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家事与国事
黎男，我的孩子……
我要来说一说我的大儿子黎男了。
看着照片上的他眉清目秀，英俊勃发。他小的时候，人们都说他长得像个洋娃娃。
他和他的父亲长得非常相像，他父亲生前非常喜欢他，他和父亲感情融洽。
他很早就非常懂事，看起来像个大人。
他在沈阳实验中学读书的时候，非常活泼，班里人都乐意和他接触。
本来，他应该有一个光明美好的前程，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尽情地享受新中国的繁荣与和平，但命运之手只是那么一次轻轻的颤抖，就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
读者也许还记得，黎男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生在延安，一九四七年我带着他和亚男离开延安到东北去的时候，他正好八岁。到了东北，他先是在鸡西、哈尔滨、沈阳上小学，后来又进了中学。我的工作变动了几次，都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一直在平平静静地上学。
乐少华去世以后，我没敢告诉孩子们事情的真相，只是说他们的爸爸抗美援朝去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他们是相信我的话的。但是，时间久了，他们开始有些怀疑，也许他们从社会上的传言中已经感受到了一点什么，他们觉得我不告诉他们一定有我的理由，所以也就没有直接问我，而是留心起了家里的事情。有一次我不在家，家里只有黎男、亚男两个人，他们在我的枕头底下发现了我给组织写的一份材料，写的正是关于乐少华自杀这件事的。亚男后来告诉我，当时他们都吓呆了，相互看着，谁都说不出话来。尽管他们从社会上的风言风语中已经感觉到了哪一点不对头，但是，突然面对这无情的事实，他们仍然不知所措。
倒是黎男比较冷静，他首先想到了我。他把那份材料重新收好，又放到我的枕头下面，对亚男说：
“别让妈妈知道我们看过这个材料，免得她难过……”
我后来的确一直不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那段时间，我只是感觉到孩子们都特别听话，尤其是黎男，处处关心着我，体贴着我。显然，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照顾我的担子担在自己稚嫩的肩膀上了。
我在大连疗养院工作的时候，黎男还在沈阳实验中学读书，每逢假期，他都要到大连来和我一起过，想借此给我一些安慰。我在前面已经写过他鼓动和帮助我学游泳的事情。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因为知道了父亲的事情，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来帮助我排解内心的苦闷与悲痛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黎男得精神病是不是与他父亲的死有关，表面上，他的病好像是起因于老师在课堂上对他的一次批评。
那天和往常一样，黎男和同学们一道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上课铃声响了以后，教室里还没有安静下来。就在老师迈进教室的一刹那间，黎男正在大声地说着什么，引得班上的同学“轰”的一下笑了起来。
这个班这段时间的课堂纪律一直不好，老师很着急，见到这种情形，老师更急了，他站在讲台前问大家：“你们笑什么？是谁在这里起哄？”
同学们顿时安静了下来。
老师接着说：“这次我看见了，是乐黎男在上课铃声响了以后还在说话。乐黎男，你站起来。”
黎男站了起来。
“你和大伙说一说你刚才说的话。有的同学也许还没有听到，你和他们再说一遍。”
黎男当然听得出来，老师这是在挖苦他，便闭住嘴一句话也不说。老师趁此机会对他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让他就此事写一份检讨交上来。
这件事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应当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哪一个人在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受过老师的批评呢？而且，老师对黎男的批评并没有什么特别过火的地方，黎男不应当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
但是黎男是一个自尊心很强、内心很敏感的孩子。平时，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很少受到老师的批评。现在，突然在全班同学面前受到老师这样的批评，他可能感觉面子上下不来，所以，一下子便有了心理负担。他总觉得他失去了老师的信任，失去了他在同学们中间的威信。他感觉到同学们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他，他所亲爱的那个班集体正在远离他而去……他变得不爱说话了。他想不通老师为什么要为这一点小事要他写检讨。
那个检讨他并没有写，但是在写与不写的问题上他踌躇了很长的时间。写吧，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不愿说那些自我批评的话；不写吧，又怕老师的进一步批评……事实上老师说过让他写检讨的话以后，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可正是因为老师给忘记了，才对黎男成了一件永远没有完结的事情。他心理上总是压着它，总是在写与不写之间进行着痛苦的思虑。后来我发觉他放假回家时也不爱说话了，我认为孩子大了，变得稳重些也是自然的，所以也就没在意。
有一次我从大连到沈阳去看他，感觉到他情绪不高，我很纳闷，还以为他是因为大孤寂了，想家的原因。我就建议他：“黎男，去和老师请个假，我们出去玩一玩吧！”往常要是听我这么说，他准会高兴得跳起来，可是今天，他却胆怯地说：“现在不是假期，这时候请假不好，老师会不高兴的。”“不会的，”我说，“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你，老师会理解的。”但是，我最终也没有说服他，他还是照常上学去了。我看出来他对老师有一种恐惧心理。后来我问和他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美康，才知道他挨了老师的批评。尽管这样，我当时也没有认为黎男会有什么“病”。我只觉得学生与老师关系不好，孩子惧怕老师，这样下去，会影响孩子学习。过了一段时间，我从黎男学习的角度考虑，觉得给黎男换一个环境可能好一些，就写信给卓琳，和她商量是不是把黎男送到北京去上学。
卓琳接到我的信后，很快就回信说她希望黎男到北京会上学。这样，我就把黎男送到北京去了。黎男住在卓琳那里，进了北京第二十八中学。
到北京以后，黎男的身体和精神情况都很好，学习成绩也很快提高了。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第一年黎男的情况也很好，但是到了第二年，他的性格就出现了一些反常的变化，有了一些反常的行为。比如平时他很少和人交谈，性格显得特别孤僻；平时在教室和宿舍里总是好发呆，好像是生活在一个遥远的世界里；在生活上，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料理自己，衣服脏了从来不知道去洗，只是随随便便地往床底下一扔了事，和他住在一起的同学帮助他把衣服洗了，他默默地拿过来，连一句表示感谢的话也不知道说。过去他不是个懒孩子，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而且’总是弄得整整齐齐的，不用别人去管他。现在他的这些表现显然都是一些病态的行为。
学校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患了忧郁型精神分裂症。而且，据医生估计，他患上这个病至少有四五年时间了。
校方不敢怠慢，赶忙把黎男患病的消息告诉了卓琳。卓琳怕我着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她一个人做主把黎男接到了北京，安排在一家医院进行诊治。
后来卓琳听说南京有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效果非常好，就把黎男送到南京去治疗。
考虑到迟早应该让我知道，卓琳就写信把黎男的情况告诉了我。
黎男在南京治疗了三个月左右，给我写信说他在那里情况很好，就是想家。他在信上说想让我把他接回去。看到这封信，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我想：他要是在北京，还有卓琳姨妈照顾他；在南京，他没有一个熟人，怎能不想家呢？
我就想到南京去看一看他，如果他恢复得很好的话，我就把他接回来；如果不好，我再想办法。我安排了一下单位上的工作，就出发了。
我先到北京，一是去看一下卓琳，二是也好和她商量一下黎男的事情——在黎男的问题上，卓琳花费了不少心血，她也一直在惦记着他的治疗情况。文化大革命中批斗我时说我“到北京去接受邓小平的黑指示”，指的就是这一次。
我因为惦记着孩子，所以在北京没呆多久就去南京了。
到了南京，我去精神病院看黎男，医生说：他总是不吃药，每次护士拿来药，看着让他吃下，还让他张开嘴来检查，但他每次都是把药压到了舌根底下，护士一走，他就吐了出来，实在拿他没办法。他担心有人要毒死他，所以不愿吃药，有时甚至连饭也不愿意吃。我看到精神病院里都是各色各样的精神病患者，把孩子放在这里实在有点不忍心了，就想：反正这里也不能治好他的病，我还不如把他带回身边去。这样想着，我就去和医院领导商量，给他办了出院的手续，让他跟我一起回了昆明。我决定由我自己来好好照顾他，有母亲在身边，他得到一些安慰，可能会好些。
回到昆明，和我的期望相反，黎男的病情并没有显见的好转。那时候植物所的工作很忙，我无法整天整夜地陪着他。我一上班，他在家里呆不住，就到附近的小山上去玩。天热的时候，他总爱到植物所附近的松花坝水库去游泳。我相信他的游泳技术，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是他现在有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可就麻烦了。我越想越害怕，就不让他去游泳。没想到这对于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从此一天到晚闷闷不乐的，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与他作对。有时候趁我不注意，他还是溜到那里去游泳。为了不破坏他的心境，我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但是这样并不能消除我的担心，我简直不知道那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
那段时间我尽量抽出时间多陪陪他，节假日就带他出去转转。我还带他到温泉疗养院去住了两个月。因为怕他在家里呆久了会闲出病来，我还有意安排他帮我做一些轻松的劳动，调剂生活。
但黎男非常固执，他患的是一种忧郁性的精神病，整天就是不说话、不听话。医生说精神病中狂躁性的病人还有可能恢复正常，因为他们只要有合理的发泄渠道，就可以释放出心中的郁结，走出困扰；但忧郁性的病人，愁闷很容易愈积愈深，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一条最佳的治疗途径。
无论我怎么努力，黎男都不再是过去的黎男了。过去，他是那么乐观开朗、善解人意，可是现在，就是在平常不犯病的时候，他也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从来都不会想到别人。
黎男变得越来越懒惰，见我在家里无论怎么忙着，他都想不到要过来帮我一把。我叫他去植物园里参加劳动，一开始他还有点兴趣，但慢慢地他就一点也不于了。
那时他比较能吃饭，我们给他增加一些饭菜，他还是感觉到不够吃，还要把我们的饭菜也拢到自己的面前，巴不得一个人把它吃光。尤其是在一九六二年最困难的日子里，难得买回来一点肉和菜，他一点也不让着别人。
好吃懒做，然后就是不说话，让人感觉特别沉闷。有一阵子，他长胖了些，我都没想到他还能够胖起来。不过我又想：他胖起来也未必不是好事，这说明他心情开始轻松了，按照常理，心广才能体胖，如果他能因此精神便开朗起来，那不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吗？
但情况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顺利，他还是改不了有些怪癖。比如他疑心很重，老觉得有人想暗害他。我带他去电影院看电影，他总要不断地换位子，在这个位子上坐上一会，换过去，不大会儿又爬起来换到另一个位子上。只要有空位子，他就要去换。我问他：“黎男，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他回答说：“妈妈，我坐在那个地方不舒服。”我知道他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他一有机会就要问我：“妈妈，我爸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说他去了抗美援朝战场，可别人都说他是自杀的，他是不是真的死了？”
我跟他解释，他就说：“爸爸是被人害死的，他们害死了爸爸，现在又要来害我了。”
这种不安全感成了他的紧箍咒，令他时时不得安身，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摆脱不了由此带来的紧张感，这种压力后来终于又使他的精神崩溃了。
那时候宝秀在我们家里，和我一起生活，他开始怀疑宝秀做的饭里有毒，想毒死他。每天吃饭的时候，就见他把盆里的饭使劲地刨，一直刨到最底下，才挖一点上来吃。后来干脆不吃了。
我说：“黎男，你吃一点吧，你看你的身体都垮了。”
“我不吃，”他说，“宝秀想毒我，她在饭里放了耗子药。”
那几天他就老是那么呆呆地坐着，陷入沉思，饭也吃得少了，胖胖的身躯一下子又瘦了很多。
他给云南省委写信，信上说：浦宝秀是地主，我妈妈把她接来养着，现在，她怀着阶级的仇恨，要毒害我这个革命的后代，请你们赶紧派公安局的人来，把她抓起来。
省委派人来查，才知道他是个精神病人，宝秀也不是地主。
怎么办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把他送到医院去。
他过去在哈军工学习，属于军队系统的人员。那时候大学生是公费医疗，我就去找他们的主管部门帮助解决入院事宜。部队在沈阳附近有一个诊疗所，他们把他安排到那里进行治疗。
在诊疗所，因为有专门的人员护理，我比较放心了。
但他在那里也还是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跑到外面去玩耍。那时候，我们中学时的同学张煜在沈阳工作，他去得最多的是她那儿，诊疗所一发现他不见了，就到张煌那里去找，总能在那里找到他。发病的时候，他也怀疑诊疗所的饭里有毒，吃饭时总是往下创，说上面的有毒。后来他就不吃不喝了。时间久了，饿极了，他就偷偷地跑到外面去挖野草、野菜吃。
那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份，有一天，诊疗所发现他不见了，就去张煜那里询问。张煜说：“今天他没来呀，他已经有好几天没上我这里来了。”于是，大家就到处去找。找了好久也没有找见他的踪影，他到哪儿去了呢？
一个农民看见了河岸上有一套军人的衣服，同时发现了河里有一具尸体，就来部队报告。部队派人去一看，正是黎男。据估计，他是因为吃草中了毒，想下河里游个泳轻松轻松，就再没能上来了。十月份，东北的天气已经冷起来了，乡下的小河，水并不很深，但他身体太虚弱了，抵挡不住冰凉河水的刺激，终于倒了下去。
他们解剖了他的肚子，发现里面尽是沙子。因为总是害怕有人要毒他，好多天他都没敢吃诊疗所的东西了。可怜的孩子，临死的时候还饿着肚子……
部队把消息通知了卓琳，卓琳怕我伤心，想先不让我知道，但部队已经把他的衣物装在一个箱子里，专门派人（一个协理员）送给了我，她也隐瞒不住了。
我打开了箱子，里面都是一些他平常穿过的衣服。我看了这些遗物，心里很难过，但我想，他死了，对他也许是件好事，死了，他就不再受痛苦的折磨了。苦命的孩子，也许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在那无边的死亡之乡，永远也不会再有恐怖追随着他了。从此我也不必再为他操心了，这对于他，对于我来说都是个彻底的解脱。这样一想，我也就得到了一些安慰。
部队关照民政部门给我送来了一笔抚恤金，劝我节哀。我对他们说：“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关怀，抚恤金我不能收下，你们还是把它送给最需要帮助的人吧。”我并不缺钱，既然孩子已经死了，我还要这笔钱有什么用？我让他们把抚恤金拿了回去。
黎男，我的大儿子，他在这风云多变的人世间只生活了短短的二十七年，就匆匆地离去了。他没有享受到幸福，却饱尝了苦难。他死的那一年，我五十五岁。
那么一个活泼可爱的人，就这么轻易地没了，生命原来是如此的简单。
北望兰州
黎男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摆脱不了内心的伤痛。那时候，我白天里强忍着伤痛，去承受日渐残酷的批斗，夜晚，又沉湎到无边的孤独之中。
丈夫死了，孩子又夭亡了，现在我连起码的做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命运对我真是太不公平了。
有一段时间，我好几次都差点跌进了绝望的深渊。我有痛苦无处去说，有冤屈无处去诉，直要在内心里发酵，酿成难以下咽的苦酒。
但我对自己说：不能倒下去，要把这杯苦酒咽下去，化成动力；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做一个强者，黑暗终将会过去，光明一定会来临，世界终将是公理的天下，我们一定能在正义的阳光普照下自由健康地生活。
每天，我以沉默来对待屈辱，以忍耐面对寂寞。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像我一样遭受着劫难，很多人都在像我一样孕育着斗争。
在生活最为抑郁的时候，我以无比热切的心情，怀想着远方的亲人们。北望兰州，那里有我的十妹雷迅。
雷迅一家从宁夏搬到甘肃之后，最初的几年，她们曾经幸福平静地生活过。赵文献在甘肃省检察院工作，任检察长、省委委员，那时，雷迅也在省检察院工作，任检察员兼人事处副处长。
因为是从基层上来的干部，赵文献懂得怎样关心群众的疾苦，也因为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办事情总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有自己的主见，从不人云亦云。
大跃进的时候，甘肃到处开荒，兰州附近的不少草原都被开垦了，人们要在那上面去种粮食，赵文献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兰州的周围适宜种草养牛羊，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现在，我们把草皮都铲了，还让牛羊吃什么？”不少人劝他少说两句，不要不识时务，但他就是不听，敢于坚持己见。
他在一份自传材料里写道：执行政策应该既坚持原则，又灵活自如，主要是要实事求是。盲目地只顾遵守上面的指示，往往就会犯错误，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吃过的苦头并不算少。
他还举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来说明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敌人进攻三边。当时地委决定坚守定边城，把地方干部编成了一个大队，由我任大队长兼政委，配合军队守城。敌人进攻盐池时，我判断坚守城市没有把握，因为敌人的势力太强大了，而我们的力量比较弱，特别是地方干部，过去又没有过战斗经验，如果守不住，撤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因此，我建议应该以退为攻，先撤出走边城，然后再待机而动。但当时因为坚守是出自上面的指示，所以大家讨论的时候都不愿意更改。最后，我虽然未被说服，但还是勉强和大家保持了一致。这个错误的坚守城市的决定，使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至今想起来都仍后悔不迭：为什么当初我有自己的意见不能坚持呢？因为我的随大流，结果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这一沉痛的教训，我是永远忘不掉的。”
他反对草原垦荒，被整成了“右倾”。直到后来事实教育了人们，人们才对他有了重新的认识：那些被开垦的草原，因为底下尽是沙石，土层太薄，长不成庄稼。种不了庄稼，又没了青草，人们开始认识到了自然规律的不可违抗，也开始承认了赵文献的勇气。
因为在赵文献个人的历史上有“右倾”这样一个污点，他被下放到离兰州很远的山丹县去了。这对于赵文献个人来说算不上什么惩罚，用他的话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还怕下乡吗？”对他来说，在乡下也许比在省委机关里心情还要更舒畅一些。
他到山丹县去的时候是一九五九年的三月份。
在山丹，他的心情很好，这可以从他写给孩子们的信中看出来。他总是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更好地为国家做出贡献……
六十年代初期，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时期的部分过左行为，赵文献也才重新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继续任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委委员，不久又被选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一九六六年春，他率工作组到甘肃最贫困地区——定西地区参加“社教”（即四清运动）。
谁也想不到，就是在这个时候，病魔向他伸出了罪恶的手。
起初他只是有些便血，他没怎么在意。当时甘肃农村的生活很苦，即使是下乡的干部，也免不了吃一些粗糠、野菜什么的。他以为自己是吃糠吃的。
可是后来他出现了很多别的症状：浑身无力，虚弱得连步子都迈不动了……他这才到医院去检查。医院的诊断结果无异于死亡判决：他患了直肠癌。
这对于他的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致命的打击。
那时候雷迅的身体也很不好，赵文献看病的事只好由永勤、永明等孩子们来料理。经过治疗，病情起初还是被控制住了，但是，又过了几个月，就急剧恶化起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凌晨五时五十五分，赵文献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赵文献去世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由于他的“右倾”罪名，雷迅一家被赶出了省委大院。雷迅拖着重病的身躯，领着几个大小不等的孩子，最后在一个半地下的传达室里安下了身。
地下室潮湿发霉，雷迅的心脏病也因此变得更加严重了。孩子们多方请求，也没有人理睬他们。那时，人们都已全力以赴地参加到新的“革命”中去了，谁还有心思来关注这个“右倾”的家属。万般无奈之中，他们只好自己找了一处空余的房子搬了进去。
雷迅的病情一天天地加重了。早在一九五八年，她就曾因为脑溢血导致了语言中枢障碍，说话开始吐字不清。“文化大革命”后不久，三个大孩子永明、永勤、永宏都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只有小宁和二毛还在她的身边。小宁是一九六五年从我这里回兰州的。那时候我要去参加四清运动，沙沙也离开了昆明，没人照顾他，他只好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小宁和二毛不能整天陪着妈妈，他们白天要到郊区的工厂里做工，只有晚上才能回来。
为了照顾好母亲的生活，孩子们雇了一个邻居来临时帮忙。那个邻居也是个干部家属，来自农村，因为住得近，二毛、小宁和她说好，让她每天中午做好了自家的饭后，过来帮着他的妈妈做一顿中饭。那个邻居一开始还比较热心，时间长了，也就马虎了。
雷迅又很倔强，腿脚不灵了，口齿不清了，但如果她要出门，谁都拦不住，孩子们不陪着，她一个人也要坚持出去。
那时候，小宁和二毛经常用自行车拉着她去医院里看病，她知道我正在被批斗，就对孩子们说：“八姨妈是个好人，她不会犯错误的，他们今她是没道理的。”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很受感动：她自己病得那样了，还想着替我辩白，真是一个知我爱我的好妹妹。
由于病情的恶化，雷迅卧床不起了。关节炎、心脏病、语言中枢障碍等多重疾病缠身，使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饱受了病痛之苦。动乱的年头，平时的生活也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她终于支撑不住了。一九七○年三月十九日，她在兰州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当时我正在“牛棚”里接受改造，对赵文献和雷迅的去世一概不知。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才从二毛和小宁那里知道了详细情况。
在我的心目中，雷迅，我这个表面看上去有些羸弱的妹妹，几十年来风里来雨里去，全凭的是一种信念，一种共产主义的信念，否则，这条路她是走不到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比我更坚强。她没有做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但是，她真诚地活过，努力地工作过，她没有虚度一寸光阴。我佩服她，佩服她和赵文献共同走过的平凡而又不平常的战斗和生活历程。
一九七九年五月五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兰州烈士陵园召开了赵文献、雷迅追悼大会，当时的甘肃省主要负责同志都出席了追悼大会。大会所致的悼词高度评价了赵文献、雷迅光辉战斗的一生。党和人民给了他们公正的结论。
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和丈夫同甘共苦
“文化大革命”中，卓琳一家更是难逃厄运。
运动刚开始，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就因为向首都高校派驻工作组，被打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罗织罪名，林彪、江青一伙把他六十年代初在抓农业生产时说的一句话搬了出来，加以扭曲发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一九六二年七月，针对“共产风”和平均主义给我国的粮食生产带来的破坏，为了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发展农村的生产力，邓小平负责主持召开了几次关于农业问题的会议。会上谈到农村当时出现的各种生产形式时，邓小平说：“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观点，他引用了刘伯承元帅在打仗时常说的一句四川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所说的“猫论”和“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当然也包含了对当时包产到户做法的肯定。“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批判他的最著名的把柄，林彪、江青说他“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好主义”，就是“唯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思想的反映。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他就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成了被攻击的对象。不久，他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
邓小平被打倒，卓琳很痛苦，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几十年和丈夫在一起，她深知丈夫的为人，相信他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相信他在政治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挨斗时，她和他在一起，站在他的身边。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邓小平失去自由的时候，她和他一起下放、劳动、散步。在和丈夫一起被监禁的日子里，她精心地为丈夫编织了一件开司米毛衣。这件毛衣的袖子后来被邓小平穿破了，卓琳又细心把它补好。这件毛衣至今仍保留在她们的家里。“文革”以后，当有亲戚问到卓琳“文革”时她对邓小平的看法，她说：“那时我相信邓小平没有错。如果说邓小平在平时的工作中有没有失误？那可能是有的，但那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一辈子在工作中都没有失误，那是不可能的，主要是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第一号令”的发布，邓小平和朱德、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刘少奇、陈云。王震等一起被赶出了北京。他被流放到了江西。
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孩子们都已被冲得七零八落的，只有卓琳和他的继母夏培根陪着他。由于周总理提前打电话关照过，他被安排到南昌附近的新建县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工作。一开始，人们让他坐着做清洗零件的工作，后来，由于他自己要求做一些重一些的体力活，工厂的师傅才让他当了钳工。
他们一家三口住在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的一座两层青砖小楼里。这栋小楼原是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现在，成了他们的临时安身之地。楼前有四株月桂。楼上是他们的卧室和起居室，楼下是厨房、他们吃饭的一间小屋和派来监管他们的人居住的房间。“文革”期间，步校停止了招生，所以偌大的一个校园空荡荡的。
卓琳身体不好，体力弱，血压高，又有心脏病，邓小平很照顾她。上楼梯的时候，卓琳有时走不动，邓小平就会主动地去拉她一把。平时的生活中，他们三个人相互照料、相互关心。三位老人年龄相加已有二百余岁，他们相互之间体贴、爱护、患难与共的情景，令人感动。
他们刚到江西时，邓小平每月的工资是四百零二元，卓琳每月一百六十五元，到了一九七○年元月，说是工资改生活费，邓小平每月只能领一百二十元，卓琳六十元，继母夏培根二十五元，全家人合起来，每月总共才二百零五元。
那一段日子，为了节省用钱，他们自己在院子里开荒，买来菜籽，种上丝瓜、苦瓜、辣椒、大葱、豆角、西红柿……三人中的壮劳力是邓小平，所以翻地、浇水等重活自然由他来做。
他们把节约下来的钱用来补贴孩子们的生活，作为孩子们来看他们时的路费。
生活清苦点，行动不自由，他们不在乎，但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让他们非常挂念。
那时邓林、邓楠都已大学毕业了，邓林在河北宣化一个部队的农场里工作，邓楠随北京大学的学生一起去了陕西汉中参加劳动。毛毛和飞飞早已分别下到陕西、山西的农村插队。
孩子们天各一方，做父母的怎能放心得下？后来，情况允许的时候，邓小平给中央写信，要求允许子女探亲，要求批准毛毛。飞飞到江西上大学……
最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邓朴方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导致了终身的残疾。母亲疼爱儿子，得知儿子伤残以后，卓琳哭了好几天，哭坏了眼睛，并且落下后遗症。到现在，她的眼疾还经常复发。
朴方后来被送到救济院，他的小姑姑邓先群在清河社会救济院找到了他，写信告诉了在江西的卓琳和邓小平。卓琳和邓小平听说孩子在北京清河社会救济院过着孤独凄惨的生活，他们都非常难过。邓小平向中央写信，申请让朴方到江西来和他们同住。
朴方当时的身体十分衰弱，胸以下肢体瘫痪，时常高烧。他到了江西之后，卓琳不顾自己的体弱多病，每日为他端饭送水。料理生活；小平则每天给儿子擦澡翻身；祖母夏培根也总是努力多做些好吃的饭菜，为他滋补身体。一家人为他忙开了，他们终于有机会为孩子做点事情了，这几年他们觉得欠孩子的太多了。
孩子是他们的安慰，在江西的那段艰难岁月里，正是因为孩子们每年有假期，被允许来看望他们，才使他们有了愉快的时刻。
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邓楠生了个女儿，取名眠眠。有了孙子辈的孩子，卓琳和邓小平又多了一份欢乐，多了一份忙碌。
拖拉机修配厂的工人们从来没有把邓小平一家当成外人，更没有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来这里接受改造的“走资派”，诚朴的工人们乐意为邓小平一家提供生活的方便。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工人们特意为他修建了一条上班的小路，这条小路不必绕道大门，在离车间较近的墙上开了个小门，使他上班少走些路。这条小路后来就被人们称作“邓小平小道”。邓小平和卓琳每天上午去上班，从这条道上走上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如从大门走，就要走三十多分钟。
他们每天是上午劳动半天，下午自由支配，三年的时间，他们始终坚持不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他们从未误过工。
卓琳那时做的活是和一个女同志一起拆线圈，她性格开朗，很快就和这个女工混熟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荒漠。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邓小平和卓琳第一次享受了相当于“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他们和工人们一起聆听了厂里传达的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回到家里，邓小平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愿意出来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予以转交，陈述了同样的内容。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印象，那就是邓小平“人才难得”。所以，他在邓小平的来信上作了这样的批示：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周恩来当时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接到主席的批示，他当机立断，一方面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厂，印刷了若干份，分别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时进行讨论；一方面又采取了一个果断的措施，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即刻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在邓小平参观访问结束回北京后，周总理又安排将邓小平原来的秘书王瑞林等人调到邓小平的身边，协助邓小平工作。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邓小平和卓琳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从此，他们的生活开始有了好转。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经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发出第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很快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政治局委员得到了确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邓小平回到了领导岗位，立即着手全国各条战线的治理整顿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社会的秩序慢慢地得到了恢复。
“文化大革命”是一条长长的苦难之河，不知有多少中华民族的杰出人物被它吞噬了，不知有多少有志之士在这条苦难之河里经历了剧烈的沉浮，所幸的是我们终于走过来了。
家乡的亲人们
土改运动以后，我们在宣威的亲属就一直成了被镇压的对象。四哥因为历史问题没有查清，遭到了组织上的误解，他忧郁不得志，一九五四年就离开了人世。二哥和三哥都被划成了地主，关进了监狱。那时候我们家火腿厂的机器被砸了，房子被没收了，哥哥们的孩子也都纷纷从城里被赶到了乡下，接受劳动改造。
三哥在狱中劳动表现不错，还当了队长，一九六○年被提前释放了。他在劳改时干的是烧窑的活儿，所以，被放出来之后，他在浦家山盖了一座砖窑，操起了烧砖造瓦的营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三哥又被重新抓了起来。红卫兵们拿走了他提前释放的材料，说他是保外就医才出狱的，现在，他们要重新问他一些问题。
他的罪名之一是经常打人，解放前开小煤窑时打死了三名工人。这一条罪名后来经查明是不属实的，因为号称被他打死的那两名工人，解放后一直都还很健康地活着。三哥当过兵，脾气躁，要说他打过人，这一点不容否认，但他从未打死过人，说他打死三名工人，纯粹是属于诬陷。
罪名之二是他接受了邓小平的任务。他第二次被抓走以后，不久就被送到了上海，有人对他进行了秘密审讯。他们问他：“邓小平是不是你的妹夫？”“是我妹夫。”“他是不是派你出来搞活动了？”“没有。我至今都还没有见过他呢。”“没有见过？你瞒谁呀！赶快老实交待他都叫你干了些什么，免得遭受皮肉之苦。”三哥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就被他们吊了起来，用强光照射、皮鞭猛抽。
在上海拷问了一段时间之后，三哥又被押送回了云南。在昆明，他受到了同样的严刑拷打，据说他是被关在监狱中死去的。
三哥走后，他的砖窑没人管了，就荒废在那里。三嫂带着孩子无处安身，临时还在窑洞里住过。
阶级斗争进入了高潮，我父亲的坟墓也被挖开了，尸骨裸露荒野。
浦江想起过去和爷爷的情分，非常伤感，他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把爷爷的遗骨捡起来，用一块红布包着，要去重新掩埋。临行前，他问他妈妈：
“妈，你看要不要在这红布包上写个字，将来也好找到啊。”
“别写字，”他妈妈说，“你好找到，别人也好找到，你还是把坑挖得深一点，别让人再挖出来了。”
浦江听了他妈妈的话，背着爷爷的尸骨，一个人爬上了东山，在近东山寺的一块空地上，他深深地挖了一个坑，将爷爷的尸骨放了进去。他想，等将来有机会，再把爷爷的尸骨迁出来火化，放进海会塔。
为了父亲遗体火化、骨灰存放海会塔的事，三哥一直耿耿于怀。父亲临终前曾一再交待，自己死后，必须实行火葬。可他去世的时候，正值社会变迁，家里人根本无法按照他的遗愿去执行。三哥有一回梦见父亲责怪他了，父亲对他说：“你们这些不孝子孙，我那么小的一个愿望，你们都不能帮我实现，真是让我不得安宁。”三哥醒后，非常惭愧。他在被抓走之前，有一次还对浦江说过：“浦江，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在我身边了，有一件事看来只有你能完成了。爷爷临终前，希望火化，可我们至今都没能做成。你要是有机会，将来一定要记住这件事。”
浦江牢记了他父亲的话，可是到底怎样完成这件任务，他自己当时恐怕也有点茫然。海会塔已经无人管理，墙倒屋漏；东山寺也成了封建文化的糟粕，受到了破坏；阶级斗争正暴风骤雨般在各地蓬勃开展着，将来还会有机会吗？
有人举报了浦江的行踪，他被拉出来进行了批斗，还挨了毒打。
浦江回到家里，就开始吐血。他妈妈急得不知所措，想给他做点吃的补补身子，可家里又实在找不出什么好的东西，只得在一旁长吁短叹。
“我得出去，”浦江说，“不能在家里再呆下去了。再呆下去，他们还不知怎样斗我呢。”
他妈妈没有拦他。家里当时也拿不出钱来给他作路费，他妈妈就把他父亲留在家里的一件呢子大衣找出来，让他穿上，对他说：“家里就这么一件值钱的东西，你带着。怎么出去，你就自己想办法吧。”
浦江含泪告别了母亲，一个人踏上了通往昆明的道路。那时已是腊月，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新年，他无心想着节日，自己的前程还不知道怎样呢！没有钱坐车，从宣威到昆明，几百里的山路，他就凭着自己的两条腿走了过来。
他来昆明植物所看我的时候，我正在喂猪，两只手上沾着猪食。看到他穿着一身毛呢大衣，我有点气愤，一边洗手一边对他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穿这种衣服，像个干部的样子。你真应该好好改造自己了。”他看到了我的处境，感到非常难过。听了我的斥责，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我：“我妈妈让我来看看你，你挺好的，我妈妈也就放心了。”随后他就向我告辞。
当时我眼看着他走了，我还以为他回了宣威。我哪里知道，他是在流浪啊！当我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穿过滇南的十万大山，到缅甸去了，到泰国去了……等到我再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事业有成，正在为我们祖国的开放事业尽他的一份力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政策，三哥的案件经宣威县人民法院、曲靖地区中级法院审查，移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经审查，否定了他的罪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判决：“撤销宣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1419号判决；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61）年度刑减字第87号刑事裁定，宣告浦德三无罪。”
那时候我给宣威的哥嫂侄子们写过信，给他们寄回过穿旧了的衣服。亲属们收到衣服，大家就分着穿了；信件读完后，他们也随手扔掉了，没有人去保存。但“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去搜集我的黑材料，非要亲属交出这些信件来不可。去调查的人最终没有找出我的任何“罪证”，但他们了解了我的家庭是地主资本家后，回来就说我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苦难的日子终于有了尽头，随着林彪反党集团的覆灭，植物所的环境一天比一天宽松起来，在被专政的乌云后面，我终于迎来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