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绿色迷茫
何去何从
一九五八年，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
那时中央有一个号召，要求广大干部积极到边疆去工作，支援边疆省份的经济建设。大连有许多人都报了名，他们主动要求去新疆、内蒙古等偏远的地方工作。所谓边疆地区，其中也包括我的家乡云南省，我动心了。
为什么动心，我现在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之后，突然想回到家乡寻找慰藉？毕竟那里是我的故乡。也许是觉得我应当去从事比在疗养院更艰苦一些的工作？总之，我最后还是下定了决心：到云南去！
我找到组织，提出了申请。
我说：“既然云南也是边疆省份，也需要支援干部，那么我就到云南去吧，那里是我的家乡，我对那里有很深的感情……”
当时组织上考虑到我单身一个人，生活上有很大困难，曾经劝我留在大连。但由于我的态度非常坚决，组织上最后还是批准了我的申请。
于是，我带着黎男、亚男、宝秀、二毛、莎莎便坐上火车，向南进发了。
我一九三五年离开云南，现在已经快二十三个年头了。二十三年来，我从一个不懂事的青年学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老兵，但家乡的一切仍然萦绕在我的心间。我是那么想在家乡的土地上小憩一下，那么想呼吸一下那里带着泥土芳香的空气，就像一个小的时候离家出走的人，那么急切地想回到母亲的身边。
我事先写信和卓琳商量过，她很赞同我的想法。我们姐妹幼时虽因一些小事争吵过，但感情是非常深厚的。尤其是离家以后，我们姐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互相关心、互相照顾的。这次要远离卓琳，我总想和她多住几天，因此在回云南的途中，我特意到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
那时卓琳一家已经住进了中南海。
在卓琳家暂住的那几天，我们经常谈到故乡，从她的话语中，我知道她对遥远的故乡也是充满思念之情的。我们说起了很多往事，提到了很多共同的熟人，要不是实在离不开，她也想再回云南去看看。
卓琳考虑到我到云南的工作还没有落实，担心这时候就把孩子都带过去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所以她建议我还是先把孩子留在北京，由她招呼着在这里继续上学，等我在那边一切都稳定下来以后再说。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但又怕把几个孩子都留给她，她的负担太重了，就和她商量，还是先把黎男、亚男留下来，其他较小的由我带着走。卓琳同意了。
回云南之前，我带着二毛和小宁特意去了一趟兰州，去看看我的十妹雷迅。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相距也远了，想见上一面也很不容易，所以，这一次我在兰州多住了几天。在兰州的这几天，我和十妹说了许多互相叮嘱的话。临分别时，因为赵文献喜欢女儿，他们又只有这一个女孩子，所以，就把二毛留下了。小宁不愿意留下，想跟我一起走，我对他说：“你要姓浦我就带你走。”他同意了。自此，小宁就叫浦永宁。我带着小宁从兰州回到北京不久，就动身回云南了。我回云南的时候，只带着宝秀、莎莎和小宁三个人。
我又回到了昆明。
在云南省组织部，我受到了热情接待。他们让我先休息几天，然后再说工作的事。但是我的心里很着急，我要求尽快地给我分配工作。
“既然这样，”组织部的人说，“你以前是做卫生工作的，你就留在省卫生厅吧？”
我想了想，对他们说：“我不想呆在机关里，还是把我安排到基层单位去吧。我很想换一换环境，不再做卫生工作了。”
我还告诉他们，我在大连时，曾经看到过关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的一个报道，很感兴趣。我从小就喜爱植物，这次回云南希望能够到昆明工作站工作，请组织考虑。组织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下，对我说：“植物所昆明工作站现在正需要党政干部，你是老同志了，正好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工作站是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的下属单位，你必须先到科学分院去报到，然后再去那里。”
科学分院就在昆明市区，第二天我就去报到了。院长姓刘，他看了介绍信后对我说：“组织部已经电话通知我了，说你愿意到植物所昆明工作站工作。欢迎你，我们正缺干部。”他简要地介绍了昆明工作站的情况，并说工作站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现在的业务负责人是在云南工作了多年的一个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他负责业务，你去那里负责党政工作。接着他派了一名干部用汽车把我送到了离城七八里地的黑龙潭。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工作站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建立起来了，那时只是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设在云南的一个工作站，后来又改名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一九五○年云南解放以后，这里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担任这个工作站主任的，是植物科学家蔡希陶。这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我很早就听说过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曾经深深地打动过我。听说他现在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我想，和这样一个献身科学的人在一起工作一定会很愉快的。
当时给我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副主任，负责后勤和党务工作。一九五九年五月，工作站改名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我任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蔡希陶是业务副所长。
寄惰绿色山水间
我报到的第一天就见到了蔡希陶。
蔡希陶一九一一年四月十日出生，和我同岁。也就是说，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也是四十七岁。长时间的野外考察奔波，使得蔡希陶的皮肤黧黑。他的精神很好，见到我非常高兴，朗声地说：
“我已经知道你要来了。欢迎，欢迎啊！”
他热情地为我沏了一杯热茶。
“你能选择我们工作站，不容易啊！我们这里条件很差，你恐怕要吃一些苦了。”
我说：“我不害怕吃苦。”
蔡希陶听了我这句话，哈哈地笑了起来。后来他告诉我，就是因为听了这句话，他才对我一下子产生了较好的印象，觉得我是一个不难合作的伙伴。
蔡希陶说：“我们这个工作虽然说是苦一点儿，但是这里面有无穷的乐趣。云南是“植物王国”，植物种类占全国的一半，这个工作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不过今天咱们不谈这些，以后你部会慢慢了解的。现在你先住下来吧，我已经把你的住处安排好了。”
他把我领到一幢木制小楼跟前，这幢小楼上下两层，可以住两户人家。
蔡希陶说：“上面的房子是你的。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们从楼梯走上来，进到房间里。这套房子一共三间，虽然都不算大，可是很舒适。能够看出来，在这以前已经有人仔细地打扫过了。
我很感激蔡主任。
“你的运气不错，要是在前些年，是没有这样的房子让你住的。你知道吗，一九五五年周恩来总理曾经到我们这里来过，他非常关心我们植物研究所的建设，我们的实验大楼就是按周总理的指示修建的。”
现在回想起我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真是深深地感觉到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拳拳爱国之心，感觉到了他们对于科学所怀抱的神圣信念。尽管我是一个党支部书记，我从他们身上所学到的东西是很多很多的，我宁愿把自己看作是他们的一个学生。在我整个人生历程中，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在植物所的知识分子当中，蔡希陶是一个杰出的代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历史是和蔡希陶作为一个植物学家的历史分不开的。
蔡希陶是浙江东阳人，他走上植物研究的道路是很有传奇色彩的。
一九三○年，他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因为参加学潮而引起了警方注意。为了逃避搜捕，他在大姐蔡葵和姐夫陈望道的安排下去了北平。在北平，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进了胡先骕先生主持的静生生物研究所工作。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人，不管什么事情，一旦决定要做，就一定要把它做好。他的这一品质深得胡先骕先生的赞赏，胡先生随后就把他收为了学生。胡先生有意识地对他进行专业方面的培养，教他研究植物学分类。蔡希陶当然知道老师对他寄予的厚望，所以学习起来格外勤奋，不久就成了胡先骕先生的得意门生了。
这时候蔡希陶才知道中国的植物资源有多么丰富，而我们对于这些植物资源的研究又是多么落后。他还从胡先骕先生那儿知道了外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纷纷到我们的国土上来采集植物标本。
有一天，胡先生讲了美国人威尔逊在中国考察植物分布的经历，讲了威尔逊所著的书《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然科学家》，然后，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说，世界植物，中国最多，而在中国，又可以说云南的植物资源最丰富。我们应当到云南去，到那里去研究和考察。我们绝不应当让外国人再走到我们的前头了！
这段话深刻地印在了蔡希陶的脑海里，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到云南去，走在外国人的前面！
想到做到，他马上向导师提出了去云南进行实地考察的申请。
胡先生为蔡希陶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所感动。他批准了蔡希陶的请求。为了方便蔡希陶工作，他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的名义致函教育部代理部务的政务处长，请求办理护照并转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政府给与保护。他还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写了一封信，要求他给以必要的帮助。所幸的是他得到的回音都是令人鼓舞的：从教育部到有关各省政府都表示愿意全力予以支持。
胡先生还嘱咐蔡希陶，一定要招聘几个助手同行，蔡希陶听从了胡先生的建议。
但是，他在招聘助手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他从近二百个报名者中录取了四个素质较好的学生，但这四个学生一听说是要去云南以后，他们二话没说就告辞了。后来他只好降格以求，找了两个文化水平很低的年轻人和他一起去。
看来也只能这样将就了。胡先骕先生心里尽管有点儿不放心，最后还是将蔡希陶送上了征程。
出了北平，也许是由于听到的关于云南的可怕传说越来越多了，那两个年轻人也逃之夭夭了。
没有助手，就是一个人也要走到云南去！蔡希陶没有停住脚步，他挑起行李，继续进发。
这是一九三二年三月，当时蔡希陶还不满二十一岁。
到了云南以后，蔡希陶一路艰难地翻山越岭，一路认真地辨认山中的植物，采集珍贵的植物标本。他从盐津走到昭通，又从昭通闯进了神秘莫测的大凉山。
在传说中，大凉山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现在，蔡希陶一个人独自走进来了！好在这里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可怕，这里的彝族居民虽然凶猛强悍，却也不是不可接近的。他们一旦确认你对他们没有恶意，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蔡希陶很快就受到了彝人的接纳，成了他们的朋友。他在他们的带领下，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这一年的十月，蔡希陶从昭通到了昆明，受到了当时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的热烈欢迎。龚自知对他的工作给以很大的支持，为他在昆明文庙专门辟出了办公地点，并指派了两个助手协助他工作。这两个人，一个叫邱炳云，一个叫谢作真，他们俩个非常勤劳，跟着蔡希陶跑遍了整个云南。
蔡希陶在昆明打出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生物调查团”的牌子，大张旗鼓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他先后组织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足迹遍及云南境内几十个县、区，共计采集了一万余号、十几万份的植物标本，初步揭开了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
一九三四年年底，蔡希陶带着丰硕的研究成果回到北平，给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带回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胡先骕先生激动地握住这个杰出弟子的手，不知说什么好。
后来，胡先生便委托蔡希陶到昆明正式筹建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工作站，蔡希陶再返云南，很快就完成了建站任务。
为了争取省政府的财政支持，蔡希陶建议由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省教育厅和静生生物调查所联合组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专事研究云南全省的农林资源，促进云南农林经济的发展。这个建议被云南省政府采纳了。一九三八年五月，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黑龙潭（即我们现在的植物研究所所在地）开业办公。
农林所建成以后，做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事情，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了一批著名的科学家来此进行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黑龙潭成了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也经常带着学生到这里来进行教学观摩。这里的标本、图书资料和园中植物都是极为难得的。
农林所在云南的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单举烟草为例：美国烟草“大金元”在云南的驯育成功，为云南烤烟获得了世界声誉。正因为有了“大金元”，随后才有“云烟”、“红塔山”、“阿诗玛”、“红梅”、“大重九”等国际知名品牌的香烟行销于世。
抗战胜利以后，迁滇的各机关都先后撤出云南，科研人员也随之陆续离去了。当时摆在蔡希陶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回到北平去，那里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他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二是继续留在云南，开创他业已支撑起来的植物研究事业。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他不能离开他的事业。
留下来的日子是艰苦的。国民党当局忙于打内战，不可能从行政上再给研究所以支持，后来，干脆连经费也停发了。
但是，不管条件多么艰难，研究所一定要生存下去，这是蔡希陶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动摇过的信念。大家要吃饭，科研工作要继续，所里的十几万种植物标本要防蛀，还有乡人严济慈创办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存放在这里的十几万册图书期刊也要保护……所有这些都需要用钱，怎么办呢？只有自己想办法。最危机的时候，蔡希陶靠在昆明开鹦鹉店，做小本生意，苦苦地支撑着这个摊子。
他说：“生活困难是因为我们生不逢时，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九五○年二月，昆明解放了。四月七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就派人来接管了这个只有二十二间房屋、八块现大洋的农林研究所，并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任命蔡希陶为工作站主任。
从此，植物所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参加万隆会议之后路过昆明，专门视察了工作站。他们是第一批到这里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
听了工作站的汇报以后，周总理说：“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很不容易的。今后，我们国家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你们的研究工作会越来越重要的。云南是世界上有名的植物王国，我们是应当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应当将工作站建成一个植物研究所。有什么困难，你们就找陈老总。”
陈毅副总理像接受战斗命令一样“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用一日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就是陈毅，有什么困难就找我好了！我看你们这些房子都老掉牙了，应当重新修建一下。我给你们去找中国科学院，让他们给你们盖个大楼，怎么样？这里挂的是中国科学院的牌子嘛！”
两位领导人的话博得了人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果然，没过多久，云南省委就派人来到了工作站，和大家商量改站建所的事情。房屋建设工作也如期开展起来了。工作站共征地一千一百六十四亩，盖起了实验大楼和职工宿舍、职工食堂等。上级还陆续分配来了不少年轻有为的农林专业的大学生。我在一九五八年来到这里的时候，工作站已经有职工一百二十八人，是一个非常像样的科学研究机构了。
而这一切，都浸透着蔡希陶的汗水。
在与蔡希陶一同工作的日子里，许多事情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我在新居里安定下来以后，就开始熟悉情况，进行工作。看到蔡希陶还住在低矮阴暗的土房子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你怎么住在这里？”我问他。
“现在单位房子紧张，我在这里就挺好的，比过去强多了。”
“这样可不行，蔡主任。”我说，“你的工作很重要，你的责任很大，你不能弄坏了身体。”我建议我们把住房倒换一下，让他住到我住的那座小楼里去，他摇着手坚决地拒绝了。
“那怎么行呢？你单身一个女同志，还带着孩子，很不容易的。你还是在那里住下来吧。等以后有机会了，我再调整一下就是了……”
我想到了我楼下的那套房子，它不是还空着在那儿吗？就对蔡希陶说：“要不，你住到我楼下的房子里去吧，那里现在不是还没人住吗？”
“那套房子啊，”他说：“单位已经安排人了，他最近就会来的。”
后来，我楼下的住房让考察队的李队长住了，蔡希陶仍旧住在他那间低矮的平房里。
以后我又坚持让他和我调整一下住房，他都以同样的方式拒绝了——在这方面他是极其固执的。后来我才知道他自从到了黑龙潭，就一直没有住过像样的房子，先是在庙宇里居住，后来又住工棚，我看到的这个住处在他住过的房子里还是不错的。单身宿舍楼盖起来的时候，他硬是坚持说他不需要住房，把房子全部分给了单位的职工。
我建议他住到另一幢小楼去，蔡希陶说：“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要来一位新所长，那套房子就留给他吧。新来的同志应当有一个较好的住处……”
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过在昆明市内，他有一个家，妻子和儿女都住在那儿，他常回家去住，这样，我也就不再坚持要他换房了。
蔡希陶说的新所长就是吴征镒。
吴征镒是江苏扬州人，一九一六年出生。他自小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就参加过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一九三三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一九三七年七月，他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和宁夏对草原、沙漠植物分布情况进行了科学考察。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南移，他追随母校师长，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执教。在昆明期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蔡希陶正在黑龙潭从事着他的植物研究事业，吴征镒经常到他这里来，和他共同切磋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一九四六年，清华大学复校，吴征镒又从昆明回到了北平，回到了阔别八年的清华园。在北平，为了抗议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的暴行，他积极地参加了抗暴活动。在反内战、反独裁运动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北平和天津八院校五百多人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呼吁和平宣言），吴征镒为签字者之一。之后，他还参加了反对司徒雷登、拒领美国救济面粉的活动。在这一系列革命活动中，吴征镒的身份逐渐暴露，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始部署对他的追捕，地下党组织及时地将他送到了解放区。一九四八年北平解放了，吴征镒参加了接管工作，任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处处长，负责高等学校的接管和组建以及研究所的改建工作。
吴征镒不仅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他也是一个有着渊博学识的科学家。这一点蔡希陶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我从蔡希陶那里知道了不少关于吴征镒的情况。据说他能够根据植物的叶。花、果实的特征，准确地说出它们的科、属、种以及地理分布。朝鲜战争时期，他曾和当时的植物分类学专家一起，根据几片带菌的树叶分析出这些树木不是生长在中国东北和北朝鲜的种属，雄辩有力地证明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的战争罪行。
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开始，吴征镒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领导下，开始组织中国大区的综合科学考察。他先是华南组的负责人，后来又转到了西南组，亲自带领一个综合考察队到云南进行考察。
综合考察队在云南的任务是搞热带生物资源的调查，为橡胶和紫胶寻找科学的栽培方法。吴征镒和他的同事们一道在云南的三千大山中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吃了不少苦。但是，他们的收获是巨大的。在工作中，吴征镒以他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信念和心灵，深深地爱上了云南这块充满神奇魅力的土地。
一九五八年底，也就是我来到昆明植物研究所不久，他就举家来到了昆明。
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工作的最初七八年，是我感到最为舒心愉快的工作阶段之一。在和蔡希陶、吴征镒这样的优秀知识分子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深深地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他们在用自己的肩膀扛着中国的科学事业前进。他们给我的启迪与教育，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和吴征镒、蔡希陶所肩负的工作重担相比，我的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但我总是尽力配合他们的工作。我们的班子是一个协调一致的整体，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支持，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
一九五七年在我们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头，这一年政治上风云变幻，让人目不暇接。也是这一年，进行了反右斗争，不知多少人由于写了一篇什么文章或说了一句什么话就被打成了右派，在一天之内被改变了命运。这里面有多少冤假错案，是谁也说不清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受到了打击，工作积极性也被挫伤了，所以，在一些单位，尤其是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单位，职工的情绪往往较为低落。
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也不例外。
我刚到工作站的时候，反右斗争还没有结束，人人谨小慎微，唯恐说错了什么话，做错了什么事。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下怎么能搞好工作呢？我觉得首先应当使人们树立起信心，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是。
我们当然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说反右扩大化是不对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关系。我们除了做到在日常生活上关心每一个职工以外，在政治上也尽量做到让他们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我们前后吸收了四十多位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党员总数由原来的十三人增加到了五十六人。有了广大党员做基础，党支部的工作也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我记得那时我们有两个科学家，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他们的精神负担很重，后来，我们给他们摘了帽子，他们工作起来舒心多了。那段时间，植物所的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当时，蔡希陶和吴征镒的理想是：从云南入手，真正弄清中国植物的种类、分布情况，为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他们的共同领导下，所里确立了以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及山地利用为研究方向的奋斗目标，不久，就形成了以热带、亚热带和高山寒带植物为研究主体的三大战场，还建立了植物分类和区系地理、植物资源化学、植物生理、植物栽培、形态解剖、植物群落、植物土壤及植物气候等八个学科。这个时期，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也成长了起来，成了各个学科的骨干力量。
在三大战场基地的建设中，蔡希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被人们称为植物研究所里的“拓荒牛”。这是名副其实的。他总是不断地在开拓，在进取。你很少在机关里看到他的身影，他总是在深山密林里寻找植物研究新的处女地。
刚入滇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了，头发也花白了。但是，他身上的劲头，他在事业上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却还是那样大，那样顽强，他的足迹走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
蔡希陶在事业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成果，是建成了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还是在刚解放的时候，蔡希陶和苏联专家一起考察云南有没有热带、有没有热带植物资源，他就开始留心了要在哪里建立一个热带植物园。后来他们在西双版纳的大励龙发现了典型的热带雨林地段，他觉得这是建园的理想地方，随即就向云南省人民政府提出了申请。
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了他的申请，在西双版纳州政府的协助下，很快就完成了土地划拨手续。
当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昆明植物研究所已经盖起了科研大楼、职工宿舍，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但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蔡希陶决心离开这一切，到烟瘴之地及高寒山区去开辟新的工作领域。我曾试图劝他留在昆明，因为这里的研究工作也离不开他，但是，他的回答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越是山深林密的地方，植物的宝藏也越多。西双版纳有许多尚未开发的绿色金子，不到那里，怎么能有大的收获呢？”
那时，植物所的口号是“超皇家，赶茂物，三年建成三个园”，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就是这“三个园”中的一个。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和印尼的茂物植物园都是历史悠久、人才济济、成绩卓著。世界闻名的大植物园，我们有决心赶超他们。
蔡希陶带领第一批十个人作为先遣队到达大减龙以后，在当地团组织的配合下，立即砍竹运竹，搭房建屋。他们很快就建起了第一幢十多开间的竹木结构简易草房。但是在那里工作了三个月之后，蔡希陶却发现这里不是一个理想的园址——主要是离当地居民太近，无法避免人和牲畜对植物资源的破坏及影响；同时，由于这里过于靠近中缅边界，经常受到逃亡到缅甸的国民党残匪的骚扰和破坏。经过慎重考虑，蔡希陶毅然决定重新选址，并且马上向上级组织提交了报告。
与此同时，他也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址的选择与考察。
等报告批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励仑澜沧江东面的葫芦岛发现了理想的建园地址。一九五九年年初，建园工作在新的地方又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葫芦岛地处北纬21度48‘，东经101度25’，在澜沧江的东面。坝区南北长约六公里，东西宽约四公里，罗梭江、励仑河、南回来河交流在内坝当中。这里海拔560—600米，最高温度41℃，最低温度4℃（但这是极少见的低温，平日冬季低温常在10℃以上），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属于热带气候类型。这里五至十月份是雨季，其余月份是旱季，旱季有晨露，终年无霜雪。这里气温高，湿度大，日照短，无严重风害。更为理想的是，这里的原始森林保护较完整，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复杂的地形条件，离国境线较远，交通与大勐仑相比相对也较为方便。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葫芦岛都是一个极为理想的建立热带植物园的场所。
但是，要在这里建园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葫芦岛原本是一座荒岛，阴森可怖，岛上只零星地散居着二十多个傣族的“琵琶鬼”。“琵琶鬼”是当地人迷信的产物，那里的人患上了疟疾，就被认为是“琵琶鬼”缠身，是一种不好的兆头，所以人们非要找出琵琶鬼的替身来，把他们赶到这葫芦岛上，让他们在这里自生自灭。这是身处热带的居民出于对疟疾病的恐惧才做出来的事情。另外，生了双胞胎的妇女，也被认为是“琵琶鬼”。
这里气候湿热，死亡的动物尸体和成百上千年的腐烂树木一起化为泥土，就形成了有毒的瘴气，瘴气中含有疟原虫。经过疟蚊叮咬，人就很容易患上疟疾。当地人不知道这一原理，医疗技术又跟不上，所以就愚昧地归结为妖魔附体。正是这种解释，害了很多的人。据说当地的领主发现了疟疾病人，常常要质问病人是哪一个“琵琶鬼”附着在他的身上。病人或者是出于一种绝望心理，或者是由于高烧而丧失神志，常常随便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于是，这个被说到的人便也成了“琵琶鬼”，被赶出了村寨。这样，被赶出村寨的就常常不仅仅是一些疟疾病人，还会有一些健康的人。这些被赶出去的人流落在深山老林之中，终年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姑娘们不能外嫁，小伙子们也无法娶外面的姑娘，他们只能在“琵琶鬼”之间进行婚配。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子女也和父母一样，不能享受自由的生存权利，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
蔡希陶他们来到岛上以后，除了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搏斗以外，还要与愚昧进行斗争。他们同情这些被称为“琵琶鬼”的善良诚实的苦命人，刚一进岛就有意接近他们，很快就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后来，很多“琵琶鬼”都成了植物园的园艺工人，真正获得了人的尊严。
在葫芦岛建园，密林中的“三蚂”是十分凶恶的敌人。所谓“三蚂”，就是蚂蟥、蚂蚁、蚂鹿虱。在这“三蚂”当中，危害最大的是旱蚂蟥。别看它小小的，它要是叮在你身上，揪都揪不下来，非得等它吃得圆滚滚的了，才自动掉下来。蚂蚁就是白蚁，一种十分凶恶的专门吃木头的昆虫。它对人的身体倒是没有什么直接的侵害，但是它对于建筑物的毁坏却是惊人的：有时候一个晚上就可以吃掉搭房子用的整根木材！后来，大家接受了当地人的建议，搭房子不用木材，全部改用竹子，这才避开了蚂蚁的危害。蚂鹿虱也是一种让人头疼的东西，它常常把人咬得搔痒不止，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这一系列困难都没有吓倒我们的建设者们，后来名扬世界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终于在他们的手中建立起来了。
在建园的过程中，我曾经多次去过那里，和蔡希陶他们一起参加建国劳动。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路途遥远，坐汽车要走三天。一路上山多、弯急、路窄、谷深，汽车有时候简直像是开在云端里。司机开车见得多了，不再有恐惧感，我们这些坐车的，因为从未见过这么陡峭的山路，常常要吓得闭上眼睛。
昔日的荒岛在我们辛勤的建设者们手中变成了美丽繁荣的热带植物研究胜地，望着新建的房屋、新开垦出来的苗圃和各种类别的植物区，我从内心里对我们的这些科学家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毫无疑问，他们在创造历史，在创造中国植物研究事业的历史。
蔡希陶曾经做过两首诗，表达他对于西双版纳植物园的热爱之情，这两首诗也同样表达了我的心情：
其一
群峦重重一豁平，
万木森林树海行。
一江碧水西折东，
勾出半岛葫芦形。
咖啡茁壮枝叶茂，
木瓜行行如列兵。
谁说中华无热带，
大好河山满金银。
其二
无霜无雪四季春，
不冷不热神仙境。
花开不谢叶常绿，
好个植物大本营。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在这片九百公倾的土地上，已有三千多种来自国内外的热带植物在茁壮生长，不少珍稀濒危植物在这里得到了保护，繁衍生息了下来。一九九六年我回云南，还特意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去看了一下，我发现她更漂亮了，更昌盛了。
现在，年轻的一代植物学家又在这块有着光荣传统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研究事业，我相信西双版纳植物园将会为中国乃至于世界的热带植物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迷惘
我们所说的“三大基地”，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热带植物研究基地西双版纳植物园、亚热带和温带植物研究基地昆明植物园以外，还有一个高山寒带植物研究基地——丽江植物园。
丽江植物园地处有名的玉龙雪山山麓，她东以沙坝罗固为界，南以玉湖、雪崧村为界，西以罗美洛沟为界，北至玉龙雪山山顶。
玉龙雪山风景壮丽，更为可贵的是山上天然生长着两千多种珍贵植物。早在一八六八年，就有外国人在那里采集过标本，之后，不断地有人去那里进行过考察。欧洲人从那里把种子、苗木及树根带回本国试种栽培，由衷地发出过感叹：“没有中国的花卉，就不能建成真正的花园。”
那里有多种多样的植物类型，依不同海拔和气候分层而上，山底还是茂密的阔叶杂林，慢慢向上就可以见到了阔叶针叶混交林、云杉林、冷杉林、杜鹃箭竹灌丛和高山草地。这里是经济林木、药用植物和观赏花卉的著名产地。
这样一块世界罕见的宝地，是很难逃脱我们的植物学家的眼睛的。早在刚刚解放的时候，蔡希陶就带人到这里进行过全面的考察研究工作。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云南省委、丽江地委和县委的大力支持下，丽江植物园的建园工作正式开始。当时，我们制定了短期任务指标和长远目标规划。最初的几年，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不久就因为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建园工作被耽搁下来了。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丽江高山植物园被撤销，听说，至今一直都没有被恢复。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其实也正是整个社会生活比较健康、稳定的时期，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什么也谈不上的。
一九六一年前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报告》，同意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纠正了过去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在广大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这种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我们昆明植物研究所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对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批判错了的人，坚决彻底地进行了甄别平反。我们摆脱了所谓“白专道路”对我们的束缚，鼓励人们运用科学技术在自己选定的学科领域进行大胆的研究探索。我们尽力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使得优秀人才能够心情舒畅、后顾无忧地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中去。
吴征镒作为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工作是很繁忙的，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大量的领导工作而偏废自己的研究事业。他在部署好了下属的科研工作以后，总是一头扎进他的工作室，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好的科研带头人，我们才有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完成“三大基地”的建设任务，才有可能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立下我们宝贵的家业。
那是一段使人怀念的时光。
但是，就在我们的科研事业突飞猛进地发展着的时候，就在我们一心一意地做着我们应当做的事情的时候，又一场政治运动开始了。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最初是一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的四清指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随着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桃园经验推广以后，四清运动开始升级，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运动。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说：我国的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等等。
为了去基层蹲点，各个单位都派出人参加工作队，我们植物所也不例外。
一九六六年一月，我被抽调到了四清工作队，去了马龙县。
那时候，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四清工作队的很多做法都是很过激的，比如每到一个地方，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让当地干部靠边站，然后用既定的框框去套他们，动员群众检举揭发他们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或罪行，结果，很多干部被当作敌人受到了处治。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们只顾了搞所谓的“阶级斗争”，忘了自己该做的具体工作。
我们到马龙县的时候，看到当地老百姓吃野菜、树叶度日，看到他们真正是家徒四壁，心情是极为沉重的。
我们的革命进行了几十年，在这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上，有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吗？现在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本应当好好搞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了，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搞这些让人无法理解的政治运动呢？难道真的如文件所说的，有一个庞大的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资产阶级吗？真的有那样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
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
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执行党的决议是我的天职。我不能说四清运动不对，从理论上说，这的确是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可我同时也是一个对现实有感知能力的人，是一个能够产生自己思想的人，我又无法无视我所看到的一切，所听到的一切，这一切同我奔赴延安时所怀抱着的社会理想，同我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明显的有一种距离，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内心深处的那些问题。
具体到我们四清工作队在马龙县的工作，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移的：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农村的工作，要靠他们来做，靠他们来完成。我们不能每到一地就指手画脚，更不能无来由地让他们靠边站，这不利于农村工作的开展。
我曾经想：我们工作队到下面来是为了帮助农村的贫下中农进行工作的，我们首先应当和广大农民交朋友，了解他们有什么困难，这里的干部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然后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实际工作并不如此，工作队一到，首先就停止了当地干部的工作，据说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我虽与工作队的负责人交换过意见，但他们说这是既定方针，上级要求这样做，上级说农村干部基本上都有问题，我们只能执行。我在所里也听过某位负责人来作报告说，农村干部基本上全烂掉了。这样，大势如此，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但几个月过去了，我在马龙县也未见揭出什么大问题。当然农村干部文化低，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我认为应当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才是。如果发现他们一点缺点错误就把他们一脚踢开，这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四清工作还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因为形势有了变化，我被召回了植物所。
在植物所，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我无法想像。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好像要有大的运动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