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抉择
告别昆明
一九三六年初的某一天，我和石英离开我们的家庭，离开昆明，沿着我们自己选择的路，义无反顾地迈出了第一步。
临离开家的时候，我和石英给父母亲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了我们求学的心愿和对今后生活的态度，说明了只要家里供我们上大学，毕业后我们可以自谋生路，决不连累家庭。
那一年我父亲已经六十三岁了，而我的母亲，那些年身体一直不太好，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疼爱的女儿却要离开他们，我和石英心里都有些难受。
离开家以后我们又常常想到年迈的父母。慈祥的母亲为儿女们操劳一生，她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好，但愿她平平安安地等我们学成归来。父亲饱经风霜，他从一个马帮青年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在我们心中树立了宽厚而又崇高的形象。尽管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家，但对亲爱的父母，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清楚地知道，如果说现在的我有了一定的文化和自由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父母的恩典。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品质，他们的毅力，在我的灵魂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
我们是从位于昆明市南郊的旧火车站上火车的。为我们送行的除了我二哥以外，还有好多我和石英的同学。我们只顾和同学说这说那，倒把二哥冷落在一边了。可是二哥并不责怪，他绕有兴味地看着我们和同学告别，看着这一群女孩子们流下真挚的泪水。二哥是一个本份人，他作为父亲的长子，很早就开始和父亲分担了家庭的重担，他也上过初中，接触过社会、接触过人，他知道我们现在在学校的生活是怎样的。当他看到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或悲或喜的时候，我想，他内心一定是很有感触的。快开车了，我对二哥说：“二哥，我们走了。”二哥把一个装满吃的东西的提兜递到我手里，说：
“走吧。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在我要回转身去的时候，二哥突然又向我走近一步，郑重地说：
“小八，外面要是有什么困难，你就给家里写信……”
他仿佛有很多话要说，但终于还是什么也没有再说。
就这样，我们走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最后望了一眼我生活了近十个年头的昆明，一种难以诉说的情感油然而生。我热爱昆明，因为是昆明使我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是昆明使我知道了世界之大之广，知道了人生还有另一番境界；也是昆明使我认识了赵琴仙。王德三、马微量、宋贞和、江玉芝等等一批有理想、敢于行动的热血青年。昆明是我的再生之地，但它又使我感到恐惧：我本能地在为自己寻找新的生活，而当前的昆明则在有意无意地要把我拉回到传统生活的老路上去。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选择了离开昆明？我怕被昆明平庸的生活消磨了意志，我必须同它拉开距离，哪怕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
列车开行了，亲人们逐渐退去，昆明也退得很远了。
“明天，”我在心中对自己说，“明天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呢？”
法国人修建的滇越铁路是当时云南唯一的一条铁路，它是一条窄轨线，终点分别在昆明和越南的海防。我们乘上火车的时候，这条铁路还是由法国人在经营，这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心中也是一个块垒：中国的物产通过这条铁路源源不断地被运到了世界各地，赚来的金钱却都装进了外国人的腰包。当时昆明的学生运动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将滇越铁路收自国有，我曾经跟在游行的队伍中一次又一次地高呼过这一类口号。现在，这一切都还没有改变，这种沉重的现实压在我们的心上，多少冲淡了一些我们远行的喜悦。
和我们一起出行的昆华女中的另外两个学生，一个是雷恒芳，她是我们昆华女中前任校长的女儿，另一个叫张华，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们一样，她们为了能够离开昆明到外面去考学，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好在我们都克服了这些阻力，终于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们四个小小的叛逆者都为自己命运的这一重大转折而激动着。未来尽管仍然是不明确的，但是，我们已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我们已经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高兴吗？一路上我们一直扒在车窗前，指指点点地看着逐渐在我们面前展开了的世界。那山林中的村寨，使我想到了我的老家宣威，想到了那些至死不知世界有多大的可怜的女人们……是啊，直到现在，还有多少女人背着重负艰难地爬行在岁月的小路上，我们和她们相比，真是大幸运了！
列车穿山越岭，终于到达了终点站——越南的海防。
我们在海防停了三天，为的是等候到上海的轮船。
海防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城市，狭窄的街道，街道上出售商品的店铺，来来往往衣衫褴褛的人们，甚至连这个城市散发出的气味，都很容易使人想到国内的某个市镇。同它相比，昆明应当说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了。
在这样一个毫无生气的城市里，人们很难激发起好奇心来，所以在海防等轮船的三天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我们住的那个旅馆里度过的。在这里，唯一使我们感到新奇的是越南人说话的声音，那是一连串没有音节、没有停顿的晤哩哇啦，让人感觉他们永远都在急切地说着同一件事情，也许我们第一次听外国语言都会有这种感觉。从昆明到海防的中国人很多，所以这里的商家也都学会了几句中国话，你走在大街上，老远就会有人招呼你：“过来看一看，很便宜啦！看一看啦！”
这是很清楚的，越南的贫穷和落后是帝国主义掠夺的结果。这时的越南还是法国的属地，越南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后来，我们那班轮船终于开行了。这次乘船，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海。
我们都没有见过大海，过去，我们只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读到过赞美她的词句，我们在大脑中曾无数次想像过她绮丽多姿的神态，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了，我们怎能不激动万分。轮船开行以后，我们四个人都站在甲板上，久久不愿离开。
大陆渐渐在海平面上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线，后来，连这条细线也消失了，于是，天连着海，海连着天，而且，天是那么蓝，海是那么蓝，世界简直成了水天一色的幻景。我们四个姑娘就像刚出飞的海燕，面对这一切雀跃不已。我们在甲板上转来转去，指指点点天上和海上的奇景，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船上有这么四个没有见过大海的姑娘。
青春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把忧愁诗化为一种情绪，随时随地抛诸于脑后；也可以把痛苦从精神世界里逐出，只在那里留下期盼和憧憬；她可以无数倍地放大内心的热情，让自己的心拥抱整个世界；还可以将灰色的世界幻化为五彩缤纷的胜境，让无忧无虑的自己倘祥其中。
我怀念那个时候。
轮船从海防出发，穿过北部湾，进入琼州海峡、南海海面，四天以后到达香港。船要在香港加油加水，所以我们要在香港停留两天。
在香港，我又看见了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这些洋人一个个趾高气扬的，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这使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无情的现实：香港目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我们中国的这块国土被腐朽的满清政府割让给英国了！
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耻辱。
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在昆明度过的岁月，那时，我们也曾经为香港、为香港同胞反抗外侮的斗争游行过、呐喊过。我知道我的声音是微弱的，而且，我们的呐喊并没有改变香港的任何局面，但这并不妨碍我从神圣的方面来回味我曾经参加过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意识到，革命是一条极为漫长的道路，我们倾其一生也许都不能够看到革命的最终胜利，王德三、赵琴仙不就没有看到革命的胜利吗？我也许会像他们一样，看不到理想的结局。但那是值得的，当千百万人都那样做了的时候，胜利还会远吗？要紧的是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信念，有了这种信念，我们就会知道该怎样做、该做些什么。
香港使我想了很多很多，当我们又一次登上轮船，离开这个伤心之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思想上又一次得到了充实。充实了一些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们终于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上海。
在昆明的时候，我四哥曾给郑易里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们要来上海，并委托他照顾我们，还通知了他我们大致的到达日期。没想到，当我们的轮船停靠在上海码头的时候，郑易里已经站在码头上等候我们了，这太让人激动了！
郑易里西装革履，文质彬彬，他远远地向我们招手的时候，尽管我以前曾经见过他，心里仍然感到有些陌生。但是他对我们热情周到的接待使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姑娘很快就消除了陌生感。一路风尘，一路艰辛，终于见到我们要找的人，我们都激动万分，围着郑易里争先恐后地说这说那，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郑易里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住处，这是位于大厦大学附近的一所公寓。
为了省钱，我们四个人只租了一间房子。这是一溜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除了床铺和一些桌凳之外，就是生活必需的脸盆、牙缸之类的东西。由于东西少，屋子里看上去还是满整洁的。
郑易里帮助我们安顿好了行李物品，就带我们到附近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我们送回了公寓。
“你们都累了，早一点儿休息吧。”他说，“我会经常来看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事情尽管去找我。你们的父母亲既然信得过我，让我来招呼你们，我就要为你们负责。你们说对吗？”
我们说了不少感谢的话，郑易里很高兴，本来已经走到了门口，又返转过身来，说：
“对了，我还要嘱咐你们几句。上海是一个花花世界，人很多，也很复杂，你们在这里和人打交道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儿，不要轻信人，不要无缘无故接受任何人的好处。你们是干什么来了？是学习来了，所以学习是第一等的大事，其它都是次要的。我希望你们好好温习功课，过个一年半载，都能够考上大学。至于生活费用，我刚才吃饭时已经说了，不用你们发愁，我会在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准时给你们送来……”
我们一直把好心的郑易里送到门口。
这不是我心中的上海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她造就了我国最初的一批工人阶级，同时也造就了一批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中国共产党是在这里诞生的，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定的领导者。五卅运动以及由此而起的省港大罢工和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曾经在我幼稚的心灵间唤起一种激情的狂潮，我最初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革命活动，几乎都同“上海”这个名字紧密相连。在我心中，上海是一块圣地。
然而，我这次见到的上海却同想像的完全不一样，在这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革命气息。也许是我的交际面窄了？在这里，我除了复习功课，很少出去和别人交往。但是，即使是在这很少的交往中，我也清晰地感受到了上海这个商品社会里散发出的浓浓的市侩气息。
上海的确是一个花花世界，各色人等在这里都能够各得其所地生活。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里，紧锣密鼓地策划着政治、经济冒险；这里是外国人的天堂，在一片片中国人不得入内的租界中，运筹着侵略和掠夺中国的阴谋。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这边挥霍无度，胖得发愁，那边衣食无着，饥寒交迫。在这样的一个畸形世界里，人是很难保持常态的，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亲眼看见不少云南来的学生，为花花世界所吸引，忘记了自己的志向，忘记了家人的嘱托，用父母亲提供的学资，沉迷于灯红酒绿之中，有的甚至丧失了民族气节，和洋人搞在一起，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鄙夷这样的人。
读者想必还记得我前面说到过的那个陈绍曾，就是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间要和我结婚的那个同乡，他仍然在上海。
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到我们宿舍来看我，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上海？”
陈绍曾用一种很不自然的笑声回答了我。他看出我脸上掠过了不愉快的影子，赶忙解释说：“哦……是这样……是郑易里告诉我的。我想他是好意……”
郑易里当然是好意，他是怕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的，感到寂寞，所以尽可能多地把能靠得住的云南人都介绍给了我们。郑易里知道我和陈绍曾的关系。
身在异乡，见到同乡，很自然会有一种亲近感。我在昆明的时候，陈绍曾曾经给我写过两封信，没有谈我们的关系，而是大谈特谈了他的人生观。我听他的妹妹说他是国民党党员，我想他的人生观和我的人生观是两回事，我不愿和他谈这些。接到那两封信以后，由于没有什么心情，我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已经又是几年过去了，现在，我们之间既然没有了那层关系，正常交往，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我对于他的到来也还是欢迎的。那天我们几个人谈了好长时间。我们谈一路的见闻，他谈上海的奇闻轶事，就这样，我们渐渐地随和了。
那天陈绍曾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接待他，所以他很兴奋，话说的特别多。临走的时候，他特意看着我的眼睛，说：
“我走了，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请吩咐。”
陈绍曾走后，雷恒芳对我说：“你的这位同乡怪有意思的。他很有风度，是吗？”
我没有回答。
陈绍曾在大厦大学念书，离我们住处近，他上完课，没事的时候就常过来坐坐。他是国民党员，对一些问题的观点，我们的看法不可能一致，因而一般都是他说的多，我在旁边听着，很少和他交谈。他约我出去游玩，因为当时复习功课紧张，我一次也没有答应过。
有一天晚上，陈绍曾又到我们这里来了，说要带我们去跳舞。我们都不会跳舞，便推辞着。
他不相信，说：“昆明还不至于那样落后吧？你们上了六七年学，竟然连跳舞也没有学会？”我觉得奇怪：一个学生，怎么会去跳交谊舞呢？云南没有这种风气。
我们真的不会。
“那这样吧，”他说，“你们去看一看，开开眼界……这样总可以了吧？”
雷恒芳和张华首先被说动了，石英也动员我：“去看一看吧？”
我不想扫大家的兴，就同意了。我也想了解一下所谓的舞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穿上干净衣服，就跟着陈绍曾往街上去了。
那时候学校里面还没有舞厅，要跳舞只能到街上营业性舞厅去。早就听人说那里乌七八糟的，所以，虽然好奇，我也还是一次都没有进去过。
我们跟陈绍曾进了一个中等规模的舞厅。
不大的舞池里拥挤着一对对油头粉面的男男女女，留声机里播放着软绵绵的歌曲。一些打扮妖冶的伴舞小姐在人群中搔首弄姿，等待着邀请，其中的几个显然同陈绍曾认识，远远地向他打着招呼……
陈绍曾不能撤下我们，而且，他不相信我们真的不会跳舞，所以执意地邀请我们：
“……不会也没关系，我带一带，你们就会了……”
可是我们连让他带一带的意思都没有。我看他挺为难的，就对他说：
“你自己去跳吧，我们在这里看看就行了。”
陈绍曾做了个遗憾的表示。
“那我就不客气了。”说着，他转身走了。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向离我们不远的那几个伴舞小姐，用娴熟的动作邀请了其中的一位，两个人很快就旋转到舞池中去了。
雷恒芳、张华她们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虽然很拘束，似乎还满有兴致，我却感觉乏味透了。
“十妹，我想走了……”
“走？咱们还是一起回去吧？”石英总是要顾及所有人。
就这样，我们和雷恒芳、张华一直等着，看着陈绍曾和那些伴舞小姐们跳着一个又一个节奏快慢不等的交谊舞。散场后，我们一起回到公寓。此后我们再也不去舞厅了。
……
我们这些云南来的学生，文史哲的底子都比较扎实，不用怎么复习就可以应付考试，但是数理化的基础就比较差了，得奋力才能赶上别人。到上海以后，我们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这几门功课上。
我们一边复习，一边留心着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后来我们看到无锡农业大学要招生，我和石英就到招生点去报了名。张。雷二人想考上海的名牌大学，她们没有和我们一起去。
我在幼年时就常跟母亲在菜地里种菜，自己也喜欢在边角地或在花台上种点自己喜爱的植物。到昆明上学后，我也喜欢看些有关植物种植方面的书籍。后来，一个老乡从无锡农业大学毕业回到昆明，和我们说起了无锡农大的一些情况，我很感兴趣。这次到上海，我就是想来报考无锡农大的。
报名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有针对性的复习阶段。
就是在这时候，石英的身体出了问题：她的心脏病又犯了。她感到心慌，胸闷，根本读不下去书。我带她到医院去看了一下，医生给开了一些药，嘱咐我们要静养，于是，我就让她躺在宿舍里休息，不要再复习功课了。石英外表很柔弱，但内心也是很好强的，身体只要稍稍好一些，她就捧上书本温习起来。我当然是理解她的——我们实际上是走了一条背水一战的路：必须考上大学，否则我们将无路可走。她一方面是在为自己努力，另一方面，也怕拖累了我。不管我怎样劝说，她都不听。
考试那天，她的身体情况很不好。我对她说：“算了，咱俩都不去了。”
她却执拗地说：“那怎么行？机会很难得，我们又进行了这么充分的准备，怎么能不去呢？”
我扶着她一步步走到了考场。
……
她尽了力，但仍然没有考上，我们只接到了我一个人的录取通知书。
她是很伤心的，但是她尽量不在我的面前流露出来，反而竭力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筹划开了未来：
“八姐，你也该做做准备了。你安心去上学，反正无锡离这里不远，你还可以经常来看看我。我就在这里再好好复习一下，争取明年……”
我打断了她：“十妹，别说了。你现在身体还是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离开你呢？我想好了，我放弃掉这次上学的机会，不去了，我在这里陪着你，我们一起复习，明年一起再考……”
“不行，”石英急切地说，“那怎么行呢？我绝对不答应你这样做！”
——她不答应也没办法了：她的身体情况急剧恶化起来，我赶忙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上海我们举目无亲，我不陪她谁来陪她呢？
石英住院期间，郑易里、陈绍曾都曾经几次去看望过她，里里外外帮了我们不少的忙，没有他们，我真不知该怎样熬过那一段时间。
我没有去上学，但我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按照它的计划安排着我们的未来，而这个未来才真正是我们所刻意追求的。
找琼英去！
石英在医院住了十几天的样子，病情就开始好转了，她出院以后，我们就又回到了大厦大学附近我们住的公寓。那段时间，我和石英尽量不谈考学的事，我想让她好好养病，等完全恢复了，再从长计议。
我感觉很郁闷。上海，那些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那些共产党员的呐喊，仿佛都远远地消逝在以往的岁月之中了，留在我们眼前的只是有钱人的醉生梦死，穷苦人的悲愤叹息。我明白，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形势发展了，斗争的形式也发生变化了……可我们干了什么？我们除了为自己的前程苦读了几本书之外，又干了些什么？
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石英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
与此同时，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一天天突出了起来。
有一天，石英突然问我：“八姐，你觉得上海怎么样？”
我脱口而出说道：“不怎么样！我烦透这块地方了！”
“我也是，”石英悠悠地说道，“我总觉得我们和这个城市隔着什么，不能把自己融入到这里的生活中去……”
“我压根就没想把自己与那些少爷小姐们看作是同类的人。”我有时候说话是很偏激的。
石英笑了笑，表示理解我要表达的真实意思。
“是我拖累了你。”
“不是。即使我在这里上大学，我也不会觉得这里有多么可爱。你知道吗？我甚至很怀念在昆明度过的那些岁月呢，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很充实……”
“你是说你和马微量、宋贞和她们……”
“是的。你看看我们现在……我真的害怕哪一天我也变成了一个庸俗的人，和眼前的世界认同了！”
石英笑了，现在只有她最了解我了。她已经知道我和陈绍曾走不到一起，但是，她还是有一些疑问：
“你总是把陈绍曾说得那样与你格格不入，这是你的不对。其实，说真的，他也有可取之处，我看他对你也不错，他受过新的教育，不会像旧社会的男人那样粗俗。”
我说：“石妹，我与你看法不一样，陈绍曾不是我理想的人，这次见面我更肯定了我们之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深深的鸿沟。”
石妹说：“也是，人各有志，他是个国民党员，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你是与他绝不类同的。我了解你和他趣味不同，当然也就无法长期相处，这一点我能理解你。”
我说：“十妹，你真了解我！”
后来，我们又讨论了我们今后的行动，当然最好是到北平去。一方面，那里有琼英，另外更吸引我们的是那里是全国有名的学府所在地，蓬蓬勃勃的革命潮流不是从那里爆发的吗？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就是在那里发动的，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炎黄子孙，喊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这就是我们理想的所在，我们向往的地方。
我们把意见向郑易里说了，他也赞同我们的意见，就替我们办理到北平去的一切手续，结清公寓的房费，买火车票等等。同时我们也收到了琼英的来信。她当然欢迎我们去北平，还告诉了我们她的住址，让我们把启程的时间告诉她，并告诉她车次和车厢号，她要来接我们。
在离开上海时，我认真地和陈绍曾谈了一次话。他提到了我们的婚姻问题。我说我的态度你应当是清楚的：第一，我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的之言，是不能成立的；第二，我们信仰不同，走的不是一条道。今后各走各的路，谁也不干涉谁。过去我们没有机会当面说清，今天当面说清了也好。
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态度并不十分赞同，但我的理由是充分的，他无言以对。沉默了片刻，他说：“现在不提这事，反正时间还长，我们都还在读书，以后再说。”反正我已明确地表明了态度，至于他怎样想，我已经没必要再操心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天，我和石英终于乘上了去北平的火车。一声汽笛长鸣，我的思絮飞向了远方。
北平：波澜壮阔的城
终于又见到了琼英。
尽管相隔五年，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她也看到了我和石英，高兴地喊着我们，向我们跑了过来。
我们告诉了她所乘的车次，她带着几个同学一起到车站来接我们了。
姐妹重逢，分外亲切，彼此都有无数的话要说，大家第一个印象都是：对方长大了。
为了我们的到来，琼英特意在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租了一套里外两间的平房，我们又能住到一起了。
一九三一年秋末，琼英在南京同云南青年学生体育代表队分手，只身一人来到了北平。
起初她投靠我们的远房表姐李含珍，就和李含珍一起住在学校宿舍。李含珍是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个大学生，她给了初到北平的琼英不少帮助。后来，为了不影响表姐，同时也为了自己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复习功课，琼英提出搬出去住。李含珍挽留不住，热心地推荐她到离她们住的地方不远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宿舍去住。
云南和北平在教育程度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琼英进行了艰苦紧张的复习，先考入春明女中补习功课，以后又进一个暑期补习班，经过一段时期补习，考入了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即现在位于西华门的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在女一中，琼英学习很用功，她上课用心听课，下课后先把作业做完，然后还要看一些课外读物。
那时候，家里每个月给她三十块大洋的生活费，数目不小，但她还是常常入不敷出。她爱玩，节假日经常和在青年会认识的两个安徽朋友一起去听名角的京戏。
琼英最初并不想关心政治，她只乐于当一个逍遥派，但当时的北平爱国气氛高涨。
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北平成了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独占中国的既定方针，从一九三五年起就全面加强了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不断制造事端，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面前，国民政府一味妥协退让，竟然在这一年颁布所谓“敦睦邦交令”，严禁国民的一切“排日”、“反日”的言论行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觉书”及附带事项。何应钦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条件，其内容包括：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所有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河北省主席和北平、天津两市市长；取缔一切抗日团体的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日本在迫使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取得对冀察两省的控制权以后，马上又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策动华北五省（冀、察、绥、晋、鲁）“自治”，以“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下同‘满洲国’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区域”。国民政府不能容忍华北自治，却又慑于日本的武力威胁，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几经演变，将以上诸地权力机构变成了具有相当大独立性的半“自治”政权。
在华北局势日益恶化，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形势下，广大青年学生再也不能安心读书了，他们深深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北平的学生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北平学联的领导和组织下，北平的大中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汇聚到中南海的新华门，向何应钦请愿。
在这个游行队伍里，就有我的妹妹琼英。她和同学们肩并肩、手挽手，一路高喊着口号，勇敢地向前。那一年她十九岁。
青年学生们明确要求：一、反对所谓“防共自治”运动；二、公开宣布中日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领土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六、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当游行队伍行至南长街、北长街及南北池子等地时，遭到了军警的野蛮镇压。广大学生在北风刺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同使用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搏斗……
几天后，琼英又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规模更大的一二·一六运动。
琼英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和石英如身历其境。一二·九运动发生的时候，我和石英都还在昆明，这场运动波及到了全国许多城市，昆明也不平静，学生们也都积极响应了北平学生的抗日运动。那时候我正在家里思考着下一步迈向哪里。现在，我们身在北平，切实地感受到对人民命运的忧虑，内心便有了一种使命感。我觉得琼英处在这个有着勃勃生机的环境里是幸运的，和她比起来，我们过去所处的环境是闭塞狭隘的。
在我和石英到北平以后的安排上，我们很愿意听琼英的意见。
琼英说：“现在的局势仍然是不稳的，朝哪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都有。我的想法是，你们既然是来读书的，就暂时先安下心来读书，局势若还能够平稳发展，那么就按照原先的计划考大学
我和石英都赞同她的想法，于是，我们就和琼英一起住下来了——她继续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我们则再一次开始进行复习。
琼英是这一年年初考入北京大学的。从北平第一女子中学毕业的时候，为了考上理想的大学，琼英着实下了不少功夫。有一段时间，她几乎天天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北平图书馆复习功课。那时候，北图就在北海的旁边，离她住的地方很近。由于去看书的人很多，图书馆的座位又少，她们每天都不得不提前去抢座位。因为座位难抢，所以抢到了座位就舍不得离开。每天，她们都是买上几个冷馒头带着，饿了就啃上几口，这样，一坐就是一整天。她最初选择了燕京大学生物系，打算从这里毕业以后再考协和医科大学——她小的时候就有当医生的强烈愿望。但是，经过考试，她的外语不及格，没有被录取。她同时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结果是一考即中！而且，她是那一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唯一的女同学，也是女一中唯一考上北京大学的学生！
据说她考北大的成绩中，化学分比物理分高，学校的老师曾动员她上化学系，她不愿意。她说：“我对化学不感兴趣。”
当时的北京大学分为很多学院，物理系属于理学院，就在现在的沙滩。我和石英来北平之前，琼英一直住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我们来了之后，她才和我们一起住到了中老胡同。
我们在一个小饭馆里包饭吃，包饭很便宜，吃的也很简单：早上是一碗豆浆、两根油条，中午和晚上除了馒头或米饭之外，就是一个菜一个汤。但那时我们都年轻，吃得很香甜。
为了使我们尽快把学习成绩提高起来，琼英为我们找来了她的两个同学，专门辅导我们。这两个同学分别帮助我们补习数理化和英语。
琼英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一帮朋友，这些人也经常到我们住的地方来找她，我和石英自然也和他们混熟了。我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有时我们还一起到天坛、颐和园等公园去游玩，毕竟都是年轻人，大家在一起玩得非常开心。
我们也去过圆明园废墟，在那些参差不齐的残垣断壁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耻辱。圆明园使我们想起了祖国的不幸、民族的不幸，想起了当下我们祖国和民族所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危机。祖国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祖国在受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应当行动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肩负起拯救祖国同时也拯救我们自己的重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北平的大中学生到景山集会，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我和大家一起以静坐的方式抗议反动政府不抵抗的卖国行为。那天，我们唱了不少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救亡进行曲》……许多从东北流亡关内的学生在纪念集会上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犯下的滔天罪行，说到动情处，所有的学生都挽起手来，悲愤地唱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离开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这是东北沦亡的悲声，也是华北危急的呐喊。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每一个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更何况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在这里，我更加深切地明白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