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月有阴晴圆缺
我不相信……
生活永远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我们陶醉于眼前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往往就会有灾难不期而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一九五一年十月，为了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各条战线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由于运动中揭发了大量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作为实现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来落实。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于是，三反运动在全国党、政、军、民内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三反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发现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是与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共同进行的，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大规模地、坚决彻底地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二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就掀起了高潮。
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教育和净化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但是，同以往的一些政治运动一样，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有些地方走了极端，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
当时，东北人民政府的主席是高岗，这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阴谋家，东北的三反、五反运动在他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做得过分：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人写他的揭发材料，他马上就被抓了起来，进行审查，不管所揭发的内容是真是假，也不管你个人有没有精神压力；在处理的过程中，对很多案件也不作充分的调查，只凭一面之辞，就草率地给人下了结论。有的人因此长久地蒙上了不白之冤。
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军工局卫生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一直认为这是一场同我们个人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运动。因为我的工作范围很小，和外界几乎没有什么接触，而且从来不接触钱财。乐少华呢？当时他作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手里的权力是很大的，但是，正因为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他才不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出问题。我相信他的党性。
但政治运动常常就是这样，它是牵涉到每一个人的事，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你都无法回避它。
那时，沈阳有个卫生学校，学校的校长因为被人检举了，被停了职。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正常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去那里做代理校长。
卫生学校在郊区，离我家有十几里路。我到了学校后，一来因为离家较远，交通不便，二来也因为工作头绪纷杂，需要熟悉，就住在了学校里，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回家。我想等忙过了这一阵子之后，工作有了眉目了再回去不迟，更何况我在临出来的时候，也和乐少华商量过，他同意我的做法。这样，我就坦然地在学校工作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段时间里，灾祸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无云、但异常寒冷的日子。
那天早晨，我很早就来到了办公室——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一定要在上班以前把办公室打扫收拾干净。从我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学校大门口。大门口以外，就是开阔的旷野了。我刚刚坐下来，就看见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一般开进了卫生学校的大门。当时吉普车不是很多的，我还以为是上级来检查工作，就走出办公室去迎接来人。车门打开了，一个很年轻的男同志跳了下来，对我说：“我要找浦代英同志。”
我说我就是。
他略显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工业部的，我们的领导让我来接你回去。”
“回去？”我感到莫名其妙，“回哪里去？”
“回市里……回你家去。你家出事了！”
我的心里一紧，赶忙问：“出了什么事？”
“快上车吧，到那里就知道了。”
我急急忙忙和学校其他领导打了一声招呼，就上了汽车，向家里疾驰而去。
路上，我差不多已经认定一定是哪一个孩子出事了。
车子开到和平区北四经路我家的门口，我匆匆地下了车。进了客厅，我发现工业部的领导同志几乎都在。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平时见了面，大家都很随和，可是今天，所有人的脸上都挂着一种凝重的表情。而且，他们一反常态，一个个都和我握了手。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了下来。
“浦代英同志，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希望你能够想开一些……”他们对我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迫不及待地问，“是我的孩子们出什么事了吗？”
“不，不是孩子，是乐少华出事了。”
我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
“乐少华？他出了什么事？！”
“他自杀了。”
“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乐少华他……”
他们又说了一遍。这次我听清楚了，他们在告诉我一个无情的事实：乐少华自杀了！
我觉得一股热血在我的全身燃烧了起来，滚烫滚烫的，嗓子里也异常干燥起来，耳朵已听不进什么声音了。工业部的领导在七嘴八舌地规劝着我，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我问他们：“他是在哪里自杀的？他现在在哪里？”
他们说，他是在家里自杀的，人现在就在家里。
我说：“我想去看看他。”
我觉得我的声音很陌生，而且好像离我很远很远，不是从我的嗓子里发出来的。
工业部的领导陪同我进了卧室，我看到房间里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当我的目光停留在床上那个用白布单掩盖着的躯体上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起来，我意识到那就是乐少华。
工业部的领导告诉我，就是在这里，乐少华用他的手枪……
血迹已经被刷洗了，地板上还留着水渍。
我走到床边，掀开洁白的布单：我看到乐少华那张绝望的面孔，他下巴上的胡茬很高，可能有好几天没有刮过胡子了，他的右手还保持着用手枪对着自己头部的姿势……
我当时就晕了过去，脑子里一片空白。工业部的人扶住了我，搀着我到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好长时间我才清醒了过来：乐少华真的死了！
这件事太突然了，那么一个善良直爽的人，那么一个活泼开朗的人，那么年轻，才四十八岁，他为什么要自杀？！
我问工业部的领导：“乐少华是为什么自杀的？”
“我们也不太明白。”他们说，“可能是畏罪自杀的。有人说他有贪污行为。不过你不要着急，事情慢慢会审查清楚的。”
“会查清楚的。”我在心里说。
看着床上的乐少华，无限的话语涌到了我的心头：乐少华呀乐少华，你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向人们说不清楚，非要走这一条绝路？
乐少华不能回答，我永远也不会听到他说话了。
那一会儿，我痛苦极了，心都快碎了，真想哭、敞开嗓子尽情地哭一场，但我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我对工业部的领导说：“那我等着组织上的审查。”
遥望那消失的身影
掩埋了乐少华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平静下来。我一千次一万次地想着这件可怕的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我后悔自己一下子在卫生学校呆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回家。孩子们都住学校，不在家，他们不知道爸爸的情况。为什么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反而不在家呢？工作，工作，工作就那么重要吗？呆在家里不是一样生活吗？为什么偏要那样争强好胜？孩子需要我，家庭需要我，乐少华也需要我，而我却偏偏离不开工作！现在想起来，我深深感到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我付出的太少、太少了，我为他做的事情太少了。如果不是我那么粗心，在他的思想稍有波动之时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那该多好；如果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在他的身边，能替他排解一下心中的忧虑，帮助他理清思路，找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会自杀吗？他是一个老干部，经历过无数的风风雨雨，他不会轻易产生自杀念头的。可是，由于我的失职，他没有听到任何劝告，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信心，这样，他才走上了绝路……从这个角度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没有照顾好他。这种种自责像长着尖利牙齿的小虫子一样咬噬着我的心。
与此同时，我对乐少华也充满了抱怨。我一千次一万次地责怪他：你这是怎么了？作为一个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大江大河你都经过了千千万，为什么偏偏在小阳沟里把船来翻？以前的历次党内斗争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多少被冤枉了的好同志后来都平了反，你难道还不相信组织吗？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在贯彻的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偏失，你就这样一蹬腿走了，将来谁还能够替你说得清楚？凭你的一贯品性，我知道你不会犯有什么罪大恶极的错误的。你平时生活俭朴，绝不大吃大喝、浪费国家的财产。你我结婚多年，我从未见你往家里拿回过什么份外的钱财，你能犯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再说，就算你真的犯了错误，也应该勇敢地向组织承认，以获得改过的机会，重新振作起来才是，怎么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上了这条令人不齿的绝径呢？你走了，什么都不知道了，逃避了你的过失和烦恼。但自杀就意谓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你想过没有，你给家庭留下了多么沉重的精神包袱？家里有了你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让我怎么向孩子们交待？今后，孩子们知道了他们有你这样的一个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父亲，还怎么在社会上挺直腰杆做人？
你就这么突然地一个人甩手走了，全然不顾我们夫妻十四年的情分，让我今后的日子还怎么过？我承受着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事实，叫我怎么能够活得轻松？看别人那么欢欢喜喜地生活，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在孤独中熬度余生？
可怕的漫漫黑夜像一张无形的网沉重地压在我的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常常从睡梦中惊醒，胸口像是塞着一团烂麻……我用双手捶打着胸脯，等安静一些了，才再一次躺下。多少个夜晚，我都是这样挨过来的。
白天，我不敢到街上去，尤其不敢到铁道边上去，我怕自己也会因为一时想不开，扑到铁轨上……
不久，东北局、纪检会关于乐少华的审查结论出来了。审查结论认为乐少华生前犯了三个严重错误：一是他曾经做决定用公款为军工局处以上的领导干部每人买了一块手表，被认为是集体贪污，乐少华要负主要责任；二是他曾经派人到农村收购农民的粮食，在当时的形势下，被认为是对农民的剥削；三是他曾经指示有关部门将从日本人遗弃的炮弹中取出的黄色炸药卖给天津商人，在这场交易中，乐少华有收受贿赂之嫌。
这三种错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严重的，但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自杀。在当时人们的政治意识中，任何人都不仅仅属于你自己，你既然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你的一切，包括生命就都属于革命事业，属于党。推而论之，一个人的自杀也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是对革命、对党的背叛。对于这种“叛党”行为，党应当给以严厉的惩罚。结果是：乐少华死后被开除了党籍。
面对着这个审查结论，我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呢？我相信组织，相信组织对乐少华问题的处理是公正的。但是，我同时又无法否认，在我极深极深的内心深处，我同样是相信乐少华的！我相信他没有贪污，因为他从来没有给家里拿回过一个铜板，我们这个家庭没有一分钱的存款；我也相信他没有收受贿赂，他这个人对金钱一向是淡泊的，他绝不会在金钱面前失去党性，失去原则；同样，我也相信他不会有意去剥削农民，他让人去买粮食，一定有他特殊的缘由……
然而这些话当时我能对人说吗？
孩子们上小学都住在学校，家里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心情他们也一无所知。我不能让他们知道，孩子们还小，应该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于是，我分头到他们的学校里去看望他们。因为没有预先通知，他们见到我，都喜出望外。他们一个劲儿问我还到不到卫生学校去，我说我暂时不去了。我还特别答应他们：这个星期天带他们一起出去玩……
随后，我就把家从那个令人伤感的地方搬了出来，住到了工业部的一座宿舍楼里。孩子们到了这个新家的时候，都有一种新奇感，看看这儿，再看看那儿，房间里充满了他们的欢声笑语。
后来，因为总见不到爸爸，他们就一个劲地问我：“爸爸呢？爸爸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我能怎么说呢？只好哄他们说：“爸爸去朝鲜了，参加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去了。”
孩子们还单纯，他们相信了我的话。
一九五二年七月，邓小平调到北京工作，卓琳一家正式到了北京。那时候他们住在景山后街的一个四合院里。
乐少华去世的消息我没有写信告诉卓琳，但是她已经知道了。卓琳也不相信乐少华有什么问题，来信一再劝我想开一些，相信组织会把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作出公正结论的。她几次要我到北京去住几天，散散心。
我知道卓琳是一片好意，但是，当时我的心境大糟糕了，不想出门，所以，一开始我没有答应。卓琳怕我出什么事情，接连来信邀请我。为了不辜负她的好意，我还是去了北京。
北京到处阳光灿烂，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和我灰暗的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跨进卓琳家门前，我最后一次对自己说：振作起来！振作起来！不要显出萎靡不振的样子。看来，我的努力起到了效果，当我站在卓琳面前的时候，我的面色可能还不是那么难看的。
卓琳比往常更热情地招待了我，我知道，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安慰我。我们姐妹之间，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互相理解的，这的确给了我很大的慰藉。当我向卓琳诉说这件事的前后情况时，我的泪水就再也忍不住了……
卓琳说：“乐少华那么好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是不相信的。”
“我也不相信。”我说，“可他自己竟是那样的经不住考验，组织还没有审查，只是有人揭发他，他就……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这样经不住事的人呀……”
“谁都有一时糊涂的时候。”
我又想到了自己的过错，当初要是我在他的身边的话，他也许就不会走这条路……想着想着，我抑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卓琳劝我说：“八姐，你不能再这样想。你要是总是这样想，就会永远排解不开这件事情。我们当然不认为乐少华有什么问题，但是他选择自杀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是错误的。他不仅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他对你、对孩子也是不负责任的。他一下子去了，把剩下的困难都留给了你，这是应当受责备的。你一定要尽快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你要想着你还有孩子，你还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我懂，这道理我是懂的。我们姐妹三人那么早就脱离了家庭出来参加革命，为了什么？为的是我们要像男人们一样寻求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们不是为哪个人活着的，我们不能因为哪个人不在了就不再生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乐少华也一定不希望我从此萎靡下去。可是……
卓琳知道我内心有着巨大的矛盾，她也知道自己不能够一下子说服我，为了缓解我内心的痛苦，她建议我们去看一看以前我们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们去了，虽然我们没有找到我们过去住过的房子，但是通过追忆往事，我的心情的确好了许多。
为了弄清真相，卓琳还特意去问过李富春。李富春和乐少华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他是了解乐少华的。
卓琳问李富春：“乐少华是不是真的有那些问题？”
李富春说：“乐少华没有什么大问题，他纯粹是个人想不开。”
李富春很关心我，向卓琳询问我的情况，并且让她转告我，对这件事一定要想开一些，不要背上思想包袱。何况现在问题还没有最后下结论，就是将来有结论了，乐少华真的有什么问题，也应当分清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
这些话在当时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陈云同志听说我来到了北京，特意约我见了一面。
自从离开延安，我还一直没有见过陈云同志，现在见到他，我心里涌动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在延安的时候，陈云同志是很欣赏乐少华的素质和工作水平的，甚至可以说，乐少华是在陈云同志强有力的支持下才做了那样多的工作。乐少华去世了，陈云同志也感到非常遗憾。
陈云对我说：“我知道你最近很难过，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振作起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你的工作。”
“我会振作的。”我对陈云说，“我虽然很伤心，但这件事情打不垮我。”
“这样就好。”陈云说，“你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为乐少华来的，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乐少华的不幸不应该影响你的革命意志。”
“我的意志不会动摇。”
“乐少华参加革命功劳不小，他在延安的时候能够主动要求深入基层工作，表现出了良好的革命品质。但是现在，他经受不住考验了，自杀了。他的死是他的问题，与你无关。一个革命者就是应该能够经受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既要能经受住敌人的考验，又要能经受住党内的考验，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同志才是一个好同志。你要放宽心。”
“请陈云同志放心，”我说，“我会革命到底，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工作的。”
陈云同志特意问到了我的孩子们的情况，嘱咐我让孩子们好好念书，把他们培养成革命的接班人。
他最后说：“你的目光要远大一些，一切都为了孩子，你知道吗？为了孩子，你也要振作起来。”
我庄重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必须从乐少华的死当中汲取教训，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坚强不屈的人。
沐浴大连的海风
我从北京回到东北后不久，一九五三年冬天，东北工业部转移到了北京，根据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二机部，我跟着也调到了北京，在二机部卫生司工作。那时，我们卫生司的司长是原东北工业部卫生处的处长董础。
因为我调到了北京工作，我的两个孩子黎男和亚男以及浦沙沙、乐美康也都先后转到了北京上学，他们分别进了二十八中学和八一小学。
我在北京工作约有半年，那时乐少华已去世一年多了，有人劝我再组织一个家庭，并介绍了具体的对象。但我觉得还是一个人自由自在，不想再找麻烦。那时我想，有一个乐少华就够了，何必再给自己增加负担？因此，无论是谁提起此事，我都一概拒绝。
同在北京，我和卓琳来往得更多了。那时候，卓琳一家人口众多，大人有卓琳、邓小平，还有邓小平的继母夏培根，孩子有邓林、邓朴方、邓楠、毛毛、飞飞，还有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女儿刘解先（当时刘伯承在南京任军事学院院长，南京的中学不如北京好，他的孩子在北京上学，都由卓琳照顾），邓小平的同父异母妹妹邓先群。这些是常住的。此外还有我们二姐的孩子刘京华。浦沙沙和雷迅的孩子赵永平（二毛）、小宁也断断续续在她家里住过。孩子们大多在上学，逢到节假日，他们都回来了，有时再加上我和黎男、亚男，卓琳家里热闹极了。
卓琳对婆婆极为尊重，她们婆媳关系亲密无间。婆婆会做衣服，平时缝纫上的事就由婆婆负责。她们家里那时有台手摇缝纫机，没事的时候，婆婆常在那上边忙活。卓琳会织毛衣，她们家大人孩子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亲手织起来的。我到她那里经常看见她手中拿着毛衣，她喜欢一边聊天，一边编织。
卓琳在教育孩子方面比较注意，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做人方面，她都有着明确的标准。他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的要求最重要的就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是大学毕业，要达到一定的文化层次。”结果，她的孩子们还真是争气，五个人全进了名牌大学，其中有三个都是和她一样进了北大物理系。
她对孩子从不娇惯，孩子们在郊区寄宿学校上小学，周末回家从来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的。孩子们上了中学，往返于学校和中南海家中都是骑自行车。她不允许孩子们在生活方面搞特殊化。
邓小平很忙，但业余时间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爱好，那就是看体育比赛。他每次去看足球比赛，都要带着全家的人一起去。邓朴方那时候胖乎乎的，非常可爱，我们都叫他胖胖、胖子。也许是因为受父亲熏陶的原因吧，邓朴方从小就喜欢上了体育。
一九五四年五月，我被调到了大连军工疗养院当院长，这样我就离开了北京。我把亚男和莎莎、永平（二毛）也带到了大连。当时，我在昆华女中时的同学张煜正好在大连育才小学当校长，我便把亚男和莎莎送到了她的学校里念书。永平因为年龄太小，就留在家里。
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很早就成了一个著名的国际性港口。这里风光秀丽，气候宜人。
大连军工疗养院是一所专门为军工干部和工人修建的疗养院。我们刚刚建院的时候，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验，还特意到苏联人开办的疗养院去学习了一段时间。苏军屯驻大连的时间较长，他们很早就在这里设立了一所疗养院，在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疗养院建成以后，我们收治的病人很多，大多是慢性病人。疗养院和医院不同：医院立足于药物治疗，疗养院基本上不用药物。当时我们的治疗方式有针灸、蜡疗、电疗、光疗、泥疗、按摩等等。
大连的海泥是一种很有医疗价值的东西，把它蒸热后敷在患处，可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这是我们疗养院最受欢迎的医疗项目之一。再就是我国传统的医疗方式——针灸，我们有水平很高的针灸医生，其中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他们的针法高明，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的。
到这里来疗养的人呆的时间都很长，尽管我们规定一个疗程是三个月时间，但三个月以后，有的病人因为感觉还不太好，还想再疗养一段时间，只要他们提出要求，我们一般还是答应的。有的病人在我们这里甚至一下子呆了一年，当然这是极少数的。
我是疗养院的院长，主要职责是抓全院的管理工作。虽然经常忙于行政事务，但是我还是非常愿意接触来这里疗养的病人的。病人们希望医疗人员经常到他们中间来聊聊天，只要有人耐心地听他们说话，给他们一点鼓励，他们就会增加很多战胜疾病的信心。更何况到这里来疗养的大部分都是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老工人、老干部，这些人思想深刻，谈吐又风趣，我很爱听他们谈论一些事情。
大连的风景美，海滨的浴场最能令人陶醉。我在大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游泳，这真是一件遗憾。放假了，孩子们都回到家里，他们看到我礼拜天也在家里呆着，就鼓励我出去活动。黎男那时已经很懂事了，别看他才十五六岁，可他却常能想到我的心里。看到我情绪不好，他就会主动地走过来对我说：“妈妈，游泳去吧。”我们家附近正好有个游泳池，我就跟他一起去了。黎男水性很好，他在水里能和在旱地上一样轻松自如。我在他的教导下，很快就学会了游泳。不久，我们就常去海滨浴场。在游泳中。我收缩已久的神经获得了很大的放松，开始焕发了一种愉快的感觉。
在海水里畅游能令人心境开阔，漫长漫长的海岸、沙滩，湛蓝湛蓝的海水、天空，人在水里有一种融汇于大自然的享受。海水的浮力挺大，你不用怎么使力，就可以舒坦地漂在水面移动。海水是流动的，不断地有一层一层的微波细浪从远处向你涌来，又从你的身下涌向沙滩，你会感受到一种新鲜。有海船在离你很远的地方开过来又开过去，带给你很多想像，令你热爱人生。
大连的海风是轻爽的，它洗去了我心中的泪痕；大连的海风是温柔的，它抚平了我精神的创伤。我在大连工作了四年，这四年的疗养院工作也算是把我疗养了一次，沐浴了大连的海风，我的身心也慢慢恢复了健康。
我在大连工作的最后一年，宝秀也来到大连，和我们住到了一起。
宝秀在辽宁省辽阳化工厂医院工作期间，曾经结过一次婚。丈夫是厂里的干部，一个实在厚道的山西人。据说他是爱上了宝秀的人品，才不遗余力地追求宝秀的。结婚以后两个人感情很好，小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的。后来宝秀怀了孕，但终因她身体残疾，孩子发育不健全，没有生下来。这件事给了宝秀很大的打击，她知道丈夫是很盼望有一个孩子的，她觉得对不起他。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才不愿意以自己的病弱之躯连累丈夫，所以，她就提出了离婚。
离婚以后宝秀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她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又把她接过来和我住在一起的。
宝秀来了以后，帮助我做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和我在一起，她总是很高兴的。有时候看到她不顾身体的不便，做这做那的，我不敢让她太劳累，就劝她休息，可她坚决不肯。宝秀这个人一辈子不容易，她真是太苦了。
后来宝秀离了婚的丈夫同另外的女人结了婚，而且生了孩子。他要把孩子送给宝秀一个，宝秀说：“谢谢你还记着我，但我自己都顾不了，哪还能再养一个孩子？”
她说的是事实。
我回云南以后，宝秀也跟着我回了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