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延安在召唤
哪里有一盏指路的明灯？
北平的局势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由于蒋介石一味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日本人在华北越来越猖獗。此时此刻，我们再也坐不住了。
我前面已经说过，为了帮助我们补习功课，琼英找了她的两个同学来帮助我们，这两个同学，一个姓李，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一个叫周永生。
说到周永生，不能不先说一下当时很重要的一个青年政治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大家知道，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北平学联的领导和组织下发生的，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就得到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热烈支持，迅速形成为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同年底，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到工人、农民、商人和军队中去，唤醒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组织，实行全民族抗日救国的大联合和武装自卫的战斗。一九三六年年初，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平津学联的组织下，平津学生五百多人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深入河北省农村，运用演出文艺节目、集会讲演和家庭访问等方式，向广大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一活动迅速得到了上海、广州、济南等地学生的积极响应，他们也先后有组织地下乡，开展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此之后，为了保存青年学生中的骨干力量，坚持长期斗争，扩大抗日救亡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并在北平设立了总部。
“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取代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武装斗争的有力助手。
我到北平以后，从周永生口中知道了一些有关“民先队”的情况，他就是“民先队”的队员。
周永生每个星期定期来给我和石英辅导功课，闲谈中不可避免地要说到对时局的看法。那时候我对于“华北自治”等当时形势发展的核心内容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说到这些问题时我还是颇有自己的看法的。我丝毫也不掩饰我的观点。
我的这些议论显然引起了周永生的注意。他总是鼓励我说出自己的观点，一边听一边默默地点头。他详细地向我介绍北平的学生运动现在和过去的状况，我对于这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周永生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觉得这个人身上有我所不了解的东西。
不久，在周永生的介绍下，我也参加了“民先队”。
加入民先队后，我基本上中断了补习，放弃了考大学的愿望，一心扑在民先队的活动上。
“民先队”的活动很有朝气。琼英和石英本来是一心于学习的，她们总觉得将来到社会上做事，还是多一点文化知识的好，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容她们安心于书桌了。中国不安宁，北平不安宁，学校也躁动起来了，在大家的影响下，琼英和石英的学习成绩明显地下降了。
那时候，民先队员们个个都有上前线的思想准备。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民先队”妇女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救护训练班。我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许可以到前线去从事救护工作，了解一些救护知识还是必要的，就去报名参加了培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比张学良和杨虎诚因为屡次向蒋介石痛切进谏不被采纳，迫不得已，乃在西安毅然发动兵谏，逼蒋抗日。消息传到北平，我们都为之振奋，心想这下好了，终于可以杀掉老蒋，以谢国人了。我们当时还不具备政治上的远见，只凭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以为杀掉蒋介石，就可以扫除抗战的障碍了，根本预料不到还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才知道自华北事变后，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与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也进一步分化，争取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才是解决抗日问题的关键。
西安事变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导下获得了和平解决，从此，国共两党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国内的形势开始了新的转变。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最大程度地调动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时明确表示，如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能够将此确定为国策，则中国共产党愿本着团结御侮之诚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之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原则上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确定了两党合作的条件。后来又经过一系列艰苦的谈判，国民党终于被迫走上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道路。
西安事变之前我们已经通过不少渠道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了。我从美国人史沫特莱的《西北印象记》中知道了红军在延安的一些情况。过去红军长征经过宣威时我就曾听人们说到过许多动人故事，对红军有了很好的印象，现在从这本书中，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延安，红星照耀着中国。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努力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高瞻远瞩，令人折服。
我们向往延安。
梦里追寻
但是，如何才能去延安？我们是没有一点门路的，为此，我感到很苦恼。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
我在“民先队”救护训练班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一个老乡来看我们，他名叫张鹤。在云南时，他是东陆大学的学生，我们曾一起参加过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在一起开过会，琼英也认识他。是老朋友了，所以我们一见面就无所顾忌。他说他这次离开昆明是要到延安去，我听了非常高兴，希望能跟他一同走。他同意了，说临行时再来通知我。但临行前他来对我说，他们这次走没有女同志，怕路上不方便，并说：“我看你还是等下一回吧，下一回有了女同志，你再和她们一起去。”我虽然很失望，但还是体谅他的难处。但没过几天我就收到他从山西的来信，信中说他们这次同走的人当中有女同志，因为怕我吃不了苦，才没有让我同行。我收到这封信时真是气坏了，心想别人不了解我还情有可原，我们相识这么久，你难道也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不能吃苦的人吗？我觉得他这是在有意损我，瞧不起我。从此我整天闷闷不乐，心情烦恼。
琼英有两个安徽朋友，是夫妻，男的叫方真，女的叫李朴，他们常来看琼英。了解到我的情况后，他们说他们认识一个“大鼻子”，是他们的老乡，可以帮我解决去延安的问题。我十分感谢他们。又过了十几天，他们告诉我事情已经办成了，说：“最近有几个人要去延安，你可以和他们一起走。”
我高兴极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石英也想和我一起走，但这时候她的心脏病又犯了，我和琼英带她上了两次医院，她的病总是时好时坏的。如果这时候出发，她的身体状况显然是不行的。我们一边细心照料着石英的病，一边一次次在心里为她祷告，祈求她的病快一点儿好起来。但病魔总是缠着她，不得已，我只好一个人走了。她错过了这次机会，终于未能和我同行。
后来我才知道介绍我们到延安去的那个叫“大鼻子”的人，就是何庆施，那时候他的公开名字叫柯乃康。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参与领导华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李朴和她的爱人方真尽管都是柯庆施的同乡，但当时他们对柯庆施的身份也并不十分了解，上述情况我也是在到了延安以后才听说的。这样说起来，我是非常幸运的，从一开始我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关心与照顾。
我临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姐妹三人聊了很久。
我们好不容易聚到了一起，现在又要分手了，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好在这次我们对于未来已经不像在昆明那样茫然无知了，我们心里是有底的。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我们眼前有一条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我们走上这条路。这不是屈从于某种习惯势力的无可奈何的皈依，这是我们依据内心的要求所做的明智选择。我们知道，这条路会充满艰辛，但我们无怨无悔。
石英很为她的病着急，怕拖了琼英的后腿，也怕自己到不了延安，我们就劝她。
我说：“这次我先去也好，正好可以看一下延安的情况。如果困难不是很大，你和琼妹再一起去，要是很困难，可以另作打算……
我在私下已经同琼英说过，实在不行，先把石英送回昆明去好好看病，等病好一些了再说。琼英同意我的这个想法。
第二天，琼英、石英都到火车站来为我送行。那天，大家的情绪都不错，没有掉眼泪，没有人认为我此行会让人挂心，因为我们都知道，我是投入到新的生活、新的斗争中去了！
迢迢延安路
正是四月的天气，北平已经走出了冬季的严寒，进入了融融的春天。田野的麦苗开始泛青，路边的花朵竞相开放，绿的、白的、黄的、粉的，一路上，满眼都是盎然的春光。
我和另外四个男同志（一个年长的有四十岁左右，他是领队的）从北平坐上火车，一天一夜后到达西安。
下车以后，我们先找了一家旅社住了下来，然后，那个年长的男同志到北新街七贤庄红军办事处联系去延安事宜。
说到七贤庄的红军办事处，不能不多说几句。这里最初是中共中央设在西安的“交通站”，“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为边区采买物资、转送干部。当时“交通站”在德国共产党人、牙医博士海伯特的诊所的掩护下安全地工作了近一年时间。后来这里成为红军办事处。红军办事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孕育过程中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半公开机构，周恩来等几十位领导同志在这里协调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行动，稳定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发展同国民党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红军办事处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还承担了联络部、军委、外事等重要工作。我们来到西安的时候，它就是处在这个阶段。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办事处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简称“西办”。那时候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大力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输送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进步人士到延安进行学习考察；领取、采购、运输物资到前线和陕甘宁地区等等。尽管我们来到西安时办事处还没有更名，但是它的主要任务已同后来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有什么区别了。我们这五个人也就有幸成了“输送千千万万的爱国青年”到延安的一部分。
当然，柯庆施的那封亲笔信也起了作用，总之我们当即就获得了批准，并且可以搭乘一辆汽车到延安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上汽车，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发了。
车上装满了食品和药品，只在车厢尾部留出了不大的一小块地方，几个男同志挤在那里。司机同志照顾我，叫我坐到了驾驶室里。
从西安到延安那时还没有正规的汽车路，一路上沟沟坎坎的，很不好走，我们走了三天，才到达延安。
然而，和琼英、石英她们相比，我就太幸运了，她们真正是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路。
一九三七年，北平已处于日伪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东面是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日本在丰台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军，北面是日本驻扎于热河的关东军，西北是日本豢养的伪蒙军，只有地处西南平汉铁路线上的宛平县城和卢沟桥，成为北平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事实上，日本军队早就做好了攻占北平的准备。他们向华北增派了一个旅团，重兵屯驻北宁路，并在古北口修筑炮台，又强行进驻丰台。日本内阁确定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中间突破”、“先打中国”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方针。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准备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一举灭亡中国。
七月七比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开始了。
这天夜间，驻扎在丰台的日军第一联队第八中队擅自在卢沟桥北面龙王庙进行以卢沟桥为假设攻击目标的军事演习。日本人诡称听到宛平城方向有枪声，在混乱中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驻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军的这一无理要求。正当双方交涉之际，日军竟向卢沟桥发动了进攻，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官兵奉命奋起抵抗，日军进攻暂时受到阻止。
日本又将关东军的两个旅团，驻朝鲜的一个师团和本土的三个师团派往华北，对我北平和天津的守军形成包围态势。不久日军攻占廊坊，接着又猛攻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南苑，中国军队伤亡五千余人，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北平、天津相继失守。
这时候，琼英和石英都还没有离开北平。
我到延安以后，曾经给她们写了一封信，介绍了一下延安的情况，并建议她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早一点儿到延安来。后来我收到琼英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她告诉了我一个十分不好的消息：石英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把她送到协和医院住院了。
接到这封信，我好几天没有睡好觉。我担心石英的身体，也担心琼英一个人照顾不了她——琼英毕竟小我五岁，而且她又不擅长料理这类事情，我怕她累垮了……可是，我现在在三千里之外，又不能直接帮她一把，只能干着急。
没想到这么快北平就沦陷了。
八月八日，日本兵进驻北平，北平城里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当时，很多有钱人、学生早已离开了，北大、清华也已撤离，琼英因为石英还在住院，没有走了。听说日本兵在街上经常侮辱女学生，琼英赶紧把石英从医院接出来，和李朴、方真夫妇一起住到了一处有钱人家的宅院里。这家的主人早已走了，因为院子比较深，又比较偏僻，她们估计日本人一时还不会搜查到这里，就在这里暂时安下了身。
住了几天，她们觉得不该总是这样躲着，应该想办法马上逃出去。但如何走，成了大问题，因为当时南下、西去的铁路都已中断了，只有去天津的铁路还在运行，几乎所有南逃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火车票特别难买。不少学生结队步行到南京去，琼英很想跟着走，又怕石英受不了。正在这两难之际，还是方真有办法，他叔父是安徽省省长，在北平熟人关系多，他通过这些关系，买到了几张火车票。
琼英她们马上收拾行李，把能扔的都扔在北平，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生活必需品就匆匆上路了。她们进入火车站的时候，看到车站上到处都是日本兵，戒备森严。那些虎狼一样的日本兵，用占领者的蛮横眼光打量着每一个从他们眼前经过的人，看着谁不顺眼，就把那人从人群中拉出来，押送带走。
琼英和石英穿着普通的蓝布大褂，跟着方真、李朴，低着头夹在逃难的人群中走向站台。那时，她们的心里非常难受：祖国的大好河山，竟然让这些强盗如此蹂躏！
她们在李朴、方真夫妇的带领下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后悄悄地坐了下来。当时，谁都不敢多说话，日本兵还在车厢里来回巡逻。到天津路途并不算远，但她们这次乘车的印象却很深刻。火车上挤的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真是凄惨极了。
从天津火车站出来，下起了大雨，沿海城市特有的狂风吹得人喘不过气来。天津大街上的屋檐底下，挤满了衣衫褴褛的人，都是没钱住旅店的难民。旅店里也挤满了人，要找住的地方极为困难。最后，她们在一个拥挤不堪的旅店里打地铺才住了下来。
她们一行九人，除了琼英、石英、方真夫妇外，还有李曾洁。张煜、苏继武和方真的弟弟方运孚等。在天津，她们又是通过方真的努力，买到了去青岛的轮船票。
轮船上的人很多、很挤，她们用一块床单铺在甲板上，总算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当时几乎所有的有点名气的人也都从这条道上走。
轮船开后不久就遇上了大风，船身颠簸得厉害，船上不少人都呕吐不止，石英尤其严重。大家看不过去了，就在一起商量，能不能想办法在船舱里给石英找个座位？看见一个船员过来，琼英赶紧过去和他商量：“我们这里有个病人，吐得厉害，能不能给找个床铺，让她休息一下？我们可以付钱。”船员很爽快，说他自己有个床位，可以让出来，钱嘛就算了，不用付了。琼英非常感激。
遇上这么一个好心人，她们这一路再没受什么太大的罪。轮船到达青岛时，那个船员一直把她们送到岸上。
在青岛，她们首先找了一个地方住了下来，把石英反锁在房间，让她休息，然后，其余的人都到大街上去打探情况。
山东的道路还算畅通。听说山东省长韩复榘同情流亡的学生，还在一些地方开设了招待所，免费为流亡学生提供食宿。
由于平津的失守，山东的形势也一天天变得严峻起来。她们在青岛没敢多住，三天后就直奔济南。在济南，她们受到了流亡学生招待所的接待，吃住都由招待所安排。
她们在济南也只住了两天，确定了去延安的路线后，马上又上路了。走到徐州，方家的三个人和她们分手，回安徽去了，剩下琼英等六人继续西进。她们坐火车走郑州过洛阳，最后到达西安。
在西安，她们还是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这期间，石英的病又开始发作了。琼英想：石英目前的身体状况，莫说到不了延安，就是到了延安，听说那里是很艰苦的，她受得了吗？于是，她就和石英商量说：
“现在，我们有三个前途，一是在西安上联大，二是回云南上联大，三是去延安。你说哪个好？”
石英坚决地说：“那当然是去延安。我们千里迢迢从北平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去延安吗？”
琼英说：“延安条件很差，生活很苦，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我就是死也要死到延安，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石英斩钉截铁地说。
琼英听了石英的话，就说：“好！那我们就去延安！”
待石英的身体稍稍好转，琼英就和她一起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联系去延安事宜。
在八路军办事处，她们对那里的人说：“我们要到延安去，我们有个姐姐在那里工作。”办事处的人没有相信她们，因为当时流亡的学生太多了，要去延安的人也太多了，人员比较复杂，没法不戒备。办事处的同志要她们出具介绍信，她们拿不出来。怎么办？这下可急坏了我这两个心地单纯的妹妹。她们跑了数千里，满腔热情地要来参加革命，没想到西安竟然不接待她们。
石英说：“现在没办法证明我们的身份。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我们给八姐写一封信去，让她从那里开一封介绍信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延安了。”
琼英觉得这的确是唯一的办法，于是，两个人一起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明了她们目前的状况，要我一定尽快把介绍信开出来寄给她们。
那时候我已经在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了，收到了她们的信，很快就把信拿去给中央组织部看了。组织部的同志对我说，你写信告诉她们到三原去找冯文彬，他在那里办训练班，我们写个信给他打个招呼，这几个人到三原可以不经训练，直接来延安。我很快给她们写了回信，但那时延安到西安的邮路是很慢很慢的，她们没有等到我的信。
就在她们心急如焚地等我的信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延安的陕北公学在三原招生的消息，她们很高兴。听说三原只招收民先队员，她们就在西安的住地找到了一个民先组织，请求那个民先组织给开了一封介绍信。拿到介绍信，她们二话没说，马上启程，步行了一整天，赶到了位于西安以北的三原县城。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旨在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延安的进步青年日益增多，为满足各地抗日斗争对干部的需要和知识青年的求知愿望，一九三七年七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这样一所学校。这个担子，落到了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张云逸。成仿吾的肩上。同年八月，陕北公学开始在延安、三原等地招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在延安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成仿吾任党委书记兼校长。
在三原负责招生工作的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冯文彬和胡乔木。
琼英她们到了三原，按照要求写了自传，还参加了可以证明她们文化程度的几次考试。
等待发榜的那几天，她们实在无事可做，就聚在一起玩扑克。冯文彬看见了，批评她们：“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闲心玩牌？！”
一周后发榜了，琼英和石英都在被录取的名单当中，和她们一起被录取的大约有三十八人。
正在这时，组织部给冯文彬的信冯文彬可能已经收到了，所以她们在三原没有参加训练，直接就被介绍到了延安。
没有汽车，她们只能步行去延安，然而这对于琼英和石英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只要能够到延安，难道还怕这几百里路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