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我又走到这儿来了，这个熟悉而亲切的地方。啊！可我不得不扶着人行道上的一棵法国梧桐树，我太虚弱了，真可谓遍体鳞伤。昨天之前的酷刑、饥饿、沉重的苦役、缺乏睡眠而又没完没了的失眠，现在，总算过去了。但我不相信会真的过去了，也许只是告一段落。这些年我找到了一个精神平衡法，那就是把刚刚过去的灾难当做一场恶梦，恶梦醒来的一切才是真实的。这大都市的喧闹；这无论什么季节，无论什么日子都象洪峰涌来似的人流；这已经可以闻到有些清香的、正在转青的法国梧桐树；眼前三楼那扇倾泄着白炽灯光的明窗；都是真实的。近在咫尺，我却不能立即走过去，奔跑着上楼，我没有那样的体力。那个靠在窗旁的亲切的人影是她。只有我知道，她在听音乐，她有这样的习惯。她经常偷偷打开唱机，把那张裂了缝的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放在转动的唱机上。虽然每转一圈，唱计都要跳一下，出现四分之一拍的杂音和六分之一拍的延缓；虽然只能把音量开到在室外绝对听不见的程度。这时的她最美，她已经超然物外，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里，眼睛噙着亮晶晶的泪，双手捧着一只为了暖手用的玻璃杯。在一场如此惨重的浩劫之中，竟会有一张柴可夫斯基的唱片！真是奇迹！这奇迹是我创造的。一九六六年这场称之为“革命”的全民族的疯狂症，一开始就是野蛮的摧毁。我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美术学院一年级的热血青年，一直置身于惊涛骇浪的尖顶上。烧！包括先秦的竹简和玄奘法师历尽艰辛从西天取回来的经卷，米南宫、唐寅、文征明、徐文长的真迹，至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那些美术大师的复制品，更不在话下。砸！隋唐的石雕、壁画，北宋以降的瓷器，活人的脑袋，在劫难逃！那年冬天，我很荣幸，被红卫兵司令部指派为砸烂“音乐资料馆”战斗小组的执行组长。那时，一个组长的权力还了得！江青不才是个副组长吗！我指挥这批小将把乐谱橱里的乐谱，唱片柜里的唱片、录音带全都堆在院子里，浇上汽油，一根火柴——只用了一根火柴就引起了熊熊烈火。我们把小红书举在胸前，高唱毛主席语录歌。我确切地意识到我们在干一件大事，惊天动地的非比寻常的革命壮举。顷刻之间，我们把全世界那么多音乐大师呕心沥血的创造付之一炬，化为灰烬。而且相信，我的行为是在根除一种贻害人类的病菌，从此之后宇宙空间再也不会出现这些音响了。为了尽责，我最后撤离“屠场”。当我正贴着墙站在阴影里看着若明若暗的余烬感到自豪不已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戴着一顶破剪绒棉帽，裹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式军大衣，颤颤兢兢地从地下室里浮上来。她开始没发现我，目光呆痴地走近散发着热浪的灰烬，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起来。我当时打心眼里佩服她的勇敢，也打心眼里厌恶她的“反动”。这还了得，我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她象在鹰的影子下的一只小鸡，立即哽咽住了，蜷卧在地上，把泪水纵横的脸转向我，凝视着我，陷入极端恐怖中的真空状态。我完全象一个端着带刺刀的枪指向战俘的胜利者。
“你是什么人？”
“资料员。”
“哭什么？”
“我……哭……”她的嘴唇哆嗦得使她说不出话来。
“哭什么？”我向她跨近一步。
她恐惧地、戒备地把背转向我，一双受惊牝鹿似的眼睛在肩头上看着我并阵颤不已。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浮现出一丝恻隐之心，脸色可能变得好看些了。她小声说：
“你听过音乐吗？”
“什么意思？”我的，“革命警觉”立即在我每一个细胞里膨胀了。
“你要是……”她那微弱的雏鸟似的鸣声使我不得不听下去。“你要是有机会……安安静静地听完任何一张唱片，这些都是人类的非凡的大师呀！你要是听过，你就不会这样对待它们了……”
我冷笑了一声。
“你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优势那么有信心？”
“你听听，一听你就知道了，安安静静地听，听听……”
我用脚踢了踢那堆灰烬，意思很清楚：这堆灰烬永远也不会发声了！她看懂了我的表示，先把颤抖着的脏手在大衣上擦了擦，从胸前拿出一张封套上印有柴可夫斯基素描画像的唱片。
“还有……一张，唯一的，你听听，反正我也保不住，早晚会…你找个唱机，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这种地方……现在很难找到，你们可以找到，扫地出门的资本家的楼上，……听听……”
我面对这个妇人有点不知所措，我在想：她是由于精神失常呢？还是不堪救药的嗜“毒”者的呆痴呢？否则，她不会这么大胆。我伸手猛地夺过她捧着的那张唱片，失手把唱片跌落在水泥地上。那妇人随即也扑倒在地，她一定也从那响声中听出唱片已经摔裂。她完全疯狂了！抱着那张唱片愤怒地向我吼叫着：
“你，你连一张也不留吗？”
我出于好奇和凯旋者的宽容，笑笑说：
“好吧！给我，我倒是想听听，告诉你，我是不会被腐蚀的。”
她把那张唱片捧给我。她那双眼睛里充满了自信的神情。我几乎因此再一次摔碎这唱片，幸好她很快就闭上了双目，把双手搁在胸前，象默默祝祷似地凝住了。
我用写大字报的纸卷起唱片，偷偷带回宿舍，压在箱底，希望找一个“听听”的机会。后来，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竟把那张唱片给完全遗忘了。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她现在听的一定还是那张唱片，我从她伫立着的姿势上可以看出现在已是第二乐章了。
使我把遗忘在箱底的唱片重新拿出来的是她。我应该赶快走到街那边，上楼，敲门，走进她敞开的怀抱，依在她的肩头，一起听柴可夫斯基的心灵的颤音。但我走不动了，连一步也走不动了，一种临近港湾的松弛感把我给毁了。我想喊叫她，让她来搀我一把。我试着舔舔干裂的嘴唇，发现我失声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大声喊叫。我发出的声音在这海涛般的都市的喧嚣里，就象雷雨声中一片竹叶的弹动。
我追索着，我是怎么认识她的，也就是我的初恋。在什么时候？三年前，是的，三年前，我第一次看见这扇窗户。可三年前之前呢？三年前的三年前在哪儿呢？我想起来了！一九六九年，我们这些江青的“御林军”象收缴了枪支的溃军似的，被那些职业军人收编，押进农场，过着半监禁的生活，美其名曰：军训。江青这娘们儿把我们给涮了！愤懑、委屈、受辱和沉重的失落感使得我万念俱灰，疲倦得不愿睁一睁眼睛，不愿思考任何问题，既不重复别人的思考，也没有自己的思考。老天照应，在农场，我的职责是放牛，这就可以避免烈日下上操，避免在泥地上摸爬滚打，也不用扛上锄头去修理地球。更为幸运的是，我放的是一群水牛。前大学教授、化学博士桂任中放的是一群黄牛。看起来水牛更脏，也更拙竿些，正因为它们的更为拙笨，才便于放牧。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变得象水牛一样。夏天在泥塘里滚一身泥，再躺在树荫下，让泥巴干了之后自动脱落，冬天躺在向阳的山坡上，畅快地打呼。不久前还背诵得滚瓜烂熟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都忘得干干净净。我曾经干了些什么勾当？对不对？哪些对？哪些不对？辩论、流着泪喊过无数遍最革命的口号，誓死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狗头！用“语录”还击“语录”的进攻，你抓我的辫子，我搞你的情报，真枪实弹的决斗，象狼似地喜欢追逐血腥味……为这些去活，去冒险，去激动，捧着江青经过改良了的臭脚，把她抬上天安门城楼，让她用颤抖着的混合着山东、上海味的假声发嗲：
“亲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伟大领袖……”
我一想到这声音和与这声音相联系的一切就恶心，恶心得要呕吐！呸！我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在哪儿？哪儿有我？除了别人的意志强加给你的无穷无尽的纷扰以外，还有没有自己的自觉意识所愿意干的事？还有没有自己的一小片空间？一小段时间？想这些干什么？想了还得用政治标准去分辨它的正确与否，还要自责、反省、惊悸和懊丧。一翻身，脸贴着柔软的干草睡了。农场的高音喇叭里正在喊叫着：“大团结，大联合……”经验证明：这就是说现在上上下下都存在着严重的大分裂。由于林彪的摔死，展开了一场批林运动。那些宣传家们挖空心思找出各种证据，证明林彪的狼子野心早就昭然若揭，他的阴谋和归宿一切均在预料之中。同时，他们似乎觉得单单批林太单调，找了个历史上的大圣人孔丘来陪斗，林彪的叛逆罪竟然株连了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据说是事后发现在林彪的住处挂了许多“克己复礼”的条幅。似乎孔子一生只说过一句十恶不赦的“克己复礼”，而且是专为提醒二千多年后的林彪夺权篡位才说的，因而孔子成了一千九百七十一年夏秋之际中国宫廷政变的主谋。我只有用睡眠和关闭思考的方法来对付一阵又一阵污秽的海潮般的声浪的冲击。所幸这些都是宫廷内部的事情，不再需要我们这些猴哥儿们大闹天宫了。就在这个时候，她向我走来，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姐儿，手里提着一个空网袋。我揉了揉眼睛，唯恐是眼花了。我们的相见就象田园牧歌式的言情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我这个年近三十的牧童哥，居然会有一个如此美妙的巧遇。是长时期的饥渴给我的勇气呢？还是一种机缘？我竟敢从草地上坐起来，向她说：
“喂！坐会儿吧！”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她眯着眼朝我笑了，鼻予皱着，十分可爱。一双穿解放鞋的脚尖转向我。就象是我的妹妹似地挨着我坐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异性挨得这么近（当然，不会走路的童年时代除外），反倒使我有点不自在了。我调整了一下仪态和姿势，把已经松垮了两年的骨架子又支撑了起来，她觉察到了，用一根手指在我鼻子上刮了一下：
“德性劲儿！”对于我这个下场黯淡的政治武士来说，这个词儿新鲜极了！这才是人话呀！我有多久都没听到和说过如此富有人味的话了，我就象又复活了一样。这个词儿里的多层次的含意使我感到很甜蜜，鼻子上那种光滑感一直保留了很久。它让我真正懂得了鲁迅先生对阿Q的描写，虽然他写的是阿Q手指上的感觉，以此类推，实在是准确而精当。
交谈之下，才知道她并非村姑小姐，而是市里一位前副市长的千金，姓方名芸茜。一九六六年她的父亲就被“揪”出来了，反复批斗之后下放干校，他所在的干校和我所在的农场相邻。方芸茜每个月都要来看她那位连白丁都不如的前副市长爸爸，给他带点劣质香烟、粗饼干之类的东西。她不敢带好香烟和优质饼干，那是要被没收的，“走资派”还享受！“狗性难改”！她的生母早在她五岁的时候就病故了，继母很年轻，“文革”一开始就“造反”离开这个家庭了，在批斗方副市长的大会上勇敢地揭发了丈夫的反动言行，一度成为全市知名的立场坚定的女战士。
奇怪！我怎么今天才见到她呢？以前的二十多个月的二十多次机遇到哪里去了呢？田野的小路呀，弯弯曲曲细又长，今天总算把她送到我面前来了。她从十三岁起就独立生活了。她还有个哥哥，下放到遥远的新疆，只有她自己留守大本营——一套三居室的公共房屋，是方副市长被赶出首长禁区内的别墅后分配的住处。她的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既无学校好上，也无工作可做。哪个造反组织部不要她，她也不去依靠哪个造反组织或任何组织。尽量象小老鼠似地躲在洞里，每天在天亮之前出来买点菜，无师自通地做饭做菜，还偷着收藏了几本书，有古典小说，也有样板戏剧本，菜谱，尼采的《查拉图斯拉如是说》，甚至还有一本“文革”前也很不容易看到的叫《健康性技术》的书。据她说，这些书都是她象小老鼠似的在夜晚溜到那些过去的：“学术权威”的居室墙外衔回来的，有些书躺在阴沟里躲过了被火焚的厄运。她和我初次见面就把她的珍藏告诉了我。我也不明白我有什么魔力，会让她那样信任。她的语言、思路，和我完全不一样。她的语言里从不带任何政治概念，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有着蜗牛式的自由。我和亿万中国人都没有，我由衷地对她艳羡不已。我这个曾经自以为“天下事我们不管谁管”的革命英雄，竟然会羡慕蜗牛式的自由而求之不得，变化之大，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我向她急切地表示想走进她的蜗牛壳里去，她笑而不答，看样子并不反感。她看着我，好象看着一头浑身泥浆的水牛。渐渐从她那变得惊异了的目光里看到我自己有点不大对劲了，没有动竟会呼吸急促起来。我想一跃而起，摆脱这困境，中枢神经又指挥不动自己的四肢。她咯咯大笑，捂着嘴跳起来。我狼狈不堪地陷身在干草堆里，对自己感到特别失望，简直是丢人！就象一个心怀鬼胎的小偷被人当场揭穿一样。
“再见！”她扬起手里的空网袋走了，当她跑到公路边的时候，用手掌做了个喇叭筒向我大喊一声，“还能再见吗？”
上帝这才把我全身的力气发还给我，我挥着赶牛鞭，使尽吃奶的劲回答她：
“等——着——我！”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
最大的幸运是我在与她交谈中记住了她的住处——街名和门牌号码。上帝！——一个前红卫兵居然经常从口腔里冒出上帝来！——从那一分钟之后，我的全部智力机器都开动了，必须找到一个锦囊妙计，离开农场，进城去！诸葛亮已经在公元二三四年溘然长逝，即使他是我的亲爷爷也无济于事了。人在绝境之中，想象力立即激增。古代的中国人处于绝境，必有优美的诗文，现代的中国人——譬如说我吧，身处绝境却毫无文采，只好非常务实地想到死去了一千七百多年的诸葛亮，希望他能给我一个锦囊。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胡思乱想，浪漫主义之光焰随即熄灭。请事假？苦无一条可以成为理由的理由。远在北方的家已经名实俱亡，父母早在“文革”第一年，当我正在天地之间无限膨胀的时候，他们关上门窗，打开煤气，双双自尽。那时候，我一点忧伤也没有，而且还说了一段当时非常时髦的俏皮话来。我说：他们的死，轻如鸿毛，只不过是一对专钻故纸堆的蛀书虫，被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所淹没！这段话赢得正在集合的红卫兵战友们雷鸣般的掌声。几年过去了，随着失望而生出来的内疚，日渐加深，每每迟来的悲痛使得我象苦行僧一样，深夜在结冰的湖面上爬行，以惩罚自己的没心没肺。现在，即使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也需要一个家，要是有一份“父病危”之类的假电报该多好！如果当时他们不死，不双双死去，留在现在，一个一个地死，也可以让我从这座地狱里爬出去透两次气呀！我在农场的军代表的小记事册里，是一个画了一连串“？”的人，政治性俏皮话大多出自我口，但我的俏皮话都是擦边球，他们抓不住我。只是，我从来都没有过好的表现，诸如告密、主动仟悔对某一个政治要人的腹诽、主动交代某一件罪行。当然，还有些另外的办法，诸如：事先创作一本英雄式的日记，偷偷点着一间民房，然后再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奋不顾身地抢救。或者，在深夜里，光着身子从热被窝里跳出来，声嘶力竭地大叫：“抓阶级敌人！”然后追杀出去，用铁锨砍伤自己，制造一个血流不止的可怕的伤口，倒在地上，装着奄奄一息的样子，当着赶来救护的人们痛苦地呻吟着：
“别管我，抓敌人要紧！”
所有这一切我都做不出，好象从未登台演过戏的人，杀了我，我也不会从正常人尚可适应的后台走到灯火辉煌的前台去。何况，我也很怕疼。如果我提出请假，绝不会批准。“想到市里去买点零用东西。”“写个单子，叫别人带。”“修表。”“有人去的时候，捎去修。”“进城看看。”“怎么？不安心改造？！”我只要提出任何一种因由，都会被驳得哑口无言，甚至还会说我想去进行“反动串连”。退一万步，准我进城一趟，也要派一个“表现”良好的同学陪同，这无异于跟上一个“K．G．B．”，他会毫不留情地记下我的一言一行，包括细微的表情都点滴不漏，然后联系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上纲上线的分析汇报，完了！以后的日子就更加“好”过了。一丁点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都得排除，必须进行实打实的科学实验。请病假！我选中了农场医务室为进攻目标。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极难攻陷的堡垒。两位医生，一男一女。男医生是个老于世故的中医，姓余名寿臣，历史上曾是一个乡村土医，以偏方草药行医糊口，后来曾由于掌握了一种闺中秘方，被一大官僚收为门下客。解放后一直在区级医院门诊室担任中医。“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经过多次批斗，本来不多的头发被揪光，自己把自己骂得猪狗不如，才得以“在原岗位上改造，以观后效”的天恩宽赦。每每感激涕零，鸣谢不已，如果说，过去他曾经由于饥寒异化为狗的话，现在又由于恐惧异化为狼。他对每一个前来看病的病人都保持高度警惕。当他把手搭在你的手腕上的时候，他首先不是在切脉，而是在揣摸你是否为了逃避批斗和改造耍的花招。当你把舌头伸出来，他不看你的舌苔，却盯住你的眼睛，想通过这两扇灵魂的小窗户窥测你的“心病”，好对症处方。我并不认为余寿臣一出娘胎就是个卑鄙的婴儿。同样的阳光雨露，不论是开花的还是长刺的，都是环境使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完人毕竟是少数。譬如我吧，就不是个完人，千方百计，没病造病不就是行骗么？我承认，但我并不脸红。我只不过是个由于可怜和无助才行骗的骗子罢了，行骗的结果对别人并无伤害。林彪行骗是由于人心不足蛇吞象，他的行骗使千千万万人在这场骗局中坠入痛苦的深渊。比起他来，我算什么？想到这儿，我也就心安理得地、有计划、有步骤地行起骗来了。
再说那位女医生，年近四十，有一个不爱她却让她生了三个女儿的丈夫，仅此就足以说明她在精神上的病症。一切比她年轻貌美的女性，都可能是她心目中的敌人，为了防微杜渐，凡属女性，对她丈夫看过一眼，如果这一眼超过篮球比赛规则中的三秒，就给她戴上“敌人”的帽子，加以惩治，甚至制造伪证，当做阶级敌人向军代表告密，置之死地而后快。她丈夫是农场里专门负责下放学生生活的管理员，每月给女生发放卫生纸的时候，她必从旁协助，虎视眈眈，令人毛骨悚然。她很清楚，她对丈夫的绝对统治权基于现行政治。她手里抓着一大把她丈夫政治上的越轨言行的物证，而人证就是她本人。即使任何证据没有，妻子在审判政治犯的法庭上（那时还没有真正的法庭，一切有权人的办公室都是法庭）可以身兼原告、人证、物证及最权威的辩护律师。她常常用从牙缝里呲出来的声音对她丈夫说：
“秦光明！我只要抛出一条，你就能变成秦黑暗，何况你有一万条抓在我手里！”
此人芳名刘铁梅，原名本来是刘梅，因为样板戏《红灯记》里有个李铁梅，所以她也给自己加了“铁”，以示坚硬，并向样板戏靠近。向样板戏靠近就是向江青靠近，也就是向毛主席靠近，因为江青经常“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自从她加了铁之后，的确硬得可怕。除了两位医生，还有两名护士。这两名护士都是从农村里选拔出来的，她们的根子很正，三代贫农，直系和非直系亲属中绝无一个是黑五类，又加上不识字，自然比我们的女同学们纯洁可靠。简陋的医务室满墙都贴着毛主席穿着各种服装、各种表情、在各个时期的彩色画像的印刷品。余寿臣的椅子背后墙壁上，有一条醒目的标语：
“医疗要为阶级斗争服务！”使人看了不寒而栗。就是说，一旦你被指认为阶级敌人，医疗对于你就不是起死回生而是相反了。我所面对的堡垒和兵力就是如此坚硬和强大！我这个学美术的，对医学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解剖学和医学好象有点关系。但是，在发下解剖学的课本的第二天，中共中央5·16通知就下达了！一切课本都交给了火神爷。我要是懂得点医学知识就好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这一方面的奇才，一装病就象，毫无破绽。但我绝对不敢去求教，那样做，无异于去投案自首，甚至比自首还可怕得多。自首如果遇到好时机，可以成为宽大的典型，待遇几乎和劳动模范无二，到处做报告，就象报告英模事迹那样。人们随时都在找个揭发别人的立功机会（如同美国人随时都在找发财和一鸣惊人的机会那样），如果由于揭发别人立了功，可以得到不少好处，最起码可以从繁重的军训和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甚至可以当个小头头，在一个小范围里发号施令，派工，分饭。所以，我必须象基度山伯爵那样，独自设计并开掘自己的自由之路。
我正注视着那扇窗户，过去，窗上贴的是黑纸；现在，挂上了有蓝色小碎花的布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