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在过去与未来之间
摆脱桎梏
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我的处境慢慢有了好转，先是不用再去喂猪了，后来又逐渐恢复了自由。到了一九七五年，我就被完全解放了。
云开雾散，从此我又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我从心底里有一种轻松感。走在路上，我明显地感觉到有了做人的尊严，人们已经不把我看作走资派，而是看成一个和他们一样的正常人。
已经在陕西阎良工作的亚男带着他的新婚妻子赶到云南来看我了，莎莎、永平（二毛）、永宁（小宁）也从他们工作的地方前后分别来看我了。我又能自由地走出植物所、走向昆明了。
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叫“一切向前看”。我们的民族在向前看，我们的国家在向前看，同样，我们也应当向前看。只有向前看，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目光远大起来，才有可能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在我受到冲击的时候，每个月只能领到十五元生活费，平反以后，我一下子得到了两千多元补发的工资。
在那样一种境况下，这两千多元对于我不是没有用的，经过前后十年的折腾，我已经差不多赤贫如洗了。但是，拿到这笔钱，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它花到最值得花的地方。
我追随党、追随革命近四十年，一心想着在革命道路上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四十年来，我尽我所能做着自己的工作，没有懈怠过，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没有动摇过，这是因为，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是对人民有利的，对国家有利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是一场灾难的话，那么这场灾难产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决不能把这笔账记在党的身上。如果没有党，我们会有今天吗？“四人帮”会让我们亡党亡国，正是党采取了拨乱反正的方针，才把我们这个民族从毁灭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才有了我们重新获得自由的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感谢党。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真心希望我们的党一天天走向成熟。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党的建设多做一点贡献。
我决定把这两千多元钱一分不少地全部交做党费。
有人劝我说：“那是你的工资，它本来就是你的，你为什么非要白白地拿出来？”
还有人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样多的罪，就算是一种补偿吧，你也应当把这笔钱留下来……”
我说：“如果说补偿，区区两千多元，能补偿我失去的十载光阴吗？能补偿我遭受的毒打和精神侮辱吗？这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是想用它向党表明：我还是一个忠诚于党的共产党员！”
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被解放以后，又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真是岁月不饶人，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一九七五年，我六十四岁，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是继续工作还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就我的主观愿望来说，我当然是希望再工作一段时间的。当时蔡希陶、吴征镒也已经解放，我们几个原来的老领导都迫切希望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工作尽快走上正轨，继续为我国的植物研究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不管从哪方面说，我毕竟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了。让年轻有为的同志来接我们的班，既是我们的责任，又是我们的义务。想来想去，我还是向组织提交了退休的申请。
上级组织挽留我，但我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也就不好再坚持了。
这样，我就办理了离休手续。
当时亚男和他的爱人都在陕西阎良，我到他们那里去住了一段时间。
阎良有飞机制造厂，还有相应的科研机构，亚男在军事工程学院学的是飞机制造，一毕业就被分配到这里的研究机关，儿媳刘桂兰是工厂的检验工。
我刚来到阎良的时候，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这里走走，那里看看，过得很有滋味。但几天以后，我就觉得有点儿问了。亚男夫妇工作很忙，他们是不可能留在家里陪我的。他们一走，家里就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我觉得e己就像是被囚禁起来了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离退休的人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一下子从忙碌的工作岗位上下来，对悠闲的生活还不适应。
正在这个时候，陕西省政府在西安为陕西籍红军老干部修建了一个疗养所。我想，如果我住到那里去，兴许就不会像在这里这么寂寞了，那里有许多与我有相同经历的人，我们在一起一定有不少共同的语言。于是，我就托人去打听，看能不能住到那里。本来我是云南人，不在他们的照顾之列；但是他们听了我的情况后，很理解我的处境．答应把我作为特例“研究研究”。他们后来同云南省政府老干部管理处取得了联系，云南方面也为我做了许多工作。总之，我最后是破例被吸收进来了。
在西安干休所，我的日子过得很充实，我又有了新的朋友、新的生活圈子和新的生活内容。后来，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我自己也想找点事做，以免孤寂，就把美毅的孩子接了过来，帮她带着。有了孩子在身边，我生活也增加了些乐趣。
一九七七年，宝秀从辽阳化工厂退休，和我又重新住到了一起。宝秀的身体已大大不如以前了，她来到干休所以后，我什么事情也不让她做，只让她静静地养病。
在西安，我一共呆了四年。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平静的一段生活。
那段时间里我读了不少书，尤其是历史方面的书。我想，这也许和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有关——西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周至唐，曾有十一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一千一百余年。这里到处都是名胜古迹，走到哪里，你都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历史的氛围中跋涉。读着历史书籍，看着文物古迹，你会理解许多原来不曾理解的东西。
是的，面对历史，人们往往会有一种宿命的意识，这是因为我们个体的生命在宏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实在是太渺小、太渺小了。漫长的历史中，三秦大地上金戈铁马，征杀无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历史活剧，留下了什么呢？不就是几个废墟荒冢吗？
那些不可一世的帝王，那些智慧超群的幕僚，那些挥洒热血的勇士，那些被历史忽略不记的士兵，最后都化作了一抹烟尘，平等地长眠于地下了。
但是，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我们的眼中，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进步的，那些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过贡献的人，永远都会活在人们的心中。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可以让我们看清许多以前看不清的东西。如果我们看清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我们还会为区区一己之利去做无谓的争斗吗？我们还会对身边的同志心怀怨恨吗？我们还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怀疑吗？不会的。在这种对历史的觉悟当中，我们只会更加努力地去工作，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只会更加宽容地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为我们的社会献上一片爱心；我们只会觉得自己最应当做的就是为他人谋一些利益。我们短暂的人生需要爱，需要理解，只有这样，我们的人生才能够得到滋润。
人的生命不过是一个过程，决定人一生有没有意义的，不在于你能活多久，而在于你为这个世界做出了什么，奉献了什么。我们许多的前辈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时候，不过二十来岁，有的甚至只有十几岁，你能说他们人生短促，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吗？绝对不能。古往今来，那些为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人们永远都会怀念他。
美毅的孩子上学走后，莎莎的孩子王彬彬也来我这里住了一年多，后来我又把亚男的孩子接到了身边。亚男的孩子很小，那时还不满一岁，我和宝秀经常用小车推着孩子到干休所附近的兴庆公园里去散步。生活像早晨明媚的阳光一样，照得人心里暖洋洋的。我在孩子们身上寄托着未来的希望。
亚男夫妇经常来看我，他们一来，我的家就显得小了，拥挤了，但一家人的团聚，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快乐。
望着碧波潋滟的湖面，听着人们的欢声笑语，我常常觉得眼前这一切仿佛都不是真的。当我、雷迅和卓琳在昆明第一次对未来进行想像的时候，当我们为了理想的生活离开昆明的时候，当我们终于选择了延安并且义无反顾地奔赴那里的时候，当我们在延安的神圣土地上开荒种地进行大生产的时候，当我们分头沿着我们各自的生活道路勇敢地前行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确切地描述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经历了无数挫折之后，在我们经历了畸形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之后，我们已经不敢对生活做更多的幻想了。但是今天，生活以它应当有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真没想到，我在离休以后，能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一生孜孜追求的理想生活正在一天天变为现实，能亲眼目睹人民的生活正在我们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下，朝着健康、美满的方向发展。
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五月，经组织安排，我从西安迁居到了北京。
当时，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邓小平正在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设计和领导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暂时住在卓琳家里。
邓小平那时候很忙，经常外出视察，了解下情。塞北江南。三峡黄山、深圳珠海，哪里有了新的变化，他就要亲临哪里，观察分析，制定政策，提出思路。回到北京，他还要找很多人谈话，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他精神饱满，工作起来还是那么不知疲倦。
自一九七三年春天他们从江西回到北京后，孩子们都住到了身边，他们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
他们的家里充满了温馨的家庭气氛。卓琳和邓小平都很喜欢孩子，孩子们各自成家了，他们也没有让孩子们分离出去。他们喜欢亲情，喜欢天伦之乐，打仗的时候，无法带着孩子，现在是和平建设的时候，他们便把孩子全部叫到身边，一起生活。
那段时间里，邓林的儿子萌萌、毛毛的女儿羊羊、飞飞的儿子小弟陆续出生了。家庭多了新成员，给卓琳和邓小平增添了无限的快乐。
邓小平虽然很忙，但逢年过节的时候，他都要与家人欢聚，看着孩子们做游戏，踩欢乐球。在孩子们中间，他一点都没有架子。
小平复出之后，不少组织请卓琳出来任职，她都没有答应。她更愿意本本分分地做自己的工作，协助王秘书处理邓小平的日常文件。
卓琳去过国外，邓小平一九七八年十月访问日本，一九七九年一月访问美国她都跟着一同出访。在国际交往的重大场合，她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不失中国女性应有的端庄。她出席过座谈，参加各种社交，和邓小平一起给国外友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刘京华有一次问过卓琳：“大毛孃，姨爹的功劳应该有你的一份吧？”卓琳对她说：“我不敢说有多大的贡献，起码我是努了力的。”我觉得她确实是这样的。
卓琳的孩子中，毛毛和飞飞因为是解放后才出生的，吃过的苦相对较少；邓林、朴方和邓楠都是解放前出生的，受过了不少挫折。尤其是邓朴方，“文革”当中因为遭受迫害，导致了终身的残疾。朴方在三○一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我曾经去探视过他。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夏天，卓琳一家刚从江西回到北京，我也获准到北京来探亲。姐妹俩诉说过各自的经历之后，我提出要去看看朴方。一天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我去了一趟三○一医院。我见到朴方的时候，他精神状态很好。看到他伤残得那么严重，我心里涌起了说不出的伤心：孩子究竟有什么罪过，竟被折磨成这副样子？！名人的后代，真是难当啊。朴方当时还能够坐起来，他正在桌上摆弄着一些零件，于着修理手表、收音机的活儿，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见我来了，他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笑着招呼我坐下。我问了他现在有什么感觉，他说疼痛感已经不再明显了，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说话间，他的眉宇中露出乐观的表情。他还询问了我这几年的遭遇，对我的生活表示关切。出来后，我的最深的感觉是：这孩子，真是太可惜了。
朴方这孩子，意志坚强，也许是因为经历了一次与死亡的搏斗，他非常珍惜生命的价值，他很想为社会做点事情。他投入了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筹建工作，现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谁知道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我在卓琳家里住到一九七九年底，组织上在木樨地给我分了一套房子，我就搬过去住了，这就是我现在的住宅。
我在北京定居下来之后，正逢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力以赴地开展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乐少华当年的十多个老同事念起昔日的情分，给中组部上书，请求撤销过去对乐少华的错误决定，为乐少华平反。他们来找我，要我也写一份报告。一开始我还有些情绪，我觉得乐少华当年经不起风浪，偏偏要选择自杀这条错误的道路，他都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我又何必要来翻这笔陈年老账？还是乐少华当年和大家情谊深重，基层干部对他念念不忘，他们坚定不移地要给乐少华讨个清楚明白的说法。他们去了一趟中组部，没有成功之后又来找我：“你不出面写份报告，很多事情是说不清楚的。”他们说，“你就算不为自己，也得为孩子们想想，乐少华的事不说清楚，他们一直都要背上这个包袱。况且，乐少华确实是没有罪的，很多现成的证明材料过去的军工局里就有，乐少华去世不久，情况就已经查清楚了，只是因为军工部撤消了，才没有人来管这件事。”我被他们的真诚打动了，一个正直的人，就算他去世了很多年，也会在熟悉他的人心目中永远被怀念。我向中组部提出了申诉，并且交上了一份详细的说明材料，提供了当年乐少华的活动背景和我们家里的状况。中组部接到了我和乐少华过去的同事们的申诉后，马上派人下去搞了一份调查，不久就有了结论。一九八○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的复查报告是这样的：
关于乐少华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
根据乐少华同志爱人浦代英同志的申诉和野苹（作者注：陈野苹，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同志的意见，我们对乐少华同志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自杀和被开除党籍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现报告如下：
乐少华同志一九二七年入党，曾任红七军、十五军政委，七军团、十军团政委，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厂长，一九五○年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乐少华同志在三反运动中受到冲击。自杀。同年三月，东北局组织部、纪检会发出通知，说乐少华违法出卖军工原料，纵容机关生产人员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利用奸商贩卖黄色炸药，借补助为名任意开支，政治落后，诱奸保姆，所领导的单位贪污浪费严重，在三反运动中畏罪自杀自绝于党，东北局决定开除其党籍。经复查，上述问题是根据揭发材料认定的，当时并未查证核实，三反运动后期查明都不属实，但未作改正。其简要情况是：
一、关于违法出卖军工原料和利用奸商贩卖黄色炸药的问题。
经查，真实情况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日伪在东北许多地方遗留下来不少作废的黄色炸药。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后，天津派人持董必武同志介绍信到东北购买一些黄色炸药作染料原料，经高岗批准，由军工部卖给了一部分。同年十月，天津染料原料采购委员会又派人携带中央商业部等单位证件，到东北购买黄色炸药，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商业部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准许，介绍到军工部接洽解决。当时乐少华同志任军工部北满分部部长，即指派经理处副处长任庆同志具体办理，与天津来人签订了出售一百二十五吨黄色炸药的合同。由于仓库无货，任庆委派沈阳装备厂合作社主任孟辑伍等人到嫩江县搜集采购，并给开了军用护照，派两名警卫人员保护。由于孟辑伍招摇撞骗，向地方干部行贿等，嫩江县政府将孟等人扣押。乐少华同志发觉后，派任庆同志前往当地政府解释，孟等被释放。事后给孟辑伍以撤职处分，并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废除了向天津出售黄色炸药的合同。查证情况说明，乐少华同志批准向天津出售黄色炸药是没有错误的，孟辑伍在采购炸药中所犯错误与乐少华无关，原认定乐少华利用奸商贩卖黄色炸药问题与事实不符。
二、关于纵容机关人员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的问题。
经查，三反运动初期，曾传说乐少华同志一九四七年任军工部鸡西办事处主任时，该处总务科副科长陈凤材曾到农村买青苗，剥削农民。据佟磊同志（原军工局副局长、领导军工局的三反运动）证明，此事仅系传闻，后经查证并无事实。陈凤材同志证明，那时办事处有几千名职工，战争时期粮食供应比较困难，为了解决的粮食问题，他与总务科长王隆山商定，并征得地方政府同意，他曾带领几个人到鸡西、密山两县农村，按当时市价，从农民那里收购了几十万斤大米，交机关合作社卖给职工家属，属于公买公卖，并无放高利贷剥削农民之事。原定乐少华同志纵容机关生产人员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三、关于借补助为名，任意开支的问题。
经查，乐少华同志任军工部鸡西办事处主任和北满分部部长期间，确曾批准购买手表三十块、钢笔四十支发给处以上干部使用。一九四九年北满分部政委王盛荣等同志调中南工作时，乐应他们的要求购买了七架照相机，除一架留下公用外，其余均由王等带走。从查证情况看，乐少华同志在实行供给制的情况下，批准购买钢笔、手表发给处以上干部，不应视为错误；购买照相机一事，不应由乐负主要责任。
四、关于政治落后，诱奸保姆，和军工局贪污浪费严重等问题。
经查，原与乐少华同志一起工作过的许多同志证明：乐少华同志作风正派，组织观念强，主动交纳党费，按时参加党的各种会议，没有发现他政治落后、厌弃参加党和行政重要会议的问题。乐少华同志艰苦朴素，不搞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更无贪污问题。原军工局的一些同志还证明：乐少华同志在领导军工局工作期间，能够坚持原则，对所属干部要求是严格的，军工局没有出现过严重贪污浪费的问题。关于诱奸保姆问题，因女方是日本人，下落不明，当时对此没有调查，现已无法查对，不能认定。查证情况说明，原认定乐少华同志政治落后，军工局贪污浪费严重等问题，均不符合事实。
综上所述，原开除乐少华同志党籍的主要依据不能成立，定其畏罪自杀、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建议撤销一九五二年原东北局开除乐少华党籍的决定，恢复乐少华同志的党籍，恢复其政治名誉。
乐少华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早年参加过五卅罢工和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同方志敏等同志一起在开辟闽浙赣红色根据地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北解放后也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在恢复其党籍和名誉后，应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拟将复查结果通知乐少华同志亲属所在单位，以消除不良影响。同时，将乐少华同志骨灰从沈阳市郊区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上述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央组织部干部审查局
一九八○年五月三十日
接到复查报告，中组部马上做了批示，并委托中央组织部办公厅给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处和亚男所在的西安三机部十所发去了通知，要求我们所在的单位，我们“档案中如有受乐少华同志问题株连的不实材料，应予撤除，消除影响”。
二十八年过去了，当年乐少华以死都不能说明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组织上终于以铁的证据，使真相大白。
读着这个报告，我流下了眼泪。
如果乐少华地下有知，我想，他是应当感到欣慰的。
乐少华去世后，一开始被随便葬在一块乱坟岗，后来，他的部下们因感念他的为人，悄悄地把他移葬到了五二厂（在沈阳）内的一块空地上。几经风雨，少华原来的警卫员王凤亭等人一直精心地维护着这座坟茔。少华被平反后，我和我的孩子把他的骨灰从沈阳取了回来，在中组部的安排下，安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望着乐少华的遗像，我喃喃地说：
“少华，你安息吧。党和人民还给你清白了……”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浦宝秀跟着我一起到了北京之后，安定地生活了几年，但原本病弱的身体更逐年衰弱。一九八八年，她得了脑软化，我照管不了她，就把她送进了福利医院。
在医院，前一段时间我们去看她，她还能认识我们，后来渐渐就不认识人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十天，她变得像一个小孩一样，特别喜欢玩玩具，小宁为她买了个布娃娃，她整天拿在手里。医院里的护士见她一副老天真的样子，都喜欢逗她，跟她在一起玩。
一九八九年十月，宝秀去世了，那年她七十二岁。一个可怜的人，在懵懵懂懂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宝秀去世以后，她在东北工作过的辽阳化工厂对她很好，还专门派人到北京来，带来了一千元安葬费。当时，我已经把宝秀安葬了，我让他们把这笔钱带了回去。后来我为此事专门给辽阳化工厂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工厂在宝秀退休以后在经济上对她的一贯支持。
送走了宝秀，我的身体也渐渐不那么好了。起初我只是感觉左边的手有些发麻，后来又发展到半边脸。卓琳来看我，我和她说了我的感觉，她马上建议我到医院去看一看。我接受了她的建议，让她带我到三○一医院做了检查。这一检查才知道我得了脑血栓，医生建议我住院治疗。
我的病情还在发展，住进了医院，我的左半边身子就不能动了，手和脚也开始不听使唤，连身都翻不过来——我难道就这样要完了吗？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时我就想到了热疗和针灸，因为我过去在疗养院工作过，知道这两种方法可以治疗瘫痪。
开始，神经科主任不同意，他说：“你现在病情还处于进展期，这个时候一般是不能做针灸的，只有等到你将来到了恢复期以后才可以做。”
我心想，等到恢复期，那还要住院多长时间？后来，卓琳来看我，我和卓琳谈了此事。卓琳找了医院对外门诊部针灸科的郭清风医生来看我，我把病情与他谈了。我问他我现在能不能做针灸？“针灸可以。”郭医生说，“问题是你这个病现在到底确诊了没有？如果已经确诊是脑血栓，那我就可以给你做针灸，而且针灸做得越早越好。肌肉没有萎缩，恢复也快。如果你是脑溢血，现在就不能做，只能等到恢复期以后才能做，否则针灸刺激了，血会出得更厉害，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主任查病房的时候，我把郭医生的意见向他反映了一下，并且很坚决地对他说：
“请主任只管放心好了，一切后果由我来负，我只要求现在就给我做针灸。”
主任又找郭医生商量了一下，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
郭医生给我做针灸很有技巧，同时也很小心谨慎。他先从手指给我扎起，第二天，他让我试着动一动，我一试，手指能动了，心里非常高兴。他一见扎针有效，也增强了不少信心。从此，他每隔一天来给我扎一次针，先从小关节开始，小关节能动了，再逐渐往上扎，一直扎到我整个胳膊都能动了，再给我扎下肢。扎下肢也是一样，也先从脚趾扎起，慢慢地到膝盖，再到胯关节，一直到全身都恢复了感觉。
还是在我的胳膊能动的时候，我就想，不能单纯依赖针灸，应该开始锻炼了。我的病床旁边正好有个暖气管，我就在那上边拴了一根橡皮绳，每天坚持拉上几回。这样用一会儿劲，松弛一会儿，我相信会有助于康复的。
拉橡皮绳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疾病正如同敌人，你若是怕他，他就会欺负你；你越忍让，他越猖狂；你只有勇敢地对他进行抵抗，才能战胜他，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在心里下定了决心，要和病魔拼斗到底。
等我的腿能动的时候，我就坚持要下床走动了。一开始，腿虽然能动，但抬起来还比较困难，只能靠我的儿子亚男（我病后他请半个月假来照顾我）和护士一起扶着我，才能迈步。郭医生说：“你训练走路的时候要注意，最好不要拖着腿走，形成了习惯，将来就难以改正过来了。你应该把腿抬起来，像军人走正步那样迈步，这样，以后走路才能端正。”我听了他的话，每走一步都努力把腿抬高，然后再慢慢地放下。最初几天，我的腿怎么也抬不起来，只能靠亚男在后面拿他的腿顶着，往上拱起来。他一边扶着我，一边帮我抬腿，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迈进。最初的训练非常吃力，每一次只要走上十来米，我就出汗了，大汗淋漓，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地好起来。半个月后，亚男的假期满了，他回单位去了，我每天的走路只有护士陪着我了，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练习，我仍然坚持不懈地训练着我的正步。一个星期以后，我连护士也不要了，自己扶着走廊上的石栏杆，就能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了。
大约住了两个月的院，我便办了出院手续。那时我想，到家里也可以接着练习，没有必要非要呆在医院里。我家的后面有一条僻静的通道，我每天拄着双拐到那里来回地练习走路。没有人扶我，当然比较麻烦，但我一点都不气馁，我心里明白，如果现在不忍痛吃苦，将来就难以健康地站起来了，我可不愿意从此永远倒下去，接受别人的服侍。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和命运进行搏斗，绝不屈服。就这样，我每天坚持在后院锻炼数次。朴方送给我一个轮椅，但我并不坐，每次练习走路的时候只是双手扶着椅背，推着往前走。大约一个月后，我只用拐杖，不用轮椅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我终于能扔掉拐杖，自如地行走了。刚出院的时候，郭医生曾对我说：“我看你的情况，将来可能能够恢复到90％。”我说：“恢复到90％也好，只要别让我趴下就行。”现在看来，效果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了：我基本上完全恢复了正常。不只如此，通过这次针灸和锻炼，我还把过去的老毛病——关节炎也给克服了。看来人只要是精诚努力，就总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锻炼。每天早晨，我都要坚持做四种运动项目：刚起床时，先在床上做二十遍仰卧起坐，然后是下床到外面打一套太极拳，舞一套太极剑，做一套健身操。我还喜欢种花养草，白天里也尽量安排一些体力劳动。如今，虽然已是八十七岁了，但我仍然耳聪目明，身轻体健。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当地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就一定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夕阳无限
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想得开的。我一向以为，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你活得多么长久，而在于你是不是为自己理想的生活奋斗过，是不是为别人、为社会做过有益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初，山东姑娘杨小霞得了一种很难治愈的怪病，消息在新闻媒介披露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时，大家都在喜气洋洋地过着新年，可杨小霞和她的母亲还在医院里为不明的病症作痛苦的斗争。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这个来自农村的十三岁女孩，正值鲜花绽开的年龄，却遭到了命运残忍的打击，真是太不幸了。
她家境贫寒，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很多双温暖的手伸向了她，给她捐助了看病的费用，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深情。我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去关心她、鼓励她，为她的治疗尽一份微薄之力。于是，我没舍得给孙于、孙女的压岁钱，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把自己积攒的一千元钱捐献给了她。
后来，在不少医疗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杨小霞的病因终于被查清了，并且找到了控制病情、彻底治疗的方法。尽管这个时候病菌已经夺去了小霞姑娘的一只手，但她的病最终还是被治愈了。在与病魔抗争的过程中，杨小霞体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杨小霞恢复期间，我又去看过她，并且把我的毛衣送给了她的妈妈。
从电视上看到小霞姑娘出院返回家乡的镜头，我很为她高兴。杨小霞在学校是一个拔尖儿的学生，这回她又可以坐到教室里进行学习了。她回家后，我们仍然保持着联系，我鼓励她好好学习，从她给我的来信中，我看到了她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仍然在努力进取。她用左手写的字，跟右手写的一样好，我真的替她高兴。她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漫长，她能够勇敢地战胜病魔，我相信，她一定会好好学习，在将来的生活中自强自爱，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时光飞逝，韶华已昨，我常常为自己年老体迈，不能和大家一起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而感到遗憾。庄子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每个人的生命面对浩瀚的宇宙长河，永远都只是一个瞬间的存在，但无数的瞬间就能汇成人类历史的澎湃长河。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拼搏努力，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繁荣昌盛，人类一定会更加和平友爱。我以乐观开朗的心情相信未来。
在北京定居的这几年，我一直以无比热切的心情关注着祖国的建设、家乡的建设，家乡的不少人都和我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的亲属们，还有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他们到北京来旅游、出差，总要到我这里来坐坐，和我说一说家乡的变化，我很愿意听他们带来的消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在宣威者家，我虽然没有旧居绮窗，但唐代诗人的这首诗，还是能够表达我的心境的。我的年龄大了，难得再回家乡，从他们那里听一听乡音，叙一叙乡情，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亲戚朋友中有的人到北京来就住到我这里，床不够用，就打地铺。卓琳说：“八姨妈这里快成招待所了。”我笑着说：“做招待所也好，经常有人来，我才不会寂寞。”古人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真是干真万确。
到我这里来的亲戚中，有的家里很穷困，这样，我就想在钱物上接济一下他们。我的工作关系在中国科学院老干部处，每个月可以从那里领到一千多元钱的离休金，我愿意从这份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我们总是想着尽一切力量为家乡做一点儿事情。我和卓琳都给宣威的“希望工程”捐过款，在一次捐款时，我们联名给宣威县领导写了一封信：
……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我们知道家乡山区多，人民居住分散，生活贫困，有些儿童因贫困和学校远，入学受到很大影响。虽然党和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但要彻底解决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知道宣威眼前还不富裕，经费、人才都是大问题。现在寄去我们从生活中节余的二千六百元给家乡“希望工程”，为山区贫困儿童尽一点微薄之力。这不能解决什么大问题，只是对故乡表表我们的心意而已。
这是我们的真实想法。最近几年，我们姐妹两人给家乡“希望工程”捐款近万元，这些捐款在宣威县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都已分别安排到了较为贫困的阿都。宝山、双河等地，用在救助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失学的中小学生和资助学校建设上。
我还为延安等革命老区的“希望工程”捐款五千余元，最近，我们又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了几位贫困的大学生。我们愿每一个新中国的青少年们都能够有机会走进学校，接受应有的教育。
这几年，我们还为家乡的绿化荒山捐过款，这些捐款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已经落到了实处。一九九六年我回宣威的时候，市里的领导专门带我去看了用那笔钱绿化起来的山坡，我看到山坡上的树木已经长起来了，葱绿葱绿的，遮住了赤裸的土地。这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为祖国的绿化尽一份力量，那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美丽。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一句古诗。我已经八十七岁了，可以说，我就是那夕阳了。但是，夕阳还有它的光亮和余热啊，我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这宝贵的岁月，再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事情呢？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我要把自己的一生写出来，把我的妹妹卓琳和雷迅的一生写出来，通过我们的经历，来反映我们所走过的这个时代，反映这个时代不平凡的社会变革。让年轻一代的读者们知道今天的文明社会来之不易，让大家共同珍惜我们的新社会、新制度，珍惜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同志关系。
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确重新体会到了一种将生命付诸于自己所信奉的事业的快乐和激情。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有机会重回了一趟延安。当时我是那样激动，就像久别的游子重新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一样。我真想说：“我回来了，延安，你的女儿又回来看你来了！”
当我又一次看到宝塔山的时候，当我站在宝塔山上俯瞰着延安城的时候，我觉得延安在我的心中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延安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延安有我青春的记忆，她早已经像岁月一样同我的生命历程融为一体了，以至于我很难把她从我的生命体验中剥离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对于我永远是熟悉的，不管我走到哪里，她都与我紧紧相随。然而，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的城市，当她时隔五十个春秋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她对于我又是陌生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宽敞的马路，川流不息的汽车以及与北京、西安等大城市没有什么区别的繁华的商业街……这些都告诉我这里已经不是过去的延安了。她作为一个历史的证人，从遥远的过去走到了今天，又在从今天走向未来。社会，历史，人生，都是这样一步步在发展中充实起来的。
当我走进位于延安市二道街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的时候，我的心中滚动着当年投身革命时的激情。这时候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我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陪同我的同志很诧异我此时的表现，我对他们说：重温过去歌声，能够使人回想起当年的创业精神，我们靠着这种精神建立了新中国，今天我们创造美好的未来，需要的不正是这种精神吗？
大家赞同我的说法，于是，我们一起大声唱起来：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告诉孩子们
本来，我可以结束这本书了。但是，正在这时，晴天响起了一声霹雳：邓小平逝世了！
我是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晚上十点从电话中得到这一噩耗的。邓小平确切的去世时间是：这天晚上九点零八分。
就像有人在我的脑袋上沉重地击打了一下似的，我捏住话筒，几乎站立不住。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一再让对方把话说清楚。我多么希望这消息不是真的啊。然而，千真万确，小平走了，真的走了，他别我们而去了。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按说，在我的一生中，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亲人的生离死别，应当能够用意志来抑制自己内心的悲哀了，但在眼前这个可怕的事实面前，我的意志仿佛消融了，留在心里的，只是绵绵无绝的痛苦与悲哀。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了卓琳家。这时候我应当在她身边。
我们见面的时候，彼此默默无语，我连一句对她表示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这不是可以安慰的，我们只能在一起共同经历这一巨大的打击。我们和每一个爱戴邓小平的人一样，共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日日夜夜。
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同邓小平做了最后的告别。望着躺卧在鲜花丛中的邓小平同志的遗体，我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失声痛哭。
二月二十五日，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挥泪所致的悼词，表达了亿万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爱戴与崇敬之情。
听着江泽民同志所致的悼词，我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呜。我深知，邓小平的去世，不仅仅是他的亲属们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的损失，我们中华民族的损失，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邓小平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他用自己的思想，用他整个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而奋斗。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和挫折，他终于带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上了实现现代化的光明之路。人民感谢他，那些为他送行的人们脸上的泪水，那一排排表达着人民心声的标语，都说明了他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怎样一座雄伟的丰碑！
在这期间，我们一些在外地的亲友，都赶到北京来了，他们要亲自为邓小平送行，表达他们的哀思。卓琳决定见一下从远道赶来的和在北京的晚辈们。
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邓林、邓楠的安排下，从外地赶来的和在北京的晚辈们来到了卓琳的住处。
卓琳对大家说：
“我知道你们是怀念邓小平同志的。你们从那样远的地方赶来悼念他，我首先对你们表示感谢。你们知道，小平丧事从简，所以我们家没有为他设立灵堂，只是将他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书房还保持着原样，不同的是在一面墙壁上，悬挂着在治丧期间大家已经熟悉的那张邓小平的彩色照片，照片下面，簇拥着一盆盆松柏和鲜花，平添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大家默默地看着，回想着他老人家在这里思考我们祖国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时的情形……现在，斯人已去，大家的心里怎能不感到难过呢？
凝望着小平的遗像，大家都流下了泪水。
回到卓琳的住房，卓琳还等候在那里。
待大家都坐下以后，卓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拄着拐杖站在大家面前，说：
“将近六十年前，也是在北京，有从云南来的三个姐妹，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她当然指的是我、雷迅、卓琳姐妹三人。我没想到她会讲到这些。
她讲到了我们当初对于革命道路的选择：
“……我们姐妹是可以不走那条路的，我们家不是穷人，我们完全可以像你们从书中看到的小姐那样活下去。但是，我们没有，我们选择了延安。为什么呢？很简单：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我们那个时候，社会很黑暗，广大妇女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我们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中国妇女的解放才参加革命的。这方面，我的两个姐姐给了我很大推动……不管那时还是现在，我都是非常感谢她们的。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姐妹三人感情很深，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总是互相关照。这是非常宝贵的感情。”
她具体地回忆起了我们从北京出发奔赴延安以及到延安以后发生的事情。雷迅的子女现在都在这里了，她特别说到雷迅，说到她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忠厚的为人，谈到她在陕北经历的种种艰辛……
“我和你们说这些，是希望你们记住，你们的上一辈人是怎样生活的。同时也希望你们想一想，你们作为新的一代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大问题。我知道你们很怀念邓小平同志，你们跑那么远的路赶到北京来吊唁他，可以看出他在你们的心目中所占的位置。既然这样，我想要求你们，一定要像邓小平同志那样，时时事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情，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怀念。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念书的好好念书，工作的好好工作，做一个好党员、好公民……”
说到这里，卓琳激动得两眼噙满了泪水，身子也微微有些颤抖。邓楠过去搀住了她，想让她坐下，但她坚持不坐，还要和大家说些什么。
我站起来，扶住卓琳，接着她的话说：
“后面的事情，就要由你们来做了。我们相信你们会做得很好，真正成为一个好党员、好公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忘了一百多年来我们祖国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不要忘了我们无数先烈们做出的奋斗和牺牲。忘记了历史就等于是背叛，希望你们牢牢记住，铭刻在心。”
孩子们纷纷表示要记住我们的话，让我们放心。
最后，应孩子们的要求，大家在院子里照了一张合影。
他们走了以后，卓琳就像做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对他们说一说。”
我说：“对他们这样说一说，能够使他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更好地为社会工作。”
这就是我们姐妹俩在这悲痛的时刻想对我们的孩子们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