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在新中国的阳光下
太阳升起的时候
用现在的眼光看，哈尔滨军工职工医院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医院，但当时这所医院却担负着哈尔滨军事工业系统所有职工看病就医的重任。医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门诊部，一部分为住院部。医院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部分工作开展的。
在我的履历中，有从事医务工作的经历，却没有从事这么大一个医疗单位领导工作的经历。而一所医院，尽管它的规模不是很大的，但就它要牵涉的工作范围来说，也是一个系统，一架依靠各部位间协调、从而正常运转的机器。那么，怎样保证这个系统的有机运作，保证各个环节间的配合与支持，就成为摆在我面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所以这的确是一个考验。
我想，所谓一个好的领导，不在于他必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关键在于他是不是能很好地调动和协调周围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于他是不是能出以公心地对待工作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如果你的同事和下属觉得你善于发现和使用人之所长，知道你那么殷切地盼望着他去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么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工作，用他们自己的工作实绩去实现他们的价值。这种分散的力量如果在领导者的协调下能合为一种整体的工作热情，那么，这个单位就一定会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朝气与活力。相反，一个领导如果不能够出以公心地对待人和事，不善于发现和鼓动人们的创造性和工作热情，甚至有意无意地对这种创造性加以抑制，那么他必然会失去一部分中坚力量的有力支持，在一些平庸的人的盲目鼓动下满足于一时一事的成功，从而丧失更远大的目标。
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一定可以把工作做得好的领导者，但是我至少知道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必须发动和依靠大家的力量，尊重和爱护那些有能力做好工作、而且有做好工作的强烈愿望的人。无论是在领导班子还是在群众之中，我始终立足于认真听取意见，通过大家的意见发现医院工作中的问题，并依靠大家来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来源很复杂，甚至还有一些朝鲜人、日本人，这样，无形中增加了工作的难度。那么，这些朝鲜人、日本人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
先说日本人。
一九三九年，日本在华进步作家鹿地亘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动本质，毅然打出反战的旗帜，在我国的大后方重庆成立了一个叫“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组织，联络和组织在华的日本人反对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这个反战组织得到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支持。一九四○年六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延安设立了分部，之后在华北、华中地区做了大量的反战工作。一九四二年八月，该同盟与“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合并，成立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为中日两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他们利用各种形式在日本人中间进行反战宣传，使不少日本军人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觉醒，站到了人民一边。在我们医院工作的日本人，大都是“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介绍来的，他们大部分都在日本军队中呆过。
朝鲜人有的是逃难出来以后被我方收留的，也有的是参加了我国的抗日组织，战后一直没有回去的。
中国人、朝鲜人、日本人组成了我们医院基本的职工队伍，思想参差不齐，工作有好有坏，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使我大感意外的是：工作表现不好的竟不是那些朝鲜人、日本人，恰恰是我们从国统区上海来的一些护士。
在我们医院工作的日本人反战意识是很强烈的，他们认识到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苦难，具有一种悔罪的心理，所以工作起来特别努力，外科手术室的地板，她们都是跪在地上擦洗得很干净。那些朝鲜人一般都有过一番苦难的经历，所以她们格外珍惜今天获得的自由，总是想尽可能多地做一些工作。她们大部分在医院里做一些对病人的护理工作，工作起来不怕脏不怕累，从来没有怨言。倒是我们的那些从上海来的护士，显得懒懒散散的，从来不主动地去做脏一些的工作，而且工作起来马马虎虎、心不在焉。
这怎么能行呢？！
我分头找她们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再加上部门领导的细致工作，这些同志很快有了转变，我们医院的工作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时候，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时刻。
辽沈战役连同其他各个战场的胜利，使得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由长期的优势转为劣势，中国人民解放军则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东北的解放，不仅使近百万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以后解放平津与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使解放战争获得了一个巩固的、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战略后方。
早在辽沈战役进行之时，中共中央军委就已经开始了对淮海战役的部署。这一战役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华东、中原、华北军区所属一部分地方部队约六十万人参加进行。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
淮海战役胜利以后，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经被消灭，从此国民党军队丧失了进行大兵团作战的能力，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同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国人民解放军压到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及其统治中心地区上海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进行之际，中共中央军委又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开始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五十四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当乐少华从鸡西回到了哈尔滨工作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已经渡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三十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亲手升起了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的受阅部队。
当时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哈尔滨也不例外。那天，哈尔滨正下着大雪，但我们的兴奋劲头一点也不减，我们为中国革命的成功而欢欣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
这是无数志士仁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才换来的。在那些欢腾的日子里，我无数次想到了我的家乡宣威，想到给了我最初人生教育的昆明……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才换取来的。那些在封建礼教下枯萎了青春和生命的女人们，那些在反抗军阀暴政的斗争中牺牲了的志士们，那些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共产党员们，那些在日本鬼子屠刀下英勇牺牲的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们，用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往今天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也想到了我的那些亲人——我的父亲浦在廷，我的二哥、三哥、四哥……是的，他们最终没有走到无产阶级的行列里来，但是，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梦想，不也正是今天正在发生着的一切吗？
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为了今天的胜利也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是的，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之中不过是一个小兵，但这并不妨碍我产生作为一个小兵所感受到的光荣感和骄傲感。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正是由一个个细小环节构建而成的，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一粒沙之于浩瀚的沙漠一样。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必须成为那里的一粒沙、一滴水。假如你游离于大海之外，你就无法感受大海的广阔和浩荡；假如你远离沙漠，你也就不可能在那个广袤的世界中体味天地间那种独特的辉煌。现在再来想我、雷迅、卓琳走过的道路，我们像一滴水一样汇进了中国革命的浩瀚之海，我们同它一起呼吸，一起跃动，一起呐喊。当它胜利了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认为这是我们个人的胜利。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激动得夜不成眠了。那真正是节日，胜利的节日啊！
一个女同志在社会上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诸如工作和家庭、妻子和丈夫之类的矛盾。我就遇到了这些问题。
当时，我的孩子黎男和亚男都在哈尔滨花园路小学上学。我很遗憾，自己很少在功课上过间一下他们，帮一下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在学校的情况是怎样的，我很少去学校里接他们。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吃饭，平时只让保姆照顾他们。我感觉自己对不起他们。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能撂下工作，从医院跑回来一心一意地照顾孩子们吗？这是不可能的。我走出了家门，奋斗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争取和男同志一样平等地介入社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好不容易解放了，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了，我怎能让这机会白白地丧失？更何况，组织上这么信任我，让我担当起了医院院长的重任，我怎能辜负组织的信任？我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够对得起党，对得起全院上下的职工。
事实上，我面临的这些问题也同样是乐少华所面临的。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起，乐少华开始担任东北军区北满分部部长。北满分部下设第一办事处（珲春）、第二办事处（兴山）、第三办事处（鸡西）、第五办事处（齐齐哈尔、北安）、第七办事处（吉林）、第八办事处（哈尔滨）、直属一厂（西东安）、直属二厂（东安）、直属三厂（哈尔滨平房）、直属四厂（牡丹江）、直属五厂（敦化）。这么多的工厂需要他去管理，他的工作非常忙碌，他常常为自己不能在家里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感到内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个人生活和党的事业中间，我们分得清孰轻孰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怨过乐少华，乐少华也没有怨过我。我们是相互理解的。
为了弥补我们的不足，我们总是尽量多地把星期天和节假日留给孩子们，和他们一起上上街、逛逛公园，共享天伦之乐。
一九四九年底，我们全家搬到了沈阳。那时，乐少华担任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兼东北军工局局长，我则到军工局卫生处卫生科，在那里当卫生科长。我的工作是主管沈阳军工各厂的卫生保健。我们调动工作后，孩子们也跟着到了沈阳，他们进了沈阳东北第一育才小学。
回故乡
自从离开延安，我就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那时邮路不畅通，写信也不会收到。现在，生活安定了，我突然怀念起家乡的那些亲人们，不知道他们近来都怎样了。于是我给四哥写了一封信，谈了一下我这里的情况，然后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父亲的身体怎么样？哥哥们的情况怎么样？解放以后家乡有什么变化？……等等，等等。
前几天我收到了卓琳从四川重庆发来的一封信，才知道她们一家已经到了那里，并且知道她们又添了一个女孩，叫毛毛。我很为她们高兴。卓琳在信中也写到了对家乡的亲人，尤其是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她说她很想回去看一看。我在回信中说，重庆离宣威近一些，如果她能够抽开身，应当回去看一看，父亲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看一次就少一次了……
一九五○年十二月，我收到了四哥的来信，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封报丧的信：我们敬爱的父亲去世了！
捧着这封信，我悲痛万分。许许多多往事历历出现在眼前，父亲慈爱的形象，父亲送我们去昆明上学时的神情，父亲教导哥哥们的威严……越是想这些事情，我越止不住自己的泪水。我从一九三六年初离开云南到现在已经快十五个年头了。十五年来，尽管偶尔从书信中也了解了一些父亲和家里人的情况，但是，作为女儿，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没有守在他的身边，我仍然认为是我的遗憾。
四哥在信中说，如果工作走得开的话，他和家里人都希望我回去一趟。
我何尝不想马上回到家乡去呢？可是，当时正是单位的工作极为紧张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自己抽出时间来。从沈阳到宣成路途遥远，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来回一趟怎么也得两个月时间，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我只好含着悲痛给四哥写了一封回信，告诉他我实在没有时间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我只能通过这封信对父亲的不幸去世表达我的哀思。我想四哥他们会理解我的。
到了一九五一年六月，单位的工作稍稍轻松了些，我终于可以抽出一段时间了，于是，我决定回老家去看一看。乐少华那个时候仍然很忙。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着，军工生产的任务很重，他没黑没明地在各个工厂间穿梭，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但是他理解我的心情，支持我回去看看。好在孩子们都住在学校，只是礼拜天才回家，所以我也就放心了。但孩子们知道我要离开他们远走，也有些依依不舍。我告诉他们我只去一两个月时间就回来，他们也就不再缠我了。
我先到重庆，卓琳当时正在重庆曾家岩人民子弟小学当着校长。姐妹相见，非常高兴，这是新中国后我们的第一次会见，我们热烈地谈论着这几年来各自的变化。
当时，刘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大西南以后，正忙着做解放西藏的准备。一方面要打仗，一方面还要进行和平建设，身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工作千头万绪，他肩上的担子是很重很重的。邓小平是那种一旦工作起来就像一列开动起来的火车的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倦，每天都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即使回到了家里，他脑子里萦绕着的，也是工作上的问题。
我在重庆一共呆了三天，这三天里只有吃饭时才能见到邓小平。这次见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看上去比过去要壮实了，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
这次我见到了邓林、邓朴方、邓楠和刚刚一岁的毛毛。前面的两个都大了，都在卓琳任校长的曾家岩人民子弟小学上学，卓琳对他们的管束是很严格的。邓楠和毛毛则由从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来到这里的奶奶夏培根老人负责照顾。几个孩子对我这个姨妈当然是陌生的。
我和卓琳谈起了父亲。父亲去世的时候，她是回了一趟宣威的。
卓琳说，父亲是一九五○年十二月初去世的，她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就立即往老家赶。到了昆明，正是天黑的时候。从昆明到宣威还有几百里路，很难走，而且路上经常有土匪出没，卓琳就听人劝告，在昆明住了一个晚上。
没想到就是那么一夜的时间，耽误了她看父亲最后的一眼。第二天，她赶到宣威时，老人家已经永远地合上了眼睛。
……
我在卓琳那里没敢多耽搁，就启程直奔宣威。
当时，祖国大地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云南，我更加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发生着的历史性的变化：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政权保持着社会的稳定；在田间，获得解放的农民头一次在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你从他们的笑脸上都可以看出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在一些小城镇，商业得到了发展……昔日满目的疮痍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和平的生产劳动的情景，我的心情随着汽车的奔行而激荡。
终于，我的家乡，我阔别了二十个春秋的家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
我看到了连绵的东山，看到了高耸入云的榕峰，宛水河绕着城边在静静地流淌，敦厚而又结实的老城墙仍然在诉说着悠悠的故事。二十年不见了，我已经历经了不少人世的沧桑，我的故乡还是这副亲切的模样。
我又听到了熟悉亲切的乡音，又看到了伴随着我的童年的十字街、横街、上下堡大街了，又闻到家乡特有的气味了……当我来到墙后头的老宅门前时，我突然感觉到时间仿佛在这一刹那间停止了下来，仿佛我并没有离开这里，我只是到城外的田野上去玩了一圈，现在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又回来了……儿时的那种感觉，那种无忧无虑、把世界看作永恒的宁静之心，又一次控制了我的精神世界。
这座老宅的一部分过去是我家生产火腿的厂房，另一部分住着家里几乎所有的人。上堡街的房子被大火烧毁之后，我们家里的人就搬到这边来住了。一九三○年四月到一九三一年四月，我从昆明回宣威躲避国民党抓捕时，住的就是这个地方。这里有两个大庭院，西面紧挨着土城墙，城墙上有两座小小的阁楼，我在那里眺望过城外的风景。
我迈进宅院的大门，几个孩子迎了过来，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陌生的客人，好像在问：你来找谁？
还没等我开口，二哥已经迎了出来，多年不见，风霜已经染上了他的脸。二嫂也紧跟着走了出来，她拉住我的手，止不住热泪盈眶。
二十年了！二十年已是物是人非，站在我面前的孩子依着他们的辈份七嘴八舌地叫着我，我却认不出他们是谁的孩子；我的那些年轻的嫂子们，此时已远离了青春，变得话多了，话长了；哥哥们则像所有经历过沧桑的男人一样，变得沉默寡言……二十年，七千三百个日日夜夜在我们中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隔膜。我不再认为我仅仅是从城外的原野上归来的孩童，我是一个走过了漫漫的人生之旅的“过来人”。哥哥、嫂子们尽管哪里也没去，可我仍觉得他们也进行了一场我所不知晓的跋涉，我看出他们累了，真的累了。
我们聊起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他们多的只是叹息。
说到母亲的去世，他们告诉我不少过去我无从知晓的内容。
我们从昆明出去以后，母亲就一直放心不下。尤其是抗战爆发后，她更是替我们的安全担忧。母亲信佛，她在家里的小阁楼上设立了一个佛堂，供着佛祖释迹牟尼和观音菩萨的雕像。她经常去佛像前烧香念佛。二姐那时住在家里，常常陪着母亲一起去。母亲每次上过香之后，总要跪在蒲团上，双手数着念珠，口中喃喃地念道：“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祝福保佑我的三个女儿在外面平平安安……”她念着念着，一串串浑浊的泪珠从她那双深陷的双眼里就流淌了下来。二姐劝她不要伤心，说我们会平安无事的，可母亲仍然不踏实，她说：“她们姊妹三人说是去北平念书的，其实是到抗日前线打日本鬼子去了。这些年来，我的心就一直没安宁过。听说日本人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叫我这个做娘的怎么能放得下心来呢？‘娘挂儿啊，挂断肠！’儿是娘的心上肉，叫我怎么能不想，怎么能不挂呢？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见她们三姊妹又在我面前活蹦乱跳的了。唉！我只有天天来佛堂里多念些佛，求菩萨多多地保佑我的三个女儿平平安安的。”她病危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我们三个漂泊在外的女儿，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要是在临死之前能见到她们三姊妹一面就好了！哪怕只是仅仅让我看上一眼啊！最小的一个姑娘去北平上学的时候，还是一个半大的孩子，到现在有十来年都没有见到她了，现在她该长成一个大姑娘了吧？要是我现在能见到她长大成人的样子就好了！哪怕是只看上一眼，我只求看上一眼啊……”她边说边流泪，连平时那么坚强的父亲听了，都止不住老泪纵横。母亲知道她的愿望实现不了了，就在深切的痛苦和失望中不断地回忆往事。她总是自言自语地述说着几个女儿小时候的一些情景，叫人把相册拿到床前，将女儿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翻给她看。她用她那又细又瘦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女儿们的脸庞，大滴大滴的泪水掉落在女儿们的照片上……
听说母亲在去世前的头几天梦见我们了。在她的梦中，琼英还是过去的那个半大的孩子，睁着那双聪颖晶亮的大眼睛看着她。她很想过来把三个心爱的女儿紧紧地搂在怀里，可是在我们之间隔着大海，她越是想靠近我们，大海就变得越开阔。这个大海，仿佛就是她早年在广东见到过的样子，波浪滔天。她大声地喊着我们的名字，无可奈何地看着我们远去，远去……
临终时她嘱咐哥哥们一定要把我们找回来。
母亲就是在这种痛苦的、深切的思念中与世长辞的，她去世的时候，没能合上双眼……
母亲的葬礼极为隆重，这或许和父亲对母亲的深爱有关。哥哥们说，母亲病重的时候，父亲一直守候在她的身边。母亲的去世对父亲的打击是沉重的，尽管他从不说什么，但从他那憔悴的容颜当中谁都能够看得出来。
为母亲举行祭奠仪式的时候，这座硕大的宅院挂满了挽蟑，灵棚四周摆放着按当地风俗制做的祭品，地上铺了厚厚的松毛，我的哥哥、嫂子们轮番为母亲守灵。
母亲高风亮节，为子女、为这个家操劳了一生，她在我们这些儿女们的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母亲，我回来晚了，没有来得及为您送行。我们姐妹三人一切都是挺好的，您安息吧。
为父亲送行
父亲的坟在离县城六七里的费家冲，那是浦家的祖坟。父亲的坟上芳草萋萋，那个长眠地下的人已经同这块土地融为一体了。
我不能说父亲是一个英雄，但是，他曾经在英雄的道路上跋涉过，换一句话说，父亲曾经想成为一个英雄，为此他花去了前半生的光阴。当初那个立志要有自己的马帮的热血少年，那个雄心勃勃的宣和罐头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那个不惜身家性命追随在孙中山左右的军需官……在心底里一定是渴望自己成为一个英雄的，否则他完全可以选择一条比他走的那条路更为平坦的路，像浦家大多数人那样过衣食无愁的生活。想成为一个英雄的渴望鼓荡着他的热情，他不可能满足于走芸芸众生都在走的那条路。他就这样走着，走着……如果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父亲是一个英雄。他作为一个男人，做过了他想做的那些事情，这就够了，为什么非要问结果呢？人生无常，世事无常，有时候，结果会与你付出的努力无关。这是人世间的一个无情的法则。最后，父亲的英雄渴望不得不在这个无情的法则面前消殒，重新回到他出发的地方，回到家乡的这块土地上来，重温他的英雄之梦。他惊奇地发现，世间最美好的不只是做一个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做一个常人有比做一个英雄更多的甜蜜与幸福。他开始那么痴迷地爱自己的孙子们，开始懂得疼爱自己的妻子……哥哥们说，父亲晚年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温和了，宽容了，尤其是他信奉了佛教以后。他开始做他能够做的一切善事。我不认为他做这些善事仅仅是在实现佛教徒的某种信条，我觉得他是在做一个常人应当做的那些事情。他就是从这些事情中汲取心灵上的满足的。
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无以寄托，所以信奉佛教的人是很多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大伯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时候父亲还没有从他的英雄之路上退下来，对大伯的信仰非常不以为然。当父亲也皈依到他曾经不以为然的佛界之时，他才突然发现人们原来都是在这样生活。现在，他是这些常人中的一员了，他为此感到宽慰。随之，他就产生了一种为这些人做一点儿事情的心理。
母亲去世的那一年，父亲当上了宣威县佛教会的理事长。别人当理事长可能只满足于使自己的灵魂得以超度，并不想着要做什么事情，他不，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东山寺年久失修，应当好好修一修了……他很快付诸实施，把一个东山寺修葺得和新建的一样，而且还扩大了它的规模。这期间他还出资主持编修了（宣威松鹤寺文辞初编），将历代名人雅士赞美东山寺的诗文装册印行，给人们提供一种吟诵品味的读本。
为了给宣威人提供一个死后存放骨灰的地方，父亲在东山寺旁主持修建了一座海会培，长时间以来深得宣威人赞赏。
父亲去世后，海会塔无人管理，经风雨剥蚀，房屋已经破损，但是，置身其间仍可感受到它当日的威严。
当初为了修建海会塔，父亲专门到昆明去了一趟，将昆明华亭寺海会塔的模型带到了宣威，然后就亲自主持兴建。父亲做起事来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他亲自过问每一道工序，稍有粗糙，即命返工重做。施工最紧张的时候，他索性晚上就住在山上。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修造，一座颇具规模的庭院式建筑宣告落成。
这座建筑坐北朝南，一楼一底式砖木结构，有正房五间，左右囗房各两间，与大门组成四合院，占地约四百八十平方米。院落周围，种植着青松翠柏，大门悬挂“共结善缘”的匾额，两侧有对联称：
“宝塔千层思入非想非非想，莲花万朵预兆上身上上身。”
进大门，沿石阶而入，正房高挂“莲池”匾额，左右楹联则书：
“同是有缘人约归净土，既属真佛子何用袈裟。”
“漱石枕流活泼泼一尘不染，拨云卷露纪漫漫万相皆空。”
正房中塑地藏王菩萨一尊。传说地藏王菩萨是主管幽冥世界、裁决地狱事务的神，所以凡是有海会塔的地方都要供奉他。神像的两侧，又有一幅楹联：
“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渡尽方证菩提。”
我不知道这些对联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父亲的思想，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佛家的信条表述了他的思想，还是他的思想正好在那些佛家的信条中得到了印证。
父亲特意叫人在墙壁上镌刻佛教经典《金刚经》，并规定凡是要在海会塔寄放骨灰的死者的亲属或来此凭吊先人的人，都要默念一遍《金刚经》，方才允许入内。
父亲相信生死有因，对于自己死后的事情当然也就会有所设计和要求。他立下遗言说，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存放在海会塔。
海会塔是他生前和死后都看中的地方。从某种意义说，他竭尽精力财力修建海会塔，就是在给自己修建一块墓地。
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在他去世的时候，他所信奉的那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海会塔已经失去了它的神圣地位，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将对生的渴望拉回到新出现的社会形态之中。这或许正是我们的新生政权比较好地解决了人们的宗教信仰问题的原因之一。总之，海会塔荒妃了，衰败了，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消失了。
这样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在其言行上必将会表现出一种让人尊敬的人格特点。家里人说，父亲为人正派，在宣威是很有威望的。邻里纠纷，婆媳失和，乡人争讼，都要找父亲给予明断，而父亲总是能够以他那一套理念使纠纷化解，这真让我感到奇怪。
我的家乡很久以来就有祭祖的习俗，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件庄严的事情，所以，一般要邀请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主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成了当然的人选。谁家要是准备祭祖了，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去请浦二先生”。浦二先生不负众望，主持祭祖仪式时肃穆庄严，能够把人情感深处对祖先的敬畏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祭奠之后，人们感觉自己同祖先有了一次交流与对话，精神上也就获得了一种满足。
父亲主持祭祖仪式从来不收取费用，而且不用主家特别招待，更不让主家接送。因此，接送父亲就成了他的孙子、我三哥的儿子浦恩鹤的事情。浦恩鹤说，一般情况下他是一个人去的，有时候要是回来得很晚，才嘱咐人去接他。
父亲对孙子们的热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时候，家里光是孙子辈的孩子就有十几个，父亲则成了这些孩子的中心。他经常把这十几个孩子叫到一起，让他们坐成一排，然后给他们变戏法，逗他们开心。他常常给他们变出糖果之类的东西，孩子们非常喜欢。孩子们的吵闹声有时就像要把屋顶掀翻一样，可他仍然笑眯眯地逗他们玩。那时候他简直就像一个童心未泯的孩子。
当然，就像当年对我们一样，他对于孩子们的管教也是很严的。他从来都认为这是他作为长辈的责任。吃饭的时候，他和孩子们坐在一起，不让他们有一点点的浪费。如果哪个孩子把饭粒掉在桌子上了，他就要叫他把饭粒捡起来吃掉。他教孩子们背诵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孩子们知道劳动的艰辛。他要求孩子们不但要会背诵这首诗，还要会写。他先把诗端端正正地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叫孩子们临摹。临摹好了，他就像收作业一样把孩子们的诗收上来，在上面圈圈点点。字写得好的红圈自然就多一些，所以那时候红圈就成了孩子们骄傲的资本，都争着要爷爷多画红圈。
在这些孩子当中，他最为喜爱的莫过于我三哥的第四个孩子浦江。浦江生于一九四四年，在父亲晚年生活中，他正是父亲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忘年交”。
那时候浦江是和爷爷睡在一起的，每天早晨都是爷爷把他从睡梦中唤起，然后爷爷就给他穿衣、洗脸，得了爷爷不少宠爱。浦江小时候长得胖嘟嘟的，爷爷就叫他小嘟嘟。小嘟嘟的被子都是爷爷给叠的，等把这一切都做好了，爷孙俩就拉着手出去了，或者到花园去散步，或者到城外去看风景。在浦江的记忆里，爷爷永远是温和慈祥的，爷爷就像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巨人，呵护着他，亲爱着他……
爷爷一天天老了，他的胡子全变白了。浦江说，爷爷的胡子留得很长，孙子们都喜欢去揪他的胡子，而他总是含着笑意，等着孙子们去揪。在这些孙子们中间，浦江是具有某种特权的，因为他和爷爷睡在一起，可以随时随地地揪爷爷的胡子。后来，这个一刻也离不开爷爷的孩子竟然发展到不揪住爷爷的胡子或耳朵就睡不着觉的程度。有时候他把爷爷揪疼了，爷爷就说：“轻点，轻点。”也不恼。浦江睡着了，手自然就松开了，可他一醒过来，感觉手里没有胡子或者耳朵了，就叫：“胡子呢？耳朵呢？”爷爷就赶紧把脸送过去，说：“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父亲去世的那天早晨，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先自己烧好了洗脸水，然后叫醒了浦江。爷孙俩洗漱之后，就到外面散步去了。那天他感觉身上没劲，所以只在院子里稍微蹓跶了一下，就回到屋里去了。吃早饭的时候，他一个劲儿说：“不好在，不好在……”吃完饭就回到他的屋子躺下了。
家里人还以为他早晨出去着了凉，没怎么在意。浦江那时候才六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仍然像往常一样趴在爷爷的身上玩，爷爷也没赶他下来。可是他那时候没有一点儿力气，没有像往常那样用双手把他的小嘟嘟抱在胸前，只是无力地拉着孙子的手。浦江仍像往常那样用手揪着爷爷的胡子。等到我二哥过来看父亲时，老人家已经归西了。
……
一个人，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回顾父亲不平凡的一生，我忽然把父亲走过的道路和我们姐妹三个走过的道路做了一个对比。是的，我们走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在我们选择革命道路的时候，这个现在已经长眠地下的人，给了我们不少的影响。父亲参与了对我们最初的塑造。正因为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感谢他，怀念他。
生活是一条河
生活是一条河，它会有许许多多的曲折和回旋。它有时候是平缓开阔的，阳光灿烂，两岸鸟语花香，但是它更多的时候是在嶙峋的河床间奔腾跳跃，把晶莹的浪花击成一片片雾濛。只有那些意志特别坚强的人才能够驾驭住风浪而不被风浪击翻。
读者也许还记得，我二哥浦承统（字伯道）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他很早就对这个家庭负起了责任。那种责任要求他怎样做，他就要怎样做，这里不存在个人选择问题。所以，我对于二哥执着于家里的生意、在漫长的岁月里呕心沥血地惨淡经营，一向是怀着一种敬意的。不管怎么说，是他协助了需要协助的父亲，是他用自己的心血给我们创造了到外面读书学习的条件。我们对于这个哥哥，总是怀着一种对于父辈的那种感情，愿意把他作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
我一九五一年回家的时候，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十五年不见，我觉得他老了很多很多。奇怪的是，我从他身上依稀看出一些父亲的影子。这个传统意义上的男人也已经把他的精力用尽了，他直板板的腰身已经显见地佝偻了，说话不像以往那样有力气了。现在，他正逐渐从生活的舞台上退下来，让位给他的儿子。
当他慢条斯理地向我追溯父亲的晚年生活的时候，不知怎的，我觉得他是在向我描述着他的未来。除了没有父亲那样的魄力之外，他的一切都太像我父亲了。
他的经历似乎也同我父亲的经历出奇地相似。他长期经商办厂，在经营管理上有丰富的经验，且又卓有远见，注重声誉，曾使自己办的企业颇有社会影响。在一九三七年，他担任了宣威商会职员，继又任宣威县火腿同业工会常务理事长，后又于一九四一年任宣威县商会火腿同业候补监事。一九四四年担任过宣威县银行商股筹备委员和该银行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在民国时期为宣威的工商金融事业的发展做过积极贡献。昆明德和火腿罐头厂成立时二哥曾投资五千元大洋作为股金，并担任了昆明德和火腿罐头厂董事会的监事一职。他继承了父亲对事业的追求和母亲温和善良的性格，从不打骂子女，对于女总是讲道理讲前途等耐心教育，也从未打骂过工人。三十年代二哥在昆明商号任经理时，一天晚上有一个小偷爬进商号来偷东西，被店员们捉住，准备打一顿后送公安局，二哥立即阻止了他们，并说：“人家是穷极饿极了才来偷一点东西救命的，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有吃有穿的谁愿意当小偷来偷东西挨打呢，还是将他放了吧！”于是，店员们既未打也未骂就将小偷放了。
二哥信佛教，喜爱中医，他读了许多中医药书籍，对中医颇有研究。他晚年开了个中药店，兼给人看病。有些穷苦人来求他看病，他还送给他们不少药，对这些贫民他是不要报酬的，这也许与他信奉佛教有关。二哥曾与我辩论，说佛教与马列主义目的是同一的，马列主义要解救劳苦人民，佛教要普渡众生，目的不是一致的吗？我对他说佛教的普渡众生只是一种空想，改变不了穷人的现实处境，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最现实可行的解救劳苦大众的真理。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是通过革命在人世间建立起一个真正人人平等的社会。就像你行点善心，能救助几个人？最后我虽然没有完全说服他，但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当然他不是马列主义者，不可能更进一步认识这些道理。土改的时候，二哥被划为地主，他被关在监狱里。他不理解新社会的变化，看不到自己的出路，最终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在宣威第一看守所服毒自尽了，他享年五十六岁。
二哥去世的时候，离我回宣威探亲才过了半年多时间，我不知道，那次见面竟成了永诀。
一九三九年前后，日本人经常轰炸昆明，社会乱纷纷的，我们家离开昆明，回到宣威老家来了。
回宣威后，我三哥浦承纲想办一个煤矿，所以就没要火腿罐头厂的任何财产。他只要了我们家在石坝的几亩地，因为那些地的下面有煤矿。他用为数不多的钱办起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小煤窑。三哥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虽然以前从来没有办过煤矿，但是他懂得如何进行管理，所以，他的煤矿比别人的效益就好得多，生产的煤炭总是供不应求。那时候他对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是一点儿也不怀疑的。当时家里人也不怀疑，因为显见的三哥的小煤窑要比二哥和四哥经营的火腿罐头厂红火得多。
正在他春风得意，准备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之时，一场特大洪水把他的梦想一下子击得粉碎——煤矿被淹了，所有资金都被这场无情的大水席卷而去了。
他两手空空回到了家里。
父亲是体验过失败的人，他知道应该教儿子在失败中如何站立起来，他鼓励儿子说：
“再琢磨琢磨做一点儿别的什么吧！钱你不用发愁，家里可以先借给你。”
三哥听了这话，颇受感动，他开始思考如何重振旗鼓。那段时间，他还往昆明跑了好几趟，去了解情况。后来他听一位朋友说，现在酒精的销路很好，生产也不复杂，要是有兴趣，倒是可以一试。三哥通过对市场情况的调查，发现这的确是一个大有前途的产业，二话不说，急匆匆回到老家，把自己的全部想法向父亲做了汇报。父亲凭着他商人的直觉也认为这是个好事情，就把二哥也叫了来，对他说明了情况。
父亲说：“德三（我三哥的字）现在手头不宽裕，我看你就支持他一下，到时候再让他还你，带不带利，你们定……”
二哥自然是听父亲的，而且，他申明不要三哥的利钱。
就这样，在二哥的支持下，三哥的酒精厂在上堡街的房子里开办起来了。那时，三哥专门生产工业用酒精。
酒精厂的生意的确不错，很快就赚了钱，很快就还清了借款，很快就有了资金积累……这对于一个新办企业来说，简直近乎奇迹了。
父亲满意地说：“德三要是命好的话，没有人能挡住他。”
问题就出在：三哥的命不好。
一九四六年，三哥的酒精厂又被火烧了，成了一片瓦砾。刹那间，三哥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命运的这最后一击，把三哥彻底击垮了。从此以后他就断了搞实业的梦想。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像是逆水行舟，走一步都异常艰难，但是他要是想破罐破摔，自暴自弃，那可就快了，好比顺流直下，一日千里。果然，三哥很快脱离了他原来的生活轨迹，开始赌博、抽大烟，人也越来越暴躁，家里家外的经常与人发生争吵。有一句老话叫“和气生财”，像他这样，就是想干一些事情，也不可能成功。所以后来他虽然也曾经营过一些小产业，但都没有能兴旺起来。
看着自己的儿子一天天堕落下去，我父亲心里是很着急的，软的硬的办法都用过，就是无法让三哥回到正路上来。有时候父亲气得实在急了，甚至当着孩子的面训斥他：
“浦德三，你给我跪下！”
三哥老老实实地跪在父亲面前。
父亲一个烟锅子打了过去，打得三哥钻心地疼痛。父亲过去喜欢抽烟（卷烟），年龄大了，烟不抽了，但手上还总是爱拿着他那杆长长的烟锅子。
三哥挨了打，还得乖乖地听着父亲的训斥，井不为自己争辩，但是事后他照样我行我素。这时候我父亲才知道：这个人完了。哀莫大于心死，这个人的心死了，你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从此以后，父亲也不再管他，由着他去。到后来，三哥竟发展到把上堡街新建的房子卖掉一部分以维持生计的程度。
三哥的心真的就死了吗？
我发现在他的记忆中，始终有一个亮点，这就是他的短暂的军旅生涯。他乐于谈到他在黄埔军校上学时的事情，乐于谈到他在北伐军的战斗生活，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是理解他的。多少年来，我脑际回响着的，不正是三哥唱的那首岳飞的《满江红》吗？“……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卞少年头，空悲切……”我不知道在那些最失意的日子里，他是不是经常唱起这支歌。
三哥喜欢军队生活，平时在家里也经常保持军人的灵敏与警觉，并且一直在渴望着去疆场建功立业。命运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和边纵建立了联系，那倒是一个机会。但那时他年纪已经大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只好在边纵的外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候给他们出出主意，有时给边纵赞助点钱财等等。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个孩子送到了边纵，希望孩子在他所热爱的军旅之中实现他的梦想。
所谓“边纵”，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这是一支由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和粤桂边区纵队等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地方革命武装联合组成的队伍。在解放战争初期，上述三省的地方革命武装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干扰了国民党军队的配备部署。解放战争后期，尤其是三省武装合并为边纵之后，配合我主力部队，协同云南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打败了起先被迫宣布起义、后来又叛变反扑的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保卫了昆明，为云南省的彻底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哥和他们发生联系大约是在一九四六年前后。
我回到宣威的时候，四哥的处境很不好。
我已经说过，一九三○年前后，云南的党组织遭到了彻底破坏，从那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恢复。这段时间，四哥一直在家里帮助二哥操持生意上的事情，有时候在昆明，有时候在宣威。云南的党组织恢复活动以后，他想办法同党取得了联系，并开始为党做些有益的工作。
他后来主要的革命活动是协助边纵。他多次购买枪支弹药运送到边纵，还把自已经商积攒的钱财输送给边纵作为活动基金。
但是，一九五○年前后，我们对于边纵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认为那是一支由富家子弟组成的队伍，因而它的革命性受到了怀疑。这必然要牵涉到对我四哥个人的革命资历的评价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四哥个人所无能为力的。更使四哥感到为难的是，党组织一直在让他说清一九三○年的事情，即：既然那一年云南的党组织遭到了全面破坏，和四哥在一起的省委书记王德三等人都被捕就义了，四哥为什么没有被捕？为什么活了下来？四哥已经写了无数的说明和检讨，但是他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信任。所以，我见到四哥的时候，他比三哥还要消沉。那时候他已经患上了肺结核，身体异常虚弱。和三哥不同，他不愿意和我说他的过去，过去在他心中已无异于一团麻，一团只会给他带来灾难的乱麻。
我劝他：‘等等看吧，我想组织上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他苦涩地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我真羡慕你们，早早地出去……现在想起来，我当初……酶，还说什么？！”
这是我这次回宣威时四哥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四哥到死也没有把他一九三○年为什么没有死交待清楚，但边纵的性质问题后来却解决了——政府承认它是一支革命的武装。但这对我四哥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这之前的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他已经病逝了。当时我在大连军工疗养院工作，当我读着报告四哥死讯的信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想什么。
生活是一条河，这条河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平缓一些，对另一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湍流，很难保证不被它吞没下去。四哥生活的河流一开始是那样多姿多彩，那样有声有色，可是后来……他从日本留学回来时带回来的新思想呢？那些曾经启迪过我，启迪过卓琳、雷迅的进步书刊呢？他那不倦的热情和坚强的信念呢？都被这条河漫卷而去了吗？
责任
我去看望我的二姐浦承静。二姐夫在这之前已经去世了。
二姐在徐州的时候，一九三六年秋天，我和石英从上海到北平的途中曾去看望过她。那段时间，二姐的日子过得比较舒心，晚婆婆“老重庆”不在她们身边，刘家州看在和我二哥是同学的面上，对我二姐也比较体贴。就在那段时间里，二姐生下了个女儿，取名刘京华。二姐夫换防回乡后，二姐也跟着回到了宣威。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看上去已经像一个老太婆了。我当然是知道其中原因的，试图给她说几句宽心的话，劝她振作起来，做一个新社会的新人。
她摆摆手不让我说下去。也许她听这样的劝告听得太多了，而这些劝告在她内心的巨大绝望面前是那样苍白，那样无力。她不想再听了。在外人面前，她不敢拒绝这样的劝告，在自己的亲妹妹面前，她还有勇气拒绝。
“别说了，”她说，“我知道。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着我也得活呀！”
我说你能这样想就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我问她我可以帮助她做点儿什么事情？她拉住我的手，说：
“八妹，你们三个（她是指我和卓琳、雷迅）都活出了样子，这让我高兴。我只求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我让她说下去。在当时，不管她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的。
“我的孩子，大的都出去了，我也没什么可操心的。”二姐说，“现在身边还有一个小的女儿，今年才三岁，我怕她跟着我受罪，我又实在不想把她送人。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这次就把这个孩子带到你那儿去吧。你正好没有女孩子，你可以把她当作你的女儿。”
我想，这样也好，目前二姐的情况不好，我就把孩子带走，做我的女儿吧。
当时二姐的这个小女儿正在我们身边玩，我就问她：“你愿不愿意跟我走呀？”
她迟疑了一下，看着妈妈，最后，很懂事地向我点了点头。
二姐高兴地说：“行了，我看你们还挺投缘的，你就把她带去做女儿吧。也算了了我的一个心愿。”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我走后不到半年，二姐就在忧郁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我不曾想到的。
我离开宣威的时候带走的不仅仅是二姐的这个小女儿，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浦宝秀。
一九三一年我把她从乡下领回到我们家后，她就一直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宝秀就随我母亲一起从昆明回到了宣威。回来以后不久，她的父亲就去世了。四叔一生吃斋念佛，去世以后，我父亲特意按照他生前的要求为他做了一个神龛，让他坐在里面，在他嘴里放上几颗米粒，然后进行火化。四叔一辈子一事无成，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无力保护和抚养。
一九三九年，我母亲去世了，宝秀不知道跟谁是好。我二嫂的心肠宽厚，对宝秀一直很关心照顾，保秀就开始在二哥家生活了。我这次到宣威的时候，她还在这里。
宝秀的命太苦了，她没了父母，也无所事事，后来也走了她父亲的路，开始吃斋念佛，在家里带发修行了。当时二哥的光景也并不好，我真为宝秀担心：一个残疾人，又这么虔诚地信佛，将来怎么办？谁来养活她？我就产生了把她带走的想法。
我和二哥一说，二哥当然愿意，但是他很担心我能不能一下子带走两个人？带走以后能不能养活得起？我说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最后，二哥说：“那就这样吧。这下可要苦了你了……”
在我和宝秀说这件事的时候，她也特别高兴，不加思索就答应了。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对宝秀说，“你必须开斋还俗，否则我是无法和你一起生活的。”
她听了我的话，尽管有些犹豫，最后还是开了斋。
我带着宝秀和我的小外甥女告别了家乡，临走的时候，家里人都来为我送行。当我再一次回过头来看着远远地向我招手的家人时，我的心情不知怎的一下子变得沉重了起来。我不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更不知道我走之后家里的这些人会怎样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不敢想像。
我仍然经过重庆返回东北。
在重庆，我在卓琳那里见到了二姐的大女儿刘京华。在这以前刘京华已经同卓琳取得了联系。京华很小的时候就听她妈妈说过她的三个姨妈都在外面参加了革命，三个姨夫都是出色的革命者，她心里非常羡慕。
初次见到卓琳的时候，京华激动得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眼泪都流下来了。
卓琳一边和她聊天一边织着毛衣，看见她有些异样，就问她：“京华，你怎么了？”
京华赶紧掩饰地说：“没怎么……我有一点儿感冒……”她借机擦去了眼角的泪水。
卓琳问她现在正在干什么？入团没有？京华说她现在正在边纵打游击呢。她还介绍了一下她在边纵的情况，并说她已经参加了共青团。卓琳听了十分高兴，对她说：“你才十几岁，应当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将来搞建设是需要文化知识的。”
其实那一次卓琳就产生过把京华留在身边的想法，她打算让京华在重庆上学。她知道二姐已经照顾不过来自己的孩子了，所以当我把二姐的小女儿带过来时，卓琳说什么也不让我带走了，她也要为二姐尽点力。当时这个小家伙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卓琳就给她起了个名字：莎莎。她要让莎莎在她那里住上些时日。
我知道卓琳的心情，也就同意了。我从重庆回东北的时候，只带了宝秀一个人。
我们从重庆乘轮船到武汉，又从武汉乘火车到沈阳，一路上非常顺利。
回到沈阳，见到乐少华，我说了一下家里的情况，他表示非常理解。我看出他对宝秀也是很好的，这使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我很庆幸我把宝秀带到这里来了。
我想到自己回老家时的感受，就和乐少华商量，问他是不是也应当帮助一下他老家的人。我知道，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只有他的一个哥哥在上海。哥哥、嫂嫂以前待他非常好，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他，他经常和我念叨他们。他的哥哥过去是给私人开车的司机，上海解放以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而他家里人口又很多，除妻子外，还有六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平时，乐少华总是想方设法在经济上支援他一下，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
听了我的建议，乐少华很高兴，马上给上海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把两个孩子送过来，由我们帮助抚养。他哥哥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很快就给我们复了信。
这样我们家就又多了两个新成员——乐美毅和乐美康。
美毅是个女孩，当时十五岁。她在上海读完了小学后就去当了女工。她来到沈阳以后，我们看她实在太小，就没有给她找工作，而是安排她在实验中学继续上学。美毅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她知道她重新得到学习的机会不容易，所以学习格外认真，基本上不用我们操什么心，各门的学习成绩都很好。
美康是一个男孩，来了之后就和亚男他们一起进了小学。
宝秀跟我们到了沈阳，一开始是在家里呆着，后来我想应当让她到社会上去参加工作，这样对她的身心健康可能都有好处。于是，我们就把她介绍到了辽阳兵工厂的卫生院去工作。她在那里做了挂号员。宝秀过去和我们一起在昆明读过几年小学，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再加上她这个人踏实努力，所以工作干得不错。当时单位职工吃的都是供应粮，宝秀吃不完，就把多余的粮食送给一些有小孩的人，单位上的人都愿意和她接近。参加工作以后，她的精神状态也显得好多了，成天笑盈盈的，脸上也红扑扑的有了血色。
过后没有多久，刘京华带着莎莎也从卓琳那里来到了沈阳，这下我们这个家庭可真正是一个大家庭了。每到周末，满满当当的一个大家庭，吃饭的时候，一张大桌子都坐不下。
人多事情就必然会多。我和乐少华都有各自的工作，而且都很忙碌，再加上家里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真是忙得顾东顾不了西。孩子都小，难免有个别不听话的，有时候还要着急上火。
美康刚来的时候，大概是因为想家的缘故吧，经常闹脾气，谁拿他都没有办法。有时候把乐少华惹得实在急了，就对他说：“算了，你回上海去吧！我管不了你了！”
奇怪的是只有这句话管用，他马上就不闹了。我想他是舍不得这里的伙伴和这个大家庭的气氛吧！
尽管由于这些孩子的到来平添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和乐少华从孩子们身上获得的乐趣也是无穷的。回到家里，乐少华最好的享受就是和孩子们滚到一块儿没大没小地玩。他抱着小的，逗着大的，坐在孩子堆里，把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孩子。
刘京华在我家住了不长的时间就走了，她去北京上了人民大学。那时候邓小平和卓琳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刘京华走后不久，雷迅的孩子二毛（赵永平）又被我带到了身边。
全国解放以后，赵文献被选为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公安厅厅长，这样，他们就把家搬到了银川。在那里，雷迅被安排到了省公安厅，当人事股的股长。
一九五四年，雷迅带着她的小儿子小宁和小女儿毛毛到北京来看卓琳，因为卓琳也有个毛毛，比雷迅的毛毛大，为了区别，就把雷迅的毛毛叫二毛。那时我也到了北京，因为雷迅身体不好，我和卓琳商量，要把她的两个孩子留下，帮她带一带。雷迅同意了。当时小宁才一岁多，卓琳就把他留在北京。我此时是在大连军工疗养院工作，我回大连时就把二毛带到大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