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如诗如画的年代
大生产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将其主力转移到解放区战场，一九四一年以后，调集了其侵华兵力的百分之七十五，对我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于一九四○年十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以后，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指令胡宗南、马鸿逵等加紧包围封锁边区，在经济上切断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边区的农副产品不准向外输出，国民党统治区的商品特别是布匹、棉花、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生活日用必需品一律禁止流入边区，违者按“走私”罪论处。经济封锁给边区的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对于那时的困难，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这是一点儿也不夸张的。
当时我们财政上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一、脱产人员增加。二、占边区财政收入百分之七十多的外援完全断绝，必须依靠自己解决。三、粮食缺口巨大。四、物价上涨，增加了财政的困难。
怎么办？在这革命面临严重困难的紧急关头，怎样才能克服困难，打败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犯？怎样才能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怎样才能坚持抗日持久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其一是“精兵简政”；其二就是自己动手，开展大生产运动。
早在一九三九年二月，党中央就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以及各机关代表七百多人出席了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明了我们所遇到的巨大困难之后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他还说：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在这个动员大会上，李富春同志代表总生产委员会作了报告，就开展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生产计划及其实施办法作了详细说明。
从此以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军民就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初期，我刚刚生了我的大儿子黎男，正在家里休息。我所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所有同志，人人配了一把陕北特有的宽刃老摄头，都到延安附近的山上开荒种地去了，我在家里非常着急。后来身体稍稍恢复，我就把孩子送进了保育院，和同志们一道参加到垦荒的劳动中去了。
陕北的冬天是很漫长的，要到三月底才能解冻，但开荒的机关部队在天寒地冻的二月就拉上了山，先找一些向阳的地方进行开垦，随着天气转暖，再去开垦解冻的背洼洼地。为了照顾女同志，我们总是给安排到土质较疏松的地方。
说实在的，对于很少参加体力劳动的我来说，挥舞着老撅头开荒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我的手打了很多的血泡，血泡破了，钻心地疼，我就用布把手缠上，继续战斗。当时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后来，我的手上也结了硬茧，而且也变得粗大了，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手了。
经过严寒冬天的陕北大地完全复苏了，枯黄的草丛下冒出了翠绿的嫩芽，延河重新奏起了欢畅的乐曲，我们开始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了。当金黄色的种子被埋在地垄里的时候，我们也播种了我们的希望和期盼。
为了抢农时，尽可能地多种一些粮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发出关于生产突击的通知，规定各机关、学校、部队一律半天办公半天生产，突击开荒种地。那段时间，每到下午，延安到处都是向荒山进发的队伍，极目望去，延安四周每一座山上都有一群群的人挥舞着老摄头在披荆斩棘。到了傍晚，一堆堆烧荒的烈火把夜空映得通红。
到了秋季，沉甸甸的谷穗、红通通的高粱、金灿灿的玉米大豆平铺在陕北的沟沟洼洼上，使人高兴得合不拢嘴。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胜利果实，所以，看到它们，我们是比见到自己的孩子还要亲的。我记得那时候即使遇到休息的日子，我们也要上山，给被水冲了的田埂培培土，栽一栽倒伏了的庄稼……总是有干不完的活。站在山峁上，看着蓝天白云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耳畔会回响起悠扬的陕北民歌：
山丹丹开花背洼洼里红，
老百姓拥护咱八路军。
公鸡一叫天大明，
八路军来了大翻身……
当时，机关干部的劳动时间是根据工作情况具体确定的，但最少不得少于一个小时，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也概莫能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不但亲自参加劳动，他们干得还相当不错呢！毛主席在杨家岭他的窑洞对面的山沟里也开垦了一块长条形的耕地，种上了蔬菜，一有空他就去浇水、除草。现在，毛主席种过的这块地已经成了对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地方，吸引着很多的人前去参观学习。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都有一架手摇纺车，他们经常像女同志那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纱。在延安的纺纱比赛上，他们还双双获奖。他俩当年用的纺车，现在还陈列在延安的纪念馆里。
通过这些小事，可以看出那时候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平易近人，看出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融洽关系。
大生产运动中，除了开荒种地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纺线织布，解决穿的问题。我们当时是男同志以开荒种地为主，女同志主要是纺线。一般来说，纺线织布是女同志的拿手戏，可是不知怎的，这对于我来说竟然是一件比开荒种地更为难的事情！小小的一团棉花，到我手里就像有千斤重似的，无论怎样都抽不出线来，两只手顾了摇纺车就忘了抽线，顾了抽线又忘了摇纺车，忙来忙去，我身子周围全是碎棉花、碎线头。太让人难堪了。再看看人家手巧的同志，经过请来的老乡一点拨，很快就纺出线来了。我的好强的天性这时又发挥了作用，有一段时间，我索性连党也不睡了，把孩子哄着，就坐到纺车跟前一遍一遍地练习，精心地琢磨。果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终于，我也能纺出均匀结实的纱线来了。当我拿着自己纺出的纱线给周围的同志们看时，她们一致认为：这样的纱线，就是机器织布也能使用。
当时我们常常唱着一支歌：
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织布呀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裤，
大孃孃、老爹爹、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
打败鬼子好回家！
唱着这支歌，我们感到自信、自豪，觉得在党的领导下，在我们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会用我们一双双勤劳的手，一颗颗对革命赤诚的心，粉碎敌人对我们的封锁。
直到以后很久，说到当时在延安练习纺线，乐少华还开我的玩笑：“为了陪你练纺线，我害了一个毛病，一听见纺车响就犯困，就想打哈欠……”
河县那段时光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难忘的回忆呀！
说来也奇怪，在我今天回忆我走过的八十七年生命历程的时候，最珍贵、最具有诗情画意的，竟是那样一个缺吃少穿、艰苦卓绝的年代！
那段时间里，我还学会了缝衣做鞋。部队里发下来的衣服和鞋子都只有大、中、小三个型号，衣服我们穿小号的还勉强可以，唯有鞋子，我们穿起来都太大了，只好自己动手做。我有了小孩之后，孩子的衣服也只能自己动手缝制。那时候延安还买不到小孩的衣物，找老百姓帮忙来做是可以的，但她们生产也很忙，极其不方便，不如自己动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我把传统的女工活练得非常顺手了。那时候，石英身体不好，做起针线来很不灵活，她有关节炎，怕冻着，我给她做棉布袜、棉布鞋，她穿上后常对人说：“这是八姐做的，八姐真像妈妈。”
石英在去三边以前，也参加了开荒劳动。同志们都照顾她，只让她干些轻活。有一次她特意叫我到清凉山后面的一个坡洼地去看她和其他同志种的玉米，那些玉米长得真好，一棵棵枝肥叶壮。抚摸着那些玉米，我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
浩瀚的河海是由一滴一滴水组成的，苍茫的大漠是由一粒一粒沙聚成的。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总是有限的，但是，万千个人的力量却可以移山填海。大生产运动正是靠了每一个人的力量，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到了一九四三年，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就有了根本的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叙述边区的经济状况时说，在边区“这样一个战争环境又是比较穷困的地区，人民和军队居然能够做到丰衣足食，这是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力量的表现”。
国民党顽固派做梦也没有想到，边区军民凭着自己的一双手，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创造了世界上少有的奇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和爱国华侨陈嘉庚等到延安时，看到边区欣欣向荣、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景象，无不赞叹万分。国民党爱国将领邓宝珊将军有一次路过延安，正逢边区军民举办生产成果展览会，他便怀着好奇的心情前去参观。展览会上有各地生产的稻米、小麦、玉米、小米等一二十种粮食产品，有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有花样不少的布匹、鞋袜、文具和其他日用品，有膘肥体壮的马。牛、羊和鸡、鹅等家畜家禽，真是丰富多彩、琳琅满目。邓宝珊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走到一大堆大得出奇的南瓜旁边时，他兴奋极了，用手摸着南瓜，风趣地说：还是毛泽东领导的好啊，边区种出来的南瓜都比别的地方的大！
大生产运动使我真正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劳动者的乐趣。通过劳动，我的思想得到了磨炼，彻底摆脱了灵魂深处自觉或不自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从感情上更加接近劳动人民了；通过劳动，我知道了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知道了在严酷的斗争中，是没有什么浪漫的东西可以让你去想像的，你必须脚踏实地去干，去流血流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能够帮助你。
大生产运动也锻炼了我们的军队、锻炼了我们的干部，使得我们的革命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它还减轻了边区人民的经济负担，更有效地增进了人民群众对革命队伍的理解和信任。
同志·妻子·母亲
我和乐少华结婚之后，组织部给我们在杨家岭分了一孔土窑洞。这孔窑洞既是我们的家，又是我们的办公室。陈设是很简单的：里面是一张土炕，靠窗的地方，放了我和乐少华的一张办公桌。
那时候，我们的窑洞都是相互连着的，五六个窑洞串连在一起，从后面开一条过道，像走廊一样。这是为了防备日军飞机的轰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城，当时，由于疏散及时，没有人员伤亡，但后来它又来轰炸我们住的窑洞，不少窑洞的洞口被炸翻的泥土堵起来了，人们无法进出。为了吸取教训，我们就把窑洞互相连了起来。敌人炸封了一个洞口，我们可以从另几个洞口出来。后来，日本人虽然又对延安轰炸了几次，但除了炸死两条狗外，仍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我们的窑洞土层很厚，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我们有边的窑洞是档案室，再往右住的是李富春、王鹤寿，下边的窑洞住的是陈云，因为是邻居，大家天天都能见面。
陈云不大爱说话，他为人处世比较谨慎细心。不过，在我和乐少华刚刚结婚的时候，他还是和乐少华开了个玩笑。他说：“好啊，乐少华，你这个穷小子找了个富老婆，你可得当心啊。”说得乐少华在一边傻乐。
陈云那时身体不太好，于若木被安排去照顾他，后来他们就相亲相爱结婚了。
他对人说话诚恳，当时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有了什么事情需要我办理的时候，他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话，从不盛气凌人。
与陈云相比，李富春要活泼多了。他喜欢开玩笑，人也热情开朗。
我生了黎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很瘦，那时候孩子长得倒挺胖的，李富春见了，有话说了：“哎呀，你这个妈妈，我不相信这个娃娃是你生的，你这么瘦的人，怎么会生出这么胖的娃娃来呢？”
乐少华是宁波人，有很重的宁波口音，他叫黎男总是叫“小毛妮”，李富春听了，以为我们的孩子叫“小毛牛”，从此，见到黎男他就叫“小毛牛”、“小毛牛”，以至于后来“小毛牛”成了黎男的小名儿了。
从我们的窑洞往后不远就是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刚到延安时，在枣园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搬到杨家岭来了。那时候的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都在离杨家岭不远的王家坪那边，与毛泽东联系很方便。我经常看见毛泽东到河边去散步，他一个人边走边思考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的威望很高，但他和江青结婚却是让大家不能接受的。老干部们认为江青政治上不成熟，怕日后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一般的群众则觉得江青太轻狂了，和延安的作风格格不入。毛泽东不管这些，他还是和江青住到了一起。那时候，江青总是把自己的头发留得长长的，披散在背上，穿一身与众不同的衣裤，她还经常骑马招摇过市，我们对她的行为都很反感。
在我们家里，乐少华和我相处得非常随和。平时，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我很难分清哪些是夫妻之爱，哪些是战友之情。在生活上，我们是夫妻，我们相儒以沫，都把对方放在心灵间最重要的地方，共同为我们这个家尽着自己的责任；在工作上，我们是同志，我们相互帮助，心中有同一种信念，同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共同奋斗。
由于他年长于我，再加上他的的确确可以称之为“老革命”，在政治上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帮助自然要多一些。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即时时事事以党的利益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党和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了冲突，一个共产党员的选择只能是前者。他曾经给我讲过很多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也许不过是说说而已，但却对我各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点就是：我必须建立起与他相同的信念，必须把工作做好，只有这样，只有真正地“志同’了，才能够“道合”，才能在我们共同的人生旅途上走出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胜利。
乐少华实际上也具有知识分子的情趣，他念念不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的读书生活，给我讲过很多的见闻，给我复述过很多他读过的书中的故事。他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更长的时间在那里学习。他因家贫，幼年没有学习的机会，他现在的文化还是参加革命后学的。他说他恨不得一口气读二十年书，把天下所有的好书都读遍。但他不可能实现这一理想，用他的话说：‘中国还没有解放，这当然仅仅是说说而已。等到我们把中国解放了，我们真正当家作主了，再好好读那些书吧！”他接到回国的命令后，一天也没有耽误，就马上返回了国内，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有一次，他孩子气地跟我说：“你知道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还为自己起了一个苏联名字呢！”
“苏联名字？”我问他，“叫什么？”
他嘟起嘴，很认真地说：“叫DYDEKEH（杜德肯）。”
“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告诉我，他说：“只是好听罢了。你不觉得好听吗？”他又把“DYDEKEH（杜德肯）”说了好几遍，一直得意地看着我。
在我说了“真的很好听”之后，他才停下来。
他特别喜爱俄罗斯歌曲，空闲的时候，总是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哼上一两首。有一首描写旧俄时代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歌曲，是他经常哼唱的，我甚至也记牢了那首歌的歌词和旋律：
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熏黑了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我们的心窝。
酒后引起心中烦闷，
无处泄恨没奈何。
常见父亲打他儿子，
丈夫敲他的老婆……
这首歌他哼起来声音低沉，就像是一个被生活压得直不起腰来的男人在诉说他内心的苦闷。我想，也许因为乐少华也是工人出身，这首歌才如此引起他的共鸣吧。他很小就死了父亲，他哥哥带着他和母亲在上海艰难地谋生，那期间，他一定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
他在哼这首歌的时候我从来都不去打搅他。
乐少华人品正直，性格朴素。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以后，他主动申请到基层去锻炼。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同志，副部长是李富春同志。陈云同志认为乐少华有工作经验，党性也强，还是留在延安为好，不主张他到基层去。乐少华几次去找陈云，申述他要到基层去工作的理由，陈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中央组织部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批准他到安塞县的茶坊兵工厂任厂长。
茶坊兵工厂离延安二十多公里，不是特别远，所以我的工作没有动，他只是一个人去了那里，我和孩子仍然住在杨家岭。
茶坊兵工厂是延安最大的一个兵工厂，是一个叫沈鸿的人在那里搞起来的。这个沈鸿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沈鸿是浙江海宁人，一九○六年出生。他幼年丧父，童年生活是很不幸的。十三岁的时候，他只身来到上海虹口区的一家布店当学徒。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着学徒，却对附近的一家小五金工厂的机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有空儿就往那里跑，蹲在机器旁边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想弄清那些机器的工作原理。而最终的结果是，他真地把那些机器琢磨透了。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受此影响，他萌生了工业救国的思想，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点儿事情。
后来，他离开了那家布店，从布店的同事和亲友那里筹措了五千块钱，也开办了一家五金工厂，取名为“利用五金厂”，生产“利用牌”弹子锁。
“利用五金厂”生产的弹子锁以其过硬的质量和灵活的销售手段很快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生意越做越大，工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还扩大了生产范围，由单纯的制锁发展到兼生产其他工业制品。这是“利用五金厂”的黄金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沈鸿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掠夺，把一部分机器和工厂里的七名工人一起带到了武汉，想在那里尽一份公民的爱国天职。但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不敢调动民众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他的种种努力置之不理，工厂一直没有开办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好心的朋友建议他找一下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看可不可以得到支持。结果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的：八路军办事处非常重视他要办厂这件事，建议他把工厂建立在延安，并答应协助他把机器运送到延安。沈鸿报国有门，自然是十分兴奋的，很快就做好了出行的准备。从武汉到延安，带着那么沉重的机器设备，又是在战争年代，读者完全可以想像他们要经历多少艰难。但是，他们终于到了延安，到了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地方。
起初，兵工厂建立在延安南门外的柳树店，后来才迁到现在的地方。
乐少华到兵工厂任厂长时，沈鸿是这个厂的总工程师。乐少华很佩服沈鸿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所以他到任的那天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沈鸿，对沈鸿以“老兄”相称，谦逊地向沈鸿请教工厂的事情。沈鸿心里很感动，也很高兴，从此他们两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乐少华到茶坊兵工厂工作时，整风运动已进入了后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整风运动中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延安整风运动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它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党风、学风、丈风，纯洁了我们的队伍。但整风运动中，由于康生等人的别有用心，使得审干工作走向了极端，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许多人被无端地戴上了“特务嫌疑”、“叛徒嫌疑”的帽子。康生甚至还给每个单位规定了指标，说每个单位都有四分之一的“失足者”。一时间，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延安的形势剑拔弩张。幸亏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并予以纠正，才使得市干工作走上了正轨。乐少华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后，给兵工厂的不少人平了反，稳定了人心，大大地调动了职工们的工作积极性。
那时候，我有时在星期日带着黎男到茶坊去看乐少华。
乐少华非常喜欢我们的黎男，我每次到茶坊兵工厂去，我看他急于见到的并不是我，而是黎男。他把黎男举在头上，笑得合不拢嘴，看上去哪里是一个厂长，简直是一个孩子！
黎男小时候很胖，长得很壮实，这也许和我生他的时候奶水特别足有关。
为什么给孩子取名叫黎男呢？这还是我的主意。我在昆明读书的时候，曾经用“浦黎”的笔名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许是出自对自己青春时代的一种记忆吧，我就给孩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乐少华也觉得不错，就叫下来了。
有了孩子，工作自然要受一些影响。那时候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正好成立了一个母亲班，我就报名去了那里。在母亲班，人人都有孩子，大家轮流看孩子，轮流去听课，这样，不但可以带孩子，还可以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一年多以后，黎男稍稍大了一点儿，我就把他送到了保育院，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保育院和我们隔着一条河，就在杨家岭对面的山上。黎男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是很不情愿去那里的，但是他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又哭又闹的，每次送他去，他只是情绪有些不高。到了保育院以后，他也不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就是一天到晚呆呆地朝杨家岭这边看。阿姨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在看妈妈。”其实他是看不见我的，他只是知道妈妈在那个方向，所以才一个劲儿朝这个方向看。
阿姨有些担心，怕孩子老这么下去会弄出问题来，就建议我还是把他带在身边。这样，我就又把他接回家呆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又把他送回保育院。
延安那时候是很艰苦的，孩子在家时连吃的东西也没有，好不容易发下一点儿小米，也不敢放开了给孩子吃，每次只给他熬一点儿小米粥喝。黎男就怕我用小勺刮缸子，因为他知道一刮缸于小米粥就是没有了，就哭，我就得把好话说一大箩筐，哄他劝他，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开。
那时偶尔也会有一两个鸡蛋，鸡蛋吃了，蛋壳我们也舍不得扔掉，把它研碎了，喂孩子喝下去，补钙。
黎男三岁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按照顺序，我们叫他亚男。
我把亚男带到两岁，就把他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刚开始他也是离不开我的，每次去看他，他都哭着不让我走。我想索性隔时间长一些再去看他，让他对我的依赖减轻一些，可能会好一点儿。结果有一次我一下子隔了三个月才去看他，这回他再不追我了，也不叫我妈妈了。我说：“亚男你不认识我了？”他不回答，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只是低着头看着地下。我想他可能是真的不认识我了，这样也好，免得老是想着我。但是等我再仔细看他时，发现他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眼角流了下来，咕噜哈噜地往下掉。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眼泪也在眼眶里转。我紧紧地把亚男抱在怀里，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就像是我做了天大的对不起孩子的事情。亚男这时也哭出声音来了。
从那以后，不管工作有多忙，我总是每个星期去看一下孩子，有时候我和乐少华一起去，结果，每个周末都成了孩子最盼望的日子。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后来他也不哭闹着要和我们一起回家了。
……
这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却是我那个时候除了工作之外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我从这些小事中汲取到了我作为一个同志、母亲、妻子的最大幸福。爱别人是一种幸福，你甚至不要求什么回报，是爱心引导着你这样做，不管多么艰难，你无怨无悔……这不就是很好的人生吗？
服从革命最需要的工作
当时在延安有两种工作没有人愿意去做，一种是会计工作，一种是医院的护士工作。不少人都认为这不是革命工作，认为只有那些轰轰烈烈的群众工作才是革命工作，说白了就是嫌弃这类工作既繁忙琐碎而又呆板。针对这种情况，上级领导号召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作为组织部的党员，当然应当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因此，我主动地报了名。陈云同志找我谈话，问我愿做哪种工作？我说：“我过去在北平参加民先队时，曾受过民先组织的救护训练，我愿到医院去当护士。”陈云同志同意了我的选择。一九四四年初，我被调到了中央医院去工作。在中央医院，一开始我是在外科当护士，后来产科需要人，又把我调到了产科工作。当时产科的助产士一位姓林，一位姓赵，我分别叫她们林大姐和赵大姐。她们对工作、对同志都很热心、很和气，业余时间就给我们上课，讲助产及婴儿护理的知识。我在产房和婴儿室都工作过，那些可爱的婴儿们都是前方或后方革命干部的后代，我们当然要竭力把她们养护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从工作中获得了很多知识和宝贵的经验。林大姐和赵大姐有心要把我们培养成助产士，所以她们在接生或处理婴儿的特殊情况时，都把我们叫到身边，一边操作，一边详细、耐心地给我们讲解。她们真是用心良苦，我至今还时常想到她们，想起她们的优良作风。
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我调离医院时，我在中央医院工作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因为在医院工作，我才发现了陕北老百姓的卫生条件是多么的落后。
陕北人很少洗澡，就是洗脸也是一家人共用一碗水，沾湿了毛巾，擦一擦就了事了。这可能与当地长期缺水有关。记得当时我们在延河里洗澡，老百姓见了还笑话我们，她们觉得洗澡是件怪事。我们当时洗澡也很简单，约好几个人找一块比较偏僻的地方，把人在两头放哨，其余的就下河了。下河的时候，我们都是穿着件衬衣，蹲在水里擦身。要是冬天，我们也只能在家里随便擦擦。
那时候，我们的条件也是很艰难的。嗽口没有牙膏，只能用盐水；洗衣没有肥皂，只能用草灰。草灰泡出来的水含碱，能够去污。有时候，我们甚至就用一种含碱性的灰灰菜来搓衣，这样搓出来的衣服，污渍去掉了，还能自然地染上一层草绿色。
陕北女人生孩子的条件极其恶劣，没有接生婆的时候，产妇就自己拿着剪刀把婴儿的脐带剪下。剪刀未经消毒，细菌很多，不少孩子都因此而得了脐风。脐风就是破伤风，小孩子一染此病，必死无疑，所以那里的孩子死亡率很高，一般是七八个当中只能存活下来一两个，留下三四个的微乎其微。那里的女人得产褥热的也很普遍。当地的风俗：妇女生完孩子后不得躺下，必须坐着。刚生完孩子，一般都流血很多，人们用一个袋子装满炭灰，让产妇坐在上面，袋子流湿了，再换上一个。这样的条件，能不生病吗？当地的人还说：“产妇不能躺下，一躺下就要得血晕。”其实，照我们的观察，那里的产妇之所以得血晕，主要是因为营养不良。陕北的土地贫瘠，种小米一亩地才能收几十斤。那里的产妇很苦，她们产后一个月内都只能喝点小米汤，她们认为不能吃干饭，更不能吃鸡蛋，说是吃了怕生病。这么差的伙食，对产后身体极度虚弱的女人来说，当然不够营养。
老乡见我们医院的孩子一个个白白胖胖的，产妇一个个也都健健康康的，非常羡慕，不少人愿意到我们医院来生产。为了帮助她们，医院对她们实行了优惠政策：凡是到医院来的产妇，除了对她们收取一定的生活费用外，一律不收住院费和医疗费。我们欢迎她们到医院来就诊和生产。
我们在延安，改变了当地人不少落后的生活习惯。
我在中央医院的那段时间，因为思想比较舒畅，所以工作起来比较投入。尤其是在婴儿室工作的时候，我抱孩子、洗尿布，从不嫌脏，不叫累。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有一天，卫生部特意派了个报社的小记者来对我进行采访，我对他说了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他回去后就把我的事迹报道了出来。他说我对革命工作态度负责，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奉献。读了这篇报道，我感觉到很惭愧：我不过是做了些平平常常的工作，有什么奉献可谈？我为革命做得太少、太少了。
那时候，我和十妹雷迅离得较近，有时候还能互通音讯，但和十三妹卓琳离得就太远了，难得有将士从前方归来，带来一点卓琳的信息。
卓琳跟随邓小平从延安奔赴太行山之前，组织上曾找她谈过一次话，要求她到了前线后要好好表现，不要像在延安这么随便，要注意影响，并对她说：“你的任务就是要把邓小平照顾好。”卓琳牢记着这句话。
她到了前线，起初在八路军总部做妇女工作，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我真是难以想像，一贯以书为伍的卓琳是怎样适应军队那种血与火的生活的。我曾经跟她说：“我很羡慕你能到前线去，有打仗的机会。”她说：“那只是你的幻想。实际上部队是不允许女同志上前线的，连救护伤员都是男同志在搞，女同志只能在后方工作。”
一年以后，组织上根据她的要求，把她从八路军总部调到一二九师师部，从此，她就和邓小平生活、战斗在一起了。
在一二九师师部，卓琳除了做群众工作之外，还要兼做秘书工作。敌人扫荡时，我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老百姓把粮食和日常用的衣服被褥等都藏起来。部队转移时，重要文件和物品都需要整理、携带，带不走的东西，也要想办法就地掩埋。有一次，卓琳把邓小平的一个书箱子埋在了离河岸不远的大沙沟里。队伍撤走以后，下了一场大雨，大沙沟也被漫进了水。等敌人扫荡过后，部队回到原驻地，大家再把箱子挖出来时，竟然发现箱子里面的书籍都还是好好的，没有进多少水。这也许是因为她们当初埋得够深的缘故。
对卓琳来说，最严竣的考验是在敌人扫荡根据地时的大转移。那时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她们不得不经常行军。敌人是从大路上来的，她们只能走山上的羊肠小路。行军都是在夜里。有一次行军时，卓琳的眼镜打碎了，为了不误赶路，她就请走在她前面的人在头上包块白布，她看着前面的人头上的白布走路。白布在夜色中看上去只是一个小白点，白点高了她就知道是上坡路，低了就是下坡路。那一次，她走得费劲极了。一走就是一宿，天亮的时候，找到一个村落宿营，她累得躺在炕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她脚上打起了血泡，腿肚子肿得碗口一样粗。听人指点，宿营的时候她把门板的一头放在高一点的台阶上，另一头放在低一点的凳子上，睡觉的时候头在低处，脚在高处，这样就减轻了脚的疼痛。一觉醒来，小腿也消肿了。
后来我们在一起聊天，她回忆起那段生活，总是感慨地说：“夜行军的时候，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那时候我就想，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找一个平坦的地方好好睡一觉。”
师部的女同志有时和后方干部及伤病员一起转移。在山上休息的时候，因为怕女同志不小心滚下山去，男同志都主动地睡在外面。山上蚊子咬得厉害，大家就用纱布把头盖起来。纱布盖着头睡觉，可以想像那是多么的难受。
冬天行军，她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走不了多远，棉袄就穿不住了，大家只好把棉袄脱下来抱着走。走着走着，走得困了，她们就靠在山坡上，披着棉袄打个盹，一觉醒来后，还得接着往前赶路。
敌情紧张，一般情况下她们是不在一个地方呆太长时间的，住上一夜，第二天就走，或者住上一天，天一黑就走。有时部队里有怀孕的女同志，这样的同志要是实在走不动了，就给她们穿上当地老百姓的衣服，像当地妇女那样梳上发髻，住到敌占区的开明绅士家里去，等敌人走了再把她接回来。
一九四○年年底，一二九师师部在河北省涉县的赤岸村驻扎下来。第二年，卓琳就在这里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邓林。邓林的童年是不幸的，她睁开两只大眼睛打量眼前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她看到的既不是鲜花也不是让人称心如意的安乐窝，而是钢铁，是战争。卓琳没法把她带在身边，部队还要不停地行军，于是，在她生下来七天以后，卓琳就将她寄养在山西黎城县的一个老百姓家中，头也不回地随部队走了。
一年半以后，卓琳随部队又一次路过那里，急不可待地去看女儿。邓林又瘦又小，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就像街上的叫花子一样。卓琳搂住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原来，邓林的奶娘后来怀了自己的孩子，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贫苦，顾了自己的孩子，就顾不了邓林了。对此，卓琳能说什么呢？她只好带上自己的孩子，回到军旅之中。但是，部队是不可能带着孩子行军打仗的，还必须想一个办法。
后来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回延安去中央党校学习，卓琳就托他把邓林带到延安来了。
近千里的路程，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一路上会多么艰难啊！有一次，邓林和蔡树藩的警卫员连人带马摔进了一个大坑，身边的人都以为他们这下没命了。让人惊讶的是，两个人除了手臂上有一点擦伤之外，竟然毫发无损。尽管这样，也把小邓林吓得够呛，连哭声都变了。
到延安以后，邓林被送进了保育院。和太行山比起来，这里就显得安宁多了，这对于孩子非常重要。但是，毕竟是战争年代，孩子也不可能有多么优越的条件。有一年冬天，保育院的阿姨去吃饭，把孩子们锁在屋子里。为了取暖，屋子里放着一个火盆，孩子们就都围着火盆取暖。不知怎的，一个火星跳到了邓林的身上，把她棉袄的一个袖子燃着了。那时邓林的年纪大小，还不知道该怎样把火弄灭，只能让火星一点一点地烧了起来。烧得疼了，邓林就拼命地哭。附近站岗的同志听见哭声不对劲儿，从墙上翻进来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看到邓林身上的火，那个同志赶紧把棉袄从她的身上脱下来，放在地上把火踩熄。就这样，邓林的胳膊还是被烧伤了很大的一块。直到现在，她胳膊上也有一块伤疤。
当延安开展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上上下下行动了起来。
一二九师师部的领导身先士卒，带头参加开荒种地，对全师的干部战士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太行山区发生了五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旱灾之后，又伴随着蝗灾，真正是雪上加霜。那些蝗虫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寸草不存。为了保护庄稼，卓琳和一二九师的官兵们一起协助当地的群众到田间去和蝗虫展开了搏斗。她们在田边挖沟阻挡蝗虫，等蝗虫飞到沟里就用手抓，拿火烧，想尽办法消灭蝗虫。
那时群众的生活很苦，不可能在物质上给部队更多的支援。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一方面加紧生产，一方面紧缩开支。主力部队的小米供应由原来的每人每天一斤半减少到每人每天一斤，机关人员则减到每人每天十三两（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一块五到五块的津贴；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本来供给就少了，广大干部、战士们还要把自己的粮食节省下来一部分，用来救济群众。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就用野菜作为补充。有一段时间，按照规定，卓琳她们每人每天要上交二十斤野菜。为了完成任务，她们整天在山沟里有野菜的地方跑。地地菜、水芹菜和徽菜等等凡是能够食用的野菜她们都尽量多地挖回来，新鲜的野菜再配上大米和小米，做成菜饭或菜粥，就成了她们每天的标准伙食。
上山开荒的时候，大家都得在山上吃饭。为了不惊动百姓，卓琳她们就自己背米上山。女同志背不了太多，一次就只背三十斤。三十斤的大米，她们往肩上一扛就走了。山上只能种胡萝卜，所以，那时候她们吃得最多的就是胡萝卜了。她们还养了不少绵羊，但卓琳不吃羊肉，每次宰羊的时候，她都只是看着别人吃肉，自己则在一旁仍然吃着她的素烧胡萝卜。
除了开荒、种地、挖野菜，在太行山区那些最艰苦的岁月里，卓琳还学会了很多别的东西。那时候老百姓用生羊毛捻线卖给部队，有了线，卓琳和别的领导干部的家属们就学着打毛衣、手套，时间长了，她们打得又快又好。这些从她们手里生产出来的衣物，除了少部分自己留着穿用外，绝大部分都让人拿到敌占区市场去卖掉了，用卖得的钱换回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和药品。
艰苦的斗争环境是能够锻炼人的，几年下来，卓琳已从一个放任娇惯的富家小姐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中，卓琳对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作了这样的总结，她说：在北平的时候，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是个逍遥派，当时一心只想读书救国，没想过自己必须参加革命。那时候我甚至还幻想过等别人把国家治理好了，自己再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根本没想过自己应该主动地为国家的安定和平去做些什么。七七事变打破了我的梦想，使我认识到自己不能再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必须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于是，我不顾重重困难，投奔到了延安。在延安，我接受了不少革命教育，但现在想想那时还并没有完全克服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那时的心中还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发现那上面所讲的很多缺点都正是我过去身上所具有的。为此，我开始在自己眼前的工作中认真注意纠正和克服。太行山区的生活和斗争使我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由一个自发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她的话是很中肯的。
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在战火硝烟之中，卓琳又先后生下两个孩子：邓朴方和邓楠。连年的艰苦生活，连年的辗转奔波，耗尽了卓琳的体力，以至于她生下邓朴方时，竟连一滴奶水也没有了。望着嗷嗷待哺的儿子，卓琳作为一个母亲心里是万分难过的。当时又是战事紧张之时，迫不得已，她还是把这两个孩子放在当地的老百姓家里寄养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独裁、内战、卖国的方针，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在全国重建其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则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利益，针对蒋介石‘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并为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工作。尽管这样，蒋介石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蒋介石的武装进攻进行了还击。解放战争全面地爆发了。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虽然在人数、装备上都远远地落后于国民党的军队，但不久就开始了大的转折，变被动的防守为主动的出击了。
一九四五年十月，刘邓大军在进行了上党战役之后，先解放了武安，又进行了著名的平汉战役，解放了华北战略重镇邯郸。
到武安以后，卓琳在那里暂时安顿了下来。刚住下来，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远在延安的邓林和仍在太行山的邓朴方、邓楠接到身边。这一年邓林五岁，邓朴方两岁，邓楠一岁。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由武安迁往邯郸市，卓琳一家也跟着住进了邯郸。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卓琳和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等五位家属带着孩子们仍然留在邯郸。不久，她们又一起转移到了邢台。在邢台，她们共同住在一个空着的教堂里面，每天大家轮流做饭，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