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动乱年代
狂风突起
现在我们再追溯“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发展，已经能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路了，但在当时，我们是无法全面了解的。我们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只是凭着朴素的感觉，认为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既然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就一定是正确的、有意义的。我那时甚至还很高兴，心想：这下好了，通过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我们党内的许多缺点就可以克服了。我完全想像不到，正是这场延续了十年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
“文化大革命”最初起源于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海瑞罢官》本是一部清官戏，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江青、张春桥的授意下，撰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硬是把剧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到一起，诬蔑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为了把已经开展的学术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不演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在组长彭真的带领下，起草了一份《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说：要让不同的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但毛泽东对这个《提纲》很不满意，他说：“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通知》说：中国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以及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党正面临着异常危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通知》还说：“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各界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人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号召人们向党、政、军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宣告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这个为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声称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亿万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社论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并煽动迫害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作为群众运动，首先还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中展开的。由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的大字报，进而发展到残酷的乱打乱斗，由学校里的斗争，发展到了社会上的混乱。当然，这当中离不开江青、康生、陈伯达的直接操纵。
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遏止事态的恶性蔓延，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曾派出工作组去首都高校做了许多耐心的工作，但这些工作违背了毛泽东的心意，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为了给运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们写了一封信，确认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对他们的造反行为“表示热烈的支持”。八月五日，他还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表扬了聂元梓等人的行为，并且实际上指明了党中央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号召人们攻击这个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中说：自六月上旬派工作组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毛泽东的意思是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的路线一直都不够左，不够革命，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来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政治运动。
在他的影响下，八月八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坚决依靠左派”；“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不要怕出乱子。”这《十六条》和《五·一六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同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是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和红卫兵共一千一百多万人。红卫兵在造成全国动乱的局面中起了急先锋的作用，他们到全国进行大串连，在“造反有理”的旗帜和口号下，从学校“杀向社会”，把文物典籍、名胜古迹、宗教庙宇、民间习俗统统当作“四旧”加以扫荡、烧毁；他们到处“炮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乱揪乱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动辄打人、游街、抄家。
我们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五·一六”通知后开始的。运动初期，进驻了工作组，所内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并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后来，因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执行了“资反路线”被解散，工作组也被撤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群众组织夺取了植物所的党、政、财、文大权，党的组织陷于瘫痪，党员组织生活被迫停止。不久，工宣队、军宣队开进了植物所，在所内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等活动，党政领导干部和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及部分无辜群众先后受到隔离审查和批判。
我从四清工作组刚回来的时候，就明显地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
我从马龙刚到昆明，植物所的几位干部就偷偷地用所里的小车把我接回了植物所。她们看到我，表情很不寻常，低声地对我说：“现在植物所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点名道姓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蔡希陶（当时他在西双版纳植物园，不在所里）、吴征镒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有的中层以上干部都靠边站了，现在有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在领导着植物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她们还说，单位上有一些人要到火车站来揪斗我，所以她们才提前来接我，向我说明一下单位上的情况，也好让我心理上有个准备。
我很感激这几位同志对我的关心，但是，想来想去，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错误值得让单位的职工来进行批斗，心里也就没当一回事。在当时，我根本不会想到社会会在一天之内翻了一个个儿，变得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了。我还习惯于在既有的社会规范内判断事物，岂知这一切已经全部被粉碎了。
所有建筑物上都被贴上了大字报、大标语，我马上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感觉到了一个单位失去领导和秩序以后的那种凌乱。
在所里碰到职工，我像往常一样地向他们挥挥手打招呼，他们却像看到一个奇怪的陌生人一样本木地看着我，对于我的示意没有一点回应。显然，我的到来使他们预感到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了，现在，他们就在等待着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的心一下子沉寂下来，我不敢掉以轻心了。
“你应当去向工作组报到，”来接我的人对我说，“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安排……”
她们没有随我去见工作组就匆匆地和我告别了，临别时，她们让我多多保重。
我回到屋里，一边在心里掂量着我面临的形势，一边把积满了尘土的屋子打扫了一遍。这时候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早晨离开马龙时我什么也没吃，可现在仍然不饿，一点点饿的感觉也没有。这时候我才知道，人对于未知危险的恐惧要比危险真正到来时更加强烈。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没有一点着落，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每隔一会儿就要下意识地向窗子外面看一眼。我在想我是不是现在就去见工作组？是不是去看一看大字报，看那上面都写了我些什么？是不是去看一下吴征镒，向他了解一下单位上的情况？是不是到职工中去，像以往那样和他们聊一聊，在思想上沟通一下……我想得越多，越是不知道该先做哪一件事情，结果，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房子里一直呆到了太阳落山。
晚上，工作组的两位同志来看我，他们向我介绍了一下单位上“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他们说目前主要任务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动群众进行大批判，这样可能会对领导干部有所冲击，但这是有必要的。领导干部对于群众的揭发批判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可抵触，要认真反省自己的问题，向革命群众讲清楚……至于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要看群众的揭发材料。他们说，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这场谈话使我慌乱的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些。晚上，我躺在床上左思右想，心里觉得更踏实了——这几年在大家的努力下，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我、蔡希陶、吴征镒还是中层干部，大家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我们也许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只是工作中的缺点，扯不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第二天醒来，果然没有什么意外。接下来的几天，植物所都比较沉寂。但在这沉寂之中，却分明有着一种可怕的危机：正常的秩序都被破坏了，植物所的工作陷于瘫痪；工作组的人和植物所内的一些活跃分子在积极地活动着，干部和知识分子们人心惶惶。
形势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很快，造反派就取代了工作组，成了植物所“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我和吴征镒等人都成了被专政的对象。
我成了“邓小平派到云南的黑干将”
批斗会开始了，几个躲在幕后的人物看到大的形势对他们有利，这时候也跳到台前来了，当上了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一时间植物所内乌烟滚滚，沉渣泛起，好端端的一个世界转眼变成了人间地狱。受到冲击的人不但肉体上遭到殴打，精神上也备受凌辱。有的同志因为一时想不开，就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寻求解脱。
运动开始不久，我们所里的一个同志就因为受不了恐惧的折磨自杀了。
他是我们的一个中层干部，是从东北转业到植物研究所来工作的复员军人。所里刚刚成立群众组织的时候，他也曾加入过造反派组织“从头越”派，按说他是不应当受到什么冲击的，但是，后来由于各群众组织之间又发生了矛盾，互相叫骂，他就受到了牵连。他们这一派被另一派的人骂为“保皇党”。造反派之间的斗争，有时也和他们对我们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一样，手段无所不用。有的人从他过去所在的部队里“挖”出了他的一段所谓“历史问题”，就以此为把柄对他进行攻击。一般情况下，每逢发生这样的事情，部队总是要保护复员军人的，但是，他所在的部队不知为什么非但没有对他进行保护，反而积极地向他的对立组织提供材料，协助对他进行批判。他自己这一派的人不明真相，也对他产生了误会，要他坦白交待。他慌了，经受不住这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的考验，悄悄地自杀了。
听说在他自杀前的那个周末，单位刚刚开了个动员会，让他回去后好好想想，上班后再来检讨。他回到家里，那个礼拜天就没有过踏实。他的爱人听他不断地说：“不得了了，我犯了错误了，这回大概逃脱不了了。”情绪很慌张。星期一，大家都在等着他来汇报，等了好久也不见他来。那时，单位是不准请假的，怎么回事？有人就打电话到他家里去询问。他的爱人说：“出去了，早就上班去了。”大家开始发了慌。同事们分头去找，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还是一个收柴禾的农妇，在后山上发现了尸体，来通知我们，同事们过去一看，果然就是他。找来找去，原来他早已死在这里，尸体都硬了。
他是半夜里跑到植物所后山上的小树林里用绳子吊死的。那晚风大，他吊死后，风把他吹得晃来晃去的，晃断了绳子，树叶又在他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所以一般人不容易发现。
继他之后，我们还有一名职工在西双版纳自杀。
那也是一名部队转业来的干部。作为一名工作组的成员，他被派往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去开展工作。他们到了那里，就听说那里的人要批斗工作组。他胆小，害怕了，就一个人跑到密林里，自己把自己给结果了。那是个热带地区，东西容易腐烂，人们发现他时，他的尸体上已经长满了蛆虫。
他们的死，我觉得毫无价值。我当时想，也许毛主席并不了解下面的混乱情况，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纠正的。我还想，我们现在可能无法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进行辩解，但是选择死亡也是不能证明自己清白的。我的内心深处，那时还有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人妖颠倒的年代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总有一天会雨过天晴的；在这之前，即使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至少我们还可以等待，等待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到来。
造反派给我定的“罪状”中，一条是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公然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说好话；一条是说我一贯反对毛主席，某年某月某日，我不让职工在饭厅悬挂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某年某月某日，我不让在接待室里悬挂毛主席画像，还说我传达中央文件时说斯大林晚年思想僵化，是影射毛主席；再有一条是说我崇尚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家里养花种草，还说我怀念旧军队，家里一直保存着国民党军人的照片；我每日坚持体育锻炼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活命哲学等等。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
当初批判刘少奇的时候，我有过一些疑问：既然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党都没有发现他？我们党的审查制度一贯都是很严格的，不可能会允许这么一个人在我们党内隐藏了这么长的时间；再说，既然他的历史如此不清楚，毛主席为什么还要提拔他当国家主席，上级过去为什么还要号召学习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些疑问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但我是绝对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谁知道后来这三个“为什么”就成了我为刘少奇辩护的证据，成了我反毛主席的主要罪状了。
我不让职工在饭厅里悬挂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是因为饭厅是吃饭的地方，那里总是乱哄哄的，我认为在那里悬挂领袖像是不严肃的。而接待室里，本来已经有了一尊毛主席的塑像，为什么非要再挂一幅画像呢？更何况当时的接待室很小，没有地方再挂毛主席像了：挂到正面，正面有窗子；挂到侧面，又不妥当，只好不挂。说斯大林晚年思想僵化，那是中央文件上的观点，我自己还没有水平作出这么高的判断，更不会影射毛主席了。毛主席在我当时的心中有很高的地位，我绝对不会去反对他。
我热爱植物，在家里的窗台上养了一盆花，这纯粹是健康的个人爱好，怎么成了崇尚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了？倒是他们无理地抄家搜身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方式了？！他们抄家的时候，在我家里翻出了一张延安时期的照片，硬说那上面的人是国民党的军官，真是一派胡言。照片上的人是胡耀邦和他的战友。在延安时，胡耀邦和乐少华关系不错，这张照片是他送给乐少华的，怎么会是国民党？胡耀邦他们当时穿的是蒋介石为八路军发的军服，为这事，我们的不少红军战士还伤心过呢。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蒋介石迫于民意，同意过抗日，他急于使西北红军出师作战，为我们装备过三个师，这就是一二○师、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刚换上国民党的军服时，我们的一些红军小战士还想不通，不愿意换，他们对红军的军服有感情，就是换了，他们也一直把红军时期的军帽揣在口袋里，舍不得仍掉。
批斗我的时候，一开始，我还坚持为自己辩护，但后来我发现向造反派的任何辩解都是无用的，他们是不会听的。说的越多，只会招来他们更多的毒打。这是一个非理性的年代，不是一个讲理的年代。彭陆罗杨被打倒了，刘邓陶也被打倒了，那么多的大人物都无力保护自己，我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党的基层干部，难道能够通过辩解使自己免于或少一些遭受冲击吗？这是不可能的，我只好沉默。从此以后，每一次批斗会我都一言不发。
现在我很庆幸我参加四清工作前，宝秀回厂了，沙沙去北京读书了，小宁也回兰州去了。如果这时候他们在昆明，毫无疑问一定会受到牵连。
大字报越来越多，大标语也刷得铺天盖地的，批斗会一次比一次狂热：
“打倒浦、吴、蔡！”
“打倒三反分子浦代英！”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吴征镒！”
“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蔡希陶！”
……
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工宣队、军宣队的成员坐镇会场，植物所内的几名积极分子挥拳捋袖，情绪亢奋。
斗我最凶的是我们所里的两个人，他们过去都有过贪污的行为，接到群众的举报，我曾经作过调查，也对他们作了处理，但当时更多的是说服教育，希望他们能改过自新。没想到他们现在倒找到机会来对我进行报复了。
“浦代英号召别人学习刘少奇的黑《修养》，她自己也抱着不放，光她家里就有两本。我们要让她说清楚，为什么别人只有一本，她却要有两本？”
“对，让她说清楚，让她说清楚！”
“不说，是吧？”有人在喊，“反革命分子，她们慑于群众的威力，害怕了。让浦代英跪下！”
“跪下！”有人走过来掐我的脖子，要把我按下去。我就是不跪。
“跪下！”他们开始猛踢我的腿。
我被踢倒了，但马上又爬起来。我拍着身上的灰，对他们说：
“你们要批就批，我在这里听着呢。”
他们仍然不饶我。
好不容易熬过了白天的几次大会，有一天晚上又有人来找我。这是我们单位从四川自贡、富顺招来的工人，他们在某些人的唆使下来找我麻烦了。我还没有吃完晚饭，就被他们揪了出去。隔壁的一对夫妇从屋里伸出头，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临时批斗会场是一间零乱的仓库用房，十几个小青年在那里对我进行集体审讯：
“说，你为什么骗我们？”他们说。
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他们本来是要来当工人的，没想到到了我们植物所还是和泥土打交道。
这类事情过去就曾发生过，有不少复员军人想到我们植物所来工作，可植物所的事儿，除了采标本搞科研，剩下的就是植树浇水了。他们不满意，曾经抱怨说：早知道在这里干这个，还不如回家种田去。现在这批四川来的青年，也遇到了和他们一样的问题。
“我没有骗你们。”我对他们说，“当初去四川招工的时候，我就要招工的人员向你们讲清楚，告诉你们这里的工作就是挖土、种植物、剪枝、浇水，她们没说是她们的责任。”
那一次，我们从四川招来了十多人，都是一些初中生和高中生，他们中最大的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五六岁。
“胡说！当初你们就是说要招我们到工厂工作的，现在倒说起好听话来了。”他们中有个别胆大的，鼓起勇气向我要起了威风。
“不信你们去叫招工的人来，我们可以当面对证。”我说，“如果我说了谎，责任由我负；如果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们就怪不得我了。”
他们显然乱了套，几个人交头接耳，不知道对我怎么处置。有人跑到了门外，大概是去讨唆使人的意见去了。
不一会儿，那人回来了，这回可能是讨到主意了，他来到我的面前，口气也强硬起来：“浦代英，你再不老老实实交待，就把你吊起来，看你还敢不敢欺骗群众。”
“对，吊她！”有人跟着起哄。
“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总不能胡编一通吧。”我说。
他们犹豫了起来，看来是下不了手。平时我待他们都是挺不错的。他们来了之后，我给他们安排住处，还常去他们的宿舍看望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找不出我的毛病来。
吵吵闹闹地僵持了一阵子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心软了，就不再坚持了。批斗会不欢而散，他们把我送了回去。
隔壁的老俩口还没有睡，他们过来安慰我：“抓你的时候，我们真替你担心，现在好了，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他们不会的。”我说，“都是些孩子，纯粹是受了别人的利用。”
运动还在持续，又一轮的批斗大会声势浩大地召开了，被押上场的有我和吴征镒，还有不少中层干部，蔡希陶那时已在西双版纳。
口号声仍然很响亮，我们的名字被倒着写在墙上，划着醒目的“×”。造反派还是那么气势汹汹：
“革命同志们，革命同志们，我们挖出了身边的一个隐藏了很深的阶级敌人，她就是浦代英！”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我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
“她是邓小平派到云南来的黑干将，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有人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有人粗暴地推我跪下，让我低头认罪：
“老实交待，你和邓小平是什么关系？×年×月，你是不是到北京去了，邓小平给了你什么指示？”
我无言以对，我知道，就算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卓琳是我的妹妹，我的妹夫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当然也成了同谋。
我是到北京去过，可那是因为我的孩子治病问题，我要找卓琳商量。再说，我到邓小平家里，那也是看卓琳的，很少和邓小平说话。邓小平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见到我，他和我握握手就算是最热情的了，他怎么可能和我谈论国家大事？更谈不上给我布置什么任务了。
造反派继续揭露我的“罪行”：“三反分子浦代英，她不让广大群众在公共场合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橡，不让悬挂毛主席像，却把邓小平到植物所的照片挂在接待室，是何居心？！”
这件事确实有过，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到我们植物所来视察，陪同他的还有中央、省里的其他领导人，他们对植物所的发展很关心，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当时有一张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合影，我们办公室的人觉得不错，就把它放大了洗出来，挂在接待室侧面的墙上。没想到现在这也成了批判我的证据。
他们硬逼着我交待邓小平给了我什么任务，没办法，我只好对他们说：“我还没有学会说谎，等我什么时候学会了再说。现在我不能胡说八道。”
“打倒浦代英！”
“打倒邓小平的黑干将！”
“打倒浦、吴、蔡！”
……
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包围在口号声中。
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
几次批斗之后，我被关进了“牛棚”。
不知道以后的孩子们还能不能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牛棚。翻开《现代汉语词典》，找不到对它的解释，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却被人们广泛地应用着。
所谓“牛棚”，实际上是人们对关押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方的形象化称呼，当时我们还是称为“宿舍”的。
关我们的“牛棚”是原来的集体宿舍，在二楼，共有两间，一间住男同志，一间住女同志。住“牛棚”的都是吴征镒和我这样够一定“规格”的“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我们的一些中层干部。
被关进“牛棚”就意味着彻底地失去了人身自由。
当时植物所在造反派的领导下，由一些运动的积极分子们组成了工纠队，对我们进行严格的管制。
关押女同志的房子只有两张床，却住了好几个人，有人不得不打地铺。
白天，他们不让我们乱说乱动，吃饭要等别人吃完了，才放我们去食堂，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晚上，不许我们大声说话。因为怕我们逃跑，外面还一直有人站着岗。
工纠队的人每天早晨把我们叫出去，说是要向他们请示；晚上又把我们叫出去，说是要向他们汇报。
他们就是要这么不分白天黑夜地控制我们，直到把人折磨得头昏脑胀，胡言乱语，才达目标。林彪早就说过：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看来，人们真是这样做了。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运动使人们失去了理智。
造反派收去了我们的剪子、小刀，甚至连裤带都被收缴了上去，说是怕我们自杀。
“笑话！”我对同室的难友们说，“我才不会自杀呢，我要留着这张嘴巴，将来替自己说话。”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的，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说清楚。
站岗的人在窗外走来走去，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嘀咕：“你看，我们现在都升官了，还有人给我们警卫呢”。
三八节到了。
一九○九年的三月八日，美国芝加哥女工和全国纺织工业以及服装工业的女工，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和获得妇女的选举权，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示威和游行，这次斗争取得了预想的胜利，从此，这一天成了世界妇女们的节日。
那天，接到通知，要我们到食堂去集中，等待批斗。
吵吵嚷嚷的食堂里挤满了人，标语、口号一样也不少。
陪斗的还是那些人。那天，我还是主角之一。
只是这一次的批斗和别的几次又有不同，那就是他们开始动手打人了。
他们先还是让我老老实实地交待，厉声地责问，煽动群众的情绪。我还是默默无语地站在一边，等待发落。不知怎么的，就有人突然朝我挥起了鞭子。
首先打我的是个女同志，姓杨。平时我对她都是挺不错的，因为她是女同志，我还处处照顾她，没想到她为了表现自己觉悟高，为了表现自己积极，把我看成了真正的敌人。
一鞭子下来，抽在我的背上，我赶紧用双手抱住了肩膀；第二鞭子打过来，我的手背上有猛烈的疼痛；接着有好几鞭子抽到了我的身上，还有人在旁边扇了我几个耳光……
她们下手太狠，打得我眼底出血。伤口和红肿都消退后，有好几年的时间，我的黑眼珠中总有一块东西消不去，看东西时，眼前总有一处黑点。
那时候，整个云南都乱了起来，一九六六年底，单昆明市就已有了一百多个造反组织。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和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昆明的所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决定统一行动。但不到二十天，这个联合指挥部就又分裂开来，以“南下造反兵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战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另外成立“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单独行动。从此，昆明地区出现了两大派对立的组织。他们多次向解放军部队和一些军事机关、仓库抢夺枪支弹药，在市区街道、制高点、机关、郊区工厂等地相互攻杀，使武斗不断升级。据一九六八年三月四日统计，两大派停火之后，交上来的各种军火，单枪械就有一万七千八百九十支，还有各种火炮二百一十门，子弹九百八十多万发，炮弹八千余发，以及一些炸药、爆炸物等。这么多的武器弹药流入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生命财产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威胁。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被多次批斗之后，含冤饮恨，自杀身亡。黑龙潭康复医院一个护士带着两个孩子跳到潭里自杀，那个大一点的孩子幸亏抓到了垂在水上的弯腰树枝才免于一死……这些不幸的事件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随着运动的发展，植物所内对我们这些人的批判又有了新的形式，这就是用汽车拉着我们到昆明街头去游街示众。他们当然不可能让我们坐在车上舒舒服服地去看街景，每次出发之前，他们都要把我们好好“打扮”一番：带上用旧报纸糊成的高帽子，高帽子和袖套上都写着我们各自的罪名和我们的姓名，我的名字上被用红笔打上了大大的“×”。我们有个干部过去曾蹲过监狱，他们就捕风捉影地硬把他说成是叛徒。他们的理由是：既然你不是叛徒，国民党怎么会把你释放出来呢？出发的时候他们让这位干部胸前挂着一块沉重的铁板，铁板上写着醒目的两个字：叛徒。
黑龙潭离昆明市有七八里路，汽车要开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开车的时候，我们被车上的人把胳膊扭到了背后（俗称“坐上飞机”），到了市区，车上的人便高呼起了打倒我们的口号，把我们由车上拉下来游街示众。
这样的游街批斗大约进行了几次，每次回来，我们都被折磨得面无血色，筋疲力尽。
在运动进展的过程中，有人为了搜集我的材料，还专门去了一趟我的老家宣威。他们查清了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叔叔伯父都是地主，哥哥们也都是被专政对象。掌握了这些材料，他们觉得大有收获，回来后，就在我的家庭背景上大做文章，给我罗织新的罪名。
他们指责我收留浦宝秀是窝藏逃亡地主；收养浦沙沙是收容反动派的女儿，丧失了阶级的立场；他们还查出了乐少华的死因，说乐少华是我害死的，乐少华是工人，我是资产阶级，我们势不两立，所以对他进行了迫害，等等，不一而足。
在一次批斗会上，他们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出身于地主资本家，混进革命队伍中投机革命，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
我无话可说，由着他们去辱骂。
激烈的批斗过去之后，我们这些被关在“牛棚”里的人又被安排去从事体力劳动。一开始我们是和工人们一起挖土育苗，后来，我又被派去养猪，烧开水。
虽然是在屈辱之中，但我干起活来还是一丝不苟。我心中想：冤案总会昭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下，都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们让我除草，我就把禾苗间的杂草清除得干干净净，还注意给苗根松土，连批斗过我的人都承认我干活干得实在。
我喂猪的时候，三四头猪被我喂得膘肥体壮。
猪是我们单位自己养的，我每天从食堂的泔水槽里给它们挑来残汤剩菜，有时候也把食堂里做豆腐剩下的豆渣挑来，做成饲料喂它们，它们长得很快。
母猪下崽，我早晚都守在它身边，为它铺好干草，不让它压住了小猪。寂寞的时候，我还和母猪说说话，后来有人说我和猪交了朋友，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我不会说假话，说真话又没人愿意听，只好对着猪说了，反正它不会反对我。
我从“牛棚”里出来之后，就一直住在植物所后山上我原来住的房子里。那时候，昆明两个造反派的武斗还没有结束，后山上经常有人在那里埋地雷、架机枪，进行莫明其妙的战斗。植物所的很多人都出去革命了，有些同志也搬到山下住了，和我在一起的只有原办公室主任段亚华一个人。
山上打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只好呆在屋里不出来。两派武斗结束后，我们才到食堂去找些食物来。那些时候，造反派也不来管我们了。
由于局势的混乱，有一段时间，我们住在后山上粮食发生了危机。为了生存，我便去山上采来些野菜充饥。棉蒿、蕨菜、苣荬菜，山里面多的是，把它们采回来，拌上苞谷面，蒸成粑粑，香着呢。我还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上了青菜、西红柿，以保证每天的蔬菜供应。段亚华看了，对我说：“你出身于那么一个大家庭，还这么勤劳俭朴，生活能力这么强，说了真让人不敢相信。在生活方面我不如你。”我告诉她：“这都是长期的革命生活锻炼出来的。”
段亚华的爱人在反右时就被打成了有派，她当时对前途不无忧虑：
“唉，这种日子究竟还有没有个尽头？”
“等着吧，”我对她说，“总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改变的。”
在植物所的“文化大革命”中，吴征镒作为中国植物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中国植物区系学理论的奠基人，不可避免地也成了被革命的对象。
吴征镒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文化大革命”以前，他除了进行野外考察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把自己关在标本室里鉴定标本、写作和审稿。他把这种工作称之为“坐冷板凳”。他对工作是极为认真的，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很严格。他审稿的时候，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也绝不放过。他在所内科技人员中力倡“严密、严谨、严肃”三严作风。他经常对自己的助手和学生们说：“科学研究不能急功近利，要不怕困难，甘于坐冷板凳。有些工作要连续几十年才能见成效，只有坚持不懈地辛勤努力，才能登上新的高峰。”
植物所被造反派夺权以后，他被迫从自己陶醉的绿色植物王国中流放出来，承受数不清的批斗、关押。游街的时候，他被戴上高帽子，造反派的人要他敲着锣，自己喊着“我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走资派”。听说在“文化大革命”未公开的档案中，他还被定罪为“内控特务。”
吴征镒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停止过对植物学的思索。他在黑龙潭田间劳动期间，白天锄地时记下看到的各种植物，晚上回到小屋后就赶紧写出来，作了归类。这样，劳动结束了，他也写出了一份九万余字的观察资料，这就是（昆明黑龙潭地区田间杂草名录）。
他被派去烧开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一种讲述中草药的小册子，非常感兴趣。当时图书馆和标本室都被封闭了，他无法查阅资料，只有这种小册子，因为是专门为农村的“新生事物”赤脚医生们刊印的，所以容易找到。他让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帮他搜集这种小册子，他要汇集那上面的植物品种。就这样，在烧开水的那几年里，他一边摘抄小册子上的内容，一边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按哈钦松分类系统，把新中国的中药、草药五千多种，按低等向高等的演化次序编出了详细的目录，这就是后来的《新华本草纲要》。
在编写《新华本草纲要》目录时，吴征镒把植物名称和中草药名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与古代医书及植物学有关的书籍中的记载联系起来进行考证。在考证中，他发现了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或在经传中已经失传的中草药植物，当时没有条件查资料、查书籍、对标本，他就凭记忆先写下来。令人惊讶的是，他凭着记忆考证、记录的这些中草药，日后有条件时查对，竟很少有错误，可见他的学术根底是多么的扎实。
《新华本草纲要》后来经过江苏植物所周太炎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肖培根教授等人的充实，已成了一部三卷本的著作。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七千多种中草药，特别是就植物的化学成份和亲缘关系进行了综合分析，为繁荣我国医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部巨著的雏形是吴征镒在“劳动改造”时完成的。
吴征镒被“解放”以后，先后去了西藏、新疆等地进行植物考察。他主编了《中国植物志》、《中国植物》、《云南植物志》、《西藏植物志》等十多部煌煌巨著，还发表了数十篇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论文。至今，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在中国植物学研究的园地里耕耘不辍。
在昆明植物所如火如荼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也并不因为它地处偏僻，就显得和平清闲。蔡希陶在西双版纳也遭受了同样的人身迫害。
蔡希陶的罪名起因于他和吴晗的交情。早在三十年代初，蔡希陶便和吴晗建立了友谊，那时候吴晗在清华大学攻读历史，蔡希陶则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他们是同乡，经常来往。一九三七年以后，吴晗作为西南联大的教授，来到了昆明，那时候蔡希陶正孜孜不倦地在昆明做着植物学研究工作，这样，他们又有了很多的来往机会。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他曾亲自邀请蔡希陶出任北京动物院院长。蔡希陶虽然没有去，但这友情还是令他极为珍重的。
一九六○年年底，吴晗写成了一出历史剧《海瑞》，这时正好赶上蔡希陶到北京来开会，他就把这个剧本拿给蔡希陶看，征求蔡希陶的意见。对于老朋友的盛情，蔡希陶当然不敢怠慢，他连夜认真地读完了剧本，并且写出了一份详细的读后感。在这个读后感中，蔡希陶提出了这样一条建议：剧本实际上只写了海瑞反霸除奸的一个故事，以“海瑞”作为剧名，不是很准确，看上去像是一个人的传记；应该把剧名改为《海瑞除暴》或《海瑞罢官》，这样更为准确。吴晗认为蔡希陶的意见很好，就把这个剧本的名字改成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吴晗无端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蔡希陶作为吴晗的一个朋友，同时又是《海瑞罢官》的命名者，自然受到了株连。
一九六六年六月，蔡希陶原本准备出访苏联，连出国服装都做好了，却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说出访计划因故取消了。接着，植物所就有人贴出了大字报，说蔡希陶是同吴晗站在一条线上的人，他们都是借着剧本攻击社会主义的“走资派”。那时候蔡希陶还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到了一九六七年秋天，西双版纳植物园的造反派“红旗兵团”、“革命到底兵团”的人就来到昆明，把他揪回西双版纳去了。
在西双版纳植物园，蔡希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比我和吴征镒严重得多的摧残和打击。
批斗他的时候，有人用一根细铁丝穿起一块三十多斤重的木牌挂在他的脖于上，时间一长，铁丝勒进了肉里，鲜血就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染红了他的衬衫，染红了他站着的地面。有人在木板上钉上钉子，强迫他卷起裤腿，跪到上面。幸亏钉子不算尖利，否则他就会“腿无完肤”了。还有人抡起木棍，在他的身上左右开弓，打得他头破血流。半个多月后，他的伤口才慢慢地愈合。
他是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被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造反派先是让他搬柴、犁地，后来又叫他挑大粪、扛木头……那时候蔡希陶已经是一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要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啊！
一九六九年六月的一天，他看到热带的季风把白色的攀枝花绒吹得漫天飞舞，心生感慨，随口作了一首古词《浪淘沙·六月雪》：
正挥汗时节，
狂枫骤起。
满天昏暗乌云低，
热带六月竟飞雪，
怎说不奇？
说来也不奇，
风吹树摇，
攀枝花树撒白絮。
假雪真雪终化泥，
谁污谁洁？！
就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得最猖獗的时候，在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蔡希陶仍然以诗歌来勉励自己要保持高洁的做人品格，不同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品质！
在自己身心备受摧残的情况下，看到国家花巨资从世界各地引种过来的珍稀植物被当作“封、资、修”挖掉，蔡希陶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那里面浸含着他多少汗水、多少心血啊！他大声疾呼：“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都行，可这些植物不是修正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啊！这些植物都是有用的！求求你们，把它们留下来，将来我们的国家会用到它们的……”
这激愤的呼唤淹没在愚昧的“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蔡希陶”的口号之中了，他默默地垂下头，眼角流下了一行行清泪——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钟爱的科学研究事业，为了那些好不容易才在中国土地上扎下根来的珍稀植物，为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热带植物园……
恶梦终于过去了，蔡希陶又出现在热带雨林里，重新开始了自己中断已久的热带植物资源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科研成就：在高山密林间首次发现了柬埔寨龙血树；成功地引种了国家急需的轻木、蕉麻和瓜胶豆；有效地对抗癌药用植物美登木进行了提取和分离，制成了抗癌新药……
龙血树是出产血竭的名贵树种。血竭是名贵的中药材之一，其性味甘、温、咸、平，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之功效，常用于外伤出血、跌打损伤引起的瘀血作痛、疮疡久不收口等等病症，既可外敷，又可内服，疗效卓著。在这以前，我国的血竭极为难得，基本上依赖进口，自从蔡希陶发现了龙血材并引种成功后，这一名贵药材才开始了国产化，并投入了规模生产，造福于四方人民。
蔡希陶像一个战士一样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他走完了七十年的人生征途，在昆明病逝。云南人民没有忘记他对云南、对我们的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特意为他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为他题词，称他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
吴征镒和蔡希陶是与我共事时间最长的两个科学家。他们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秉性，对科学研究事业的献身精神，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质，都曾经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共事的时候相互理解、相互配合，使植物所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我的眼中，他们是中国植物学界的脊梁。
亲情与世情
在植物所的干部中，我是被看押得最久的一个。很多人都陆陆续续地被“解放”了，只有我仍然被“专政”着，直到一九七三年，他们对我的监控才有所放松。
我在受专政期间，有个人始终给我以精神上的支持和生活上的照顾，这就是我称之为“三孃”的远房堂姐浦珊凤。
那时候宝秀走了，沙沙考学去了，小宁也回到了兰州他父母的身边，我孤身只影地住在植物所里。
三孃当时在昆明的德和罐头厂里当工人，她所在的罐头厂正在黑龙潭通往市区的路上，所以她来看我很方便。
三孃很早就死了丈夫，丈夫去世后，按照家乡的习俗，她不能回到娘家，只能在婆家呆着，孤守青灯。后来，她的婆家生活困难，她就到了我们家，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帮着我母亲做些针线活或者看看孩子什么的。她去我们家还是抗战以后的事了，我们都不在老家。但她早就认识我们，并对我们能出去革命非常羡慕。
她是小脚，又不能做什么重活，我母亲去世后，她在我二哥家帮助照顾孩子。二哥的小女儿淑珠一直是她带大的。淑珠性情温顺，三孃很喜爱她，二哥就把淑珠给三孃做女儿。淑珠在学校成绩一直很好，解放后因家庭成份不好，考高中未被录取，后来她响应党的号召，到西双版纳农场参加劳动去了。在那里，淑珠与农场会计刘述之结了婚，后来她自己也当了会计。经三孃的要求，她才又调回昆明工作。
二哥的三女儿婉珠出嫁后也开了个罐头厂，二哥为了帮助她们，出了点股金。三孃曾在这个罐头厂帮忙。解放后，罐头厂被收归国有，三孃仍然是这个厂里的工人。因为出身贫苦，三孃被看成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她的行动比较自由。
三孃对我一直有好感，在我被批斗得最厉害的时候，她敢来看我，安慰我；在我被严密地看管之后，她又常做一些好吃的饭菜给我送来，让我保重身体。
她送的次数多了，造反派就不乐意了，他们说她缺乏阶级觉悟。但她仍然不听劝阻，坚持给我送来饭菜。造反派不让她见我，她就让婉珠的女儿浦筑晶转交给我。
因为知道她过去在我家呆过，有人就想从她那里了解我过去的情况，比如我过去都参加过哪些活动，投身革命是真是假等等，三娘说：“怎么了，她参加革命难道有什么不对吗？我知道她很早就去了延安。不是真心，她能吃得了那么多苦吗？”说得造反派们哑口无言。
那段时间里，我的侄女浦婉珠一家和我的联系也比较多。婉珠在解放前一直和丈夫在昆明开罐头厂。初解放时，她丈夫因为在罐头盒里装了鸦片对外贩卖，在广州被政府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厂里因为她丈夫的问题，不给她分配工作，她只好替三孃做做家务，靠三孃养活。后来我看三孃太困难了，才让婉珠到植物所当工人，让她在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当时她估计到丈夫可能永远都不会被放出来了，就另嫁了他人。没想到改嫁还不到两年，她的前夫就从狱中出来了。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就在我的宿舍里悄悄地服安眠药自尽了。
那是发生在一九六三年的事情，我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住进了医院，她住在我的宿舍里替我看家。她服药后，等人们发现了，已经来不及抢救。她死去之后，她的两个孩子无人收养，我就把他们照管了过来。男孩叫浦筑基，女孩叫浦筑晶，当时年龄都只有十几岁。我本来是想让这两个孩子去接着上学的，但他们的上学愿望并不强烈，再加上我那时每月一百五十三元工资，养活自己，还供着小宁和沙沙，经济上也比较桔据，就没有让他们去上学。
那时，植物园正好缺人手，我就和人事处的负责人王勇商量，能否把浦筑基和浦筑晶兄妹俩人安排进来，让他们自食其力，解决生活问题？王勇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也非常同情这两个不幸的孩子，就把他们吸收为植物园的工人。
这是我在植物所工作多年仅有的两次给自己的亲属安排工作。在这以前，不少亲戚知道我在植物所当领导，都来找过我，让我帮忙，但我从未答应过。每次他们来，我都是热情地接待后，给他们一些路费，让他们回去，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浦筑基和浦筑晶在植物园工作，造反派们斗我的时候，这也成了我的一条罪名。他们说我雇用童工，摧残新中国少年的身心健康。
植物所“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不少家庭都出现了危机，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我的任孙女也不敢和我接近。她那时年龄小，还不会有自己的判断，受社会上极左思想的影响，她要和我划清界线。路上见到我，她不敢和我招呼，罐头厂的三孃送来了东西让她转交，她每次都是把东西往我的窗台上一放，就马上转身走了，从不敢和我说话。
在那狂热的造神年代，植物所每天都要搞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舞，向毛主席献忠心。那时候，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个个都要有一本《毛主席语录》。我那时也有一枚主席像章，我很想把它别在胸前，以表示对主席的崇敬之情。但造反派发现了，一把便把像章揪了下来：“你也配佩戴毛主席像章？”他们气势汹汹地对我说：“反革命分子，老老实实挂你的牌子去！”
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心：人身自由遭到了限制，亲戚不敢和我靠近，群众把我视为异类，现在，连佩戴像章这一起码的信仰权利也被剥夺了！
那时候，我的孩子也受到了牵连。亚男在西安工作，一开始还是很顺利的，组织上见他表现出色，还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但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有人查出了乐少华的死亡真相，亚男的日子从此便不好过了。后来又因为我的问题，他还被拖迟了入党转正的日期。亚男的精神压力很大。
我在昆明期间的社会交往中，还有一个人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我过去在昆华女中的同学江玉芝。
我们过去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老朋友了，回到昆明，我当然马上就去打听她的下落。她也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与我同时参加共青团，也是同时失掉组织关系的。抗战时云南党的组织恢复了，她又参加了党。
我到昆明工作时，她已经是个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她告诉我四哥在抗战期间曾对边区纵队支援过武器和钱物的事。我还从她那里获悉了不少老同学的情况，有不少都是令我吃惊的，在我离别昆明的二十多年间，同学们之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从江玉芝那里得知，当年和我们三姊妹一起读书的毛孃浦济贞后来也参加了革命组织。她中学毕业后，就留在昆明唯一的一所保育院（生生保育院）工作。抗战时期，她在工人夜校给女工们上过文化课，积极宣传抗日主张。毛孃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是一个好党员。但她终于没能如愿以偿地到延安去，我为她惋惜。
我被打倒以后，江玉芝也来看过我，造反派并不轻易给我们相见的机会。同在一座城市里，却仿佛相隔千山万水，老同学相聚也变得千难万难。我们建立了新中国，“文化大革命”却并不能让我们过上自由的生活。
在推行极左路线的时候，昆明并不落后于其他地区。从大跃进开始，昆明就敢于走极端。大炼钢铁时，砸锅炼铁这些疯狂的行为都在昆明流行过。一开始，受报刊宣传的影响，我的头脑也有些发热，相信关于亩产五万斤的报道。我还在植物所内号召职工积极跟上形势，大胆提出不切实际的任务指标。但时间长了，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大炼钢铁，很多有用的铁器都被砸毁了，由于技术不过关，炼出来的不过是一堆无用的烂铁碴；没有煤烧，不少森林被滥砍滥伐，植被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有的地方还乱开煤窑，破坏了路面和矿床等等。我开始慢慢清醒了过来。
那时，蔡希陶城里家中的大铁床被拉出去熔化了。有一回，一群人到植物所来，要拉走植物所的大铁门，我得到了消息，组织了所里的几个小青年去进行拦阻。我对来人说：“你们把我们的大门拆了，谁来保证植物所的安全？”他们看到在大门口站着保护铁门的都是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终于没敢动手，只好走了。
那时候，我还能够保住大铁门，但在“文革”期间，我却没能保住自己不被批斗：我终究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的荒诞岁月里，昆明人的热情为错误的路线所利用，做出了很多令人痛心的蠢事。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全市上下一致行动，开始了围海造田的工程。人们要填平滇池草海部分，开垦良田。三万多亩水面被填成了沼泽，既不能生产，又丧失了风景。一九七九年三月《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总结说：“这项工程动用了数十万劳动力，数百辆卡车，数百支木船队及其他机械，历时数月，工程完工时，不计从工厂、机关、部队、学校无偿平调的劳动力和非法摊派的开支，耗资就达一千万元之巨。后来建成农场，国家又投资近六百万元，但建场七年亏损近千万元。围海造田的结果，严重破坏了滇池的生态平衡，加速了滇池生产力的减退。这项工程劳民伤财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这是昆明人的悲剧。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了灾难，也给每个家庭带来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