，又起身连连鞠躬到地，拔腿就往大门外跑。我叫住他：
“穿上衣服！”
“啊！对了，我还没穿外衣哩！”他这才转向宿舍奔去。
我坐在塑像下的大理石台阶上，惘然地仰望着夜空。我渴望那闪烁不停的繁星能变成倾盆大雨，不管是石块还是火球，我愿意承受：中国人活都不伯，还怕死吗！
我目送着穿得整整齐齐的桂任中跑出大门，奔向公路。我明明知道这时候任何车辆也搭不上，但我没有阻拦他，因为那是没有意义的。他不会听我的劝阻，他会用他那双短腿走向他的琼，他的美丽的琼，他的聪明的琼，他的善良的琼，他的用生命爱着他的琼。这一夜我没睡，就坐在这座伟人像下，仰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多好呀！这些数不清的星星！它们从来都是光明的，即使在太阳出来了的白昼，它们也在照耀着我们，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罢了！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第二天晚上，桂任中就被军代表抓回来了。挨了一顿饱打，这次的私刑拷打表面上是“出于革命群众的义愤”，军代表并不在场。实际上完全是有计划的迫害。在大型批斗会上，在暴风骤雨的口号声中，桂任中站在台上，聚光灯投射在他那凝结着血块的额头上。军代表要他交代罪行。他沉思了很久，渐渐出乎一切人的意料，他的脸上现出孩童般甜蜜的笑容，高高兴兴地对大家说：
“不是她，一点也不象，不是我的琼，她怎么能和我的琼相比呢！完全不是我的琼。我的琼不在808医院，没有病，她一定还是好好的，我这就放心了，同志们……感谢毛主席……”
我在队列中如果不是动作快，用帽子捂住了自己的嘴，我准会哭出声来。准会象决堤的洪水似地放声痛哭……
会开不下去了，只好宣布散会，责成桂任中去写书面检讨。
五天以后，桂任中收到一撮用纸鞋盒装着的骨灰，一张琼刚刚踏上祖国国土时的照片贴在鞋盒上。军代表告诉他：这就是你的老婆。桂任中棒着那鞋盒没有说话，也没有流泪，木然地向军代表鞠了一躬。
上帝终于听见了琼的呼喊，也许是由于她终于看到了他的安考儿，她还认得出她的安考儿；虽然她的安考儿认不出她，她可是认出了安考儿！她走了！应上帝之请进入天国了！她见到她的God以后会问些什么呢？上帝会怎么回答她呢？我想，上帝只能这么回答：
“我的女儿！如果我能把在中国发生的事说清楚，上帝就不是上帝，中国就不是中国了，我的女儿！”
直到死我都不会认为我是干了一桩恶作剧，不是！绝不是！毛主席可以作证。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