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岁月·征程
再见了，延安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所盼望的和平并没有到来，蒋介石一面打着和谈的幌子，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一面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加紧运兵，抢占从日本人手中收复的地盘。美国政府也不惜拨出巨款，为国民党军队装备、训练军事人员，配置军用飞机，甚至还派来了军事顾问团、海军陆战队，准备直接参与中国内战。
根据新的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决策，将大部分分散的游击队组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准备应付新形势下不同于以往游击战形式的运动战。
当时，江南各解放区处于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下，江北和华北各解放区也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威胁，而东北地区和热、察两省的国民党势力比较薄弱。中央根据这一具体情况，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所谓“向北发展”，就是争取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向南防御”，就是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并保证我军主力完成向东北发展的任务。
在这声势浩大的行动中，我党、我军的许多高级干部、高级指挥官，比如陈云、高岗、李富春、林彪、罗荣桓等，都来到了东北。乐少华也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悍然撕毁重庆谈判协议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蒋介石分别对华中、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东北、陕甘宁、琼崖等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扬言要在三至六个月内占领延安，消灭共产党。
刹那间，延安的局势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党中央做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
当时乐少华已经去了东北，中央就安排我和另外几个赴东北的干部的家属一起，向东北转移。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当时我正在中央医院育婴室工作。接到转移的通知，我连夜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考虑到我要带两个孩子，组织上给我配备了一头毛驴。出发的时候，我把黎男和亚男分头放进驮筐里。亚男小一些，我就把一些路上用的东西和他放在一个驮筐里。就这样，我们离开伴随过我们的青春和理想的延安，向北进发了。
正值初冬，陕北高原上到处都是灰蒙蒙的，凛烈的寒风在山峁上、沟岔间恣意驰骋，荡起一股股黄尘。小河里的水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苍白的阳光下闪着光亮。我们一行五个人，默默地走着。说实在的，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好。我们对于撤离延安这件事缺乏战略意义上的了解，我们难过的是我们的延安将要被敌人占领了。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后，都会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何况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将近十个年头。这十年是我生命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我是在延安形成了我成熟的政治信念，在延安开始了我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生活的。延安是培育我成长的母亲，这里的土山、窑洞、河流都曾经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每天早晨，我起床后一走出窑洞，就能看见对面的宝塔山，看到山上巍然屹立的宝塔在朝晖中的身影。左边清凉山，右边凤凰山，这些平平常常的山岗，刚到延安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们有多么美丽，可是现在，它们都已在我的心中光辉灿烂起来了，那里留下了我们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我在凤凰山的“窑洞大学”里读过书、唱过歌，在清凉山第一次开始参加工作。记得毛泽东曾经对我们说过：我们是来参加革命的，革命者无所畏惧，如果我们在延安死了，就埋骨清凉山。多么豪迈和豁达的话语。我们当时也确实都这么想过，但现在却要和这一切分别了。分别后，我们还会回来吗？延安，养育革命的伟大母亲，在这里，我接受过她的呵护，也接受过她严厉的教导。在这里，我才真正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了解。我为自己最终成为这个伟大群体中的一员而感到欣慰。
在这之前，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的春末夏初，我把孩子们放在保育院里，曾经到定边去看过雷迅。我和几位同志一起骑着马去的，我们走了两天一夜。当我赶到定边县城，站在雷迅面前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不相信是我到这里来看她了，因为我事先没有同她打招呼。
她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我扶住她的两条胳膊，端详着她。同上次见到她时相比，我觉得她黑了，瘦了。无需问什么，我知道她过的是一种极不安宁的生活。与我在延安相比，她每天都生活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当时盘踞在宁夏。青海一带的马鸿逵、马步芳匪帮经常来骚扰边区，所到之处，无恶不作。赵文献始终从事着保卫边区的工作，风里来雪里去，在枪林弹雨中穿行，雷迅作为一个妻子要担多少惊，受多少怕！当时她已经有了赵永勤、赵永明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一岁，正是劳神费力的时候。
雷迅问我：“八姐，你怎么突然想起跑这么远来看我呢？出了什么事吗？”
我说：“没有什么事，就是想来看看你。”
“蒋介石是不是要对陕甘宁边区动手？”
“我估计有这个可能。”我说到了全国的形势，告诉她乐少华已经到东北去了。“我这次来看你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我怕有什么行动，再没机会来看你了。”
“可能会有怎样的行动呢？”不知道。当时我也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卓琳那里怎么样？”
“我想她那里应该是不错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那边已取得很大成绩，卓琳一定也做了不少事情。”
我们都预感到我们可能要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分离，所以我在那里多住了几天，返回延安的时候，我们彼此间说了很多叮咛的话。雷迅有很多妇女朋友，她把她们组织了起来，学文化，学政治，一天到晚很忙呢。我不用再说什么了，她永远都会是充实的。
我走的那天早晨，永明还在香甜地睡着，永勤已经醒了，拉着雷迅的手，把我送上了路。我亲了亲永勤红扑扑的脸蛋儿，就骑上马走了。
我们从延安出发，走了三天，到达了瓦窑堡。
这一路，我们过了三四条小河。过河的时候，我们都是脱了鞋，膛着水过去的。有一次，因为河水深，我把裤腿都弄湿了。这时穿的是棉衣裤，只有这一套衣服，没法换下来，我只好穿着湿裤子赶路。湿裤子穿在身上时间久了，就结了一层冰，冰凉冰凉的，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得上了关节炎。
到了瓦窑堡，我的两个膝关节疼得厉害，躺在老乡为我们腾开的窑洞的炕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那时候黎男已经七岁多了，懂事了，他看我实在是太累了，就悄悄地拿出他的小碗，站到老乡住的窑洞门前，清晰地说：“老乡，你们家有开水吗？我妈妈太累了，她要喝水……”
老乡见这个小“公家人”这么会说话，喜欢的不得了，把他拉到身边，和他聊了起来。一会儿，老乡端着刚烧开的水送到我们这里来了，而我的小黎男，俨然一个人物似地吩咐我说：“妈妈，水来了，你喝水吧！”
逗得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那天，我搂着我的两个孩子，香甜地睡了一个踏实觉。
一九三五年底，刚刚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曾在瓦窑堡召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这里很快就成为一个很引人瞩目的地方。
我们原本打算在瓦窑堡歇一两天就走的，后来听说形势似乎又平稳了下来，我们就在这里多呆了一些时日，这一呆就是两个多月。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消灭我西北解放军。这个时候，陕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是第一纵队所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总共才不到两万人。为了加强兵力，中共中央又从晋绥解放区调来了第二纵队所辖的两个旅西渡黄河，协助作战。
国民党军南线部队自宜川、洛川分两路向延安进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扬言三天之内拿下延安。
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等人的指挥下，沉重地打击了来犯之敌。三月十九日，中央党政军机关按照计划主动撤离延安，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则坚持留在陕北指挥国内的解放战争。
中央撤离延安后，我们带着孩子，离开瓦窑堡继续往东北方向前进。
一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从延安撤离出来的人，有机关、学校的，还有保育院的一些孩子。在这些孩子当中，有的仅仅五六岁，当然走不了多少路。负责转移这些孩子的同志就动用了一些马车来拉他们，马车不够用，就雇了当地的老百姓来背。老百姓喜欢这些孩子，很想把他们领回家去养，我们当然不能同意。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我党、我军的领导者、指挥员，他们正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他们的这些孩子，也是我们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是不可能随便让什么人领走的。尽管这样，到了晚上，走着走着，有的孩子就不见了——那些背孩子的老百姓偷偷地把孩子背回了家里。
我们一路前行，打算从吴堡过黄河进入山西。在冰封的陕北大地上，我们一行五位妇女（除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位是带着小孩的）凭着一双脚板，一步步地行走着。我们似乎没有过多去想东北离陕北有多远，走到那里要多长时间，我们只是往前走，没完没了地走，不管中途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们一点儿也不怀疑我们会走到东北的。这是一种意志，同时也是一种成熟的心理标志。现在想起来，我仍然为我们那个时候那种坚定的意志和心理感到惊奇。
从瓦窑堡出来，我们向东直奔清涧，从清涧又往北到绥德。我还记得，我们是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进入绥德县城的。
绥德是陕北交通枢纽，政治、军事重镇，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它北可达米脂、榆林、神木、府谷，甚至内蒙古的很多地方；南通延川、延长、宜川，直至延安、铜川、西安；西面到瓦窑堡，从小路可到吴旗、定边、银川；东面，则是黄河西岸的吴堡。
到绥德，我们找到了专门负责接待从延安撤离出来的人员的地方，住了下来。算是一种休整吧，我们在这里一下子呆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也一刻没有停闲——洗洗衣服，给孩子买一些路上吃的东西，比如麻花、陕北的特色食品干烙（一种类似于火烧的面饼，以枣泥为馅，可保存很长时间不变质）、核桃、红枣等等。到第三天，我们再不敢耽误，就又急急忙忙上路了。
绥德离吴堡一百多里，我们原先计划走三天。但是，我们离开绥德的时候，天阴着，很快就飘起了雪花，等到中午，大雪已经把山川大地罩成了一片洁白。第一天我们只走了三十多里，当天歇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第二天天气更恶劣了，风雪交加，气温一下子降得很低。路面光溜溜地结了一层冰壳，非常难走，不小心就要滑倒。望着苍茫的陕北大地，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降的雪花，望着蜷缩在驴驮子里的还不懂事的孩子，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我们需要人帮助，我们需要男同志伸出有力的臂膀拉我们一把。我想起了乐少华。不知怎的，我的鼻子酸了起来。好在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在这样的时候，谁能帮助我们呢？我们只能靠自己。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冻死在路上。
我们五个大人相互鼓励着，一点儿一点儿地往前挨。赶驴的老乡手里拉着缰绳，还要保护着驴于不要滑倒，所以走起来格外吃力。
天还没黑，我们遇到了一个村子。我们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这里的老乡家住了下来。陕北的老乡对“公家人”都是很客气的，我们每到一处提出住宿要求，都会受到很好的招待。我们也总是尽量帮老乡多做一些事情，聊补一下人情。
第三天，雪还是没有停。老乡一方面不放心我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喜欢黎男，死活不让我们走，我们只好又在这里多呆了一天。
当我们赶到吴堡的时候，已经是从绥德出发以后的第五天下午了——一百二十华里路，我们走了整整五天。
在吴堡东望黄河，但见群山之中一条黄龙自远方逶迤而来，滔滔而去，使人不由得在心中荡起一种豪情。西望已为银装素裹的陕北高原，宁静而卧。我知道，在那宁静之中，在那连连绵绵的雪野之中，是有一个杰出的群体存在的。此刻，他们正在某一孔窑洞里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运筹帷幄。
我们在吴堡县城北面的碗口渡过了黄河。
义愤与激情
我没有在前方参加过战斗，但是，当我一踏上山西这块经过战争反复蹂躏的土地，马上就明白战争是怎么回事了。这里的确是满目疮痍，道路上布满了弹坑，村子已不成其为村子，只有一些断壁残垣在枯树衰草中于然而立，很少见到人家。偶尔有一两条野狗带着几分稀奇尾随着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扔下一些吃的东西。我们连自己吃的东西也没有，是不可能给它们扔下什么的。所以，它们跟我们走一段时间以后，无力地吠叫几声，作为对我们的抱怨，然后就快快而去了。土地荒芜着，从上面茂盛的蒿草判断，已经荒芜了不止一年。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是刚刚被解放的地区，当地政府正在组织老百姓重建家园，安排村民们在一些自然条件好一些的村子定居下来。我们看到好多刚刚获得和平的人正在兴高采烈地为自己修造新屋。当地负责人说，现在他们正在为春耕做准备，他们说：“尔个（如今）的日月是咱的了，咱要好好建设呀！”
这使我想起了延安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时候，那时候人们就是这样满怀信心地谈论着革命的未来的，结果呢，我们就真的创造了奇迹！我相信这块土地会很快成为另一种样子，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了！
当地人无人不知道刘伯承，无人不知道邓小平，这两个人在农民当中已经有了一种神话色彩，有一些传说已经把他们塑造成了能够呼风唤雨、点沙成兵的神人。
我们的老百姓就是这样可爱。
我们把行进的路线选择在晋西北，主要是因为这里是解放区，比起南面相对安全一些。但是，这里也正是曾经被敌人肆意糟害过的地区，群众的生活是很苦的。我们经常是一天也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偶尔的饥饿对于我们大人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但孩子们就不行了。他们吃不饱饭，就会在路上不停地嚷着“妈妈，我饿，我饿。”叫得我们心里挺不好受。有一回，我们遇到中央党校撤下来的一些同志正在路旁休息吃饼。他们听到孩子喊饿之声，急忙把他们正吃着的饼给了几个孩子。其实他们的食物也没有多余的，但他们还是把自己仅有的一份匀给我们的孩子，这是多么珍贵的战友之情、同志之爱啊。此情此境，我永远也忘不了。
后来遇到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我们就恳求他们给孩子们预备一些东西，带着路上吃。天暖了，山上有绿叶了，有可以吃的野果子了，我们就会采点野果充饥。
从这条路向东北、华北转移的人很多，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时大时小，人多的时候曾经聚到三十来个，少的时候也总有七八个，而且也在不断地更换。我们从延安出发时是五个人，一路上我们又结识了不少新的旅伴。
五寨、神池是山西省有名的干旱地区，打井都打不出水来，当地老百姓就在村边地势低一些的地方挖上一个大坑，用来收集雨水和雪水，当地人管这种大坑叫涝池，他们用涝池的水做饭、饮用。每次路过村庄，我们总是要找到这样的涝池，用缸子舀着里面的水美美地喝上一通。那水实际上是很不干净的，好在我们这些大人、孩子和当地人一样，喝了之后一点儿事也没有。这样我们的胆子渐渐地就大了起来。
有一次我们又路过一个村子，照例在村边找到一个涝池，也是狠命地喝了一通。后来被一个老乡发现了，他大声喊着不让我们喝水。在当地，有“宁舍一滴油，不舍一滴水”的说法，我们还以为他是吝啬才不让我们喝的，心里很不高兴——一路上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听了解释之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涝池里的水不是供人饮用的，而是供牲口饮用的，人饮用的涝地在另一个地方。一听这话，我们再打量刚才舀水喝的涝池，心里不禁一阵发紧：那水有点带绿，显得脏兮兮的。不知道不要紧，一旦知道了，我们就感到恶心起来，有的人当下就吐开了。
老乡很好，把我们让到家里，烧了开水让我们喝。
后来我们每到一地，就不敢贸然喝涝池里的水了，非得等问清楚了才去喝。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把水烧开了再喝，免得弄不好生了病，影响行程。
赶路的时候，我们没有车辆，只有几头毛驴夹在中间，帮我们驮运孩子和行李。好在我们每到一站都有组织上安排接送，减轻了我们不少负担。
我们的计划是先绕道河北南部，然后再从那里进入山东，从山东走水路到东北。
然而事实证明这条道路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畅通。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这里的不少地方，要从这里走过去必须越过敌人的好几道封锁线。白天行走很不安全，天上常常有敌人的飞机来回盘旋。敌机在低空飞行，侦察军情，遇到地面上有结队的行人，他们就会用机关枪扫射，我们只好躲开。夜晚走路又极不方便，我们这一群人大多是妇女和孩子，受不了太大的辛苦。于是，我们选择的就是早晨和晚上各走一段，每天从凌晨三点走到早晨八点，然后再从下午四点走到晚上九点，其余的时间我们都躲在老百姓家里休息。
孩子们不用操心旅程，他们只管安心地睡着好觉。到了该走的时候，我们把他们抱起来，放到驮筐里，搬到驴背上就行了。他们经常是还在睡梦之中我们就动身了，他们醒来后发现不在睡觉的地方，还会惊奇地发问：“妈妈，这是在哪儿啊？”
在漫长的旅途中，一些稍大的孩子不愿意整天呆在驮筐里，闹着要下来和我们一起走。如果没什么危险，我们总是尽可能答应孩子的要求。这些孩子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飞了出来，在开满鲜花的路边采摘花朵，捕捉昆虫，常常玩得忘了走路。黎男很懂事，总是不离我的左右，并且尽可能不落在大人的后面，两条小腿走得很快。他每天可以走十里八里地，有时还唱着学校老师教的歌，同行的人经常称赞他。
在河北的阜平，我们又住了十多天的时间。在那里，吃得最好的不过是用榆叶或槐叶和玉米面混在一起做成的野菜粑粑，大部分时间只能吃稀饭。后来，我们又从河北进入了山东。
山东境内全部为解放区，且道路平坦，我们这支由十来个大人、五六个孩子组成的小小的队伍，有了三辆马车，行进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人也得到了休息。
刚坐上马车的时候，孩子们感到很新奇，坐在上面又喊又叫的，该下来时也不愿下来。
孩子毕竟是孩子，在什么时候都改变不了他们的天性，有他们在一起，固然会给漫长的旅途增加一些困难，但也正是这些孩子，使我们这些当母亲的得到了多少慰藉，多少乐趣啊！
有一天，我们刚走到一个村庄边，还没有进村休息，敌人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当时我到路边的一个隐蔽地方去解手，还没有回到孩子的身边，敌机就开始一次次对着我们扫射，打得人抬不起头来。为我们这辆车赶车的是一个基本上丧失了听力的人，飞机来时他没听见，等到飞机扫射了，他一下子吓得把什么都忘了，一个人跳到路边的壕沟里躲了起来，黎男和亚男还呆呆地站在马车旁边呢！
这时候，我看见了他们，就拼命喊：“快趴下！快趴下！”听见我的话，黎男马上跳到了路边的壕沟里，可亚男太小了，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机枪子弹“噗噗”地落在亚男的周围，亚男吓得大哭起来。我绝望地想道：这回这孩子是完了。可等敌机俯冲过去以后，我看见亚男还在那里站着！我疯了一样冲上去，把他抱住，一下子滚到壕沟里，紧紧地把他压在了身子底下。
我们躲过了敌机，但与我们一起走了一个多月的一位女同志，却被打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怎样被战争夺去生命的。
我们把她埋在村边的一片小树林里。
这件事在我的一生中是铭心刻骨的。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无法忘记这个人的音容笑貌，无法忘记这个人流出的鲜血，无法忘记她帮助我们照顾孩子时的那种喜爱神情。我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知道。她就是她，一个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浇灌了这块土地的人，这就够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为自己的事情感觉心情不畅的时候，当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我总要想起她。想起她，就意味着想起了一段历史，想起了我们这代人走过的一段历史。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郁闷不能排解吗？还有什么个人的欲望不能消释吗？！
不久，我们到了烟台。我们将从这里乘船去大连。
那时候，国民党军队在海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所以走水路就存在一个怎样对付国民党军队舰船的问题。
我们在烟台接待站曾经见过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同志，他向我们讲过他不久前的一段生死经历。他是从冀中平原来到烟台，打算从这里乘船去大连的，和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个女同志和她们带的两个孩子。他们太急切了，还没有等接待站的同志安排好，就自己联系乘了民船匆匆驶向了大海。走出去没有多远，就碰到了国民党的海上巡逻队。也许是巡逻队的人看见了他们乘坐的这条民船上有穿解放军军服的人，没有任何警告就向他们开了炮。结果，船上的所有人除了我们见过的这位同志之外全部遇难了，包括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个同志死里逃生是因为他会游泳，他奋力向有渔船的地方游，最后被渔民救了上来。
我们见到这个同志的时候，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可他的精神仍然没有恢复过来，在讲述这个不幸事件的时候，仍然痛哭不止。我们能够理解他，他是放不下他那些死去的战友。
这样，我们就绝对不敢坐民船走了，接待站的同志答应我们另外想办法。
又过了几天，接待站的同志告诉我们，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乘坐苏联的军舰到大连去！并且说，他们正在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
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兵我国东北，协助我们赶走日本人之后，根据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署的协议，苏联军队在我国东北的一部分地区拥有某种特权，当时旅顺、大连都在苏军的控制之下。苏联海军也控制着渤海海面。
这时候苏联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战后，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美国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在美国支援下的蒋介石集团的力量，所以不敢放开手支持中国共产党，害怕国共的严重对立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会引起美苏之间的对抗，害怕影响在《雅尔塔协定》中确定的苏联在中国的利益，这样，他就不赞成在中国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是支持国民党政府，支持中国在蒋介石集团领导下的所谓统一和稳定。所以，在军事上，苏军和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是互不干涉的。
那时候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也不排斥，他希望国共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他甚至还曾致电中共中央，敦促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面对面地进行谈判。重庆谈判的结果已众所周知，但苏军仍然没有转变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估计，同国民党仍处在一种和平相处的状态。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大背景存在，我们提出乘坐苏联军舰的要求出乎意料地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条件是：所有上船人员不得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我们看起来必须像是平民。
这是很容易办到的。
上船的时候，我穿上了一件很时髦的旗袍，打扮成了一个城市少妇的样子。为了看起来和谐一些，我给黎男和亚男也添置了新的衣裳。我抱着亚男，牵着黎男，就像是要出国一样，大模大样地上了船。我内心产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生活在这一刹那间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我们都成了另外一种人。十几年了，我一直是穿着军装的，我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军人。现在，不知怎的，一种回到了过去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盼望革命的胜利，盼望着所有女性都能自由地在社会上生活。
海风轻轻地吹着，令人心旷神。冶。我长久地站在甲板上，想了很多很多。
我们到达大连的时候，往北的道路还没有通畅，辽宁省还是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着，我们不敢冒险北上。我们在大连住了几天，当地政府让我们绕道朝鲜去黑龙江，并且给我们联系了苏军舰艇，这一次苏联人又慷慨地同意了。
我们乘苏联的舰艇到朝鲜的镇南浦，从那里又坐车到了汉城。当时从汉城有开往我国黑龙江的火车，我们就乘火车往北进发。
我们在哈尔滨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夏天，我站在松花江岸边，凝望荡漾的江水欢畅地流向远方，心里翻滚着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感。是的，我们来了，漫漫几千里征途，我们硬是走过来了，我为自己感到高兴，也为我的孩子们感到高兴。
我们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我们是不怕任何困难的。
新的起点
我们来到哈尔滨的时候乐少华还远在鸡西，因而他没有来迎接我们。我们在哈尔滨先住了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乐少华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为创建东北军事工业，支援解放战争，奉命带领一批军工干部，从延安赶赴东北。途经张家口的时候，华北局的领导同志经报请中央批准后把他们这些搞军火工业的专家留在了张家口的龙岩铁矿，请他们协助这里的工作人员搞弹药生产，事实上也就是帮助培训一下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张家口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龙岩铁矿在解决了技术难题以后，顺利地进入了大批量生产武器弹药的阶段。华北局的领导同志万分高兴，聂荣臻司令员、肖克司令员专门安排了一次宴会，一是对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祝贺和感谢，二是欢送他们继续北上，到东北去从事更辉煌的事业。这时候的乐少华是踌躇满志的，他一心想的就是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在这方面，我一向是很佩服他的。
离开张家口以后，他们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到达哈尔滨。
不久，受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委派，乐少华到了鸡西，任鸡西军工办事处主任兼党委书记，负责抓军工产品的生产。
当时的鸡西军工办事处下设四个工厂，分别从事手榴弹和爆破筒生产、炮弹机械加工、翻砂和机器修理制造、迫击炮弹装配等等。
我们到达黑龙江的时候，乐少华在鸡西正忙得不可开交。在哈尔滨没有见到他，我心里有些失望，也有些怪他。但细一想，又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责备他：一是我们在路上走了那么长的时间，他是不可能准确地预知我们到达的日期的；二是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极为关键的时刻，各方面都极为需要人，他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当然不可能把个人的小事放在大局之上。所以，我在往鸡西给他写的信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抱怨，我告诉他我很好，孩子也很好，叫他不要挂念。我说上级很快就会安排我的工作，我会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带好的。尽管这样，尽管乐少华的确忙得一点点功夫也没有，他还是很快借到哈尔滨开会的机会（用他的话说：“如果你们还没来，我就让别的人来开这个会了。”）赶过来看我们了。
一年多不见，大家都变得有些拘谨了。他逗孩子们玩；孩子们也都怯生生的，不敢叫他爸爸。终归是一家人，而且，乐少华也仍然还是那么活泼开朗、平易近人，所以没有多久，孩子也就习惯了，爸爸长爸爸短地叫了开来。我们终于又有了一个家，终于又能够相互给予温暖和抚慰了。
乐少华明显地消瘦了，脸色也不大好看，我以为他吃得不好（他在这上面一向是很不讲究的），他说不是，主要是太忙了。前线需要军火，大量的军火，他不能不像陀螺一样运转。我说，尽管这样，你还是要注意休息。他说我会注意的。
孩子们睡着以后，我们才找到机会说了一些夫妻间的话。
……
在这以前，组织上曾经找我谈过话，问我愿意从事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延安做的是医护工作，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再做这项工作。组织上同意了我的选择。当时，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军医大学正在招生，上级告诉我可以先到军医大学去进修，提高一下业务能力。我把这事告诉了乐少华，想和他商量一下，他很赞成组织上的安排。他说多学点知识对工作有好处，他常常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而苦恼，如不是工作离不开，他也想再去学习呢。
学校要过一个多月后才开学，这样，我就还有一段时间空闲着。乐少华说：“你干脆和我到鸡西去看看，你还没去过那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和乐少华一起带上黎男和亚男，到鸡西去了。
鸡西位于黑龙江省东部，在完达山麓穆棱河畔，因地处鸡冠山以西而得名。这是一座工业城市，生产煤炭，也有其他诸如铁、石墨、白云石等矿产。
日本人占领东北的时候，对这里的煤炭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这里一度成为东北很重要的煤炭产地，到处都是被抓来的中国劳工。乐少华告诉我说：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每天都用棍棒驱赶着下井挖煤，吃一些发霉的高粱米，很多人干不了多久就病了。工人病了，日本人也不给予应有的治疗，一旦丧失了劳动能力，就被一脚踢开，或者被残酷地杀害。对于那些试图逃跑的中国劳工，日本人也毫不留情，一律格杀勿论。听说现在鸡西市发现有一处掩埋中国劳工尸体的“万人坑”，“万人坑”就在滴道煤矿的一面山坡上，大约有两千平方米，里面堆满了中国劳工的尸骸。那些尸骸有的头上还钉着钉子，有的手臂或腿骨已经折断，还有的双手、双腿被铁丝捆绑着……完全可以想像，他们生前经受了怎样的折磨。离“万人坑”不远，还有一个专门用来焚烧中国劳工尸体的“炼人炉”。这座“炼人炉”是一九四一年修建的，一直使用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为止，究竟有多少中国劳工在这座“炼人炉”里化为灰烬，是无法统计的。
日本人在东北还利用中国劳工进行化学武器试验，试验场就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平房，其行为实在是惨无人道。所有这一切，都不禁使我想起了东北沦陷时，流亡到关内的学生们到处传唱的动人歌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九一八，几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
在这片富饶而又美丽的土地上，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军医大学开学的时间到了，我只得和乐少华告别。临别前，我把孩子们安排到鸡西市西山庄职小上学。我是一个人到兴山去上学的。
兴山军医大学的前身是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瑞金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一九三六年在延安时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一九四六年初到哈尔滨后，与原哈尔滨医科大学（创建于一九二六年，初称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和军医学校等院校合并，同年七月迁至兴山（今鹤岗市）开课。一九四七年以后，该校陆续成立了四个分校，一九四九年四月，第一第二分校合并，改称哈尔滨医科大学。我到这所学校读书的时候，它还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校址仍在兴山。
我是作为调干生到这里来学习的，学制一年。学校里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中学毕业以后考到这里来的，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些调干生的年龄自然显得大一些。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力量，无形中觉得自己也年轻了，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又回到了往日值得怀念的岁月之中。
和延安的学校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很正规，条件显然是好得多了。整整齐齐的教室，整整齐齐的宿舍，各种各样的教学仪器，这些都使人产生出一种置身于高贵的精神生活中的感觉。这感觉的一个奇妙的作用，就是可以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抛弃掉琐碎的欲念，着眼于高尚的精神追求。所以，那个时候，不管是调干生还是正式生，学习都是很刻苦的。我们的祖国正处在胜利的前夜，每个人都知道，掌握了为祖国服务的技术本领，将来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的。
我们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个房间里七个人。我们这些调干生都是从各个单位抽调上来的卫生干部。
由于学习的时间比较短，我对自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三点一线”，即宿舍——食堂——教室。生活是紧张的，然而却是有意义的。
在军医大学的课程当中，解剖课是我过去没有学过的，我觉得很新鲜。老师用真实的人体给我们讲解人体结构的原理，我们既害怕又好奇。那些人体都是从刑场上运过来的，有的犯人被处决了，尸体无人认领，学校就把它们拉过来，用福尔玛琳泡着，当教学标本用。有的学生因为从未见过死人，吓得往后面直躲，浑身直打哆嗦。我过去在医院工作过，这次从延安到东北旅行，一路上也见过尸体，所以，相对来说胆子壮多了。老师做示范的时候，我看得很认真，听得很仔细。一学期下来，我对人体的结构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受解剖课的影响，我们好长时间都在谈论人体的内部构造问题，有时候简直着了迷。
一个星期天，我们同室的几个同学一起去城外郊游。在一座荒芜的山岗上，我发现了一颗头骷髅，顿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伴们都在山上跑着、追着，寻找着野花，欣赏着风景，我却坐在那里，认真地抠着粘在骷髅骨上的泥土，仔细地端详着它的形状。
头骨的结构是奇特的，额骨、顶骨、颧骨各有特点，它们还异常坚硬，可以保持多年不受风化。
想当初这上面也有眼睛、鼻子、嘴巴，面部表情一定相当丰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一副狰狞面目了。
它过去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男人？亦或女人？是谁家的孩子？谁家的丈夫？谁家的妻子？亦或谁家的父亲、母亲？它是怎么死的？死的时候可曾悲哀过？也许它是寿终正寝的，但战火连绵的时候，它活得一定不是很轻松的。
我的这些疑问，它都无法告诉我。现在，属于它的只有沉默。对它来说，阳光、空气和一切的景物都失去了意义。它是零，只能在另一个世界里享受着虚无。想到这些，我开始对人。对生命有了新的领悟。
同伴们见我抱着骷髅，都有点迷惑不解。我对她们说了自己的感受，她们也对骷髅产生了兴趣。回学校的时候，我把骷髅也带了回去。这具骷髅就放在我的床头，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能看到它，它给了我不少的启发。
我在兴山军医大学学习了一年，每个学期的成绩都比较优秀，毕业的时候，学校给我颁发了“一等学习模范”的奖状。
毕业以后，上级把我委派到哈尔滨军工职工医院去做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