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情满延河
延安——我心中的圣城
我和几个男同志一起坐上汽车从西安出发，途经耀县、黄陵、洛川等地，颠簸了三天才到达延安。汽车刚刚开进延安城的时候，我发现这里是一条窄窄的街道，没有楼房，也没有大都市里特有的喧闹，但这里的风景却有一种神奇的魅力。
四月，正是延河的枯水期，河道里还有浅浅的水在默默地流淌着，显得和谐、宁静。
我看到三三两两的红军战士在路上从容地行走着，还看到了那座象征延安精神的宝塔在延河边的山上傲然耸立着。
“到了，终于到了我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了！”我在心里激动地说，顿时感到了说不出的轻松。
经过三天同行，我和开车的司机已经很熟悉。他原来是陕北红军，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以后，他所在的连队被统编到延安的卫戍部队，他成了一个汽车兵。当时西安到延安只是一条窄窄的土路，且坑坑洼洼，上山下岭的很不好走，这个刚学会开车的小伙子竟然把车开得这样好，实在让我惊叹。现在，他一边开车一边指指划划地给我介绍着眼前的景物，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我也像到了家里一样，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一边听着司机的介绍，一边贪婪地欣赏着涌现到眼前来的一切。延安，多么美丽的地方，多么神圣的土地，你朴素而又庄严，你偏僻而又充满着生机。在北平的时候，我还只是对你满怀遐想，今天，我终于走进了你的怀中。
司机把我们送到一个路口，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所房子说：“你们到了，那边就是红军大学。”根据西安红军办事处的安排，我们新来的几位同志到延安后先到红军大学学习。
红军大学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而兴办的，最初的校址设在子长县的瓦窑堡。在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是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黄埔的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的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
红军大学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罗瑞卿、周恩来、杨尚昆等都是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毛泽东点名罗瑞卿任教育长，他自己和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董必武等担任教员。
红军大学第一期共分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团以上的高级干部，第二科训练营、连干部，第三科训练班、排干部。
一九三七年一月，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迁到延安。三月二日，第二期学生入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说：红军大学要像一块磨刀石，把小资产阶级的那些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意识统统磨它个精光，把自己的学生变成一把把雪亮的利刃，去创建新社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期分为两个部，即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大学部设在延安，步兵学校设在甘肃庆阳。
我进入红军大学就读的就是第二期的大学部。
这一期的大学部共分为十四个队。其中第一、第二队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他们中较为著名的有陈赓、罗炳辉、胡耀邦、何长工、杨得志、康克清、邵式平、乐少华、倪志亮、余秋里、张政、姬鹏飞等；第三至第八队为红军中的营、连干部；第九至第十四队都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
我在第十三队。
十三队大多是从蒋管区来的知识分子，有党员，也有非党员。那时我学习是在十三队，住宿在女区队。女区队是女同志集中住宿的地方，她们当中有贺子珍、康克清、张瑞华、贺老总的夫人等等。康克清是女区队的队长，我们大家都管她叫“康大姐”。
我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傅钟，训练部长刘亚楼，教务部长杨立三，罗瑞卿还是我们的教育长。
我们在红军大学学习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近代史、时事课、辩证唯物主义和军事战术等。有的红军干部因为文化低，还要学习一些文化课。学期一般是八个月。
在我来到红军大学之前，毛泽东曾经到红军大学讲过课，讲的就是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唯物论》。可惜的是我来得晚了一些，没有亲聆他的教导。后来，毛泽东工作太忙，就很少到红军大学来讲课了。
我刚到红军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摆脱过去的学生装束，头上扎着一条发带，一看就是一个城里来的学生。由于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这些新来的女学员和老同志也很熟悉了，有时候还一起散散步、谈谈心。有一次我和康克清大姐走个正面，她显然是注意到了我的与周围环境很不谐调的发带，就拉住我，要和我遛达遛达。
我们顺着延河慢慢地走。康大姐问了一些生活上习惯不习惯，学习上有没有新的收获之类的话。我很信赖康大姐，对她说了很多心里话。康大姐一直认真地听着，不时满意地点点头。
她鼓励我：“你的确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为你感到高兴。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像样的革命战士。”
我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临分手的时候，康大姐仿佛才发现似的，问我：“你这种发式还是在北平留的吧？”
我说：“是啊。”
康大姐缓缓地说：“你把这个带子解下来吧，我们这里不兴扎这个。”
这时我才意识到康大姐是在婉转地批评我。
当天晚上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剪掉了，留起了当时在延安流行的短发。我在昆明昆华女中任义勇军救护队班长的时候就留过男式短发，到北平后才又留了长发，早知道这样，我应当在来延安前就把头发剪短。
在那样的环境里，大家都衣着简朴，风格统一，任何奢华都是多余的。
还记得第一次给我发军装的那天，我兴奋了好长时间。那虽然只是一身青灰色的粗布衣裳，但我用手抚摸了不知多少遍，那闪闪的红星，那鲜红的领章，令我如醉如痴。我在心里说：“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这身军装我会穿一辈子的。”
红军大学的生活是完全军事化的，我们早晨起床，晚上人睡，都得服从号令，非常严格。每天晚上，熄灯号一吹，大家就得躺下，早上，起床号一响，都得马上起床。
那时，我们这些学员都是住在窑洞式的房子里，通常是七八个人共住一间。房子里有一张上坑，土坑三面靠墙，睡觉时，大家都是头朝外脚朝里的，非常整齐。
我们每天早晨都要上操。按照要求，起床号吹响以后，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做完穿衣、叠被、洗脸、上厕所等事情，同时还要打好绑腿。康大姐对我们要求很严，衣冠必须整洁，被子必须叠成方方正正的八角形。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算太难，最让我们头疼的要算打绑腿了。长长的一条绑带，必须整整齐齐地成人字形绑在腿上，这对干我们年轻学生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没有灯光、时间极紧的情况下。最初，为了抢时间，我们完全顾不得队长教授我们的方法，手忙脚乱地把绑腿带裹在腿上，就往操场上跑。跑着跑着，胡乱缠在腿上的绑带就纷纷脱落了下来，成为地地道道的“绊脚带”了，有的同学甚至被绊倒在操场上。可以想到，我们挨过了不少批评。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一条捷径：每天早晨起床号还没吹的时候就先把绑腿打好，然后接着睡觉。这样，等起床号响了，就有充裕的时间做其他的事了。这一方法迅速在我们几位新来的同志中普及开了。康大姐知道后又把我们批评了一顿。为了使我们认识到绑腿的重要性，她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打绑带是为了避免行军时的血管扩张。经常走长路，血液容易下垂，不打绑带就会造成腿血管破裂。作为战士，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现在出操就是要训练大家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你们这样敷衍了事，遇到实际情况，受害的只会是你们自己。”康大姐的话使我们很受感动，从此我们狠下功夫，终于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好绑腿了。
早操的内容一开始是学习立正、稍息，逐渐地又练习了走正步和跑步。早晨的延安，到处都是出操的军人。上操的时候，大家不断地喊着口号、唱着歌，整齐的脚步声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落，使延安城充满了朝气。
那时候我们还经常搞夜行军训练，天越黑，气候越恶劣，训练得越多。紧急集合的号声一响，我们就火速从床上跳起来，穿衣，打背包，打绑腿……短短几分钟之内就齐刷刷地站在了操场上。我们沿着延河向北进发，或者从西沟拉上凤凰山山顶……开始时，还常有人掉队、有人叫苦，时间一长，大家都被训练出来了。
革命队伍，本来就应该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我到延安来，从来就没想过这里会很轻松。记得在北平的时候，有人怕我受不了累，不愿意带我一起到延安来，为了这件事，我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既然来了，我就要做得更好，让那些对我存有偏见的人看看。我因为在心里憋着一股劲，所以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坚持下来。
七·七事变后，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员增加了不少。由于来抗大的青年学生多了，抗大的校舍越来越拥挤。为了解决师生的住宿问题，也为了培养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劳动意识，一九三七年十月，教育长罗瑞卿率领大家自己动手在凤凰山上开挖窑洞。大家先把土山的一边劈平整了，然后再往里挖。为了正确地把握土质的软硬，学校请来了当地的老农当参谋。开工的时候，男同志抡撅头，我们女同志帮着推土，一千多名教师学生一齐上阵，工地上的场面异常壮观。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劳动，沿凤凰山山坡上共挖成了窑洞一百七十五孔，比原计划超额完成了二十五孔。我们还修筑了一条三千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使得大家上上下下都能自然畅通。我们的劳动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也创造了一项教育史上的奇迹。每当夜晚来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城市高楼。见到此情此景，当时到过延安的国际友人斯诺和史沫特莱都情不自禁地著文称赞：这真是古今中外都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
毛泽东非常重视抗大的教学，他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还为抗大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训。
抗大的学风严谨活泼，抗大的精神意气风发，一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唱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
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同学们，
努力学习，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
同学们
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
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
前进！前进！
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
在抗大学习期间，我真正感受到了革命集体里新型的人际关系。那时候，从长征过来的红军老同志把我们新来的成员当成小弟弟、小妹妹一样看待，给我们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她）们帮助我们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克服自身的缺点。像我身边的康大姐，还有后来才认识的蔡大姐（蔡畅）等等，她们都是主动地和我们谈心，帮我们提高思想觉悟。那时候，大家都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为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同志间的亲切和友爱真是无比的真诚和神圣。
当时整个延安都是这样，大家平等相处，团结互助，没有人抱怨生活条件的艰苦，没有人怀疑革命的前途。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使得人们纯洁而又乐观。
当然，随着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增多，他们在和老同志的接触过程中难免也会发生一些摩擦。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由于长期生活在一种陈旧的文化氛围里，沾染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低级情调，他们到延安后要真正地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还必须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另外，有些老同志也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糊涂的认识，也需要慢慢地纠正。记得有一件事情在当时引起过很大的轰动，这就是有名的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是一位红军干部，他十五岁参加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革命屡建战功。他当过某团的政委，当时正在抗大学习，还担任了第六大队的大队长。学习期间，他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刘茜产生了感情。本来，他们之间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但不久刘茜突然变卦了。这在那时是很普遍的，不少知识女性不愿意嫁给工农干部，嫌他们不够诗意。散步的时候，知识分子说：“月亮真美，圆圆的挂在天边。”工农干部就会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月亮不就是月亮吗，圆圆的像块烧饼。”这就扫了知识分子的兴，两个人肯定要分手。黄克功接受不了分手的打击，情急之下丧失了理智，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在延河边开枪打死了刘茜。
这件事情发生后，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我们学校里也组织了学生进行讨论：到底应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我们讨论得很激烈，记得当时的主要意见是：黄克功毕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过去还是有功的，人才难得，应该对他进行教育，让他到前线去立功赎罪。但上级领导没有这样做，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处死黄克功。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和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十月十一日，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召开公审大会，数千人出席了大会，会上宣判了黄克功死刑，并宣读了毛泽东的信。枪毙了黄克功后，很多学生都流下了眼泪。从这件事情中，大家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公正和廉明，更加坚信了只有共产党和它领导的革命军队才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这件事情消除了知识分子的疑虑，更加彻底地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红军的融合。
延安是一座熔炉，革命的熔炉，它能够熔化掉任何消极落后的思想，使得投奔到它这里来的人得到锻炼，变成合格的革命战士。
相聚在延安
我在抗大学习了好几个月，我的那位云南同乡张鹤和他的伙伴们才到达延安。一见到我，他大吃一惊：“你怎么到了这里？”
“我就不能来啦？”我反问他，同时有一种“报复”后的快感：“你不是说我吃不了这份苦吗？我在延安这么些日子也没觉得受不了啊。”
“惭愧，惭愧。”他连声道歉，接着又不解地问：“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我把我的行程告诉了他。
“那你们又是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我也有些不解。
“我们可没有你那么顺利。”他说：“我们到了山西，在那里进了薄一波主持的西盟会学校，学习了半年时间，组织上才安排我们过来的。”
原来，当时要求到延安来的青年大多了，蒋介石有时也安排一些特务冒充学生，到延安来打探消息，从事破坏活动。为了慎重起见，中国共产党在不少根据地都设立了接待处，专门负责对青年学生的审查和接待工作，一般的学生必须在接待处学习三个月到半年时间，才能进到延安来。
张鹤他们到延安后也是进了抗大，他们被安排在第十四队。
没过几天，琼英和石英也到了延安。
在三原被陕北公学录取后，她们背起简单的行李（主要是换洗衣服和夹被）就上了路。同行的有三十多人，除了从北平一起出来的张煜、李曾洁、苏继武等人外，其余的都是不认识的。从三原到延安四百多里，她们硬是靠自己的双脚走了过来。陕北的黄土路于燥而又单调，琼英还好说，她过去喜爱运动，身体很壮实，石英可就麻烦了，她在北平犯了心脏病，身体还没恢复，就和大家一起跑了出来。从北平到西安，一路上又坐轮船又赶火车，石英已经非常虚弱了。
从三原出发的时候，琼英就不让石英背东西，可石英坚决不肯。走了十来里，琼英发现石英开始面红耳赤、气喘吁吁了，就把她的行李夺了过来，和几个熟人一起分着背。又走了一段路，石英走不动了，琼英只好搀着她往前走。好不容易到了一座县城，她们找了一家大车店歇了下来。第二天，大家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石英这样走了，就商量着去雇一头毛驴，让石英骑着走。大车店没有毛驴，她们就去找县政府。县政府帮着她们雇到了毛驴，她们总算解决了难题。有了毛驴，她们除了让石英骑上外，还把行李也放在毛驴背上驮着，轻松多了。可县上的毛驴每次只能走一站，下一站就得另换，所以，她们每到一站，首先要做的就是赶紧去雇毛驴。高原上的路到处都是沟沟坎坎的，她们一天顶多只能走六七十里地，这样，走了七天，才到达延安。
七天的长途跋涉走得她们筋疲力尽，刚到延安的那几天，她们腿也肿了，脚也肿了，站起来就坐不下去，坐下了又站不起来，痛苦极了。好在四百多里的路她们毕竟走过来了，想到这一点，她们又感到非常自豪。
这一次的分别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我们姐妹三人又聚到一起时，感受却和以前大不一样：北平沦陷了，战火在到处蔓延，她们是死里逃生才来到这里的。是延安，是抗日救亡使我们走到了一起。这一次走到一起，注定了我们一生的重大转折，注定了我们人生的意义。从此，我们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融为一体了。
到了延安后，琼英和石英就进了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在延河的右岸，样子很像老百姓的打麦场。靠山边有几间平房，是校长和党委书记成仿吾等人办公和住宿的地方。琼英和石英到陕北公学算是比较早的，她们被编在五队。陕北公学的学习和生活与抗大一样，学生们上课都是在大操场上，住宿也都是窑洞。上课一般都是上大课，上课的时候老师在前面讲，学生们随便搬块石头或砖块坐在地上听。她们上的课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马克思主义等等，蔡大姐（蔡畅）还给她们讲过妇女运动。每次上完课，学生们就分组讨论，讨论的时候，可以在操场上，也可以在窑洞里。这些对琼英和石英来说都很新鲜，所以，她们学习得非常认真。
那时候，大家都是一日三餐，早餐吃的是小米稀饭，晌午及晚上都是小米干饭。小米于饭是用大锅炯成的，有锅巴，陕北公学的锅巴每天按小组轮流分，琼英最爱吃锅巴了，分到她的时候，她不知有多高兴。学校的菜很简单，有时是从老百姓家里买来的酸菜，有时是学校自己发的豆芽，琼英都不太爱吃。从北平出来的时候，她和石英带了些钱，到延安时还没有花完，都放在石英那里，有时吃过晚饭后，她就向石英要一毛钱，到学校旁边的饭馆里买碗面条，填填肚子。
陕北公学和抗大隔着延河，但我们姐妹们还是经常来往。记得有一次我去陕北公学，走到延河边，正值延河涨水。我脱了鞋袜，卷起裤腿想蹚过河去，不曾想走到河中间，在湍急的水中感到有些头晕，幸好旁边有块大石头，我赶紧抱住，才免得被水冲走。后来，还是一位老乡在岸上看见了我，他下来把我扶了上去，才使我顺利地过了河。
琼英她们来到延安三个多月以后，我就从抗大毕业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清凉山的新华社工作。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年底。和我一起被分到新华社工作的一共是三个同志，我们提着自己的行李，穿过已经结冰的延河，去新华社报到。走在路上，我们都很兴奋，终于毕业了，终于能为革命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了，怎能不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呢？我们一路走，一路都在唱、在笑。
那一年延安下了一场大雪，环绕着延安城的清凉山、嘉岭山（宝塔山）、凤凰山都披上了银装，看上去少了些严峻，多了些温和。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前有不少红军战士在扫雪，还有的在进行操练，嘹亮的口号声直入云端。不知哪个单位的同志，不顾严寒，还在热火朝天地挖着窑洞，一车车挖出的黄土从山坡上倾倒下来，在洁白的积雪上划出一条清晰的痕迹。
在新华社，我做译电员工作。
蔡畅为我牵姻缘
我们在抗大学习的时候，除了进行各个学科的理论学习之外，学校还经常安排八队以上的红军干部来给我们讲党史和红军史。这是我们最爱上的一门课程。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曾经给我们上过课。他们用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革命的道理，使我们从中受到鼓舞和激励。
蔡畅大姐就是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中的一员。
我第一次见到蔡大姐是我刚来到抗大不久的一次集会上，她给我们讲了话，我为她那独特的嗓音和风采所吸引，脑子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一起见面的机会多了，渐渐地也就熟悉了起来，我也了解了许多关于蔡大姐的故事。
蔡大姐一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她的母亲葛健豪为了反抗旧家庭，争取女性平等，五十多岁了还冲破世俗势力，亲自带领两个孩子赴法国求学。这两个孩子，一个是赫赫有名的蔡和森，一个就是我们的蔡大姐，蔡和森是蔡大姐的哥哥。蔡和森早年和毛泽东一起组织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他参与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领导留法学生与驻法使馆同华法教育会中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一年，蔡和森在领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同年八月遇害。而我们的蔡大姐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在法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她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辉煌生涯。在长征途中，蔡大姐虽然身患严重的胃病，但是她仍以惊人的毅力徒步跋涉，爬雪山，过草地，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
到陕北以后，蔡大姐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她是陕甘宁边区妇女部长、中央妇委书记，每天都有大量的工作等着她去做。她经常进出老乡家的窑洞、女同志们的宿舍，和婆姨们拉家常，和同志们谈心，在这种亲切的交谈中宣传着抗日救国和妇女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她那崇高的思想境界、无私的品格和平易近人的态度，都使得我把她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我们这些还没有经受革命战争严峻考验的青年学生，都把蔡大姐看作自己的知音，无论是内心的想法，生活上的困难，学习k的愿望，都愿意向她倾诉，听取她的意见。
有一天，我一个人正在宿舍看书，蔡大姐忽然推门走了进来。我赶忙站起来为她让座。
“这么好的天气你没有出去转一转吗？”
蔡大姐坐在我对面，亲切地问我。
我说我想安安静静看一会儿书。
蔡大姐把书从我手里拿过来，轻轻合上，说：“我们今天不谈学习上的事。咱们拉一会儿家常，好吗？”
我有些迷惑地看着她。
“听说你的两个妹妹也到延安来了？”
“是的，她们刚从北平来，现在陕北公学学习。”
“你们很不容易，”蔡大姐赞赏地说，“姐妹三个人一同选择了革命，这是很不容易的。延安很苦，选择了革命就意味着选择了吃苦和牺牲……对这你们是有思想准备的吧？”
我回答说是有思想准备的。接着蔡大姐又问了我家里都有什么人以及我个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每次和蔡大姐谈话都是这样，她总是谈论你最切身的事情，使你感觉到你生活在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
“在这以前你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婚姻问题吗？”
我说没有。我大致说了一下在老家时的那档子事情，说到了陈绍曾，“我觉得我们俩走的不是一条路，再加上当时我认为自己年龄还太小，又是父母包办的，所以我坚决地拒绝了这门亲事。”
蔡大姐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已经二十六岁了，目前生活又比较安定，我觉得你应当考虑一下这件事了。在周围的男同志中，有没有引起你注意的人？”
我赶紧说：“没有没有。我从来没注意过什么人……”
蔡大姐看着我，笑着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请你注意一下乐少华……他不是给你们讲过故事吗？”
蔡大姐的一席话犹如平静的湖面落下了一块石子，在我心里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乐少华当时在抗大第一队，也是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的红军干部之一。或许是因为不平凡的经历的缘故，他那棱角分明的脸上总有一种坚毅的神色。但他这个人并不死板，非常富于幽默感，他每一次给我们讲故事都要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所以他是我们十三队学员最为爱戴的红军老干部之一。我们和他处得也较为随便，有时候他还到我们宿舍来聊聊天。
我也大致知道一些他的经历。
他一九○三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由于贫困，自小就到上海去谋生，在上海做过五金厂的工人，并在那里参加了工会。一九二五年，乐少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上海南市区机器工会宣传委员，参加过上海的五卅运动。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秘密电台工作。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成了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一九三一年春天，他又回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秘密无线电部门工作。一九三一年三月，他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五月，改任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副政治委员，不久任政治委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任红七军团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之前，中央曾派出三支部队先行突围远征，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年的七月，他和寻淮舟等人率领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东出福建，兵临福州城下，尔后又挥师北上，沿闽浙边界转移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十一月，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组成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他仍担任政治委员。红十军团下设三个师，共约一万人，接受中央军区指挥。后来，中央军区指挥红十军团进入开化、遂安等地活动，争取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创造皖浙边新苏区，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五人军政委员会，乐少华是五人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之后，红十军团分兵两路向皖浙边和皖南行动，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艰苦奋战了两个多月，损失惨重。在安徽黄山南麓谭家桥地区的遭遇战中，乐少华中弹数处，和牺牲了的战士一同倒在血泊中。后来群众在掩埋红军战士的尸体时发现他还活着，赶紧把他送到了红军的转移部队。一九三五年一月底，红十军团返回闽浙赣边苏区时，被敌人合围在怀玉山地区，经过顽强战斗，弹尽粮绝，指挥员大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被捕，后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机关人员、后勤人员和伤员（包括乐少华）等先头部队在粟裕参谋长率领下突围脱险，继续从事游击活动。乐少华因伤势严重，被秘密转回浙江家乡养伤。一九三六年，他的身体渐渐复原，当时，党中央需要一批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就把他调到了延安。他一开始在陇东任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兼政委，不久就来到了抗大。
这样一个有着光荣经历的红军干部，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只能是一种尊敬、崇拜等同志式的，甚至是下级对上级、青年学生对革命前辈的那种情感，蔡大姐的话使我感到惶恐不安。
我鼓足了勇气问道：“蔡大姐，我想知道……他知道这件事吗？”
蔡大姐说：“你这个人真是太不敏感了，难道你到现在还没有看出他是喜欢你的？”
我自认为很不敏感。蔡大姐又说：“乐少华是一位红军老同志，他虽然对你有好感，但因为自己的年龄比较大，不好意思对你开口。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印象当然不错。不过，我又有点纳闷：你这个乐少华怎么会这样？自己的事情不自己来说，偏找个第三者来帮忙。你虽然年龄大一点，但也只大我八岁，难道这也能成为你不来直接找我的借口？
蔡大姐仿佛知道了我的心事，她对我说：“这事也不用着急。这样吧，你先考虑考虑，如果你同意的话，就去找乐少华谈谈。”
我谢了蔡大姐。
当我和乐少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呢？”
乐少华笑了笑，说：“我觉得让蔡大姐说更妥当些。”
后来我才知道，在当时，一个共产党员找对象首先要得到组织的同意，尤其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人，更应该经过组织考查了解，才能通过。当时蔡大姐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因此乐少华首先要把自己的意见告知蔡大姐。
我和乐少华的关系平稳地发展着。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陈绍曾也来到了延安。
当他来到抗大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怎么也来了延安？”
“延安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他还像以前那样能说会道。
原来，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所以延安才成了许多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的向往之地。陈绍曾尽管是一个国民党员，但还是有中国人的良心的，他想到延安来切实地看一看。我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办法进入陕北公学的。
我问他对延安的印象怎么样？他说延安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振奋，但我怀疑这里有夸张的成分。
后来我们作为同乡还有过一些来往，但只能说是泛泛之交。当他又一次试图提起我们之间的事情时，我只好婉转地告诉他我和乐少华的关系。我想他后来从别人那里也是听说了的，因为他离开延安时没有来向我告别。
从那以后我再次见到他已是解放后了。那是我在昆明植物所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来看我，我们聊起了过去，我听他说他从延安出来后就去了山西抗日前线，全国解放以后，他在云南省曲靖行署工作。
新华社当时的领导是向仲华。向仲华是湖南人，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反围剿斗争，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来到新华社的时候，他是《新中华报》社社长兼新华社社长。向仲华属于那种不知疲倦的人，工作起来没黑没夜。在他的带领下，新华社上上下下的工作开展得都很好，我作为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同志，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刚到译电室的时候，翻译电文的速度很慢很慢。由于对电码不熟悉，每翻译一个字都要翻开电码本查一查，我感觉自己很不称职。向仲华同志并不责怪我，总是耐心地说：“这要有一个过程……”他还责成译电室的老同志对我进行帮助。
我们那里有一个姓李的男同志，把电码背得滚瓜烂熟，翻译电文的速度极快，根本不用电码本，同志们都叫他“李本于”。我非常佩服他，就虚心地向他学习，而他也乐于教给我一些记电码的秘诀，我的译电速度也很快提高了。
那段时间，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因此日子过得很充实，再加上我和乐少华的关系发展得也很好，我觉得生活是那么清新而可爱。我和乐少华已经在商量结婚的日期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终于组建了我们的小家庭。我不能说“我们终于举行了结婚典礼”，因为我们的确没有举行结婚典礼。事实上，结婚那天根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乐少华到我住的集体宿舍，把我的行李拿了过来，集体生活，穿的用的都是公家的，所以所谓我的行李也不过就是一床被子、褥子，再加上几件简单的梳洗用具。我所在的新华社和乐少华所在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来了几个同志，在我们称之为“家”的窑洞里聊聊天，开开玩笑，也就算是举行婚礼了。我还记得大家喝的是白开水，因为我们连茶叶也找不到。好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在战争年代，也就不苛求什么了。当时所有在延安结婚的人恐怕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并不是例外。
我把我和乐少华的事情告诉了石英和琼英，有几次她们到抗大来玩，在我的宿舍里还见过乐少华，在一起聊过天，她们都为我感到高兴。但是，结婚的时候，也许我们在心理上认为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吧，总之我没有告诉我的这两个亲爱的妹妹，她们没有参加我的婚礼。这在现在看来无论如何是不可思议的。
有了家，生活有了另一种色彩，但是，我们的生活主调没有变，我们照例是各忙各的工作。那时候乐少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
我们结婚以后，琼英和石英有时到我们家来玩，乐少华对她们很热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有一次琼英、石英到我家来，正好遇上肖华，肖华喜欢摄影，乐少华就请他给我们四个人照了一张合影。
那段时间，发生了在我的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两件大事：一是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是我被组织上安排进入了中央党校学习。
我是在抗大学习将近结束的时候，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的。到新华社工作以后，由于我各方面都比较努力，所以我被提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那时候党员预备期一般为半年，我仅仅三个月就转正了）。这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也是在这前后，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培养我，让我到中央党校去深造。
这是两件让我激动不已的事情。
这样，我就来到了位于延安桥儿沟的中央党校，开始了在那里的学习。我还记得那天是乐少华把我送去的。他提着我的简单的行李，一路上我们一直在聊着当时的国内形势。尽管是新婚燕尔，我们并不把这种别离看得多么紧要。和革命利益相比，我们个人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甚至都有这样一种思想准备：如果革命需要，我们会随时将生死置之度外，奔赴抗日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那时候我们是单纯的，正是这种所谓的单纯，才使我们活得那样充实，那样富于理想。
我怀念那个岁月。
延河情曲
在我的一生中，我的两个妹妹——琼英和石英——不仅仅是我的妹妹，我们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还是同志，是战友。
琼英和石英进了陕北公学后，学习了三个月就毕业了。毕业后，校长成仿吾找她们谈话，对她们说：“你们是地主出身，在陕北不好分配工作。你们老家在云南，还是回云南去吧。”她们坚决不同意。她们说：“我们千里迢迢到延安来就是要追随共产党，参加革命的。现在云南的党组织已被破坏了，联系不上，让我们回去做什么？”
经过她们的再三恳求，学校才终于答应让她们留了下来。留下后，石英被分在学校的小卖部工作，琼英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
那时的陕北公学，大家都是自己打扫房间。每逢星期天，学校还要搞大扫除。大扫除主要是扫操场和厕所。每次大扫除的时候，石英总是默默地去扫厕所，琼英见了，有点不平。她对石英说：“别人都在扫操场，你干嘛非要扫厕所？你身体不好，厕所里奥烘烘的，影响你的健康。要扫你也扫操场去！”石英不听琼英的话，她说：“我愿意，你别管。”下次再大扫除的时候，她还是去扫厕所。
同乡张煜佩服石英的性格，一个星期天，她来找琼英和石英玩，大家在操场上一边散步一边闲谈。张煜对石英说：“十姐，你可以写入党申请书了。你一写申请，肯定能通过，不像小琼英，她还差得远呢。”琼英听了，很不高兴。她在心里说：本来我就没想入党，只想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努努力，入党给你看看！
从此，琼英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工作上表现积极，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在陕北公学毕业时，组织上给琼英的评价是：自由散漫，组织纪律性差。工作后不久，人们就改变了对她的印象。她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就被批准入了党。不仅如此，由于她表现出色，领导还专门安排她当了陕北公学学员十三队的队长。
琼英入党后，石英仍然没有入党。琼英感到不理解，她去找陕北公学当时的党委书记周纯全了解情况。周纯全书记说：“要说品德，浦石英同志确实不错。但她为人大老实，入了党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琼英听了，觉得这个解释不能接受，就和他理论：“为什么老实人就不能入党？她参加革命最坚决，要求入党也很积极，思想觉悟比我还高，不发展她入党，没有道理。我不相信入党的条件里，有老实人不能入党这一条。”经过琼英和周书记的几次争论，石英的入党申请终于被通过了。
琼英在陕北公学工作了几个月，因为她聪明活泼、反应敏捷，很快被选调到一个特别训练班参加培训。训练班要求严格，不许与亲人通信，从此她就改名“卓琳”。“卓琳”这个名字叫起好听，琼英很喜欢，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我已经说不出我们姐妹三人到底是谁影响谁了，总之，在延安时我们都把名字改了：浦石英改成了雷迅，因为我们的母亲姓雷，她自己性子慢，希望以后能行动快捷一点，所以这样改了。我则把浦黛英的“黛”字下面那个“黑”字去掉，改成了浦代英。之所以这样改，我的一个小小的理由是：那个“黛”字总是使人想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我不愿让人们在我的名字与那个整天哭哭啼啼的小姐之间产生联想。我这个名字还是四哥给取的，当时我就反对过用这个“黛”字，所以我自己常把名字写成“浦代英”。现在好了，无论是在公开的场合，还是私下里通信我都固定地使用这个“代”，而不用“黛”字了。
（后面的叙述，我将分别使用我们改后的名字。）
再说说卓琳。她所在的那个训练班听说是要训练将来到白区去从事秘密工作的特殊人员，所以各方面的信息都比较保密。据卓琳回忆，她们当时训练班的负责人是杨凡，安排的课程有骑马、摄影、射击等等，比较全面。后来由于情况的变化，学员们实际上只学过射击，骑马和摄影都未学成。
在训练班学习时，有一次开支部大会，支部书记讲话时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卓琳看了一会，忽然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递了过去。支部书记以为她要提什么问题，很认真地把纸条接了过去。他打开一看，那上面写的是：你的字写得很漂亮。支部书记马上板起面孔，说：“这是在开支部大会，请你严肃点！”卓琳知道自己错了，马上说：“我错了。”
训练班结束后，学员们没有分配到敌占区去工作，因为领导认为女同志不适合到敌占区去工作。卓琳被分配到延安保安处工作。和她一起分去的还有邓涛、吕磺等人。保安处的处长是周兴，负责卓琳她们工作的处长叫布鲁。卓琳她们在保安处，每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将敌占区的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剪下来，分门别类地贴在各种本子上面，供首长参考。但到底给什么首长看，她们也不清楚。
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邓发和邓小平常到保安处来玩。邓发还经常请在保安处工作的几个女同志去他们所住的窑洞里聊天，这样，邓小平和卓琳就互相认识了。不久，邓小平和卓琳由相识到相爱，终于结成了终身的伴侣。
当时我已经从中央党校毕业，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了。
我无法具体地描述卓琳和邓小平相识、相爱的过程，但是我可以根据我对卓琳的了解告诉大家：是共同的革命信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我是一九三九年三月生下我的第一个孩子黎男的。记得有一天是个休息日，我和乐少华都在家里。我正在给孩子洗衣服，卓琳、邓小平在李富春陪同下来看我们。在这之前卓琳已经对我说了她和小平之间的事情，因此我和乐少华并不感到突然。我们把他们让进了窑洞。
第一次见面，大家因为不太熟悉，还比较拘谨。邓小平和我们握了握手，客气地说：“从此以后，大家就是亲戚了。”我们也说了表示欢迎的话。
我发现邓小平是那样喜欢孩子，一边说着话一边逗着小黎男玩。卓琳和我交换着彼此会意的目光，我看出她对于这个未来的丈夫的信任、欣赏和热爱。
李富春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而乐少华又是他手底下的干部科副科长，再加上他的爱人蔡畅大姐是我和乐少华的婚姻介绍人，所以相互间自然更加随便一些。我记得李富春讲了好几个笑话，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
一九三九年九月初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杨家岭他住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
在这个聚餐会上，为两对新婚夫妇举行了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另一对是孔原和许明。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都来向他们祝福。
卓琳和邓小平结婚后没多久就离开延安，奔赴到太行山抗日前线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们来向我告别。那次只有卓琳和邓小平两个人。那天邓小平的情绪特别好，一改平时不大爱说话的习惯，和我们说了很多太行山前线的事情。我想，他的心是已经飞到那里了。当时我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是为他们倒了杯白开水。
送他们出来时，我久久地望着他们的背影，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卓琳走了，我们姐妹又分手了。这次分手，标志着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个人生活。
雷迅在陕北公学小卖部工作了半年后，被选送进了中央党校妇女培训班学习。后来，因为党校妇训班和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合并，她也跟着一起进了延安女大。一九四0年六月，她从延安女大毕业，被分配在中央总务处保管股工作。一九四一年一月，她调入延安边区保安处检察所，她就是在这时和赵文献认识的。赵文献在三边保安处工作，他到延安来开会，经人介绍认识了雷迅。后来他们结婚了，雷迅也调到了三边工作。
雷迅以她忠厚的为人，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和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而为人所称道，所以她在任何一个单位都获得了人们的广泛好评。
到延安以后，她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整天乐呵呵的。她非常庆幸当初的选择，好几次对我说：“如果我们不离开昆明
是呵，如果我们不离开昆明，我们此时此刻又在干什么呢？我们会有现在的眼界吗？会有现在的精神力量吗？我们热爱延安，感谢延安，是延安使我们成为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延安是教育我们为祖国和人民奉献终身的母亲。我从雷迅的言谈话语间强烈地感觉到她的这种心理。
在这里，我要专门介绍一下赵文献。
赵文献一九○八年出生在陕北延长一个普通农民家里，自小放过牛，种过地，在乡间上过几年学，后来还当过小学教员。一九三五年四月，陕北红军攻打宜川城时，他在群众中组织赤卫队，配合了红军的行动，这样，他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年九月，他在宜川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作秘书，并从事扩红、组织地方游击队工作。十月，他任宜川县财政部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一月，他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任巡视员。一九三九年三月调三边分区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分区保安处处长、三边地委委员。
那时候三边一带很不安宁，因为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国民党和日寇就利用当地的土匪对边区进行骚扰，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暗杀我工作人员，无恶不作。赵文献经常带领部队，配合负责保卫边区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参加清剿土匪的战斗。在那种情况下，可以想见雷迅会多么为自己的新婚丈夫担惊受怕。
大约到了一九四三年初，边区境内的土匪基本上肃清，他们的生活才恢复安宁。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边分区保安处撤销，地委成立社会部，赵文献担任社会部部长。十月，部队打下横山县城，他担任横山县委书记。后来，三边地区又有小股土匪活动，治安环境恶化，重新成立了保安处，赵文献便又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继续担任保安处处长。
雷迅一直在三边分区保安处内勤股工作。她是一个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的人，她曾经对我说：“我不敢说我能够对革命做多大的贡献，但我至少可以做到不拖文献的后腿，让他一心一意地去工作。”这样，她一个人就把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承揽下来了。她有两个儿子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生的，她既是一个战士，又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她要工作，要照顾孩子和丈夫，而她的身体又一直不好……当时我是很担心她的，可是她每次来信都说她挺好的。
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底，我们接到毛孃浦济贞从昆明的来信，信中说她和我的大侄女浦掌珠很想到延安来找我们，但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我们替她们想办法。我写信告知她有两个办法：一是参加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去；二是到重庆找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再说。信发出去以后很久，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秋天才又收到她的来信，她在信中告知我两个不幸的消息：一是说我母亲已经病逝；二是说她们因为未酬到路费，来不了延安了。那时，敌机常常轰炸昆明，她又常常胸痛咳嗽，不得已，要和全家人一齐回宣威老家。
我收到这封信，好像晴天霹雷，眼前一片昏暗。我忍不住悲痛，眼泪夺眶而出。我跑到外面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最亲爱的母亲，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的眼前又浮现了母亲背着孩子在家里、在菜地上忙碌的情景。母亲出身在一个中农家庭，她自幼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她善良、谦和，任劳任怨。她生活在一个旧时代，一生的愿望只是家庭和睦，子女安康，可她去世的时候我们姐妹三人却一个也没在她的身旁……
母亲去世得太早了，她没有来得及看到我们革命的成功，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就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心里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我的毛孃浦济贞和大侄女浦掌珠回到宣威后，不久就因为患肺结核相继撒手人寰了。这两个正值妙龄的青春少女，她们终于未能实现到延安来参加革命的梦想，未能看到新时代的曙光，未能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就匆匆地被黑暗的旧社会埋没了。在那样的时代，像她们那样的女孩子一定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